怎样建造一个真正的五族共和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怎样建造一个真正的五族共和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三、怎样建造一个真正的五族共和

“建设一个真正的五族共和，最要紧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建筑四通八达的道路，二是实行四通八达的教育。道路可以沟通物资上需求和供给；教育可以沟通精神上的贡献和缺乏。”（Ⅰ，605）“拿教育的精神和方法来把五族的同胞都培养到一个相知、相爱、相敬的地位，培养到一个亲兄弟的地位、也是我们五族教育界同志的责任”（Ⅰ，607）

五族共和不是一跳就到的，中华民国也不是一呼就来的。陶行知做了一个比喻：五族共和如同婴儿出世一样，只取了个名字是不够的，必定要用尽心血去教他，养他，才能使婴儿茁壮成长，然后成家立业，其艰辛不言而喻。

陶行知还指出：“我们五族同在一个国旗下做国民，必定要有必不可缺少的精神，才能图存。我觉得这种精神，有共同不可少的，有相互不可少的。”（Ⅰ，605）这里陶行知注意到民族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少数民族自有其特殊性。

在《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1925年8月）一文中，陶行知提出：“培植蒙贤治蒙、藏贤治藏。并培植五族共和之公民资格，以谋国内民族之合作。”（Ⅱ，264）这是培养民族干部的一条基本方针。(www.guayunfan.com)

陶行知反对中国教育官的刻板划一，他说：“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做梦：全国教育一定要用汉字普及，甚而至于蒙古教育要用汉字去普及，西藏教育要用汉字去普及，这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清醒吧！运用各民族自有的大众语及文字符号去普及现代生活教育是最快的方法。”（Ⅲ，264）从这里可看出，这不只是教育官的思想方法片面，实在是与共和政体不相符合的政治上的错误。这在多民族的中华民国里，不尊敬少数民族的文化与语言文字，就很难实现五族共和了。

在《实施民主教育的纲要》（1945年5月）里，陶行知也谈了类似的问题。他说：“民族教育现在也成一个问题……我们对于回族、苗族等小民族的教育，强迫他们学汉文，还要用汉人教师去教他们。但民主教育是让他们学习他们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字的，就帮助他们制造文字，让他们自己办学校，训练各民族的人才来教育他们自己的人民。过去蒙古人受教育时，是雇人来上课的。这种教育又有什么用？”（Ⅳ，576）陶行知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一贯反对“包办”两字，在民族教育中他也坚持这个原则，他多次强调“蒙贤治蒙”、“藏贤治藏”，坚持自治的原则。也可以说，这是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一元论”，他相信只有坚持“天下为公”的原则下发达民族真诚地帮助少数民族培养出本民族的人才，少数民族才有希望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发展自己，缩小同其他民族的差距。民族的发达与欠发达之间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双方真诚的努力是可以互利互动的。

边境所用新书，每年要一年半载才能收到，陶行知建议发起购置普及教育飞机数架，专为民族地区输送文化及推进普及教育之用。邮局对于边疆视同外国，例如西藏、新疆邮费之贵，几乎使现代中国文化不能到达，而外国的文化是容易接近，这是一项急需革除的弊端，使全国各地邮资一律，以谋内地与边疆文化的沟通。这是70年前的一项建议，看来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再则，在1934年，陶行知还曾建议编写特殊民族的教科书，“这样，使百川分流，泽民万方，合于教育机会均等之旨”。（Ⅲ，581）

陶行知毕生关注着民族教育事业。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归国的第二年，即1918年5月，在《师范生应有之观念》一文中，就提出西藏、蒙古的教育问题，以后他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期间，每次开年会，都要关注少数民族代表是否到会。

教育改进社在1922年第一届年会时，只有汉、满两族的代表参加，没有贵州、新疆、热河，川边、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他为此而感到焦虑。在1923年第二届年会时，陶行知在报告中说：“鄙人尚有恳求诸位协同进行者，为社员推广一事。中国幅员虽广，然本社社员无地无之，惟热河、贵州、蒙古、西藏等处，尚无其人，是为缺点。以后总望诸位多多介绍，庶众志可以成城，而效果布满全国矣。”（Ⅰ，544）

在1924年第三届年会时，陶行知在社务报告中说：“如前两次无蒙古代表；中国为五族共和，本届有三兄弟（指汉、满、蒙）到会。下一次，更希望有四弟五弟到会。”（Ⅰ，637）在本年的3月17日申报馆《教育与人生》第22期发表了陶行知的文章《五族共和与教育者之责任》，这是陶行知关于民族教育的基本考虑，也是作为改进社总干事任内改进社的一项工作方针的阐述。同年8月，又在《申报·平民周刊》发表《外蒙古独立之回想》一文。可见，蒙古民族的教育己引起陶行知的格外注意，所以第三届年会特设蒙古教育组，专题研讨，第一次会议讨论中华教育改进社关于提倡蒙古教育之初步教育计划，共12案。蒙古代表郭道甫先生（海拉尔中学校长、内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参加本届年会。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了蒙古教育计划和教育方针。本届年会第一次学术会议，专题讨论蒙古教育方针，陶行知报告建议蒙古教育方针。

在1925年第四届年会时，陶行知在社务报告中说：“从前开会，社员仅限于汉、满、回三族，今年则蒙古、西藏均有代表莅会。聚五族兄弟于一堂，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莫大幸事。”（Ⅱ，246）从改进社历届年会出席代表的情况看出，民族教育事业步履之艰难，但陶行知一直在关注着民放教育事业的发展。从1919年4月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提出“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到1945年5月发表《实施民主教育的纲要》中再次提出“民族教育现在也成一问题”，前后历时26年，陶行知始终不懈地在为民族教育事业操劳着，开拓着。

注：五族共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五族共和是指主权归汉、蒙、满、回、藏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所共有，实行民族合作与民主平等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