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期刊的繁盛_20世纪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期刊的繁盛_20世纪中国教育

第三章　中国教育期刊的繁盛

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建立，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为巩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临时政府颁布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改革措施。在文化、新闻出版方面，鉴于清政府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压迫和人民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孙中山新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3月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人民享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由此，“新报馆纷纷成立，盛极一时”[1]。

在教育方面，厘定怎样的新生共和国的教育方针来替代前清的教育宗旨？建立怎样的学校教育制度来彻底改订清末学制？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共和国民？一系列重大而现实的教育问题摆在中国教育界和刚刚成立的教育部面前。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经过教育界认真探讨，方能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当时教育界就厘定新教育宗旨，创建新学制的问题在报刊等媒体上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为教育期刊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和学术氛围，教育期刊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像《教育杂志》和陆费逵新创办的《中华教育界》这样有深远影响和持久生命力的教育期刊相继产生，成为人们探讨教育问题的园地。无论是官方教育机构，还是民间教育团体、图书出版机构，以及大、中、小学校等都意识到改革旧教育重在思想观念的转变，因此，都把宣传工作视为要务而热衷于创办自己的教育期刊，或参与教育问题的探讨，或介绍外国进步的教育思想，或宣传自己的教育主张，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第一节　官方教育期刊数量继增

官方教育机构一方面因沿袭清末创办“教育官报”的做法，一方面出于教育重建，各种政策、法律确实需要迅速通过教育期刊传达到民间的考虑，在民国初期，从中央到地方，教育期刊数量空前猛增。其间虽然经历袁世凯复辟帝制一类的闹剧，不过，出于统一全国教育事业，或者培植各自人才的需要，各种政治势力一直没有松懈对教育期刊的创办。据不完全统计，仅1912—1919年，全国各省、市、县等教育机关创办的教育期刊历年新增总数在30份之多，如表3[2]所示。(www.guayunfan.com)

表3　民国初期（1912—1919年）官方教育期刊一览表

续　表

以上教育期刊与清末“教育官报”相比较而言，也多侧重于教育政策的宣传，但是，其中不乏注重教育研究者。如，北京京师学务局于1914年创办的《京师教育报》，曾被上海《教育杂志》向全国教育界极力推荐：

本报登载关于教育及学艺之事项，以广教育界之见闻，研究教育改良为宗旨。内容分为插画、法令、文牍、论说、译述、查学报告、劝学、纪事、社会调查、宣讲、资料、模范教案、优良成绩、教育实验、教育纪闻、教育小说、读物介绍、各报择珍、传记、图表、丛译、附录二十门。每期登载十门以上，执笔政者，均精深于教务经验，最当于教育学理及应用之研究，确有心得，选材精当，立言切实，实首都教育界唯一之善本，学校教员之良伴侣也。不独京师学界，宜人手一编，凡各地从事教育诸公欲见京师教育界之真相，以期共同研究，一致进行者，尤不可不购置座右，藉资参考也。[3]

由此看来，该刊无论在刊载内容还是在学术水平方面，均不逊于当时全国流行的上海《教育杂志》。

第二节　图书出版机构在教育期刊方面的竞争

陆费逵于1912年1月1日创立中华书局后，即与商务印书馆展开激烈竞争，各省凡商务印书馆有分馆的地方，中华书局也必在此地设立分局。在教育杂志方面，中华书局亦不示弱。陆费逵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并主编《教育杂志》，对商务印书馆各种杂志的特点了如指掌，他巧妙地借鉴商务印书馆的著名杂志编辑栏目和编辑形式，利用其影响，创办了自己书局著名的“八大杂志”。这些杂志都可以在商务印书馆的杂志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如表4所示。

表4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创办杂志（期刊）对照表

续　表

《中华教育界》是陆费逵创立中华书局后，与老牌的商务印书馆在期刊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的直接产物。它于民国元年在上海创刊，中华书局总发行，是中国近代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教育刊物之一。

该刊“以研究教育，促进文化为宗旨，凡有关于教育之学理、事实足以助人研究，发人深省者，或撰或评随时择要刊登”[4]。该刊在复刊第1卷第1期的《复刊词》中说得更加明确：“本志一贯地本着为民国教育服务的宗旨，对于新兴学术思想的介绍，和国内外教育上的各种创制和实验的报道，历来也都曾尽了相当的力量，从没有间断过。”即旨在广泛探讨新的教育理论、教育内容、教育政策、教育设施和教育方法等。主要栏目有“教育评论”“教育论著”“中小学教育研究”“国外教育译述”“国内外教育新闻”等。此外，还吸取《教育世界》和《教育杂志》等教育期刊的编辑特点，在每期封面显要位置登有国内外著名大、中学校校景及教育界重要活动照片，为教育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图片资料。至1937年8月，第25卷第8期时，因为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而被迫停刊。1947年1月复刊后致力于“教育普及于全国”“文化深入于民间”，以及传播新的教育学说和方法。大量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提倡科学教育、电化教育以及卫生与健康教育、生活教育等。同时，也传播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于1950年12月停刊。

《中华教育界》创刊伊始影响并不大，陆费逵便依托他当时主编的《教育杂志》来扩大其影响。借助民国初期教育改革这股东风，陆费逵于1912年1月10日在《教育杂志》第3年第10号上刊载《敬告民国教育总长》和《民国普通学制议》两篇大作，阐述自己对教育改革的看法。这很快引起包括蔡元培在内的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蔡元培于1912年2月8—10日首先在《民立报》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后改题目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表达了对教育宗旨及学制问题的意见，后《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均转载。由此可见，蔡元培对于《教育杂志》编辑陆费逵等人的“敬告”十分重视，并身先士卒对民国教育方针的整体构想从理论上进行系统探讨，引起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参与了讨论。这种讨论氛围无疑是陆费逵推广《中华教育界》的最佳时机。

1912年1月25日，《中华教育界》及时转载了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已刊发的两篇文章。此外，还刊载了汪涛的《论民国当确定教育宗旨》《二大共和国之学制》、何振武的《敬告民国办学诸君》、蒋维乔的《教育总长蔡孑民传》等有关教育部和共和国教育宗旨、学制等教育方面重大问题的文章。《中华教育界》对以上文章的发表，使其很快成为当时教育界又一重要论坛，为世人所注目。

陆费逵是蔡元培的好友，深受其影响，对教育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试图为振兴民国教育而献计献策，其爱国之心不容泯灭。同时，他还是一名教育期刊出版与编辑方面的巨匠，利用《教育杂志》所发表文章的影响，为《中华教育界》巧妙地做了一次广告宣传，很快扩大了它的影响。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该刊第1期创刊时只有以上四人和庄泽定一共五个人撰文，到后来教育界人士踊跃投稿，《中华教育界》逐渐扩大版面，影响日益扩大，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并且一直坚持发行到1950年12月。可以说，这与陆费逵为之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

除《中华教育界》和《教育杂志》外，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7月发行《学生杂志》。中华书局亦不逊色，于半年后，即1915年元月发行了《中华学生界》。

《学生杂志》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辅导型教育期刊。1914年7月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原名《学生月刊》，1920年改用本名，月刊。第1卷仅出6号。第2年起按年分卷，按月分号。该刊先后由朱天民、符涤尘、张明养、谭勤学、王学哲等主编。为刊物撰稿的主要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占九成以上。以学生为服务对象，注意刊发学生言论和学习心得，使《学生杂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生辅导型教育刊物。

《学生杂志》专门设有“论说”“修养”栏目刊载宣传爱国、加强学生道德品质修养的文章，如第1卷第1号的《论青年求学当先确定宗旨》《新民救国论》《论今日之德育》等，第2卷第2号的《学生之责任》等文章；“学艺”栏目刊发有关传授学习经验、各科习题演算、自然地理以及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与解答等方面的文章，如第1卷第1号中的《用脑之方法》《代数学问题演草》《三角法与代数学公式之变换》《对于算学研究上之心得》《彗星考》《南海与世界之关系》等；“学校状况”栏目主要介绍国内外著名大、中、小学概况和章程等，如第1卷第1号上刊载《清华学校章程》，第2卷第2号有《香港大学节略》等；“文苑”主要刊载散文、游记、诗歌等；“小说”栏目刊载教育小说和学校剧本；“通讯问答”“记载”等栏目介绍国内外教育和其他新闻事件。此外，“英文”栏目刊登中英对照的讲义、学生作文、诗歌及散文等。1913年11月出至第18卷第11号后曾停刊。1938年12月在香港复刊，卷期续前。到1941年第21卷第11号后又停刊。1944年12月在重庆复刊，卷期仍续前。1946年迁回上海出版。

《中华学生界》，月刊，1915年1月创刊，在上海出版，由中华学生界社编辑及发行，是中华书局在上海出版的八大杂志之一，也是一份面向大、中学生的辅导型教育期刊。

它以培养学生品德、指导学生读书、介绍国外科技文化，作为自己的宗旨。正如《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1期中刊发的关于《中华学生界》的征订广告指出的：“吾国学生，课外阅读之书报至为缺乏。本界之刊（《中华学生界》）专为弥此缺憾，期裨益学生之身心，补助教科之不及。以为学生之良师益友。其注意之特点如：（一）涵养道德；（二）增进常识；（三）发挥国粹；（四）奖励尚武；（五）开明新理；（六）纂述学说；（七）扩充见闻；（八）补助修养；（九）注重生活。其余文艺、问答、记载、成绩、附录五门附刊编末，不分门类。”

具体来说，刊载内容涉及学生思想品德修养、科普文章、名人传记、游记小品、短篇小说、试题征答、优秀习作、外语学习等。所刊载文章有一半译自美、英、德、日等国的报刊，基本以向学生介绍国外教育科技动态为主。主要撰稿人有陆费逵、刘半农、沈恩孚、林则蒸、张士一、吴家煦、严桢、天笑生、青霞、陈霆锐、范石渠、王治、丁锡华、陈海澄等，周建人和冰心也发表过文章。此外，受《学生杂志》的影响，《中华学生界》也很注意吸引中小学生的参与，每期留有1／3的版面用来刊载学生撰文。

在大量刊载指导学生学习的文章，确保该刊的教育辅导性的同时，《中华学生界》的编辑们还很注意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生生活和校风等方面的情况，以开阔师生的视野，利于国内新教育的发展。此类文章有：《美国之黑人学校》（第1卷第1期）、《东京家庭学校参观记》（第1卷第2期）、《德国之中学生》（第1卷第9期）、《法国之学生生活》（第1卷第9期）、《德国学生之活泼生活》（第1卷第3期）、《美国之学童》（第1卷第10期）、《德国大学校及大学生》（第2卷第2期）、《学校中之新闻事业》（第2卷第3期）、《德意志之学制》（第2卷第4期）、《欧美大学之制度及组织》（第2卷第4期）、《美国校风谈》（第2卷第5期）、《蒙铁梭利教育制之体用》（第2卷第5期）等。“在刚废除封建旧教育的中国，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实质上是对新教育的支持和引导。”[5]

第三节　教育团体的积极参与

除了图书出版机构在教育期刊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外，民国初期各种教育社团也纷纷创办自己的教育学术期刊，发表自己的教育主张。仅1912—1919年历年新增期刊总量就在28份左右，基本与纯粹官方教育机构创办的教育期刊规模相当，如表5[6]所示。

表5　民国初期（1912—1919年）教育社团创办教育期刊一览表

续　表

显然，沿袭清末官民结合的各级教育会、教育研究会无疑是团体教育期刊创办的主要力量。其中，创刊较早并且创办较具特色的有江苏教育总会的《教育研究》、云南教育总会的《云南教育杂志》和浙江教育会的《教育周报》。

《教育研究》，是民国初期，即1913年5月，江苏省教育总会在上海创办的教育刊物。江苏教育总会前身为1905年清末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省教育团体——江苏学务总会，旨在研究本省学务得失，图学界之进步。1906年7月清学部颁布教育会章程后改名为江苏教育总会。举张謇为总理，后改称会长，蒋炳章为副会长。1912年，该会改称江苏教育会。

开展教育研讨是其主要活动之一。1913年鉴于“前所编著止于文牍，不能得教育之真诠，证社会之心理”，于是议决出刊《教育研究》，“意在征求教育界之新经验、新学理，按期发表，与邦人士共同探讨，以鼓舞全国研究之精神。”[7]即以面向教育实际，总结经验，介绍新理论，促进教育界学术交流，鼓舞全国研究精神为宗旨。初为月刊，从1916年4月的第27期起改为季刊，为综合性的教育刊物。该刊较早、较有系统地介绍了外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对当时中国的教育问题发表意见，反对封建式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主张用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改良中国的教育；曾大力提倡实用主义教育和职业教育，对民国初期的教育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1931年12月停刊，共出32期。

该刊月刊时的编辑人为王朝阳，字饮鹤，笔名野鹤，常熟人，时年31岁。他担任师范学校职员、教员11年，后为江苏第一师范学校学监、常熟县教育会会长。1912年冬，赴日本考察师范教育，回国后将其考察所得写成《日本师范教育考察记》。1913年3月到教育会视事，两个月后创办《教育研究》。自季刊始，实行分期委托编辑制。

《教育周报》，1913年4月1日由浙江教育会创办，作为省教育会“发表意思之用”的主要喉舌。周出1期，每期约2万字，至1919年3月30日，历时6年，共出版235期。所辟栏目有25个之多，以纪闻、法令、时评、学术（思潮）为最常见。主要从事译介国外进步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教学方法，传递国内外有关教育变革的新闻、消息，探讨教育改革的实施办法，通报该教育会所举办的各项教育事业等活动。[8]

《云南教育杂志》是云南教育总会会刊，1912年6月创刊于昆明。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创刊号上设有“论说”“学术”“译述”“教法”“教材”“管理”“传记”“报告”“纪事”“时评”“文艺”等栏目，侧重从理论上阐述教育的宗旨，探讨教育管理和教育规律。

由此可见，中华民国的成立带来了相对民主、自由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使教育期刊事业得以较大发展。而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更加促进了各种进步文化团体的产生，“新文化运动在进一步发展，规模在不断扩大，声势在不断高涨，于是就有文化社团的蜂起。”[9]各种民间性的教育社团也得到空前发展。与之密切联系的社团教育专业期刊也得到发展。较具影响力的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教育与职业》、新教育共进社的《新教育》《新教育评论》等。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期各高校甚至是中小学也开始成立教育团体，纷纷创办自己的教育期刊，如北京高等师范学堂平民教育社创办的《平民教育》杂志。

《教育与职业》，1917年10月在上海出版创刊。初为双月刊，自第17期起改为月刊。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发行，为该社的机关刊物，是中国第一份以职业教育研究为主，兼职业教育通讯的教育期刊。从第192期（1940年）起，迁至重庆出版；第201期（1946年）后迁回上海；1949年12月停刊，共出208期。主持者为黄炎培等。

该刊每期先刊载七八篇有关职业教育理论、职业学校介绍等研究性质的文章，设置“杂徂”“社务从录”“通讯”“调查”“附录”“文牍”等栏目于其后，各期栏目数量不等。概括来讲，该刊主要刊载内容有：国内外职业教育的理论，各省推行职业教育的计划或意见，各国职业教育制度或状况，实施职业教育的研究或参考资料，职业知识或修养，事业界的调查报告，国内外职业教育消息，及有关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的报道。[10]此外，该刊后来还出版一些专号，如“职业指导号”“学生自治号”等。这些都为职业教育思潮的形成与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特别是职教社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以及职教社活动的珍贵资料。

《新教育》，新教育共进社机关刊物，1919年2月在上海创刊。每年出10期（其中1月和7月停刊），合为2卷。共出版11卷53期，蒋梦麟主编。1921年12月由中华教育改进社接办，委托东南大学编辑，陶行知等人先后主编。该刊在第1号的“本月刊倡设之用意”中称：

同人等察国内之情形，世界之大势，深信民国八年实为新时代之新纪元。而欲求此新时代之发达，教育基本也。爰集国中五大教育机关、组织新教育共进社，编辑图书、月刊。盖欲在此新时代中，发健全进化之言论，播正当确馨之学说。当此世界鼎沸，思想革命之际，欲使国民知世界之大势，共同进行，一洗向日泄泄沓沓之习惯。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使平民主义在亚东放奇光异彩，永久照耀世界而无疆。

它以提倡民主主义，介绍欧美新教育，促进教育改革为宗旨。曾经出版介绍杜威的专号。宣传平民教育，提倡自动主义，对中国封建教育制度与教育改革和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该刊编辑部本欲于1925年第11卷第5期正式停刊，但是，其间因为承印单位商务印书馆的怠慢，于1925年11月，即第11卷第3期不得不提前停刊。《新教育评论》编辑讲述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本社自去岁聘王西征先生为编辑，即将南京之《新教育》杂志收回。所有与中等教育协进会、初等教育季刊社，体育季刊社合编之《新教育》月报，仍依原定计划进行。嗣以国内教育界亟须批评与建设并重之言论为切实改进之参考，遂筹备发行《新教育评论》周刊。而决将《新教育》月报于十一卷第五期出版后停刊。现《新教育》因印行（归商务印书馆）迟滞，甫出至第十一卷第三期（十四年十一月号），故又将该杂志改于是期停刊。所有未完稿件，将于《新教育评论》上选择续登，或审查后归入丛书丛刊。[11]

为谴商务印书馆“迟滞”之责，澄清《新教育》“有始无终”的停刊事件，编辑王西征还特书《新教育杂志停刊怨言》[12]在《新教育评论》上公开发表。

虽说商务印书馆在《新教育》停刊事件上有一定责任，但是《新教育》停刊的真正原因是中华教育社的决定，即准备以《新教育评论》代替《新教育》。可见，这两份刊物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新教育评论》。

该刊于1925年12月4日在北京创刊。发起人有赵乃传、陶行知、高仁山、查良钊、孟宪承、汪懋祖、王希曾等。编辑有王西征、高仁山、陈科美、陈宝锇、陶行知、黄建中、张雪门等。陶行知先后为之作《〈新教育评论〉创刊缘起》[13]和《〈新教育评论〉之使命》[14]两篇文章，阐述了该刊创办缘起及编辑方针。他写道：

人人都说，教育是国家所托命的。人人知道，教育问题是国民所应当关心的。可是一按实际，今日国内一般教育问题，曾受过国人的重视么？就在教育界自身，可曾有相当的言论机关，对于目前的重要问题，作一点忠实的评论和严正的主张么？我们就自己所知道的出版物说，当然不是绝无，可是未免太少了。我们感着这种言论的需要和自己不应委卸的责任，因此联合同志，组织这个周刊，定名为《新教育评论》。我们想尽我们薄弱的能力，来引起大家对于教育问题的兴趣和注意。同时抱着抛砖引玉的希望，供给全国教育界一个公开的论坛。这个小小的志愿，或者是国人所同情而乐于赞助的。

我们的编辑方针，注重下列各点：（一）批评本国现时教育上之政策、主张与实施；（二）建议今后本国教育上各种革新的计划；（三）介绍和批评外国最近的教育制度和学说；（四）报告各地教育调查的结果。此外和教育有深刻影响的问题，如关于经济、社会、政治和其他学术、思想各方面的，我们也想附带的讨论。至于各地方同志的通信商榷，尤其诚恳的欢迎。书报的介绍和批评，当然也占有相当的篇幅。[15]

该刊有“教育时评”等栏目，教育评论多切中教育时弊，读来让人深省。该刊还推出多期“专号”，如“平民教育专号”“幼稚教育专号”等，针对重大教育问题，组织教育界许多知名专家发表意见，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继《新教育》后，又一份非常具有学术水准的教育专业期刊。

《平民教育》于1919年10月初，由北京高等师范学堂平民教育社创办。初为周刊，自第24期改为半月刊，由单张改为本子。1924年停刊，共出73期，编辑每年更换。编者在《发刊词》中说：“我们要谈的平民教育，不限在学校范围里，社会上种种事情都是教育的材料，可以提举，可以批评，说之不离了平民者便是。这是我们的宗旨。”该刊第5期刊登的《良工复曼支》的信中说：“我们的宗旨大概是：第一，提倡‘德谟克拉西’教育的学说；第二，研究‘德谟克拉西’教育实施的方法；第三，批评旧式的教育、思想和社会——改造环境。”刊有伊真的《教育—平民—改造》、迟明的《平民教育的真精神》、宏图的《平民教育谈》、光舞的《平民主义和教育》等文。编发的专号有“中国文字改革号”“欢送杜威博士特号”“孟禄特号”“设计法号”“实际教育调查特号”“教育名著介绍号”“教育测量专号”“师范教育研究特号”等。1920年暑期，与北京高师的另一刊物——《教育与社会》合并；1922年5月，又与北京高师另一个刊物——《实际教育》合并，刊名仍用《平民教育》。该社团及其期刊存在时间较长，发行量多的时候达3000份，在教育界影响较大。

总之，此时的全国教育期刊呈现出繁荣景象，无论对西方教育的引进还是对中国的教育实践，都予以积极地宣传和推动，贡献突出，教育发展和教育期刊发展出现了良性互动。教育期刊经过民国初期的快速发展，也很幸运地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数量繁盛时期，这就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第四节　中国教育期刊的繁盛

宏观而言，“中国期刊的发展历史从五四运动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再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又出现一个热潮，时人称之为‘期刊热’或‘杂志年’”。[16]这也是本书“图1　1901—1999年全国历年新增（不包括复刊数量）教育期刊数量走势图”中显示的，此阶段是中国教育期刊数量最多的时期的重要原因。这个时期教育期刊类型，即通讯型、研究型、教育辅导型进一步分化和明确；办刊主体呈现多样化，除了政府和民间教育机构和团体，以及个人创办教育期刊外，高等院校更加主动参与创办教育专业期刊，表现出教育研究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从此，高校逐渐成为教育研究型期刊编辑出版的重镇，延绵至今。这些标志着中国教育期刊发展走向繁盛。

就官方教育期刊而言，为了强化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思想、文化教育界的控制，教育思想与实践受到很大影响。国民政府所辖省、市、县教育厅、局都创办起了教育期刊，加强对教育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这些期刊通常冠名为某某省、市、县“教育”“教育公报”“教育通讯”或者“国民教育辅导”“国民教育指导”，等等。多以教育法令、训令、文牍、消息等为主打栏目，教育理论研究居于次要地位，并且多以迎合政策为取向。以上海为例，这样的通讯型教育期刊可谓汗牛充栋，如：根据1934年第6期第1卷《大上海教育》中《上海市教育局刊物目录》的统计，上海市（或特别市）政府教育局在1928—1931年4年时间里创办的刊物就有50余种，大多数都是与教育有关的刊物，或者本身就是教育期刊，主要刊发和宣传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法规，加强思想舆论的控制。其中，较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是《上海教育》《大上海教育》等。

《上海教育》，上海市教育局1928年2月创办，出至第6期时改名为《教育研究》，期数另起，出至第5期时又改名为《上海教育》。至1930年停刊，改编为《教育季刊》。该刊由于右任题写刊名，当时市长张立潘以及秘书长、教育局长等人相继为其题词，是上海市政府重要的教育宣传工具。

该刊以“传播教育法令，商榷教育学术，报告教育概况，改进上海教育”为宗旨。设置栏目有“论坛”“研究”“报告”“公文”“消息”“选录”“教材”“计划”等。其中，研究性论文的刊载只占很小的篇幅，而且大多是迎合国民政府提倡的“三民主义教育”等教育政策，很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它大量刊载的公文、报告、教育概况等，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的教育面貌，留下了难得的文献资料。

《大上海教育》，由上海市教育局第三科编纂股于1933年3月创办，1935年12月停刊，是前面提到的《教育季刊》的继续，上海教育局创办的比较优秀的融教育通讯和教育研究为一体的教育期刊。封面由吴铁城题写刊名。其宗旨是：“阐扬三民主义教育原理，研究世界最新教育思潮与制度，探讨本市一切教育实际问题，及传播本市教育消息。”内容方面分为论著、研究、译述、调查、报告、统计、漫画、文艺等诸栏（第1卷第6期）。该刊撰稿队伍非常庞大，包括廖世承、周谷城等90人为“基本撰稿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期刊的质量。

该刊先后推出十几期专号，发表了许多有理论价值的文章。虽然有一部分还是在迎合时政，如“新生活运动、全市中小学会考合刊特大号”“教育统制专号”等，但是，“中国现代教育思潮专号”“农村教育专号”“中小学教材研究专号”“农众教育专号”等确实刊发了许多围绕当时中国教育实际，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文章，对当时教育理论与实践曾发挥了一定作用。该刊前几期都有一篇“编后记”，对每期的刊载内容和编辑工作作出总结，表现了编辑严谨的治刊风范和高度的责任心。如，该刊编辑曾在第1卷第7期的“编后记”中指出：“无疑地，大上海已成为全国教育的中心，文化的总枢纽，因此大上海教育的责任，大且重矣。由于这种理由，大上海教育月刊就不能疏忽它的使命了。第一，它应该以最新的理论阐发教育思想。第二，它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检讨实际问题。第三，它应该以虔敬的虚心接受公正批评。第四，它应该以极低的价格贡献读者研究。综此四端，能促使它成为关心教育者自己的田园，而负起改进本市教育，推动全国教育的责任来，而完成整个中国的教育建设……本刊并非教育局的私产，也并非几个人的地盘，而是关心教育者所共有、共治、共享的一种刊物。”这反映了期刊编辑者高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也丰富了教育期刊编辑工作的理论，相信对现代教育期刊的编辑工作者不无启迪价值。

就教育团体和高校而言，各种教育团体以及一些院校为了扩大自身影响，也加强了对这类通讯性教育期刊的创办力度。如，上海教育会创办的《上海教育界》，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月报》（1938年改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通讯》），生活教育社的《生活教育研究会会刊》，等等。

《上海教育界》，月刊，1933年2月创办，1934年4月停刊。吴铁城题写刊名。主要刊登上海教育会年会动态。此外，还刊载论述上海大、中、小学状况，研讨教育方法的文章，推动平民职业教育、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专著发表。对苏联、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教育经验也作过宣传报道。

《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月报》，1933年7月创刊，1937年停刊，1938年更名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通讯》，继续发行。栏目有“特载”“社员消息”等，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全国开展活动情况的通报。有工商教育、职业指导、农村服务和事业改进方面的报道。此外，还有重要会议、社务大会和编辑出版的消息，也有下属机构中华职业学校、上海职业指导所等工作情况。职业教育研究的文章一般都由《教育与职业》刊载，该刊很少刊登研究性的文章，将社务情况作为主要刊载任务，是一份典型的教育通讯型期刊。

《生活教育研究会会刊》，月刊，1936年12月创刊，1937年7月停刊。主要内容是有关教育方面的笔谈，各地教育界的动态，其中对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活动情况作过重点介绍。辟有“书报介绍”“笔谈”“消息”“通讯”“特载”“介绍”以及“报告”等栏目。

相对于教育局以及各教育团体创办的通讯型教育期刊，专门研究教育理论的期刊新增数量相对较少。除《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等几种老牌教育期刊继续发行，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外，大部分新增期刊的刊寿都不长。如：《儿童教育》《大众教育》《生活教育》等。

《儿童教育》，月刊，初名《幼稚教育》，1927年由南京鼓楼幼稚园单独发行，陈鹤琴主编。1928年第1卷第3期改为《儿童教育》。初由江苏大学实验小学、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和鼓楼幼稚园共同编辑，后由上海中华儿童教育社编辑出版。第1卷出10期，第2卷出6期，第3卷至第7卷每卷出10期。它以研究幼稚教育、小学教育、家庭教育，介绍实验成果，提供具体教材，讨论切实教法为宗旨，广泛研究儿童教育各方面问题。著述者多为儿童教育专家和小学、幼稚园教师。1934年第6卷后由商务印书馆承办印刷发行，董仁坚为编辑委员会主任，编辑方针强调要批判现代教育思潮，辟有“短评”“小学教育”“慈幼教育”“教师漫谈”“儿童生活”“书报介绍”“社务消息”等较为固定的专栏。1937年4月停刊，出至第8卷第2期。

《生活教育》，1934年2月创刊，半月刊，陶行知主编，上海儿童书局出版。该刊为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宣传、研究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刊物，辟有“言论”“特载”“教学”“作报告”“小先生笔记”“大众生活”“科学新知”“通信”“新消息”“半月大事”等栏目，后增设“时事述评”“行知行谈”“大众讲座”等栏目。每期封面有陶行知题词，如：“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宇宙为学校，自然是吾师，终生皆同学，书呆不在兹”，“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等等，题词反映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华和其办刊宗旨。他发表的《生活教育》《普及什么教育》《小先生》《大众语文运动之路》等，对其教育改革和实践以及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该刊撰稿者还有张宗麟、方与严、蔡鹤、董纯才等。1936年8月停刊。

《大众教育》，由陶行知、郭一岑于1936年6月10日创办，辟有“论坛”“论著”“述评”“教育现实性”“世界文化动态”等栏目，介绍各国教育体制与方法，主要探讨中国教育方针与教育史，教育哲学思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教育的比较等问题。

令人欣慰的一点是，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高等院校创办研究性教育期刊异常活跃，数量较多。究其原因，有学者分析道：“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在政治上感受到压抑，较为苦闷，于是转向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则回避了现实政治问题，这些期刊才得以生存；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青年学生中仍然存在一些人不屈服于环境压迫，不甘于寂寞，总是要表达改革社会，改革学校的愿望。”[17]

这个时期国内很多高校积极创办自己的教育期刊。如，1928年2月，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及教育系编辑出版的《教育研究》，设有“中外教育论著”“中外教育调查”“资料汇编等”栏目。文章涉及教育学的各个领域，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重要资料。该刊一直持续到1948年9月份，是高校创办的教育期刊刊寿较长的一种。1929年5月，起初由中央大学区立民众教育学院和劳农学院编辑的《教育与民众》，“以研究民众教育之学理及实施方法，而求于学术上有所贡献”为宗旨。从第2卷第1期改由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编。辟有“讨论”“专著”“译述”“讲演”“调查统计”等14个栏目。该刊是研究民众教育的重要刊物之一，反映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和中国社会教育在江苏、桂林等地从事民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1933年5月，中央大学中国教育社编辑出版了《教育与中国》，初为月刊，后改为季刊，1936年3月停刊。介绍国外教育现状，探讨教育理论和方法，评论政府的各项教育措施。1936年3月创刊，燕京大学教育学会编辑《教育学报》，前身是该校教育学会于1931年创办的《教育季刊》[18]，等等。

上海是当时全国高校创办教育期刊较多的城市。当时上海几所著名的高等院校，如：大夏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等大学的教育学院、教育系的教育会、师专同学会等都创办了自己的教育研究期刊，见表6[19]。

表6　1927—1937年上海高校教育研究期刊一览表

续　表

以上高校创办的教育期刊大多以研究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为宗旨，突出了教育期刊的研究性。著名高校的教育学院以及教育会往往是教育专家及青年学生云集之所，由于学校很少受到政府过多干涉，他们积极参与教育期刊的创办与编辑，使教育期刊的编辑紧紧围绕教育研究活动展开，充满活力。这反过来又很好地促进了教育研究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此时期，与高等教育机构创办教育期刊同样活跃的还有国内众多的社会教育机构——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20]民众教育馆或民众教育会。民众教育馆前身为民国初年各省设立的通俗教育馆或通俗教育会，“1925年后，因孙中山遗嘱中有‘唤起民众’之语，民众教育渐受注重，改现名。”[21]1932年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从此民众教育馆在全国开始以统一的文件规范下的模式普及。其中，在《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中“省市及县市立民众教育馆得设下列各部”的第八条规定“出版部。日刊、周刊、画报、小册及其他关于社会教育刊物属之”[22]。由此，各种民众教育刊物涌出，仅1928—1937年，民众教育刊物就有37种[23]之多，如表7[24]所示。

表7　1928—1937年间民众教育期刊一览表

续　表

以上民众教育期刊在推进近代社会教育实践，研究民众教育理论，以及沟通民众教育机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时期还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专门以中小学教师为服务对象的教育辅导型期刊。这以俞子夷于1935年创办的《教师之友》为典型代表。需要指出的是，最早创办教师辅导型教育期刊的是1915年安徽教育会创办的《教师杂志》。

《教师之友》主要任务是辅导幼儿园、小学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内容以刊登补充教材、课外活动、教师生活等文章为主。1937年抗战爆发，《教师之友》被迫停刊。但是，为中小学教师创办教育期刊的活动并未因此而终止。1939年，陈鹤琴领导下的上海工部局小学教职员进修会，不顾战时环境的艰辛与危险，依然在上海租界创办了一份辅导教师教学的刊物——《小学教师月刊》。该刊主要刊载研究如何使儿童能“读活书”“活读书”和“读书活”，使教师不要“教死书”和“教书死”的文章。此外，还设置和刊登教育讲座、教育方法、教材教具介绍、书报介绍、新词汇、教育消息、教育文艺、教师园地、教师漫画以及读者信箱等方面的文章与栏目。这较之《教师之友》，内容方面显然有很大的增加。该刊于1941年停刊。与此同时，1940年左右，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小学教师生活互助社创办了一份《小教生活》。该刊以“小教同人谋求生活合作，互通声气，推广合作效能，调剂精神”为宗旨。刊登的主要内容有教育互助合作、教育讲座、教育方法与心得、生活随笔、书报介绍、教育信息、各校通讯、社员意见箱及社务报告，还有小教生活互助社规范等。这虽然是一份基督教教育期刊，但是它的创办大大丰富了教师辅导型教育期刊的内容与形式，为这一类期刊的创办提供了宝贵的编辑经验。1945年，抗战胜利，百废待兴，为探讨教师出路，提高教师待遇而奔呼呐喊的教育界人士创办了《教师生活》杂志。它以倡导教师进修，提高教师待遇为宗旨；内容主要是关于小学教师出路的讨论。曾经刊登了陶行知《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的论文，田汉、郭沫若、翦伯赞等人都在此发表过教育与学习方面的文章，是一份进步的教师教育辅导期刊。

【注释】

[1]董兵、林涵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2]整理自：《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版。

[3]载《教育杂志》第3年第3号。

[4]载《中华教育界》第1卷第1期。

[5]武振江：《中华学生界》，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

[6]整理自：《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版。

[7]《记者宣言》，载《教育研究》第1期，1913年5月。

[8]张彬著：《从浙江看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193页。

[9]周葱秀、涂明著：《中国近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160页。

[10]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0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页。

[11]载《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4期。

[12]《新教育杂志停刊怨言》，载《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18期。

[13]陶行知：《〈新教育评论〉创刊缘起》，载《新教育》第11卷第2期。

[14]陶行知：《〈新教育评论〉之使命》，载《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1期。

[15]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67页。

[16]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17]周葱秀、涂明著：《中国近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107页。

[18]燕京大学教育学会编辑：《本报过去和今后——编辑后谈》，载《教育学报》第5期。

[19]整理自：《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版。

[20]王雷著：《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21]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0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2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86、787页。

[23]俞庆棠：《中国民众教育之演进》，载茅仲英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24]整理自：《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