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造的曙光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中国教育改造的曙光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二、中国教育改造的曙光

陶行知说：“调查毕业生之出路，为职业教育设施之最要根据。盖知毕业生之出路，然后方可依据最需要而学校能为力者开办之。”（Ⅰ，265）当然，毕业生之出路，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所受之教育要切合社会发展之需要。陶行知指出：“青年一入学校，即成为一种特殊阶级，生活日益奢靡，欲望日益提高，其生活之优裕，殆十倍甚至百倍于劳苦大众。教育既不能解决其本身及其四周之一切问题，反拉青年出社会，使其日与社会相隔离，日与大众相隔离。侈谈主义，空言理论，若为美国化、若为欧洲化，而不顾及我国之实际情形。于是在学者既毫无目的，而毕业以后，更一无所能、一无所用。教育既不能与社会打成一片，既不能导使青年走上生产与建设之坦途，而反为社会造游民，因之愈教而国愈贫，社会秩序愈乱。教育徒为种恶因，徒为种瘤疾，则今日之食此果，宁非应然。”（Ⅺ，527）陶行知对旧教育的这番实实在在的描述，抓住了旧教育的致命的要害问题，这是旧中国的少爷小姐书呆教育。这与教育之使命是背道而驰的，与社会的发展需要是完全不符合的。这种教育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一方面，培养的人不得其用，另一方面，从小学至大学毕业，如按现在的价值计，每人在16年中耗资最低以10万元计，那么，每年大学毕业20万人，若有10万人，不得其用，那么就白白浪费了百亿以上。这是惊人的浪费。所以，教育办得不好，实在是国家社会最大浪费，一个穷国是承受不了的。如果再计算一下这些“高等游民”入社会后，给社会造成的无形的损失，那更是大得骇人听闻了，一个穷国是耽误不起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天灾人祸、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社会里，这样的教育无疑也算是一大灾难，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所以，陶行知提出“须登高而远望一切”倡所谓“大职业教育”（Ⅺ，251）中国教育的出路在哪里？陶行知指出：“今日教育之任务，不在于徒搬东洋西洋不合我国情之教育原理、主义、学制，重演于我国，亦不在于造出少数出类拔萃、装饰体面之人物，而在于授予人民以实际适合生存之学识与技术，使个人能持以为生，国家与社会能赖以进入建设与进化之途”。（Ⅺ，339）早在1921年陶师就指出：“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使他可以贡献社会。换言之，好教育是养成学生技能的教育，使学生可以独立生活……倘若有一个人没有能力，则此人必分大家的利，而造成社会的恐慌了！所以教育的成绩，就是‘技能’，教育就是‘技能的教育’。”（Ⅰ，363）这就是中国教育改造所见到的一线曙光。

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许多学者一直在拉西洋车、东洋车，但都无济于中国的事。正如陶行知所说：“中国以往曾经相当盲目地追随它的老师，但是还没有一位老师成功地为中国的问题提出满意的解决方法。每一位老师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帮助，但是全盘照搬任何一种体制都把中国引上歧途”。（Ⅵ，322）原因是各国的国情不同，尤其是富国的教育决不能全盘照搬到中国来。关于第二点“亦不在于造成少数出类拔萃”，这也是有历史根源的，早在19世纪末，“中国办学之初，大家心目中只知有人才教育。培植人才，以济时艰，是当时提倡学务的人的共同心理。”（Ⅰ，423）这个思想延续了百余年不变。特别是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野震惊，于是“培植人才、以济时艰”逐渐形成了办学的基本思想。这时清政府虽然认识到兴学，废科举的重要，但他要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办的是人才教育。这种教育恰与人才的成长规律相背，更与社会的发展不符。所以后来人一提到教育，便联想到人才。似乎除了人才教育，就没有别的教育了，这种所谓的“人才教育”从全社会而言是一种片面的，不是教育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