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事业史整体研究_档案学研究进展

中国档案事业史整体研究_档案学研究进展

3.4　中国档案事业史整体研究

这一阶段，档案界开始出现对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进行整体研究的论著。刘国能的《体系论:中国档案事业体系》一书的概论部分和第一章，从宏观角度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档案工作发展到现代档案事业体系的历史过程，是对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的整体梳理(154)。樊如霞则从中国古代档案收集工作、保管工作及档案利用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档案工作对中国古代政权的巩固、文化学术的发展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御用性、封闭性缺陷(155)。覃兆刿则认为，由于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的限制，我国古代档案工作始终未能独立成为一项专门的科学文化事业，而只是作为少数统治阶级施政资政的控制工具。它没有独立规范的工作领域，而是和秘书、图书工作交织在一起，其原则、方法也散落于历史学、目录学等方面的著述中，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种局限于单一工具价值目标的政治上的依附性和业务上的不独立性的重要特点，决定了古代档案工作必然具有神秘、封禁的特征，从而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工作体系和普遍意义上的技术规范，成为服务社会公众的科学文化事业(156)。刘文英认为，纵观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档案事业的形成、发展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157)宗青等人则分析了封建制度下我国古代档案工作的基本特征(158)。

在这一阶段有数篇文章，专门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本身进行反思与分析，如王金玉的《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与出路》(159)、张会超的《将档案史研究进行到底》(160)、蒋卫荣等人的《关于中国档案事业史的若干问题断想》(161)。对这样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反思，有利于研究者总结经验，也有利于促进和规范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