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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为师之道”_人之师

时间:2022-06-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为师之道”_人之师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悠久的民族开拓史上,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教育家,他们总结教育实践经验,对于如何办好教育,特别是如何当好老师,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认识。他们总结出的“为师之道”,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的为师之道可以概括为明人伦,修教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者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教书育人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为师之道”_人之师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悠久的民族开拓史上,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教育家,他们总结教育实践经验,对于如何办好教育,特别是如何当好老师,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认识。他们总结出的“为师之道”,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的为师之道可以概括为明人伦,修教化。孟子认为,三代的学校虽然名称不同,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但在明人伦这一点上则完全相同。荀子认为,礼是用来修身的,而老师则是解释礼的,无礼无以修身,而无师则无以明礼。儒家“明人伦,修教化”的“为师之道”,其思想精髓是什么呢?

“传道、授业、解惑”,是我国中唐著名教育家韩愈关于师道的卓越见解。

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三项:传道、授业、解惑。所谓传道,是指传儒家的道统、传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义,也就是使学生懂得封建主义的人伦、道德。所谓授业,是指教导古文“六艺”等儒家经典,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古文典籍,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受到文化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所谓解惑,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所存在的疑惑。他认为教师的这三项基本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是应以传道为第一位,授业为第二位,传道是主导方面,授业是从属方面,“道”统率“业”,“业”体现“道”。在他看来,教师的任务重在传道,古文“六艺”等只不过是载道的工具,授业是为传道服务的,传道也是通过授业来完成的。如果教师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习其句读”,而不去传道,那是“小学而大遗”,因“小”而失“大”,忘掉了自己的根本任务。很明显,韩愈重师是为了卫道,强调教师的三项基本任务是为当时的政治即“明人伦,修教化”服务的。我们今天的教师仍具有传道(传授马列主义、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授业(授文化科学知识技能)以及解惑的任务。虽然同韩愈讲的“道”与“业”有本质的不同,但他所分析的教师的基本任务,仍是很有意义的。把“传道”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把“授业”当作第二位的任务,还把“解惑”提到应有的地位,这样排列也是明确的。这里不仅包含了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起主导作用的意思,而且还包含了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德育通过智育去进行的意思。韩愈的《师说》在为师之道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唐宋以后的学者,也都把传道看成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如柳宗元,他把教师区分为“章句之师”和“言道之师”。在他看来,作为教师,重要的是传道,而不是讲解章句。如朱熹,他也区别了“记问之师”和传道之师。在他看来,作为教师,所谓“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为之是仁圣之道,诲之是以仁圣之道诲人”(《语类》卷三十四)。又如陆九渊,他认为学者不求师,与求而不能虚心,此固是学者之罪,而教师如导非其道,则是教师之罪,不可宽恕。柳宗元、朱熹和陆九渊虽然各有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就认为教师的职责主要是传道来说,则是一致的。(www.guayunfan.com)

因此,古人认为,章句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辨文析义不足以为人师。教师应把传道即德育教育放在首位。孔子以“文、行、忠、信”教人,要学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熹以“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为教学之要,而反对仅教词章,以取声名利禄。

这些都反映了古人对德育的重视,也就是说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切切不可忘教学生如何做人。

韩愈的教育思想不仅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我国近代以及当代也仍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近代教育者重视对人的德育的培养与教化。今天,我国仍然把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放在首位。

以立人为本,就是说教师要把教导学生如何做人作为根本的任务。那么,做人首要的问题是德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者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教书育人问题。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礼记》就提出:“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就是说,教师既要给学生具体事物的知识,又要培养他们立身处世的品德。

论语》记载:“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弟子”是指年幼的人。就是说,一个人从小时候起,就要学会在家里孝顺父母,出外尊敬长辈,谨慎、信实、博大、爱众,其次才是学习文献。“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项教育内容中,行、忠、信都属于德育范围。孔子为什么这样重视道德品质教育?这与他的政治、社会理想是相联系的。孔子提倡“仁”政,而能够推行仁政的人,必须首先具备实现仁政所需要的人格素质。

孟子非常重视道德理想教育,认为读书人就是要使自己志趣高尚,把实行仁义道德作为自己的坚定信念。荀子主张“行法,志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关于士的人格特点,荀子与孟子的看法基本相同,注重高尚的志趣和道德品质。因为孟子、荀子都处于战国中后期,在政治上都有建立中央集权的思想。儒家的重要著作《大学》的一开头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确提出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道德修养。

韩愈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命。他的所谓道,就是儒家的政治伦理之道。

隋唐以后,统治阶级利用科举制度,引导知识分子读书应考,求得“出身”,以谋高官厚禄。这是与儒家传统相违背的。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重在一个“优”字。所谓“优”,首先就是“德行”优异。朱熹评论科举制度说:“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又说:“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来者,为义不为利”。陆九渊也呼吁学者读书首先要着意道德修养,认为只有这样,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任官以后,才能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宋代理学家办教育,特别重视德育,是与他们维护宋代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思想分不开的。但是,作为教育家,他们主观上强调德育,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无疑是正确的。

我国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用今天的话说,“经师”就是教书的,“人师”是指品德高尚、才识卓越,可以做人表率的人。经师和人师的任务结合起来,就是“教书育人”。这里所说的“易遇”、“难遭”是相对而言。“经师”所具备的条件,“入师”都应当具备;而“人师”所具备的条件,“经师”不一定都具备。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师”比较容易遇到,“人师”就比较难得了。但是作为教师,必须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肩负起经师和人师的双重职责。

孟子说:“教者必以正”。王充说:“五帝三王,皆有所师”。教师者,以教人为己任。“教”的本义,《说文》是这么说的:“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中国自古就有“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的说法。

古往今来,沿着儒家这一“为师之道”,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优秀品质的栋梁之材。特别是今天,德才兼备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人才的标准。有识之士已深刻认识到,一个人光有德而无才干不成事,但有才而无德会干坏事。无德或道德败坏的人,才气越大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

例子很多。因此,教师必须以立人为本。

从广义上说,教师道德还包括善教的问题,也就是教师必有良好的教学方法的问题。因为一个不善教的老师,是谈不上有好师德的。因此,凡是关注教师道德的思想家,无不强调善教。孟子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上》)。《礼记·学记》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减,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张载说:“教之而不受,则虽经告之无益,譬之以水投石,不纳也”(《张载集·语录上》)。二程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遗书卷二》)。他们都提出一个教师如何钻研

教学方法,使自己善教的问题。

古人所说的善教,其主要内容,一是循循善诱。如孔子教学循循然善诱人,先博之以文,后约之以礼。如二程主张“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遗书》卷八)。如朱熹提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语类》卷十四)。二是因材施教。如孔子以四科教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如张载主张教人“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张载集·语录抄七则》)。如二程倡导“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亏,成之而已”(《遗书》卷四)。如朱熹认为“圣贤教人,立个门户,各自不同”(《语类》卷十九)。三是启发式。如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如孟子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如朱熹说,“教导后进,须是严毅。然亦须有以兴起开发之,方得。”孟子认为“善教”是“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语类》卷十三),所以他把教育看得比

政治还重要,终身为之倾心尽力。古人的这些思想,不失为我国古代师道师德思想的精华,非常值得我们去发扬和光大。

无论是中国的古代、近现代还是当代,真正的人之师无一不把培育人才当作应尽的天职、自己的最大乐事。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孟子,不仅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治国主张,培养治国人才,而且明确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为自己的最大乐趣。虽然他曾批评那些“好为人师”的腐儒,“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但他自己却还是尊重教师,并乐于做一名好教师。

《孟子·尽心上》中指出:获得天下的优秀人才去教他知识并培育他们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孟子认为得才难,得天下英才则难上加难。由此可见这是艰巨的任务。既为天下英才,则有某一方面的长处。但他们不一定是全才。如果需要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才,那还要进一步培养,使他们的才能更为全面,知识更加丰富,品德更加高尚。古人得到优秀人才还教育他们,表明古代对人才要求很高。孟子认为欲成大业者,都要“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可见孟子等古代教育家不仅以教天下英才为乐,而且是以高标准来培育人才的。

在旧社会,做教师是被人看不起的。有许多人认为“学师范没出息”,“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我国元朝时,教师的地位仅高于乞丐。文革期间,教师再次被打成“臭老九”。可无论世态如何炎凉,那些真正的人之师,却从未因为自己的被冷落和不幸遭遇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们热爱教师职业,识才、爱才、敢于用才。北宋教育家胡瑷说道:“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他们用心血在青年人的心中播下真善美的种子,他们视高官厚禄如粪土,欲栽大木拄长天,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矢志从教,桃李满天下。

古代的孔子一生从教四十余载,培养了三千弟子,七十二位贤人,乐此不疲。被后人永世尊崇。后来的孟子以孔子为榜样,也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

我国现代和当代更有无数教师呕心沥血,桃李满园。

何鲁育才,更爱才重才,许多事例感人至深。他任教于东南大学时,发现一位才华出众但家境清贫的学生。他对这个学生从严要求,精心指导,并常留他在家食宿,后又鼓励、资助他赴法留学。这位学生也不负老师厚望,去法第二年便考取官费,象何鲁一样,三年完成学分,获得学位。他就是现在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

华罗庚的成名作《堆垒素数论》写成后,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中几乎无人能够评审。何鲁冒着灼人的炎热,在重庆的一幢小楼上挥汗审勘,阅稿中不时拍案叫绝,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他不仅为该书作了长序介绍,还以他“部聘教授”的声望,坚持对华罗庚授予数学奖。这是旧政府颁发的唯一的一次数学奖。

何鲁的爱才和重才,是与他育才的目的分不开的。1919年夏,他从法国获数学硕士回国,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灾难深重的祖国面前,他认为,只有培养出众多的人才,才能拯救中华于水火。从他二十五岁任东南大学教授起,到七十九岁过世,几十年来,他执着追求这一目标,辛勤耕耘在教育园地。现在不少知名学者、专家曾受业于他,如:原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现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原子物理所所长赵忠尧,化学所所长柳大纲,数学家吴新谋、吴文俊,北大哲学教授何兆清,川大原中文系主任林如稷,美国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伍承祖。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为振兴中华献出了自己的心血。

凡是立志于教育事业的教师大多淡泊名利,一生清贫,两袖清风,兢兢业业,耗尽青春与生命,却无怨无悔。

孔子从三十来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前后达四十多年之久。他广收门徒,只要有志于学,交不起学费也可以入学。孔子一生坎坷,但无论怎样,他都初衷不改,始终坚守他的为师之道,埋头耕耘于他的“堂”、“内”、“大树之下”、“杏坛之上”。执着之至无以伦比,晚年生活仍布衣为伴,却仍无怨无悔,其乐融融。

隋末经学大师王通,家庭累世业儒,祖、父辈都是有名的学者。他十五岁时学术已有成就。他把教育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他认为能以道德学问影响他人,终必有利于社会,有益于国家,这也等于为政,何必定要做官?他的高足董常说,老师以续《诗》、续《书》为朝廷行政,论《礼》、论《乐》为教化工作,赞《易》为司命,元经(春秋)为赏罚,这就是老师生于世的重大意义。他无营无欲,一心讲学。他说,我不仕,所以才能成就学业。他非常重视教育工作,认为天地能生长人而不能抚养人;父母能抚养人而不能成就人;能成就人的只有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他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于人,得失在于教。人才和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于是他多次谢绝权臣的招聘,专心执教,终生不辍。他坚持道义,非礼不视,敦品积学,以身作则,只愿踏踏实实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其他别无所求。他一生衣食俭朴,摒绝绮罗锦绣;躬耕垅亩,只食五谷杂食。他的言行举止都为学生们所效法。他常常对学生说:“君子之学进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教育学生要为求道而学,不要追逐名利。而且他待人宽宏大量,谦恭温和,很多学生受到了他高尚人格的感化。学生称赞他说:“老师的教导,总能充分满足人们的愿望;在老师的门下,没有问而不知道、求而不给予的。”唐初名臣多出自他的门下,故王通死后,被门人谥为“文中子”。

志在教育事业的张后胤也不失为献身教育的典范。隋朝末年,李渊镇守太原。他怀着夺取天下的勃勃雄心,想给儿子李世民聘请一位有才学、有胆略的老师。他在幕宾中挑来选去,最后选定了汉王谅博士张冲的儿子——张后胤。张后胤学识渊博,品行高尚,富有远见卓识。李世民听他讲授“五经”,从中吸取了不少教益。有一次,讲完课后,李世民问张后胤:“隋朝即将灭亡了,以后应该由谁家来执掌天下?”张后胤胸有成竹地说:“李家的德业和威望为天下所倚重,如果顺应天心,首先发动起义,黄河以北,指日可定。然后进兵关中,即可建立帝业。”以后,李渊父子果然起事,推翻了隋朝,建立了唐朝。

唐太宗即位之后,张后胤正任燕王府咨议参军,与燕王一同到京师长安朝见唐太宗。唐太宗兴高采烈地在皇宫设宴招待他。师生见面,共叙别情,宴席之上,谈笑风生。当张后胤提起当年在太原谈论天下大事的往事,唐太宗颇为感慨地说:“这件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一辈子也忘不了啊!”然后他又得意地问张后胤:“现在你的学生怎么样?”张后胤笑着说:“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弟子有三千,最好的学生却只有七十二个,但都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我教了一个学生,却成了执掌天下的帝王。”唐太宗紧接着说:“这样比起来,你的功劳比孔子还要大一些呢!”说罢,两人同时哈哈大笑。唐太宗此时十分高兴,便命令群臣围绕《春秋》这部著作互相问难,同时要提升张后胤任燕王府司马并兼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县)刺史,这是一个地位显赫、又有实权的官职,唐太宗认为他一定会满意。但张后胤志在从事教育事业,却不愿为官,提出请求辞职回乡。唐太宗心里想:“他身体还好,为什么要求辞职呢?恐怕是嫌官职低下吧!”于是就问张后胤愿意做什么官。起初,张后胤不肯回答。唐太宗就直接了当地说:“过去我有疑问,向您请教,您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今咱们之间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这时张后胤胤才回答说:“如果要我为官,我愿意作国子祭酒!”(掌管教育事业的官职)唐太宗见张后胤不愿担任显赫而有实权的官职,却情愿到没什么实权的“清水衙门”任职,不禁对他的老师又产生了一层特别的敬意。张后胤任国子祭酒以后,在发展唐朝的教育事业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众所周知,毛泽东青年时的老师杨昌济,湖南长沙人,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就是他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所写的著名联句。杨昌济为了教育事业,毫不考虑个人名利。当时,人们把留学欧美称为“镀金”,留学日本称为“镀银”。他留学日本和英国长达十年之久,是既镀了银又镀了金的人,如要当官,可谓本钱十足。何况他的留日、留英的同学中还有人当大官呢,其中有的人就劝他跻身官场,图个飞黄腾达。然而,杨昌济却始终不为官职所诱,潜心教育,甘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教员。1913年春到1918年6月,他在长沙工作期间,长沙县教育界曾慕名推选杨昌济为长沙县教育会的会长。对于这种“官职”,他也觉得有碍他教书,不顾多数人的挽留,很快就辞职了,一心一意地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授课,还兼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伦理学和教育学课程。前面的那副对联正是表示他学陶潜而不羡慕那些达官贵人,要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培养出建国济世的栋梁之材,撑住这摇摇欲坠的长天的远大理想和决心。

“有教无类”是孔子关于教育的主张。该语出自《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教师要有乐于教育学生之心,凡是肯接受教育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乐于施教而不应拒绝。实行教育应不分出身地位,一律平等。孔子的这一主张与当时官学是根本不同的。即使是最低一级的官学——乡校也是强调出身的。乡校规定只有士大夫阶层以上的人才能从学,而贫民是不能入内的。孔子的私人学校则不同。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足见学费低廉,贫穷之家也能承担。孔子的弟子就多数是贫贱出身。如曾点、曾参父子、颜回、子路等,都家境贫寒。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给平民带来了文化的火种,它使人们无论贫富贵贱都能接受教育,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平等。在两千年前能有这种主张是多么可贵。

在师生关系方面,古人认为,学生固然要尊师重教,事师如事父,但作为教师,也应该视学生如子,如弟。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爱护。《礼记·学记》指出,教师只有了解学生学习的得与失,才能“长善而救失。”《吕氏春秋》指出,人之情,恶异己而亲同己,教师只有亲徒如己,作到师徒同体,亲密无间,才能彰明学业和道术。颜之推也说:“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颜氏家训·序致》)。唐甄则指出:“教者贵亲,亲者易知,承教者亦贵亲,亲者易化,煦妪覆育,如鸡之伏卵,而后教可施焉”(《潜书·讲学》)。他们都把亲近和爱护学生看成是教师的一个重要道德规范。

无拘无束、融洽自然的师生关系,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最理想的条件。根据《论语》记载,孔门的师生关系是相当亲密融洽的。孔子之所以在学生中有崇高的威信,与学生关系融洽,主要在于他教学有以下特点。

一是注意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孔子为了取得学生对他的信任,曾主动表明态度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的确,教师只有把心交给学生,才能取得学生的信任;只有得到学生的信任,才能真正做到教书育人。当然,师生互相信赖,并不是说师生之间就没有不同意见和矛盾。孔子与他的学生之间也常常有争论。学生能毫不隐瞒地暴露自己的思想观点,教师才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至于把道德教育变成道德说教。

二是具有广博的学识、很高的文化修养,能够满足学生旺盛的求知欲。

三是“学不厌、不倦”。子贡有一次问孔子:“夫子圣矣乎!”孔子回答:“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从不厌烦地积累知识和智慧,又不知疲倦地教诲学生,这样品学兼优的教师,怎么会不受学生的尊敬。

四是尊重、鼓励和严格要求学生。孔子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是他对学生极大的尊重,也是对学生的鼓励和高度的爱。他对新生一代寄予莫大的希望,看到每个学生都有发展的前途,都能成为有用之材。同时,孔子严格要求他的学生,要他们立志、勤勉、修德、成才。

韩愈是中唐伟大文学家、哲学家,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任地方官的二十多年中,对于地方学校教育大力提倡和支持;公元819年,因谏阻迎佛骨事,贬为潮州刺史,在任内曾捐资创办乡学。当时凡经他传授学业的人,都自称“韩门弟子”。他的弟子中有一个小孩叫李蟠,年纪只有十七岁,却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过。当时的社会风气很不好,一般认为向老师学习是可耻的事。士大夫阶层中如果有人向年纪差不多的人学习,就会受到嘲笑;谁拜地位低的人为老师,就感到耻辱;谁拜官位高的人为老师,就觉得近于谄媚。而李蟠不受当时耻于从师的不良社会风气的拘束,前去跟韩愈学习,并且尊师重道,勤奋治学。韩愈十分赞赏李蟠的实行古人求师的正道,特作一篇《师说》,拿来送给他。文中高度赞扬老师职业,说老师是传授道理、讲授业务并解答疑难问题的人。这篇文章曾被誉为胆识兼备,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品。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认为学生不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胜过学生。《荀子·劝学》中说:“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正形象地说明了学生能超过老师的道理。韩愈在《师说》中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进一步解释了弟子能胜过老师的原因,并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的确,假如学生都不如老师,那才真是老师的悲哀。这样就等于越教越差,是一种退化,而无法实现学术探索和社会进步。老师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多少人站在巨人肩头,实现了老师梦寐以求的成就。可见韩愈的见解是客观的、辩证的,同时表现出他的谦逊,也鼓励学生解放思想,奋发进取。

我国近代师生关系虽较古代有些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亲生爱徒在近代史上也是教育界的普遍现象。

美术教育家刘海粟,一生爱生爱才。凡是发现和培养艺术人才的事,他总是不顾一切地去做。他极度喜爱勤学的青年和学生,在他们身上,倾注着爱的暖流,希望的热力。

刘海粟从17岁创办上海美专起,为国家造就了大批人才,毕业生遍及海内外。现在,全国艺术学院院长和各省美协负责人中有40多位是当年上海美专的学生。刘海粟一贯热爱学生、重视人才的培养,到了晚年,更胜一筹。他说:“我主张发才,发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人才。”1981年,他将在香港举办画展时所得画款100万元港币全部捐赠给南京艺术学院。学院将其中三分之二购置了教学资料和设备,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的基金。有20位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的“三好”学生获得了1982年度刘海粟奖学金。

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成长,是一直受到教育家、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的关怀和爱护的。

解放初,陈景润在厦门大学数学系学习,王校长就知道陈景润是一个学习上埋头苦干,生活上不修边幅的学生。当学生会干部向他反映陈景润生活杂乱无章,以致某些同学有意见时,王校长认为:对青年的某些缺点,应该热情帮助他克服,可以发动和陈景润同宿舍的同学订一个公约,互相督促,帮助他把个人卫生搞好。同时要说服有意见的同学,对某些生活细节不必过于计较。学生会干部回去做工作,陈景润的学习、生活趋于正常了。

陈景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学当教师,有一度工作和生活都陷入困境。有人向厦大校长王亚南反映了情况,王校长看到自己的学生成绩优良,可就是因为不善于做组织工作,因而使他个人和中学教学工作都受影响,很同情陈景润的境遇,及时让他回到母校工作。这时,王亚南不止一次地关心他的工作和科研,说:“陈景润非常用功,这是很大的优点,对于这样的青年,应该特别关心。”陈景润回厦大,对他攀登数学高峰是有重大意义的。

后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要陈景润去工作,王亚南不为厦门大学的利益所囿,认为这样更有利于陈景润的成长和提高,对我国数学科研更有好处。陈景润终于到数学研究所了,他不负众望,采撷了一颗又一颗的科学明珠。人们都誉称教育家王亚南是陈景润的恩师。

1947年,教育家许寿裳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他除规划系内工作外,亲自讲授文字学。当时到台湾大学念中文系的人极少,听他课的只有两名学生。许寿裳先生自己编教材;为了节省学生记笔记的时间,也为了讲解得更准确详尽,他为这两个学生印讲义。而且因刻蜡板的工作人员不善写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字体,他还特别指定一名助教来缮写,并亲自校对后,才发给学生。可见他对学生的负责精神。

当代亲徒爱生的佳话不胜枚举。教师奉献爱心的故事广为流传。

教师修养品性,学习新知识,不断锤炼和充实自己是传统的“为师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教育家均认为在学习上教师应和学生一样不满足于现状,对于学业上不求进取的人,耐心劝导,不厌其烦地教诲,使之学有所获,学有所成,既获得知识,又具有良好的操行。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是对自己的勉励,又是对后人的忠告。

《世说新语·言语》中讲:“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意思是说什么时候见过明镜怕被人屡次映照,清澈的流水怕和风吹拂?此语采用比喻的形式来说明有真才实学的老师不怕别人提问的道理。屡照并不会损伤明镜,因为明镜的作用就是用来照映的。老师并不会由于屡次被询问而厌烦,因为老师就是解答学生疑问的人。老师对学生的提问不仅不厌烦,还会感到欣慰。因为,学生有问题才说明学生学习深入、善于思考。“惠风”形象地表明学生的提问是可喜的现象,是老师乐于接受的。学生提问有时还会给老师以启发,可谓互相受益。

我国古代教师不仅在理论上对更新知识、提高自己、教导他人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中,他们也为后人作出了榜样。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任教多年,著述颇丰。他提出的“读书三境”,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它能为我们读书做学问提供很好的借鉴。

他在《人间词话》中讲到读书三境:“古之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地。”

这三种境界反映了一个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进取和最终达到学有所成时的喜悦。

王国维一生学业,除了幼时打下的功底以外,最重要的是发端于他在“东文学社”研习外语,特别是坚持数年自学英语。他在“东文学社”二年半,学英语一年半。时间哪里来?他一面在《时务报》馆服务,一面于每天午后前往该社学习外语。他的学习方法,是将学外语、读外文书籍与译外文著作三者结合起来,因而能较快见成效,出成果。正是在学习日、英文的基础上,他通读西方社会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和文学著作,从而开始登上他治学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就是说,作学问要纵观学术发展趋势,确定主攻方向。

王国维并不满足自己长足的进展和初步所得成果。他在一首诗中说:“且当养毛羽,勿作南溟图。”“南溟”就是《庄子·逍遥游》中所谓的“南天池”,是传说中的虚无之地。“勿作南溟图”,表现了他既具大志,又不图虚名,不断地用学问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进取精神。这时,正是他在《三十自序》中所云:“欲为哲学家则感情多而智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的时候。他毅然抉择着最能发挥己之所长,以作出独树一帜的学术成就的研究“课题”。将他早年之作,自比“南郭”之“竽”,并弃绝了向“东家西舍”“假”(借)取学问的“译述”,“决意”由哲学而移于“文学”,开始了对中国诗词和戏曲的独立研究。经过数年的努力,在进入36岁的时候,他相继写出了著名的《宋元戏曲考》和《人间词话》。前者填补了一向为“正史”所不录,“硕儒”所“鄙弃”的戏曲史研究的“空白”;后者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起,被誉为“中国文艺史上的双璧”。仅此两项,已足以确立王国维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这就是他踏上治学之路的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就是说,做学问要下苦功有毅力。

王国维做学问,并不是单凭冥思苦想,而是在大量占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作千百次的追寻。他研攻学问,大致有一套相应的基本步骤。例如,治先秦金文,从搜集整理历代收藏古器物编目入手,编成了金文研究最初的目录索引《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他做学问,对一字的考释,也必定遍取论据,用出“狮子搏兔用全力”的“笨功夫”。经过他的探究,纠正了许多前人的讹误,凿通了不少古文字的“秘密”,使《史记》、《楚辞》、《山海经》等古籍中某些历来被视为难解之“谜”,得以解开,作出明白畅通的解释,为后人作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途径。这就是王国维在学问上步入了他所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的第三境。也就是通过“千百度”的努力,水到渠成,硕果累累了。

在修己正人,为人师表方面,古往今来有无数的典范。其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还应首推孔子。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不仅提出许多调节师生关系的道德规范以及教师自身道德修养的理论方法,还身体力行,成为崇高的师德典范,被人尊为“一代宗师”,“万世师表”。还有孟子、荀子等以及我国近代的许多教育家,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时时处处作人之表率,他们在此方面的突出表现是: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最担心的就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孔子认为,如果言行一致,问心无愧,就不会忧愁和恐惧,即“内省不疾,夫何忧何惧”(《论语·里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爱人不爱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孔、孟及历史上许多著名教育家和学者,都认为教师注重自身道德修养,言行一致、为人师表,才能实现对学生的教育要求,成为学生真正的良师益友。

古代教育者强调作教师的须谦恭待人,胸怀博大,具有一种包容万物的精神,既能容人,又要惠人。《易经》上讲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孟子认为,君子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宽而不隘,恭而不慢。君子总是与人为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君子“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把与人为善、替人着想这种道德叫做“忠”。“忠”亦即全力忠于自己的职责,忠于“仁”所约定的对他人、社会的责任或自身内在之仁心。他认为推行“仁”的方法还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亦即所谓“忠恕之道”。忠与恕在与他人之关系中相伴相随。“忠恕之道”是“仁爱”的表现,也是推行“仁爱”的方法。“仁爱”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表现了一种对人的和睦友爱的情谊,表现了对人的尊重、同情与关爱,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孔子和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都强调用仁爱精神对待学生。既在德业上严格要求,又实事求是地善待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过错,宽容他们的过错,帮助他们改正过错。

身教重于言教是古今教育者都一直倡导和践行的师道观。他们认为教师必须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孔子认为,只要教师以身作则,学生就能不令而行,不言而止。《吕氏春秋》说:“视徒如己,反己以教”,“所加于人,必可行於己”(《诬徒》)。就是讲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必须首先做到。董仲舒说:善为人师,“既美其道,有慎其行”(《春秋繁露·玉杯》)。在他看来,教师不仅要讲得好听,更重要的是要做的好看。教师言行一致,才能教育学生花的力气少而成就大,他把这叫作“圣化”。李觏也说:教师如只以讲说为名,而不以育人为实;学生只以文辞为业,而不以道德为先,这样的教与学既不能培养人才,也不能育民俗。黄宗羲则继韩愈《师说》之后,作《续师说》,强调指出,如果教师名不副实,道未闻,业未精,有惑不能解,那就不能算是教师;而本无可师,却强聚天下之士而教之,误人子弟,那就是“人心之蝥贼”。对于这样的教师,弟子完全可以把他哄走。

王夫之根据教育学生“博之以文,约之以礼”、“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的教育思想,强调教师首先“自明”,然后“躬行”。

自明其一是,“欲人明者先自明”。王夫之认为教师的重要职责是“教人明”,使人“悉知之”、“决信之”、“率行之”。而那些“大义不知其纲,微言不知其隐”的教师,不仅不能使人明晓,反而使人“学而愈惑”,是根本不配担任“教事”的。他要求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本原、因果、层次、精粗等要彻底弄明白,熟练掌握,达到“由来不昧而条理不迷”,即荀子所说的“全之、尽之”。然后才能使学生理解、信从,并付诸行动。教学达到既知且行,方可称为完成教学任务。

自明其二是,教师要做到自明,“必须穷理格物以致其知”,再益以“博学详说”之功,然后“力行以验其实”。根据他的解释,所谓格物,就是广泛地观察天文地理,考证古今历史变迁,以求透彻地了解道理;所谓致知,就是保持宽广的心怀,冷静的态度,以洞察事物的本质(《尚书引义·说命中二》)。这就是要求教师在学习中通过对外界事物的观察探索,不断扩大知识领域,对事物的本末始终了然于心中。在知识学习方面,他认为博学就是广泛地学习,深入地钻研;详说就是详尽地述说,细致地分析;反约就是在融会贯通之后,达到简约地述说大义的程度。如果不懂得简约而徒求博学,就将流于空泛的见闻而无实质的见地;如果只求简约而不能广博地学习知识,则掌握不了知识的内在联系。学习的最后阶段是付诸实行,通过实行来检查学习的效果。教师做到了这些,就算是“自明”。

实践证明,王夫之的见解是很正确的。具有广博的知识,具备详尽解说、细致分析的能力是优秀教师的基本功。有了这种基本功,实施教育才能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的深浅,志趣、性格、爱好,因材诱导。使他们懂得道义,信从师说,去所疑,解所惑,各自都有心得。并学会举一反三,取精用宏,培养起独立思考、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

所谓“躬行”就是讲身教。就是教师要以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学生、感悟学生。

王夫之继承发扬了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教育思想,倡导身教。正如他说的教师要“身先作范”。他认为这是陶冶学生品德的重要方法。躬行是“不言之教”,使学生于无形之中受到深刻的感化和影响。王夫之提倡教师要和学生朝夕相处,教师以善先人,躬行倡导,并注重学生的言行,考查学生的动机,随时随地加以指引,使学生自己体会怎样做才是对的。王夫之认为,教育单凭讲说而无示范决不会有什么成绩,这也是卓有见地的。

“自明”与“躬行”都是教师自身的修养问题,但它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个人范围。王夫之认为教师自身修养的良否,关系着社会的盛衰、国家的兴亡,切不可等闲视之。他说:“欲正天下之人心,须慎天下之师受。立教育本,躬行为起化之原。”(《四书训义》卷三十二)这和荀子讲的“师以身为正仪”(《荀子·修身篇》)乃“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荀子·大略篇》)的意思是一致的。

以身作则也是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十分重视的师德内容之一。他说:“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作;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这种共作、共学、共修养的方法,是改进一切学校教育的关键,是教师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在这里,他把为人师表与改进学校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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