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学校之发展_近代宁夏教育研究

中等学校之发展_近代宁夏教育研究

二、中等学校之发展

宁夏建省前，中等教育极为落后，经过建省后20年的发展，时至国民政府统治在大陆结束，宁夏省中学学校有：省立宁夏中学、省立中卫初级中学、省立惠农初级中学、私立贺兰中学、平罗中学、中宁中学等，除省立宁夏中学是一所拥有初高中的完全中学外，其他均为初级中学。宁夏师范学校有：省立宁夏简师、省立中卫简师、省立女子简师、国立绥宁师范、灵武简师等。宁夏职业技术学校有：国立宁夏实用职业学校、省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等。这些中等学校建校时间大多在国民政府后期，也就是1939年后才得以较快发展。

（一）1929年至1939年间的缓慢推进

1.中学师范教育

宁夏建省后十年里，除于1932年11月，在中卫增设一初中（后改为中卫简易师范）外，中学师范学校在原有基础上，没有大的发展。据1932年全国受中等教育人数统计：全国为547，207人，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各省为7，401人，仅占全国1.3%。如果以一万人中受中等教育人数的比例来看，宁夏等边疆各省更少的可怜。以下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察哈尔、宁夏、青海、绥远、甘肃、新疆、西康等省万人中受过中等教育的比列表：(www.guayunfan.com)

表56　1932年边疆各省万人中受中等教育的比例[223]

表中数据告诉我们，宁夏万名人数中仅有10～11人受过中等教育，如此低微之数，尽然还能在边疆中等教育排行榜上排名第二，也可见西北中等教育之艰辛。

1933年，马鸿逵就任宁夏主席后，把宁朔县政府迁至望洪堡，使新城（满营）市面日渐萧条，宁朔满族人陷入失业境地。1935年，马鸿逵要在新城修一飞机场，命令新城内旗人一律限期迁出。宁朔县内原为八旗子弟所设立的初级中学也因满营的解散，旗人的别离，而无形停办。建省十年中，宁夏中等教育可以说是在原有办学基础上，没有大的发展。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表57　1929～1938学年宁夏中学师范学校发展状况表[224]

从表中不难看出，宁夏中学、师范学校在1929年到1939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学校数几无增长，而且学生人数也时起时伏，没有大的进展。1934年、1936年、1937年，在校人数明显下降，其主要原因是1933年，宁夏遭雹灾，又遇水灾，中产之家落难为贫户，贫户变为逃户，所以无暇顾到子女求学问题，使得1934年学生减去不少。1936年抗战爆发前，为备战所需，马鸿逵扩军招兵，发动青年学生入伍。并以非常时期，宁夏中学和师范学校可能都要停办为由，迫使宁夏中学、师范学生编入教导团，试图训练他们为军官，以列为御用人才。面对这般情景，一些学生怕当兵，便逃学了。1936年至1937年，主要受战争影响，在校学生大大减少。关于学校月经费情况，从1932学年成立中卫初级中学后，虽略有增加，但如果按平均每校每月的教育经费算，其实每月政府支付各学校的教育经费并没有多少增长。再考虑物价上涨，学校搬迁，设备维修等因素，这些教育经费就显得越发可怜。

1939年8月，联合中学解散，原有宁中、宁师、中卫简易师范才得以恢复。1940年8月，恢复原女子中学为女子简易师范。宁中、宁师数经搬迁，于1941年分别重归故里，搬回省垣原校址。[225]在十年不算长也不算短的历程中，这些学校支撑着宁夏中等教育缓慢前行，同时，各自又演绎着不同学校的成长和发展历程。

如前所述，1929年宁夏建省，将甘肃省立第五中学改为宁夏省立第一中学，甘肃省立第八师范改为宁夏省立第一师范，两校仍合并办学。女子师范学校，也于是时改名为宁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226]“一中一师”首任校长王齐昌，上任不久，在马仲英进犯省城的乱枪中死去。后由黄光元代理校务，旋于1930年，徐宗孺接任校长，并从北京又聘请来一些高素质教师，使得“一中一师”师资队伍建设更显突出。因为学校教师中有几位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者，如杜润滋、鄔逸民等是中共党员。他们以教书作掩护，作地下工作，恢复建立了宁夏党组织；同时，更以课堂为主阵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传播给学生、教师，再由他们宣传给广大群众。在这样一些教师的感召带动下，不仅学生在变，校风在变，而且连带社会风气也发生转变。

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遵照部章将宁夏省立第一中学校，改为宁夏省立宁夏中学；宁夏省立第一师范，改为宁夏省立宁夏简易师范。简师学制为四年，课程设置有：公民、国语、算数、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音乐、美术、博物、生理卫生、体育、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材及教法等，每周教学时数为31小时。[227]

宁夏中学虽扩充为完全中学，但高中人数很少，一般只开一到两个班级，而主要教育对象是初中学生。加之，1932年在中卫开设了初级中学，及1934年宁夏女子师范学校又改为省立女子中学，因此可以这样说，宁夏建省后的近十年，所谓中学教育其实是以初级中学教育为主体的普通中学教育。

按教育部规定，初级中学开设科目应有：党义、国文、历史、地理、算学、自然、生理卫生、图画、音乐、体育、工艺、职业科目等；高级中学普通科应开课程有：党义、国文、外国语、数学、本国历史、外国历史、本国地理、外国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军事训练、体育等。[228]1935年6月，教育部公布修正中学规程和师范学校规程，对初级、高级中学及之教学科目略作修订，改党义课为公民课等，具体课程设置前面已论述，在此不赘。

宁夏因条件有限，对于部颁课程多不能开全。鉴于部令在案，宁夏省府针对中等教育教员缺乏，学校教员之进修迟迟未能订定，一些课程不能开办实施，而小学教师已成立讲习所投入训练等情况，只得先就各中等学校现任各科教员中，选派数、理、化、英语、史、地专任教员陈春岗、雷启霖等，前往北平北京大学暑期讲习班及英语理化史地科听讲；又派赵钟简前往上海教育部举办工业职业学校教员暑期讲习会听讲，以资造就专科知识技能。[229]与此同时，为推行党义教育之前途，启迪学生之思想，正确认识三民主义，教育部曾迭令对于担任此课程教员之资格进行切实审查。宁夏省府遵照办理，“训令本省各中等学校，不准不合格人员继续充任公民教员及训育主任等职，至有现任人员成绩优异者，应克日履行审查手续，以重法令”。[230]关于学校教师之检定，开始宁夏因学校教师缺乏等条件限制，而未能举办，教育厅只能于每学期一开学，举行教师资格审查，对查出的少数缺少证件者，令饬补交证件，或更聘；1938年后，条件成熟了，才每年举行一次教师检定工作。[231]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在逐步加大对中等学校教职员管理力度的同时，对于中等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人格培养也趋于关注，并作出原则性规定。如1934学年寒假来临之际，教育厅针对假期内学生学习与工作提出安排，要求各中等学校：“应分别指定学生寒假期内自习之课程，即按学生平时成绩之优劣而定，对于国文及数理、化学，尤应特注意；应规定寒假期内学生对于修身必须做到之节目，以简单易行为主，如清洁劳动等项；学校应规定有益身心之书籍，如言行録、曾文正家书、名臣録等令学生阅读；令学生将所读书，做成札记；学生于寒假内，每日须有日记、详记、每日行动感想等；寒假内，每位学生应收集该地物产一种，于下学期时，送交各该级任导师；下学期开始时，举行指定学课考成绩优良者，可给以名誉奖或物质奖品；学校寒假内应设一师生质疑通讯处，以备学生通讯问难质疑，全体教员，均须负责，并于第二学期开学半月内将通讯结果制成统计，呈报本厅。”[232]从这些假期工作之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宁夏中等教育很注重学生的观察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师生间的互动交流趋于平等化、人性化。

同时，为鼓励师范学生参加各项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其管理、演说之才能，教育部门组织演讲、为民服务等活动。如1936年9月在省府大礼堂，举办联合讲演竞赛会，计参加省立宁中高中部二人，初中部4人，省立师范4人，省立女中3人，小学轮流讲习所附设蒙旗班2人，回民师范2人。讲演竞赛会由杨达逵秘书，高锡宸科长等担任评判，由童耀华厅长担任评判长，以讲演员之姿势、声调、内容、结构、修辞五项为评判标准，奖励分团体与个人两种。最后评判结果，宁中获取团体第一名，省立师范第二名；个人方面，宁中黄振中取高中组第一，宁中沈栋获初中组第一，黄震华第二，女中宋玉珍第三，回民师范郝廷林第四，省立师范刘大镛、薛海均有奖励。[233]

由此可见，尽管宁夏中等教育极其落后，建省后的十年里，中学师范学校可以说是几无进展；但相对而言，其教育行政管理、教学管理及师生实践活动还是比建省前有了较大进步，并在政府监管力度的逐步加强和驱使下，极力试图与国家对中等教育要求趋同步。当然中国地大物博，内陆与边疆教育间的巨大差距不是短时间所能缩小的。就宁夏教育自身来讲，省垣及各县间也存在着教育发展极不均衡的问题。就以宁夏中等教育来说，宁夏中学师范学校基本集中于省垣，唯在中卫县设一初级中学，其办学条件，无论是师资，还是学校设施，都比省立宁夏中学相差甚远。即便在同一区域内，各学校的发展也因办学性质、投资力度、政府重视程度等因素，而呈现不同的进展状况。以1932至1939学年宁中、宁师、女师及中卫初中四校的发展为例，列表如下：

表58　1932～1939年度宁夏各中学师范学校发展状况表[234]

上表数据主要是根据《十年来宁夏政述要》的零散数据整理而成。从中不难看出政府投资力度明显倾向于省立宁夏中学与省立宁夏师范学校的发展。1936年学年度（1936年至1937年）学生人数下降，系因抗战的爆发。1936年11月，教育厅鉴于前期视察各中等学校年来设施虽有进展，但教学、训导各科设备尚欠改善，于是除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一切改进事项外，还特派主管科长股主任及督学，于该月15日至21日止，前往各校严密视察，视察总结汇报情况，见下表：

表59　1936年视察宁夏各中等学校之情况表[235]

续表：

从当事人反馈信息中可得知，省立宁夏中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学方法仍停留在师传生受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法上。宁夏简易师范出现的纰漏较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聘请专职教师。省立宁夏女子中学生源奇缺，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不仅仅是观念守旧、文风闭塞，更与政府、社会不予重视有很大的关系。女子教育不被重视最直接地表现在对这所学校的经费投入上，女子中学原女子师范学校，系民房改建而成，大小光线，无一可取，而且学校设备极其简陋，校舍狭小，难以解决学生住宿等问题。社会的漠视、条件的恶劣都成为女子求学道路上的绊脚石。1933年度女子学校毕业学生仅13人；1934年度毕业学生18人；1935年毕业学生30人，[236]她们多来自政界家庭，其次是商界，农村家庭几乎没有。

中卫初级中学因投资严重不足，存在的问题更多。总之，这四所学校各自存有困难，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经费短缺和师资匮乏，而训导工作还能尽职。关于这一点，与当时作家林鹏侠在其著作《西北行》中，对宁中、宁师的描述较为吻合。

林鹏侠女士曾因国民党政府之约，于1934至1935年间，去西北考察。路经宁夏，因马鸿逵之约请，赴省立宁夏中学及师范学校之欢迎会，由校长牟凤鸣出任招待，学生及来宾400余人。她在书中这样写道，“学生精神甚佳，服装整洁。主席坚促余讲演，因略言，今日国际相迫之危象，国民应负之责任，与夫学生应努力之要旨。全场肃静，有近余肃立之小学生十数人，年十岁上下，聆余说，频作首肯状，余对此天真之小国民，心实慰喜。下座，略进茶点，至操场阅各式操演，均有良好精神。因遍观校内布置，乃知省库艰难，两校合并于一处，虽设备甚简，尚见整齐。一师年费一万一干四百余元，宁夏中学则年支一万七干三百五十余元，学生三百余人。三时，应女子师范之招。校址狭甚，学生不足四十人，惟精神亦健。”[237]

宁中、宁师虽为宁夏省最高学府，但校舍很是简单，全部为中式平房，共有房屋约六七十间，教室四座，礼堂一座。多年来，一直因陋就简，未进行过大的修缮和扩建。直到1935年，因前孙殿英进犯宁夏，校舍被占用作伤病医院，学校被迫迁至新华街商会大院（今东方红剧院），地方狭小，后在今文化街市人民医院附近，才重新分别建校。[238]两校建筑形式相同，每校约有二百间房屋，计教室四十余间，办公室八间，教职员宿舍二十余间，厨房十余间，图书室、仪器室、会计事务人员室及传达室、茶房各两间，余为学生宿舍。共有图书1，058种，仪器药品478种。校舍及设备尚够应用。[239]然而尽管校舍简陋，条件艰苦，校园风气及学生精神面貌却因训育工作开展得扎实认真，而显得勃勃生机。

以上视察报告内容恰是宁夏中学、师范学校，在经历建省后近十年发展的真实写照。

2.职业技术教育

我国职业教育一向落后，1929年前，全国职业学校虽在数量上有所突破，但教育质量还亟待提高。1931年2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召集的专家会议上，专家们提出：“……毕业高级小学，不能升中学，毕业中学，不能升大学，一岁间无慮数十万。依教育部最近统计，全国中学一千一百卅九所，内职业学校一百四十九所，仅占百分之十三，全国中学学生二十三万四千八百十一人，内职业学校学生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一人，仅占百分之七……”[240]针对普通学校向不注重职业教育，造成中小学生毕业后，仍无实际工作之技能，以从事各种生产事业等问题，1931年教育部训令：“自二十年度起，各省市应酌量情形，添加高初级农工科职业学校……各县立中学应逐渐改组为职业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其办法即自二十年度起，停招普通中学生，改招职业或乡师学生，以后逐个改招……各普通中学应一律添设职业科目，或附设职业科……”[241]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职业学校法，明确指出职业学校应遵照中华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以培养青年生活之知识与生产之技能。职业学校分初级职业学校和高级职业学校。前者招收小学毕业生或从事职业而具有相当程度者，修业年限一年至二年；后者招收中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者，其修业年限为三年。[242]

1931年度，宁夏全省中等教育仅限于在省垣有中学一所、师范两所，各县均无建立中学，所以根本没条件执行教育部上述规定；即自1931年度起，各县立中学应逐渐改组为职业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1932年11月，省政府于宁夏中卫县，设立初级中学一所，开创在县城办中学之先河。1934年底至1935年初，拟将省立中卫初级中学，改办职业中学，并提交宁夏省第二次省政会议，旋经大会议决，“中卫初级中学校名仍旧，可于该校添设职业班”。[243]这是宁夏地方政府首次将创办职业教育事宜提交会议议程，但其结果则不得而知。

以当时宁夏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之状况，将才建不久的初级中学改办为职业学校绝非简单易行。至于添加职业班之构想，与此次大会第四次会议中，省立宁夏中学校长孙俭提出的各级学校应增加职业科目之建议相一致。孙俭之所以提交此案，其具体理由是：“吾宁生产落后，经济困窘，所谓富裕之家，已不能供给子女受完全教育，中产之家，更不能使子女得受普通教育，所以中小学校之学生毕业后，咸感无有出路，是故职业教育之提倡，实为刻不容缓之举，是以本省除办专门职业学校外，各级学校，实有增加职业科目之必要”。[244]同时，就此提出解决办法，即在高级中学择授农、工、商等科目；初级中学加授职业指导课程；小学高级班，得就地方情形，酌添设简单职业科目。[245]孙俭的提案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切合宁夏社会需求，提出了中小学酌以增加职业指导课程的必要，以期学生毕业时能掌握基本的从事生产劳动所必需的专门知识技能，学有所用，可以直接为发展宁夏社会经济服务。此案经大会决议，交省政府办理后，予以教育厅执行。根据宁夏农牧业经济情况，其教育制度应以农牧业的社会组织为依据，但实际上宁夏执行的教育制度在形式上以工商业为根据，在内容上以工商业社会的教材为教材，致使教育与社会需要相违背，培养人才仍多无业可就。

当时宁夏教育界，提倡创办职业教育的人为数不少，如金律和在其撰文中写道：“职业教育在宁夏的财政状况及农产的条件下面，是最需要的一种教育……职教不发达，教育的力量不能促进生产的改良或增加，或加工制造，其结果就是舶来品充塞市场，原料品低价出卖，每年的输入超过输出，社会的财富，自然日渐了”。[246]就当时宁夏教育现状，金律和直言，“从民国七年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学生数却没有显然的增加。此中原因，固然不会十分简单，而民众的生活困难，不愿遣子弟入学而失却谋生的助手，同时教育与生活不发生直接影响，或许是重大的原因之一。于是民日穷日愚，而教育遂成为社会的不急之务”。接着，他又就宁夏现有物质条件，畅谈了创办职业教育的前景：“宁夏为黄河上游的沃土，五谷的产量极丰富，唯质不纯粹，有需品种的改良。额济纳阿拉善两旗，畜牧甚盛，其弊也和前同，只说驼毛一项，年产达九十九万斤，那么创办职业学校的原料，真算遍地都有，只要我们对于增加产量及改良品种诸端确有贡献，不只是宁省的穷病，可以药到病除，而教育的慢性病，也可以勿药而医”。[247]

以上两种观点，虽都是为倡导职业教育而提出，但因提倡者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及社会地位等不同，考虑问题、提出想法所站角度也大不一样。作为留日归来的孙俭，其倡导各级学校增设职业科目，主要是站在教育自身发展、学生及社会需要而提出。而金律和身为宁夏教育行政机关干部，提倡职业教育，更是站在发展生产、提高技能的立场，以期用职业教育来解救宁夏因生产技术落后而导致贫穷落后的局面。这种想法，可以将陶行知“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教育理念，理解为“教育即生产，生产即教育”。

1935年10月，宁夏教育厅卫生实验处合办省立助产职业学校一所，校长姚尋源，教职员9人，学生仅4名，学校每月经费400元[248]。1936年11月，教育厅派员前往包括助产职业学校在内的各中等学校，进行为期一周的严格视察。工作结束，督学将视察详情整理成文，汇报教育厅，其中有反映高级助产职业学校的内容，内云“4学生，14教职员，400元月经费。该校教员全系兼任，教员教学方面，仅具形式，对于实质方面，均为实习时间牵制，较难侧重学科教学。缺乏管理学生专责人员，招生困难，缺乏单独校舍，经费不敷分配”。[249]由此可知，助产职业学校办理之初是何等仓促和简陋。既无正规教学设备、教学管理，也无正式教员和教学课堂，所谓校舍是附设在省卫生实验处内。无怪乎，嗣以学生减至四人，遂于1937年停办。

鉴于教育实施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教育部迭令宁夏等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对于职业教育，应以生产教育为实施中心。因此，为规划推广职业教育的实施，1937年11月，宁夏省立初级职业传习所在省垣筹设成立。此时正值抗战爆发，交通阻塞，增加后方生产，确属重要。初级职业传习所以生产教育为目标，“为生产而教育”、“为抗战而生产”，开办初，“始收学生80名，分设两班，采半工半读方式，数月之后，成效显著，所有产品如帆布、洋布、床单、毛毯等质地精良均为社会欢迎，尤以帆布一项，订购者源源而来”。[250]遵照部颁职业教育法、职业学校规程及职业补习学校规程，结合宁省实际情形，按男女职业性质之异同，宁夏初级职业传习所分设毛纺织印刷、家事缝纫及普通商业班。并向平津各地延聘专门之人才及技工5人；确定每月经常费974元，开办费998元，并由马鸿逵捐赠价值3000元左右的织袜、毛巾、印刷等机件共计40余架，择定中山市场内之民众教育馆址及中山公园内之畅园分设学校工厂两部。对学员实施训练期间，讲授各种普通及专门职业应具之知识技能。[251]所长杜鸿儒、主任秉钧，余为技师工人，月经费高出省立助产职业学校。后因省款支绌，于1938年10月归私人接收办理，每月由省款补助300元。[252]此类职业学校施行半工半读，重视对学生进行实验实习和生产实践的教育，适合宁夏的实际需要。

遗憾的是，上述两所职业学校都在资金短缺、诸多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勉强创办起来，又都在两年之内，因经费困难、教学难持续而停办，或私人接手。至于1935年初，第二次省政会议决议的在各级学校增设职业科目之事宜，宁夏教育厅于1936年8月才派教师赵钟简，前往上海教育部举办的工业职业学校教员暑期讲习会听讲，以便学成归来造就专科知识技能中等教育。

1938年，教育部为谋养成实用技术人员，以解决一县人民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必需之供给起见，制订《创设县市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实施方法》，规定各省教育厅应会同建设厅、民政厅调查各县市主要农业及日常生活必需品物之产销与供求实况，分类编制统计，呈送教育部；并根据调查，选择一地生活需要最切要而最感缺乏之职业，分别缓急，办理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及设置科目。[253]而这一时期，宁夏全省除有一所私人办理的初级职业传习所外，没有一所职业学校。因此发展生产，开办职业教育学校，不仅是宁夏各县的教育的重要任务，更是宁夏全省的当务之急。

1939年，教育部派张兆焕等前往宁夏筹备职业学校，次年1月筹备完成，选校址于省垣北门外八里桥，定名宁夏省立初级实用职业学校。

总之，宁夏中等教育在建省后的前十年里，发展缓慢，教育内容仍以普通中学及简易师范为主，教育范围集中省垣，外延中卫。其中等教育真正步入由省垣向各县延伸发展的时期，是1939年以后，即宁夏建省后的第二个十年之内，随着政府对中等教育投资力度的加大、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等，宁夏中等教育出现新的发展势头。

（二）1940年至1949年的较快发展

1.中学

1940年初，教育部制定《教育计划与国防计划之联系方案大纲》，规定初中实行童子军管理，高中实行军事管理，使学生明白中学教育不仅是为升学与就业作准备，而且应担负地方服务及抗战建国之各种工作。中学每周授课时数至多不得超过三十一小时，主要学科要安排在工作有效时间，每周至多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其余时间为实习体育军训及童子军劳作与生产劳动，音乐图画等。[254]遵照教育部规定之各科标准，宁夏教育厅按规定调整课程，高级中学开设公民、体育、军事训练（或军事看护）国文、外国语、算数、生物、矿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等科，每周教学总数为三十一小时；初级中学有公民、体育、童子军、国文、算学、自然、科学（博物、生理卫生、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选修课程等科，每周教学总时数三十一小时。[255]对于一些主要课程的教学实施，教育部还做了进一步强调，如国文应酌选发挥民族意识、民族道德之文字，历史上成仁取义之模范人物之传记及总裁训词与讲演为教材；劳作须注重实际生产，学习木工、简易金工、兵器等；音乐须注重歌唱，并应练习军歌及激发志气、陶冶性情之歌曲。[256]

遵照上述教育之规定，宁夏当局还修订了中学教学科目及各学期的每周各科教学时数。同时，谱写、教唱校园歌曲，振作精神、改良风气。1940年10月，郭继光老师教唱《宁夏中学校歌》，歌词大意如下：

贺兰山有金银铜与铁矿，大河边有黄渠汉渠秦与唐。万里黄河富宁夏，西北富源在朔方。地利未尽是我们耻，宝藏尽开是青年光。我们为桑梓我们为宁夏，我们为民族我们为国家。艰苦进取英勇奋斗，完成新的宁夏完成三民主义的中华，才是我们受教育的报答。[257]

这首校园之歌，抒发了作者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无论在当时还是于今天都不失为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优秀作品。1942年，教育厅训令各级学校，熟唱教育部颁布国民必唱及选定之孔子纪念歌、总理纪念等歌曲七种，能遵照习唱者，固属不少，而未能切实遵办者，亦复很多，[258]当然未能如要求习练的原因有很多，但不排除有些必唱歌曲的不合时宜。

为扩大宁夏各中等学校招生，提高学生程度统一考试标准，并免学生远道跋涉，省教育厅特制定《宁夏省二十九年度省立各中等学校统一招生办法》，并公布实行。1940年7月统一招生结果，投考学生共计442名，宁夏中学正取127名，备取14名人；1941年7月统一招生结果，招考学生共计390人，宁夏中学录取68名、中卫初级中学41名、惠农初级中学56名。[259]自此，宁夏各级中学不仅学校数、生源数得以增加，而且校园建设、教育行政管理都有了新的发展，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60　1941年度宁夏各中学发展状况表[260]

附注：这里所述省立中卫初级中学，是1941年新增设的一所中卫初级中学。而原由省立第二中学校改名的中卫初级中学，已于1937年改为中卫简易师范。

相形之下，四所中学实力最强还属省立宁夏中学，无论是从校园硬件设施讲，还是就学校软件条件言，都可称得上是相对最好的，其次是私立贺兰中学。

贺兰中学系马鸿逵私人创建，1941年学校初开办时，招收学生80名，分初中甲班和高小乙班。[261]学生来源开始只限马鸿逵及其官兵子弟，后逐渐放宽，考试通过便可招收。1943年，搬迁省垣。因为校方提供学生吃、穿、住、用之费用，使学生免于学费、生活费用之困苦，所以大多贫穷子弟努力想法考入贺兰中学，使得该校学生成员构成贫富悬殊较大。

吸引众生投考贺兰中学的，不仅是因其优厚的物质待遇，还因这所学校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据靳振安先生回忆，该校教师技能相当过硬，主课教员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且任教多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如前文中提到的派往北京学习的陈春岗老师，系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贺兰中学从省立宁夏中学将其聘进，其任教数、理、化，授课特点是由浅入深，论证分明，剖析明确，深受学生欢迎。英语教师王亚孚，北京大学毕业，精通六国语言，原任教省立宁夏中学，后改聘贺兰中学，所教学生，英语知识相当过硬。再如国文教师杨文川，讲解很是深透，批改作文认真细致，其书法刚劲有力。[262]

贺兰中学即为私立学校，其办学宗旨与校园管理自然深受创建人教育思想的影响。马鸿逵曾在《敬告本省各学校教职员及学生家长书》一文中称：“查我宁夏各级学校，多数教职员，对于在校学生，授课则敷衍迁就，只求拥护，而不计及个人之心得，管理则放任松懈，听凭自由，而不顾及品行之堕落，古谚有云‘师道立而后善人多’ ，师教不严，而欲学生个个成才，古今中外，无其例矣。”[263]言语中足见马鸿逵“严师出高徒”的教育理念。因此他对贺兰中学的管理要求也是体现在严格管教上，特派数名校、尉级军官，于该校加强协助管理。学生每天晨起做早操，进行严格的准军事训练，早晚要点名训话，学生若犯校规，即以马鸿逵发给教官的“万应散”大板子体罚学生。[264]关于棒责体罚学生，马鸿逵认为必要时候得用。在他看来，“宁夏的教育是要专制的，非严不可，宁缺毋滥，要好的不要坏的，情愿学校关门，不情愿造出一批土豪劣绅……”[265]一次在贺兰中学视察工作中，马鸿逵发现其孙马家麟荒废学业，不服从校规，于是亲操“万应散”大板，狠命体罚孙子，以示所谓“严加管教”。

尽管贺兰中学在教育之管理方面，严格到有些不近人情，但因其拥有得天独厚的办学条件和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使这所学校历经仅十年便得到较大的发展，成为拥有高中3个班级、初中7个班级，学生420人、教职员73人的完全中学。[266]仅在1947年至1949年里，就有高中毕业生99人，而出省报考大学的学生，多有被录取。相比之下，省立宁夏中学虽起步早，底子厚，但在宁夏建省后的第二个十年里，其学校之发展远不如贺兰中学，至1949年，该校仅设有高中2个班、初中7个班，学生总计272人，教职员40人。高中毕业生，从1935年到1949年，累计才有81人。[267]无论从学生数量上比，还是在教学质量上讲，贺兰中学都后来居上，遥遥领先于其他中学。

省立惠农初级中学与新增省立中卫初级中学，于1941年相继开办，两所学校办学条件都为简陋，而惠农初级中学更差，月经费仅420元。但这两所初级中学的开办，打破了中学教育只集中于省垣的落后教育格局。

惠农初级中学之创建，最初源于惠农县高小毕业生再深造的要求，黄渠桥北校教师于锋、宋学村等鉴于此，在地方热心教育的人士帮助下，于1940年秋借北校筹建初中班。时师资有限，仅开设初中国文、数学两门课。次年，新校舍竣工，经县政府报请、省府批准，改为省立。1946年，惠农初级中学迁入位于黄渠桥桥东的新校区。后又经地方人士捐款，扩建校舍，教学环境大有改善。1947年度，已发展至学生120名。时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影响，惠农初级中学学生只剩下63名、教职员7人。[268]

据《宁夏省政府教育行政报告》统计，宁夏省1946年前有中学仅四所，即上述的省立宁夏中学、中卫初级中学、惠农初级中学及私立贺兰中学，总计高中五个班学生221人，初中十六个班学生600人，教职员74人。1946年度，宁夏中学教育经费占中等教育经费12001800元中的27.2%，计3256500元。[269]为进一步解决省立中学招考学额有限，大量小学毕业生升中学难的问题，省政府决议鼓励宁夏省诸县自筹资金、政府扶持等方法，以期在各县开办初级中学。

1945年秋，惠农中学校长高尚信，鉴于平罗无中学，自己又是平罗人，于是联络平罗多方人士，搬走惠农中学的设备和器材，预备在平罗组建中学，这一行为引起了惠农、平罗双方的矛盾，最后达成协议：惠农中学保留，分出部分教学用具给平罗。高尚信放弃原职，带领21名自愿回家乡读书的平罗籍学生及分得的器物，组建了平罗县初级中学，其实只是一个初中班。高尚信为校长，其他任课教师多为义务教学。开设课程以国语、数学为主，其他课程因教师不稳定，时上时停。办学经费依赖于高校长运筹谋划，向社会募捐，在保证教学和办公的条件下，如结算有余，适当给教师一点生活补贴。[270]1946年春，宁夏省教育厅批示，将平罗初级中学改为“宁夏省立平罗师范学校”，学制四年。1949年，该校发展为四个教学班，学生有176人，教职员16人。[271]

1947年夏，宁夏省立中宁初级中学，在地方各级人士募款捐物，并通过各乡摊派现金、物料、民工等方式努力下，正式成立。县长苏盛华兼任校长，教育厅派督学兼任教导主任，另聘请教师4人，当年招生两个班86人。1949年9月，中宁解放时，全校设三个教学班，学生134人。[272]

另外宁夏南部山区，也有几所初级中学相继设立。如固原初级中学于1940年发动地方人士筹建，拨付15000元作开办建筑费，以7500元为1942年下学期招生经常费。1941年9月，正式成立开课。1948年，添设高中预修班一班。[273]海原初级中学于1945年，由海原县政府第七次县务会议暂筹资金50万元（法币）创办，校址定于复兴镇原中心小学旧址。同年八月正式招生50名。1948年，首届毕业生16名。1949年，有学生53名，教职工8名。[274]

2.师范

遵照1940教育部《教育计划与国防计划之联系方案大纲》之规定，师范每周授课时数至多不得超过三十二小时，师范学生应认识文化国防第一线之真义及献身教育事业之精神等，[275]省教育厅计定简易师范学制四年，课程设置：公民、体育、童子军（军事训练）（军事看护）国文、算术、地理、历史、博物、生理、卫生、化学、物理、农工艺及实习（家事及实习）美术、音乐、地方自治、农村经济及合作、教育概论、教育心理、课程教材及教学法、教育行政、实习等科，每周教学总时数为三十一小时。普通师范学制三年，课程比简易师范除多一选修课程，少生理课外，其他课程均一致，每周教学总时数为三十二小时。[276]这一年，宁夏全省仅有师范学校三所，即宁夏简师、女子简师、中卫简师，三校皆为省立，且属简易师范。依据宁省地形及师范之分布，省府将宁夏划分为三个师范教育区，每区设立简易师范学校一所，以培养该区内所需小学师资及辅导地方教育。试见下表：

表61　1940年宁夏师范区划分表[277]

为推进边疆教育事业，解决边疆师资紧缺等问题，国家教育部除督导宁夏等边疆地区教育机关积极培植师资外，并参照第二、三两次全国教育会议决议案，筹办国立边地师范学校。1941年复采纳边疆教育委员会第二届大会之建议，参酌实际情况，将边地暂分为十七个师范区，各置国立学校，以培养各该区之国教师资。[278]宁夏划归在阿旗师范区内。1942年，为培养宁夏、绥远两省蒙旗国民教育师资及社教人员，并辅导本区地方教育之推进，教育部派边振方为校长，着手在阿旗区与绥蒙区筹备绥宁师范学校，校址最后选定惠农县黄渠桥。同年暑期招生，在绥远陕坝、银川、惠农各设考场，录取普师一个班。考生为初中毕业生和小学教师；简师两个班，考生为高小毕业或同等学力。流亡学生和孤儿院学生优先录取或免于考试，录取学生以宁夏居多。[279]同年9月，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正式开学。自此，宁夏师范教育事业，因国立师范学校的开办，而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将1942年宁夏省各级师范学校状况，列表如下：

表62　1942年宁夏各级师范学校现实状况表[280]

事实上，与宁夏省立三所师范学校之组织与行政相比较，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有明显不同，其组织是依据教育部规定，即边地师范学校之组织，设级在六级以下者，分设教导、事务等处，七学级以上者，分设教务、训导、事务、研究、推广等处，根据实际需要呈准设置之，各处之下分组办事。[281]而宁夏省立各师范学校，没有分组之设置，校务工作混杂，没有明显分工。就校园建设与设备条件而言，三所省立简师相对简陋，理化仪器、药品、军事器材等设备甚是欠缺。而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明显经济实力较雄厚，图书、仪器、体育用品、医药设备及教学设施比较齐全，入校学生一律享受公费待遇，除豁免学膳宿杂等费外，并发给制服、书籍及零用金等。[282]更让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成为亮点的是，这所学校新建有一座四间教室大的初具规模的图书馆，其中有大公报及高尔基、鲁迅、巴金、冰心……等中外名作家的作品。每天课外活动时间，不少人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读书，摘录笔记。通过阅读图书、报纸、杂志，开扩学生们的视野，了解到比这块小天地里更多的东西，[283]后来很多人感慨地回忆说，幸亏那时抓紧读了不少书，给自己一生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校采取半军事化管理形式，组织纪律严明。每逢开饭，学生须集合整队进入饭厅，六人一桌，各就各位，军训教官令“开动”，方得举箸进餐，剩饭剩馒头不得带出饭厅。每周或半月改善一次生活，一日三餐不限量。倘遇学生生病，校医开证明，灶长打条，便可领出油和面，自己做病号饭。[284]

不仅如此，国立绥宁师范学校还因其良好的校园环境及较为优越的师资待遇，聘请组建了一支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大多数来自内地和沦陷区，不少毕业于全国知名大学，还有的在专业技能上颇有造诣，如语文：周云亭、王志刚；数学：刘金元、惠世英；物理：张文彬、官乃夫；化学：胡茂松、郭澜；生物：李少鲁、丁鹤洁；历史：王良池、沈逢泰；地理：赵福、孔惠柯；教育学：李子桓、陈秉仁；蒙文：教天章；美术：段雨汀、李明山；音乐：洪云蝉、王仰之；体育：刘金亭、朱焕章；劳作：刘天龙、王沂等，各科教师都深受学生欢迎，[285]在教育战线上都取得了累累硕果。学生却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市。宁夏当地学生占50%，绥远的五原、临河、陕坝、阿拉善左旗等地约30%，由沦陷区流落在宁夏孤儿院的晋、冀、鲁、豫的难童(高小毕业)约占20%，贫苦家庭出身的占95%，养成了热爱劳动、艰苦朴素的好品德，虽然吃的是黄米饭就咸菜；三四年只发过两套土布制服；冬天宿舍不给生火炉，夜里冻得腿抽筋，手上、脚上生冻疮，但他们认为生活苦点不算啥，只要有求学深造的机会就很满足，于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勤奋求学上。据统计，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暑期，绥宁师范学校已经毕业学生，普师六个班300余人；简师十二个班600余人，全部奔赴教育战线，[286]为宁夏、绥远等地培养了一批人才。

绥宁师范的创建，使得不久前从平罗县分治而出的惠农县，一下拥有了两所中等学校；而平罗县，地大人多，有更好的办学条件，却没有一所中等学校，所谓平罗中学，也只是从惠农中学脱离出来单独办理的一个初中班。于是平罗有为之士强烈呼吁在本县成立中等学校，1946年教育厅准于平罗建一所师范学校，即宁夏省立平罗简易师范学校，学制四年，校长高尚信。[287]同年8月正式招生，招生对象主要是平罗、惠农、陶乐、磴口等县的小学毕业生。首届招生50名，并将原平罗初中班的21名学生吸收进来，作为平罗简师二年级学生，一同办理。1949年，该校已发展为四个年级，五个班的简易师范学校，学生120名，教职工15人，其中教师12人。[288]

鉴于平罗地方人士的积极筹款倡办中等学校之举，省教育厅鼓励灵武乡绅集资办学。1946年底，灵武县政府责成吴忠一带乡绅成立“灵武简易师范学校”筹备委员会，推李凤藻为主任委员。1947年3月，灵武简师招生，收高小毕业生37人作预备班，8月正式开学，又招学生50名，共计87人。校长柴方，后徐秉义接任。[289]

灵武简师之创办，主要靠地方捐款，政府少有资助。初建校时，仅11间土房，分别作教室、办公室、宿舍。后请示教育厅，卖地建校，略见规模，新建校舍为13间土木结构的房屋，校内设备极其简陋，试验仪器等设备皆无。教育厅发给部分教科书，有些科目的教学内容则由教师自己编写。因办学条件差，学校教师多不发薪金，每月给小米一石，上下课用点香计时，校长主任兼管打钟。该校自开办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招收学生157人，几次征兵，最后毕业的只剩下50人。[290]到1949年三年级原招收的87名学生，仅剩下12人，到1950年毕业时，只剩下5人。像马少静、周玉麟、眭殿选、桂中孝、王宗奇、王有喜(本科生)，石作玺、马万录(预科生)，都是先后从灵武筒易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

固原国民初级简易师范学校，系由1942年驻防固原五十七军军长丁德隆倡办，1943年招生50余名。1944年，月经费由省支发，后改名固原简易师范学校，并改四二学制为三三制。[291]该校自建校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招生500余人，生源大部分来自固原地区和平凉专区各县贫寒家庭子弟，学校给予他们粮食、衣服补助。所开课程除正常学习文、理科外，还特别增设了“教育学科”(如教材教法、教育心理)等。先后有300余人毕业，大多从事教育工作。[292]1944年，海原县临时参议会上，曹圭文、张殿宇等曾联名提议筹建海原简易师范，因所筹资金全部用于海原初级中学的建设，故被搁浅。[293]

关于宁夏各级师范学校之课程设置，上述几所学校除灵武简师因条件所限，不能按教学大纲要求开齐全部课程外，其他学校基本遵照教育部1940年修正公布之师范各科标准实行。同时，绥宁师范还特别注意边疆政策、边地语文，边疆史地及卫生垦殖等专门职业之训练，修业年限按照宁夏各级师范学校之规定办理。[294]至于师范学生毕业后，服务年限及服务办法等问题，省教育厅依据部颁师范学校毕业服务规程第二十条订定《宁夏省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细则》，7月公布实行，绥宁师范也照此规定办理。细则内容如下：

1.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年限一律定为三年，应自毕业后第一年起，连续服务三年为原则。

2.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分配应将各期毕业生服务志愿，于毕业前一月填表呈报教育厅备案……并参酌各县师资需要情形，预为计划分配各生服务处所，至毕业后分发服务……

3.本省师范生毕业服务地点，以本省境内为限。

4.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年限之计算，在服务期内连续任职两校或两校以上者，得各并计算，服务非连续者，其间断时数应扣除。

5.师范学校毕业生有因身患疾病或其他原因不能服务时，得依照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第十一条，呈请缓其服务时间，并应附呈医生证明或其他证据，但除疾病或残废者缓时不得超过二年。

6.师范学校毕业生，在规定服务期内，不得升学或从事教育以外之工作，如遇特殊情形者，得先呈请教育厅核准，否则追缴在校期间一切免交费用。

7.简易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满一年，成绩优良，志愿升入师范学校，得呈请教育厅核准后，再行投考升学，惟毕业后仍应继续服务，补助其应服务之年限……[295]

培养师资为推进教育之先决条件，宁夏师资缺乏，较内地为尤甚，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本地设立师范学校太少。面对师资紧缺、教育落后之现状，省府曾于1946度年增加中等教育经费投资，计数32084940元，比1935年度增加21073148元，其中尤以师范教育经费支出数额远高于中学、职业教育之用。[296]同时，将宁夏全省划分为四个师范区，逐渐以完成设立省立完全师范学校一所，每校以设普单轨三班、简师双轨八班为原则。省垣女简师暂以充实学额着手，并增设了省立平罗、灵武简师，学生增至569人。省立中学方面，高中部试采分科设置师范进修科，其他专科师资如体育、美术、劳作、童训、社会教育各科之设置也力图筹设。[297]1946年8月27日教师节，举行感大尊师运动，为优秀教师发奖状、奖金，并布告及令饬各县，每年按四节由学生家长向教师恭送慰劳物品以资尊崇师道，鼓励教师热心教学。

3.职业教育

1940年3月，宁夏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成立，教育厅委派黄景文为校长，并招生开学。因宁夏小学教育尚未普及，招收高小毕业生实感困难，故增设补习班，招收学龄儿童，先予以一两年之补习教育，迨其程度相当时，再转入正式班级。学科分金木工、纺织及水利三科，7月水利科停办，8月增设农业科及化工科。学生不论科别，一律享受公费待遇，膳食制服及学习实习材料，均由学校供给。[298]

这一学校的建立与发展，改变了宁夏迟迟没有一所倡导职业教育之学校的落后局面。在此之前，虽办过宁夏助产职业学校和初级职业传习所，但都昙花一现，没有产生多大效益。因此可以这样说，宁夏职业教育的真正起步发展，是从宁夏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的创设开始。同年7月，为从事后方生产工作充实抗战力量起见，宁省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议决，由省建设厅设立妇女纺织传习所，普及纺织技术，并在中央补助宁夏生产建设专款下，每年拨4万余元，充作经费。在省会设总所，附设传习班4班，每班定学徒40名。在各县，计宁夏、宁朔、平罗、金积、中卫、中宁、灵武等县，各设分所1所，各附巡回传习所班5班，每班招收学徒40名，从事训练纺织技术事宜。[299]

1941年1月宁夏省立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改为国立，更名国立宁夏初级实用职业学校，仍以黄景文代理校长，并将原有各科改为职业补习班，增设金木及纺织等初级职业班，2月招生开课，8月又增设畜牧科及化工初级职业班，10月黄景文代校长辞职，部派徐梦麟代理校长，1942年定名国立宁夏实用职业学校。[300]宁夏实用职业学校由省立办学到国立开校，虽都是同一所学校，但却使得学校规模设施、办学方式、组织管理及校园前景等方面有了大的改观，具体变化的比较，见表63。

宁夏实用职业学校由省立到国立，其最大的变化就是教育设施更适应地方所需要，办学更显规模化、产业化、职业技术化，校院管理也更为专业、规范、合理。国立宁夏实用职业学校新开辟畜牧场，有耕牛、马、骆驼等牲畜，还配备卫生医疗设备，这些都是宁夏作为农牧业地区所要发展的事业。正是投合的社会生产所需，宁夏职业教育学校才真正发挥了职业技术引领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作用。在研究实验工作中，教师带领学生克服种种困难，获得多项研究成果。如利用纯粹土产材料，试制印刷油墨，已成功；试制油墨调制剂业经制造完成，供储实用；纺毛车之再度改良，经改造结果较一般更为经济实用；割绒织物之试织，已获相当成效；自学校土地之土壤中提取芒硝已获成功，现校中医药所用之芒硝既系自制，用以硝制毛皮，其成效亦与市场售品无异。③除纺织机之改良推广外，并兼办各种辅导工作，如在民众学校每学期办一班，假期家庭识字，寒暑假期内限定学生实施；发行壁报，常识壁报每周一次，时事壁报间周一次；抗日宣传，纪念日分队工作；工人书信代笔等。

表63　宁夏省立初级实用职业学校与国立宁夏实用职业学校之对比[301]

在宁夏省立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初步创办的同时，原宁夏助产职业学校也于1940年9月恢复招生，校址定于省垣教导团，校名改为宁夏省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302]该校附设妇产医院，有床位50张，分助产、护士两个专业，校长宋子安。[303]该校自1935年创办，两年后停办，再于1940年恢复，至1949年历时14年，因经济拮据等原因，共培养毕业生27名，代培生32名，发展甚是缓慢。

1946年初，省农林处创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一所，校长由农林处副处长罗时宁兼任。同年8月正式开学，首招学生80名，分农林、畜牧、水利三个专业班办理。[304]

直至新中国成立，宁夏省办职业学校仅为省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和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两所，条件之简陋、教育之落后，可见一斑。1947年，宁夏省府曾拟具筹设省立工业职校，呈请中央核拨专款举办，并发动地方人士捐款协助政府筹建，[305]但最终因筹款艰难等因，未能办理。

最后，还因提及的，是宁夏唯一的一所官兵学校，姑且把它并入职业类，视为为军事职业培养人才。1944年春，宁夏组建“十七集团军干部训练班”，为避扩军之嫌，又改名“宁夏官兵子弟学校”。通过考试择优录用了五百余名学员，招考对马鸿逵家族子嗣、军事高官子弟及河州马氏穆斯林有优先录取的倾向。尽管官兵学校学生来源杂异，有贫富差距，文化程度也高低不一，但入校学生一律按军事编排、管理。晨起操练，下午课余进行野外演习或练加操等。生活起居用品学校全套配备，学生还月得津贴2元。授课内容以国文、英语、数学为主，每周两次军事学，还有国民党党课和国际时事每周各一节。[306]1946年，内战开始，需大肆征兵，马鸿逵命官兵学校学生一律毕业以充军队，为时两年有余的宁夏官兵学校旋即结束它短暂的军事育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