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中介联动服务的超循环演化模型

政府与中介联动服务的超循环演化模型_产学合作知识共享

二、政府与中介联动服务的超循环演化模型

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产学合作知识共享是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在推动区域自主创新平台建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及科技中介机构应当为其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产学合作知识共享不仅需要企业和大学的重视，更要依靠政府和中介机构的支持和推动。宁波大学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2005年以来，宁波大学与宁波市下辖的11个县(市)区政府和宁波市科技园区管委会分别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各县(市)区设立了总额达2150万元/年的科技合作专项基金，争取了上千万元的地方合作专项经费，用于资助科研项目合作、申报纵向项目和服务当地经济建设项目配套、支持创新创业计划、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等。政府部门的介入减少了产学合作知识共享风险，降低了产学合作知识共享成本，提高了项目合作质量，推动了双方知识共享的积极性。

产学合作知识共享的政府与中介服务环境建设是指政府与服务中介通过高效的制度安排、制度设计等，以推动企业、大学以及政府与服务中介三者资源与信息的分享沟通，提高科技资源运用效率与效能为目的，借助市场需求与科技创新这个纽带，围绕知识共享这个主题，相互连接在一起，形成上述三种力量相互影响、抱成一团又协同的联动超循环演化模型［117］。

政府与中介服务联动超循环演化模型对企业、大学、政府与服务中介在创新体系构建中的使命重新加以了界定。简单地说，企业的使命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技术转移和知识应用方面;大学以知识传播、高素质人才培养为主，同时进行知识创新和知识转移;政府与服务中介的职能，从目前直接组织创新活动为主，转向以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促进组织间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主。

1．跨场域联动超循环演化模型原理(www.guayunfan.com)

我们可以将产学合作知识共享系统看作有机的生命系统，这个有机生命系统中各个主体以及主体与外界因素之间的知识共享是一种循环进化行为，知识共享的各个过程相互作用，互相促进，形成了产学合作知识共享的超循环联动系统。显然，这个系统符合开放性、自适应、自稳定、突变及选择评价的基本原理［163］。

这个有机体可以与外界环境进行各种知识资源的交换，通过知识共享来维持组织及结构的存在与发展。另外，知识共享具有持续性和自适应能力，产学之间可以在经济与社会效益的链接下，形成共生的结合体;该系统也能够通过自我调节完成新的动态平衡，并不断向前向上螺旋上升，反复演化升级;超循环系统还能够将不符合知识共享要求或效率不高的一方淘汰出局，从而促进了新的系统动态演化。

产学合作知识共享系统中，各方投入的知识资源经过知识整合、吸收与应用，企业获得商业化产品，大学则提高了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能力。该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来自企业和大学的不同类型知识跨越双重场域(经济场域和科学场域)循环流动，反复创新，不断发展(见图4－12)。

图4－12　产学合作中跨场域的知识共享系统

在该循环系统中，不仅有反应循环，还有催化循环和超循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产学合作知识共享原有知识资源的自我选择、溢出与再生过程。如企业中不适应创新要求的人力资源可以经过大学的针对性培训并参与到大学科研课题研究中去，从而重新选择为企业的核心人才。第二个层次催化循环本质上是自我复制与子系统的聚合应用。大学通过知识创新催化循环提供企业所需知识，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催化循环进行开展产业化或商业化运作，政府与服务中介则通过政策催化循环为产学合作知识共享提供良好的外部政策法律法规和中介服务环境。第三个层次超循环则是系统内各种催化循环的功能耦合。系统内的不同场域中的催化循环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协调，相互选择，相互进化，推动了产学合作知识共享系统螺旋上升与演化。产学合作知识共享政府与中介服务联动超循环演化模型分别为系统提供了“企业——技术创新与转移——知识转化与应用”创新平台、“大学——知识创新与转移——人才培养与科技成果”创新平台和“政府与中介机构——管理创新——服务环境”创新平台，它们协同作用，推动了产学合作知识共享的运行。

2．超循环系统的联动运行机制

从以上原理我们可以推导出“企业——大学——政府与中介”三者之间形成的产学合作知识共享联动超循环演化模型，即“企业——技术创新与转移——知识转化与应用”、“大学——知识创新与转移——人才培养与科技成果”、“政府与中介机构——管理创新——服务环境”。正是通过这种产学合作知识共享政府与中介服务联动超循环演化模型，才推动了产学合作知识共享系统运行，其运行模式如图4－13所示。

图4－13　产学合作知识共享联动超循环演化模型

这种产学合作知识共享政府与中介服务联动超循环演化模型通过三个层次的创新应用平台互相协同开展运行，最终实现创新资源集成、集中与共享。其运行机制如下:

(1)第一层次:“企业——技术创新与转移——知识转化与应用”的推动。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和知识传播的载体，在进行技术创新和开发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利用来自外部的知识成果特别是大学的科技成果开展实践应用，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不断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的进程。

(2)第二层次:“大学——知识创新与转移——人才培养与科技成果”的驱动。这种产学合作知识共享政府与中介服务联动超循环演化模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合理配置企业与大学的资源，优化双方的各类创新资源，为推动产学合作的整体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然而，从目前来看，大学的知识资源在层次、规模以及布局上与之不相适应。大学的知识创新机制对于加快科技成果研发，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来说，仍需不断调整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要求。

(3)第三层次:“政府与中介机构——管理创新——服务环境”的拉动。作为制定各类政策、法规的政府部门，其管理创新的水平与力度，对于推动产学双方的知识共享有着重要的影响。产学合作知识共享效率的高低不仅与企业和大学内在活动有关系，更与制度环境有密切的联系，这当中不仅包括硬件资源环境、软件资源环境，还包括有利于企业和大学创新主体发展的社会服务环境。政府部门应大力完善服务环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改革政府管理创新服务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服务作用，把企业与大学的资源优化与集中配置起来，形成良好的创新服务环境，推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164］。刘冰峰［165］(2005)认为，政府还应引导科技中介机构实行策略联盟和服务创新，以提升整体的中介服务水平。应鼓励具有互补性的创新支持服务机构之间形成策略联盟，如通过与行业协会建立协作关系，在企业与大学之间建立知识互动的有效媒介。

考虑到创新的结果取决于国家体制及其社会范式能否适应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和可能性的能力［166］，本书认为，政府与中介服务联动超循环演化模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角度，可借助它来分析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大学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扩张现象，并借助这些现象表征指标进一步反映或揭示出各国家/区域之间的差异比较和协同状况。政府与中介服务联动超循环演化模型告诉我们，随着网络的发达和合作的加深，企业、大学之间的知识流向已发生了一系列微妙而复杂的变化。这些来自于对研究思路的检验和反馈，从市场结构中所获取的信息等。再者，作为政策出台、经费支持、咨询顾问、人才需求的政府与中介机构也会加入到这个知识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