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教育思想_中国教育史教程

朱熹的教育思想_中国教育史教程

第三节　朱熹的教育思想

图8-2　朱熹

朱熹(1130—1200年，见图8-2)，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于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他19岁登进士，不久出任泉州同安主簿。同时，他开始师事程颐三传弟子李侗。朱熹先后任官14个年头，其余时间多是著书授业。每到一地，他都要创办学校:在泉州创设县学，在漳州创设州学，在南康修复白鹿洞书院，在潭州修复岳麓书院等，前后讲学达50年之久。朱熹关心国家大事，向朝廷推崇理学，强调修身，力主抗金，但不被重用。后一度担任皇帝侍讲，历任知江西南康军、知漳州、知潭州、焕童阁待制兼侍讲等地方和朝廷职务。(www.guayunfan.com)

朱熹一生著述繁多，主要教育著述有《大学章句序》、《白鹿洞书院揭示》、《学校贡举私议》、《读书之要》、《童蒙须知》等。

一、教育的作用与目的

朱熹将人性分成“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个方面。朱熹认为:世界万物的“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包括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称之为“理”，这种理是永恒存在的，“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有了人类，理就会以人的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更强的实在性，好像“天理”就藏在人的形体里一样，这种包藏在人类形体中的“天理”称为“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就是“理”(性即理)，是绝对至善的。

何谓“气质之性”?朱熹认为，“天理”只有一个，而包含“天理”的人类形体是千千万万的，每个人的形体气质都有所不同，是形形色色、互有差异的。这样，本来是一样的“天理”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就有不同的表现。这种不同气质的个体对“天理”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气质之性”，所以“气质之性”是因人而异的。

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为学乃变化气质耳”。通过“变化气质”，使“气质之性”接近“天命之性”(接近“天理”)。气质中最不利于“天理”显现的因素就是“欲”，所以“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6]

与其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关，朱熹强调学校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7]具体而论，朱熹认为教育对个体的作用表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明明德”之事;对社会的作用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亲(新)民”之事。他认为，修己是治人的前提;治人是修己的功夫。因此教育作用和努力的方向，首先是由外而内，其次才是由内而外。

二、“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

朱熹把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15岁以前受“小学”教育，15岁以后受“大学”教育。他把“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看成是统一的教育过程，看成是有区别而又有联系的两个阶段。朱熹说:“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8]即“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方法有异，时间有先后。总之，“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延续。

他认为“小学”与“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应有所不同。“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之以事”，即“打坯模”的阶段;“大学”阶段是“教之以理”，即“加光饰”的阶段。

(一)关于“小学”的教育思想

朱熹特别重视“小学”教育，认为“小学”教育是打基础的阶段。他把“小学”教育比喻为“打坯模”，要打好做圣贤的坯模。也就是说“小学”教育对人的成长来说像是一个初加工或半成品，若“小学”的坯模没有打好，没有做出样子来，以后弥补起来就极不容易。

他还从儿童心理特点上分析“小学”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儿童时期是人的心智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如果对于儿童行为习惯的培养，对于儿童的教化能够与心智发展相吻合(即“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就会达到一种“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孔子语)的效果，这时养成的一切品质都是很稳固的，“若固有之者”。

“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伦理道德规范的训练和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简单地说就是“教事”、“学事”。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教儿童只是教他如何去做，不必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即便是和儿童讲道理，也要求浅近具体，“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

“小学”的教育方法尽可能具体、明确，应尽量生动、直观、形象。朱熹认为，为了养成儿童最基本的道德行为习惯，实行一定的强制性是必要的，只有到了一定时期以后，才能“积久成熟，自成方圆”。

(二)关于“大学”的教育思想

15岁以后是“大学”教育阶段，朱熹认为“大学”教育的任务是“穷其理”、“以理教”。“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9]“大学”是在“小学”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高，是“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及其至也”[10]，是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利用“小学”所学到的知识经验去推测未知的事物。

朱熹认为“大学”主要是要去读书，“读书穷理”。对于“大学”阶段的学生，在学习方法上主要靠自觉，学习的成败在于学习者的自觉性的高低。“大学”阶段的学生要有较高的自学能力。所以朱熹认为“大学”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指导学生如何读书、穷理。

三、道德教育思想

道德教育是理学教育的核心，也是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认为，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立志

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着力处”。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二)居敬

泛泛而论，居敬是一种人生态度，是道德涵养的体现。朱熹曾说，居敬与孔子所谓的“行笃敬”、孟子所谓的“求放心”、《大学》所谓的“诚意”、程颐所谓的“主敬”皆为一理。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是始终一贯、严肃认真和注重个人修养的精神态度，是为人处世的根本。

(三)存养

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四)省察

“省”是反省，“察”是检查。“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五)力行

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四、朱子读书法

朱熹教学，尤重自学;自学之事，尤重读书。朱子读书法并非朱熹手订，而是由宋人张洪和齐熙摘录朱熹有关读书的语录分类编成，元人程端礼后曾重编，但内容大同小异。

(一)循序渐进

朱熹提出:“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序”有二义。一是客观的读书的顺序。读书要有一定的次序，前面读熟了，方可读后面。二是主观能力之序。读书不能贪多，应量力而行。另外，朱熹强调，读书既要抓紧，又不可急于求成，即要循序渐进、按部就班。“读书如园夫灌园，善灌者随其果根株而灌之;……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11]

(二)熟读精思

读书必须“熟读”和“精思”。朱熹很推崇“古人读书，亦记遍数”的做法，认为“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时”。朱熹提出读书是一个从无疑到有疑，再从有疑到解疑的过程。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12]所谓“精思”，即是反复寻思文义:“这功夫须用行思坐想，或将已晓得者再三思醒，却只有一个晓悟出处，不容安排也。”[13]

(三)虚心涵泳

所谓“虚心”，即静心思虑，悉心体会作者本意，不可先入为主，穿凿附会。所谓“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细心玩索，深刻体会书中的旨趣，“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14]即读书要有客观的态度，不能固执己见，要采取公正的态度，还要拿住主脉。朱熹提倡虚心涵泳，反对先入为主、穿凿附会、轻信传闻、卒下定论，是合理的，但他又认为圣贤之书全是天理，读书乃是领会圣贤的意思，这容易导致对书本的迷信。

(四)切己体察

切己体察即读书须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读一句书，须体察这一句我将来甚处用得。”此外还要从生活的实际中时时体察书中的道理。“大凡读书，须是自家日用躬行处着力方可。”[15]朱熹主张读书不能只在纸面上做工夫，必须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他说:“读书不可只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他认为读书应当“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16]这个观点对今天的读书，乃至教育都有着积极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五)着紧用力

“着紧用力”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时间上的抓紧，二是精神上的振作和集中。读书须毫不懈怠，坚持到底。“为学正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17]“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只是鏖战一阵。”读书还应追究到底、有疑释疑。“看文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18]

(六)居敬持志

“居敬”强调读书时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全神贯注。“持志”强调读书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长期坚持而不松懈。

朱熹的读书法，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经验，总结和概括了自己的亲身体验，提出了许多深刻而精辟的见解，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朱子的六条读书法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的局限性在于，主要是指读圣贤之书，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穷理，而穷理的目的就是进行封建伦理道德修养，掌握知识仅在其次，没有涉及置疑和问难的原则，不重视书本与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封建正统教育的弊病所在，所以朱子读书法也遭到后来不同学派人士的批评。朱熹视“读书穷理”为治学的要津，不免夸大读书的作用。但就单纯的读书方法而言，无疑是值得参考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丘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有助于学习和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