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基督徒宗教应对的理论模式建构_民族文化教育

中学生基督徒宗教应对的理论模式建构_民族文化教育

乡村中学生基督徒的宗教应对——基于甘肃W村的田野调查

⊙杨宝琰[1]

[摘要］从日常生活入手研究信众面临压力性生活事件时的宗教应对模式，是研究宗教信仰根源的一个较为妥帖的切入点。研究者在对甘肃W村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乡村中学生基督徒的宗教应对问题，得出行为应对是主要的宗教应对模式；宗教应对目标的功利性、信仰是一种应对资源等特点，最后，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学生基督徒宗教应对的理论模式。

[关键词］乡村中学生基督徒；压力；宗教应对

在一些文化学家或宗教学家看来，宗教，特别是中国的宗教，不仅仅涉及一些抽象的哲理，亦是关乎社会性、伦理性的现实生活模式；中国人的宗教就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人生信念的确立；中国人对宗教的了解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重视宗教的现实性和生活性，甚于神学性和理论性；中国人之所以信奉基督教，多是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宗教体验；宗教是否灵验、是否能满足个人的现实需要，是实践性和应用性的。[1］此外，许多研究者认为生活事件影响人们对生活状况的归因，是人们信仰形成的重要因素。Freud在谈到宗教对社会的控制时，认为生活中出现的苦难事件是产生宗教信仰的基础。[2］Royce则赞成把宗教同生存焦虑结合起来研究，认为宗教信仰来自做人本身以及应付生活中种种事件产生的不安或忧愁。乌格里诺维奇认为，如果不重视人在社会生活条件下经受的心理危机和危急状态，就不可能解决宗教信仰的根源问题。[3］由此看来，从现实生活入手研究信众面临压力性生活事件时的宗教应对模式，是研究乡村青少年基督徒宗教信仰根源的一个较为妥帖的切入点。(www.guayunfan.com)

一、研究的理论背景

（一）宗教应对的概念化和测量

Pargament在对大量应对文献进行比较之后，将应对界定为“处于压力状态下的一种意义追寻”，认为应把应对看作是人与情境相遇时的反应，具有八个基本假设：①人们寻求意义；②事件是在对人们有意义的方面被建构；③人们把倾向系统带到应对过程中；④人们把倾向系统转化成特定的应对方式；⑤人们通过保护和转化机制在应对中寻求意义；⑥人们应对那些对自己构成压力的问题；⑦应对植根于文化；⑧成功应对的关键在于应对过程和结果。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宗教应对就是“人们利用自身的宗教信念和实践促进问题解决以避免或减轻压力情境的负性情绪效应，并且帮助自己适应困难生活事件的过程”。[4］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渗透到应对资源、策略和评价等整个应对过程中；宗教应对应该视为多维度的过程而不能简化为简单行为指标（祈祷、朝圣）或限定在精神的消极的防御机能（否认、合理化），而是整合了主动、被动、问题中心、情绪中心、内心的（认知、行为）、人际的压力控制方法。

在测量方面，早期的宗教应对研究关注三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类型，自我指向（self-directing）、顺从（deferring）和合作宗教应对（collaborative religious coping）。自我指向宗教应对是指个体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上帝的介入进行应对的方法；顺从宗教应对是指应对者在应对过程中完全依赖于神的干预；合作宗教应对是指应对者在自己的应对努力过程中得到上帝的帮助，研究者据此编制了宗教问题解决量表（Religious Problem Solving Scale）。[5］在此基础上，Wong-McDonald和Gorsuch提出“顺从上帝（surrender to god）”（可能是第四种应对风格），编制了由12个项目组成的顺从量表，此量表具有足够的信度，效度也超出了先前的宗教应对量表。[6］

最近，宗教应对概念化和测量的更多努力关注情境敏感的宗教应对工具（而非稳定的应对风格）和强调积极、负面的应对策略。如Pargament为了鉴别不适应或无效的宗教应对维度，编制了负向宗教应对量表，该量表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为“错误的方向（Wrong Direction）”，是指在目标或价值中反映了自我关注（self concern）失衡或超越自我关注的宗教卷入；第二个维度为“错误的道路（wrong road）”，是指所使用的宗教应对策略不符合相关的压力源或目标追求；第三个维度是逆境（against the wind），关注个体内部的宗教冲突，与自身的宗教信仰系统和支持性的宗教团体有关。[7］负向宗教应对量为当前宗教应对更为综合的测量创造了条件，而宗教应对量表（Measure of Religious Coping，RCOPE）及其简化版则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量表。[8］与单维度的宗教应对量表的特征不同，RCOPE旨在测量宗教应对的功能倾向。Pargament等人提出宗教有五个主要功能，依次成为构成RCOPE的五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指在面对不可解释甚至经常是恐怖环境的时候，发现意义（finding meaning）的过程；第二个维度被定义为旨在获得控制（gain control）的宗教应对方式；第三个维度是指通过亲近上帝获得安慰（gain comfort）；第四个维度被定义为获得与他人或上帝的亲密感的宗教应对方式；最后一个维度是关于为生命转变提供帮助的宗教应对方法。Pargament及其学生编制的印度教宗教应对量表表现出对跨文化和多种教派的宗教应对理解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者依据调查和宗教应对的最新研究进展建构了由23个项目组成的自我报告测量，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了三个因素：上帝中心的应对，精神中心的应对，宗教内疚、愤怒和消极应对。[9］

（二）宗教和应对的关系

Lazarus认为应对可以分为认知评价和应对行为两个过程。认知评价包括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两个阶段。在初级评价阶段，个体评价环境对自身的潜在威胁；如果有重要威胁的话，在次级评估中，个体会评价自身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去阻止、克服伤害或促进自己的利益。个体在对情境作出评估之后，根据自身的资源选择适合的应对行为。宗教则是应对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维度，影响到个体的认知评价。如Maltby＆Day发现外在宗教取向的个体倾向于把事件看作是威胁性的，在内在宗教取向与威胁评价之间存在负相关，这与内在宗教取向与幸福感存在正向关系的结果是一致的。[10］相应的，对压力的认知评价也影响到宗教应对的使用，Lee研究发现：把压力事件评价为有利于成长或发展的个体倾向于使用积极的宗教应对，对个体的心理幸福感有着积极的影响。另有研究表明宗教应对缓解了由压力所导致的抑郁症状。[11］这可能是宗教信仰帮助个体认识压力性事件，采取适宜的应对努力，从而缓解了压力性事件对个体的伤害，起到压力缓冲器的作用。此外，归因于超自然的力量或实体有助于信徒认识压力事件，推动在压力情形下使用适宜的应对。Park＆Cohen发现：那些将朋友死亡归因于一种有目的的高级实体的个体要比那些归因于偶发原因的个体的应对更为成功。[12］这同Spilka的理论框架是一致的，他认为人们试图弄明白他们的生活体验，并且理解生活事件的原因，那些把宗教当作是他们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将会在他们的应对过程中利用宗教，环境框架和压力事件的背景将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知觉和归因，把情境知觉为不可控制或不可解释易于唤起宗教应对策略。[13］Mclntosh认为宗教意识不仅影响到对生活事件的解释，而且也影响到理解和控制那些事件的策略。[14］

宗教在应对过程中也可能发挥消极的作用，宗教信仰可能使一些信徒在压力评价中，不能够理性地看待其面临的困难和挫折，导致采取厌世嫉俗、逃避现实的应对，或者产生对生活和社会不满，丧失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甚至可能作出不利于自身和社会和谐的事情。Pargament把宗教应对分为积极的宗教应对和消极的宗教应对，两种宗教应对在应对压力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前者是和积极的适应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和消极的适应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应对过程中涉及许多变量，而且在形塑积极或消极的宗教应对模式中所涉及的变量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研究。可以认定的是宗教在应对过程中积极性的有效性发挥，依赖于个体对宗教的正确理解和合理运用，以及环境需求与个人适应之间的质量，而不应简单地将宗教与良好适应和积极应对简单地对接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容易使信徒们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个体通过对其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共同的价值观建立，增强群体内的凝聚和整合。这意味着信徒之间有更多的感情投入和彼此交流，从而使信徒得到其他信徒或宗教组织的情感或社会资源等方面的支持。Siegel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反复提到从教会成员中接受社会支持和从信仰团体中获得归属感的重要性。[15］因此，宗教社会支持在减少个体对压力事件严重性的感知、减少负向情感、降低压力事件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危害性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此外，宗教实践在压力应对过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信徒通过宗教实践实现宗教信念的内化，起到规范信徒社会行为，影响压力的感知评价，以至于应对策略选择的作用；另一方面，信徒诸如通过祈祷、忏悔和读经等宗教实践来缓解压力威胁。

二、研究现场与研究对象

W村的村民信仰基督教的历史较早，19世纪末基督教就传播到这里，是甘肃省中东部地区基督徒比较集中，基督教影响比较广泛的地区之一。这里多种宗教文化共存发展，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宗教文化景象。基督教、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皆可在这里找到它们的影子。据当地的基督教长老估计，W村有540余户人家，3 000多口人，其中基督徒家庭占到180余户，超过1 000余人，大约占当地人口的1/3，佛教徒有50多户人家，占总人数的10%，其余的人家信仰元君、伏羲等其他民间宗教。

基于方文提出的以“宗教行动者”为核心建构宗教群体资格的假设以及研究对象的实际状况[16］，我们以是否接受“洗礼”作为“自致”基督徒获致基督教群体资格的鉴别标准，“受洗”作为皈依宗教的仪式，能使皈依者对宗教群体产生高承诺、依恋和认同，避免皈依宗教的随意性，所以我们以“受洗”作为鉴别“自致”基督徒的标准。“先赋”基督徒没有采用受洗作为群体资格的标准，主要是因为“先赋”基督徒自出生之日起，就生长在既定的与基督教相关的社会范畴语境中，基于分类线索，通过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或社会分类（social classification）使宗教群体和外群体得以区分，并且这种区分是社会共识性（social consensual）的一种类别化的安排和标定。所以我们在“先赋”基督徒的鉴别中没有加入“受洗”标准，只要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即可。根据以上样本选择标准，从W村中学生上学的三所中学随机抽取年龄在11～18岁之间的中学生基督徒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三、青少年基督徒宗教应对的意义诠释

（一）信仰在青少年基督徒应对中的作用——“孩子心中的信仰”

首先，我们以宗教在中学生基督徒心目中应对生活困境时发挥的作用为突破口，从本地人或当事者的角度，对中学生基督徒的宗教应对特点进行阐释。

1.“主给聪明、给智慧”

持这种观点的学生在访谈对象中相对较多，具有普遍性，从他们的话语中流露出“主”在帮助自己解决学习困难时发挥了意想不到作用。

U同学说：“对我缓解学习压力有帮助，主给人以聪明和智慧，当遇到一些难题答不出来时，祷告可以帮助我解题。”

J同学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求助于上帝，希望上帝的话语能缓解我的坏心情，主要体现在祈祷和唱诗上。我记得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我考试失败，导致我心情悲伤、沮丧，由于母亲的开导，引我向主倾诉，这才使我沮丧的心情得到了缓解。还有，当作业非常多又很难的时候，就会向上帝祷告，请求上帝赐给我聪明智慧，让我尽快地做完我的作业，结果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我用最短的时间，做完了我的作业，并且准确率极高。”

X同学说：“学习中遇到困难时，祈祷能带来灵感，记得我在一次考试中，一道老师讲过的题不会做了，我就祷告，使我回忆起赵老师讲的话，就会做题了。”

具有这类看法的学生认为，向上帝祷告，上帝就能够给他们带来聪明和智慧，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之所以中学生基督徒有这样的看法，与其在主日学校和家庭受到的宗教教育有关。《圣经》中就有这样的词句：“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圣经?箴言》第2章6节）当我们问主日学校老师和家长，主日学校的学习是否影响孩子在普通学校的学习时，他们普遍的看法就是，“主给聪明、给智慧，促进他们的学习”。宗教教育的侵染熏陶造成了学生们把向上帝祷告看作是应对学习压力的有效策略。

2.“给人平安、化险为夷”，“驱除害怕”

具有此类看法的同学表现出对神的力量的敬畏，认为神能够给他们带来平安、避灾免祸，取得化险为夷的效果。持有此种观点的同学较多，他们大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听到的故事为例来现身说法。

O同学说：“我认为信仰基督教和上帝对我摆脱压力有帮助，起到让我们家人幸福、事事如意的作用。结果是能让我能够得到上帝的宽容，得到压力的缓解，获得高兴、愉快的心情……心情不好或不舒服的时候，向上帝祷告，就会心情舒畅、高兴，还会得到主的保护和恩赐。有一天，我有病，病得很严重，我就祈求主，伸出你大恩的手，借助你制造下的药给我医治，让我得到了痊愈。”

R同学说：“遇到压力，我经常向上帝祷告，当我早上独自一个人去上学时，天很黑，有点害怕，这时我便想到上帝，他会帮我的，想到这里，我也就不害怕了，因此，害怕时，上帝能够驱除害怕。”

S同学说：“上帝对我克服困难有帮助，就像我上初中时，正在修路，有个深沟，天比较黑，我自己没有看到，自己骑着自行车好像飞过去一样，使我化险为夷，给人平安。我想这主要是我母亲为我祷告的原因吧，真是奇妙的事。”

这些中学生基督徒的表述中出现了诸如“给人平安”“驱除害怕”“家人幸福，事事如意”“消除忧愁，带来快乐”等词汇，反映出他们把宗教信仰作为自己应对困难的工具，期望基督教能够帮助自己解决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和困境，满足治病消灾等世俗生活的需求。

3.“只是一种精神寄托”“能够调解心情”

这类学生对宗教的认识处于半信半疑或不信的状态，在他们的应对过程中，宗教只是扮演了可有可无的角色，认为宗教在帮助缓解压力方面发挥着一些作用，但只起到调节作用，带来精神的寄托，是一种安慰剂，缓解压力的作用是有限的。“有时候有帮助，只是一种精神寄托，能够调节心情，作用不大”能够概括这些学生对宗教在应对压力中所发挥作用的看法，下面我列举一些与之大体相似的看法。

Q同学在谈到自己在面对困难时是否求助于上帝时说：“在有压力或有困难时，我的确有时候求助于上帝，但我知道那仅仅是一些人心中的期望，成不了现实，不过，对我心情有帮助，调节心理，给人以精神上的寄托。”

E同学说：“在我有压力，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求助上帝，有时候心情会好一些，但时间很短，我们要相信科学，这只是起到了心理的调节作用，还是要请同学帮助，听听音乐，写日记来缓解压力。”

总之，这些学生宗教应对的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仅仅把宗教信仰当作是调节心情的一种方式，在其应对过程中不发挥主要作用，这是他们对宗教半信半疑或不信的态度造成的。

4.“也应该不能光靠上帝，还要自己努力进取”

这类学生认为“不能光靠上帝，还要自己努力进取”，在我的调查中，有两名同学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以V同学为例分析。

V同学是WN中学初三的一名女同学，陈述自己是通过妹妹的介绍和亲身经历见证天主的存在及家人的引导下信仰天主教的，在谈到宗教是否能够缓解自己的生活压力时，她谈了下面的一些内容：

“当我苦恼或是不舒服的时候，我经常求助于上帝，因为我相信上帝的存在，天主教对于我的心情有所缓解。当我早上独自一人去上学的时候，天很黑，我又是个女生，所以很害怕，这时候我想到上帝，他会帮我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就不害怕了。因此，在我的生活中，天主教起着很大的作用。不过，有时，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希望把它干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上帝身上，但我也应该不能光靠上帝，还要自己努力进取。天主教和上帝给我做事的信心和勇气，让我做好每一件事，结果有时候是，我怎么想就怎么圆了我的希望，有时候则相反，看来，还是自己的努力不够。”

从V同学的谈话信息来看，她是把上帝的指导和帮助看作是缓解压力困境的充要条件，是否能够完全摆脱压力困境还要看自己是否努力，这与Pargament所说的“合作应对”是相类似的，在她应对压力事件的过程中，上帝是以一个“合作者”的身份出现的。

5.“得到其他人的帮助”

一些同学谈到了自己在苦恼时或生活中出现困境时，曾经得到了信教同学或主日学校老师的帮助，有两名同学谈到了这样经历，我们以L同学的故事和我的观察为例分析。

L同学说：“信教的同学帮助过我，教里叫弟兄姊妹嘛。前年，我中考时，成绩考得不好，在家里，父母骂，心里很苦恼，不想去教堂，心里想：主对我太不公平了，对基督教产生了怀疑，别人叫我去教堂，我也不去。后来，弟兄领我去教堂，帮助我，我心里虽然很不愿意，但还是去了。渐渐地我感到了主对我的帮助，从此又有了信心……”

在调查过程中，我时刻感受到了信教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我居住地的两个小姑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们一起去主日学校，一起上学，彼此关系处理得很好，宗教信仰作为同伴接纳的一个重要标准纳入到同伴互动中，相同的宗教信仰能够使彼此关系处理得很好。据一些主日学校的学生讲，信教的学生经常在一起玩耍，遇到困难时也互相帮助，并且主日学校的老师很热心，对他们很关心。

6.“像知识一样，可以应用”

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学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一种指导思想，类似于知识，可以应用到解决压力性生活事件或情境中去。这些学生对信仰有着自己的体会和看法，信仰表现出理性化、不盲目。这样的同学不是很多，下面我以A同学为例分析。

“在遇到困难时，神的帮助是很重要的，神的话语是一种指导思想，像知识一样，在你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应用，指明一种方法，遇到困难时教你应该怎样面对？”

还有诸如“引向正确道路，给我指引前进的方向”“宗教包含着生活的真谛”等此类的话语。体现在这些同学身上的更多是宗教思想应对，而不是仅仅是祈祷、唱诗等通过参加宗教实践活动来缓解自己的压力。这与家长和主日学校老师认为主日学校能够教给他们做人处世的道理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学生把《圣经》上的语言和家长及主日学校老师的教诲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在他们面对生活困境时，成为应对困境的行为指针。

7.“给知心朋友发泄”

具有这类表述的同学在谈到宗教在应对压力时的作用时，都突出了自己和上帝的亲密感，言谈中不时出现“给知心朋友发泄”“倾诉”“和上帝沟通”等诸如此类的语词，我从访谈资料中摘录了如下一部分内容：

P同学说：“在我面对压力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求助上帝，就像给知心朋友发泄、倾诉和上帝沟通，上帝就像在我跟前，上帝给我心灵的安慰，这样会感到很轻松。”

B同学说：“信仰基督教对我有帮助，心情沉重或不高兴的情况下，向主祷告、读经、唱诗、向主诉苦，把主看作是自己的父母，我想上帝，心里默念上帝保护我，亲近神、与神交往，主有时候就会显灵一样，在我跟前帮助我，得到主的引导，我的心里就很快乐，因为是上帝让我脱离了烦恼和痛苦。”

这类同学的典型特点是试图通过亲近上帝获得安慰，把上帝作为自己的倾诉对象，在内心中获得安慰。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质是通过幻想把解决问题的办法移至脱离实际的观念领域，寄托于神的指点和仁慈，以达到排解心理困扰、克服内心冲突影响的作用。

8.“我们的依靠，使我们天天快乐、永不烦恼”

在访谈过程中，我时常听到“依靠”“帮助”此类的词。后来通过访谈和实际调查，我明白了学生心目中“依靠”一词的意义所指。“依靠”“帮助”一词常是和“主”“上帝”“耶稣”一起出现，有个同学就这样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依靠，能够使我们得到拯救，我们依靠他，天天快乐、永不烦恼。”这样的话语还有很多，下面是我摘录的一部分内容：

I同学说：“我认为信仰基督教很好，可以依靠，遇到困难，向主说说，主可以帮我解题，遇到麻烦，向主说说，主可以为我消除烦恼。”

O同学说：“在自己心情烦或有重担的情况下，向主祷告，结果是主为我解除心中的烦恼、重担、压力，让我心情舒畅、愉快、高兴……”

除了上述表述之外，还有“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困难告诉给主，寻求他的帮助”“主让我脱离了烦恼和痛苦”“给我信心和力量”，等等。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主的帮助是他们的力量和资源之源，在应对过程中，上帝的指导和帮助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应对压力，从而在缓解或解决压力情境中获得优势。

（二）青少年基督徒的宗教应对特点——“我的解释”

青少年基督徒的每种表述代表着一种宗教应对模式，不过，每个个体并非仅表现出一种模式，这些模式可能在每个个体身上都有所体现，具有普遍性。而且，虽然每个访谈对象各自具有不同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人格特征和认知特点，但他们自幼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宗教文化的双重熏陶，身心发展的普遍特征是相同的。因此，这些具体的宗教应对模式必然受到这些文化价值观体系的指引，受到相同身心发展条件的制约，表现出某些共同的意义模式。下面，我们从这些宗教应对模式出发，感受这些宗教应对模式背后的深层含义，探索出中学生基督徒宗教应对的中心观念和指导原则。

1.行为应对是主要的宗教应对模式

人们是利用自身的宗教信念和行为促进问题解决以避免或减轻压力情境，这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体的宗教行为应对，如乞求神灵的庇护、参与宗教活动；二是宗教信念应对，就是利用宗教信念或思想对面临的困苦和挫折进行重新认识，如“祸福相依”“听天由命”等。在访谈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宗教行为应对最常为中学生基督徒采用，问及面对压力的时候，是如何应对的，表述中时常出现诸如“祷告”“唱诗”“做礼拜”“读经”等宗教应对行为。虽然我们也发现了某些体现宗教思想的一些特征，如认为“神的话语就像知识一样，可以应用”这样的表述，但仅在少数同学中出现。这表明：中学生基督徒对基督教的信仰还停留在浅层信仰层次上，对基督教信仰中蕴含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只是习得了那些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宗教行为方式，没有或很少将宗教知识或思想内化为内在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大，宗教思想应对的特点逐渐增多。不过，科学知识的学习对宗教应对的使用存在一种消解作用。我们发现，高中之后，来自宗教文化的影响逐渐地减弱，使中学生基督徒的认识不断地向唯物主义倾斜。中学生基督徒的宗教信仰出现分化，宗教思想应对的特点更多地出现在那些信仰虔诚的同学中，对那些信仰不够虔诚的学生来说，宗教在他们应对中发挥的作用降低，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更为理性和世俗化，出现在他们的应对过程中的宗教思想应对具有世俗性的特点。

2.宗教应对目标的功利性

中学生基督徒的许多应对目标是和自己的现实生活实际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应对目标表现出功利性的特征，如：“祈求上帝帮助自己解题”“驱除害怕”“保平安”“可以应用”等诸如此类的表述。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倾向于利用宗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宗教信仰看作是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是自我服务性的。这与奥尔波特提出的外在宗教取向的观点是相似的，依据奥尔波特的定义，外在宗教取向是服务自我的、功利的、自我保护的宗教形式，宗教主要是保护信徒，使他们安康并得拯救；相对的，内在宗教取向乃是个人毫不保留地将教义内化为坚实的信仰，这类人倾向于为宗教献身服务，而不是希望从宗教得到好处。[17］这是否与我们在以前研究中所得出的内在宗教取向是中学生基督徒的主要宗教取向的研究结论相矛盾呢？[18］若依据奥尔波特的概念体系，无论何种宗教应对都是功利性的。其实，基督徒能通过毫无保留地将教义内化为坚实的信仰、效忠上帝求得心理的安慰和安全感，实现生命意义的转化，宗教取向虽是内在的，宗教应对目标却是功利的，因此，宗教应对目标的功利性与内在宗教取向并不是相互对立的。

3.信仰是一种应对资源

某些中学生基督徒的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对自己信仰的自豪和荣耀，问及自己是否会因为特殊情况而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时，“不隐瞒，很荣耀”是问及原因时的一种普遍回答。表现在应对过程中，就是他们把信仰看作是一种能够帮助解决问题或缓解压力的资本。O同学认为，“……我信主，做错事，可以让主赦免，会得到主的了解，而你们将永远背负这种罪恶的惩罚，将无法得到心情的愉快。”能够很好表现出这一心态，上帝的爱、恩典就是自己值得自豪和荣耀的资本，这些资本可以支出，用以应对生活中的困境。

这些资本从哪里来，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艾纳孔的宗教资本理论对于我们该问题的回答很有帮助，艾纳孔在其宗教市场论的图式中，类比经济资本，构造了宗教资本（religious capital）的概念。[19］宗教资本是宗教信徒所拥有的“与特定宗教有关的技能和经验，它们包括宗教知识、对教会仪轨和教义的熟悉程度，以及与宗教同伴的友谊网络”。艾纳孔对宗教资本的界定涵盖了布迪厄多元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同伴的友谊网络），符号资本（教会仪轨和教义的熟悉程度）和文化资本（宗教知识）。不过，艾纳孔却恰恰放弃了宗教的核心特征：信仰者的情感承诺。就我们的实地研究而言，这是很紧要的。结合艾纳孔的宗教资本理论和我们的调查研究，这些资本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神职人员和其他信徒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②宗教知识的掌握和积累程度，其中也包括教规和教义的熟悉程度；③蒙受上帝的爱和恩典；④自己对信仰的不懈追求，也就是说信仰的虔诚程度是影响资源积累的一个方面。

四、中学生基督徒宗教应对的理论模式建构

应对是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心理过程，受到环境、个体自身需要、已有资源和人格倾向的影响，宗教信仰则是一种弥散性地渗透在应对各个层面和过程中的因素，使得我们难以分辨出宗教在应对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艾纳孔的宗教资本理论和应对过程理论为我们的研究带了契机，以此为基础，我们建构了青少年基督徒的宗教应对模式图（见图1）。

图1　青少年基督徒宗教应对模式图

首先对模式图中的术语作简单解释。信仰资本是在参照布迪厄的社会资本和艾纳孔的宗教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根据调查研究所得构造的，是指宗教信徒由于信仰宗教而赢得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本的集合体，包括宗教知识的掌握和积累以及教规和教义的熟悉程度；由信仰所带来社会关系网络；蒙受上帝的爱和恩典；自己对信仰的不懈追求等那些在信徒看来能够满足个人需要，可以支出实现其外在目标或内心平衡的资源，信仰资本的再生产取决于信徒的信仰投入，信仰投入越多产出就越多，比如信仰越虔诚、对上帝更忠实、宗教知识掌握越多，那么信仰资本的产出也就越多。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由于信仰而从神职人员和其他信徒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信徒看来是能够帮助自己应对苦恼或困境的上帝的爱和恩典，对宗教文化的掌握、宗教的依恋程度，等等。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与应对过程理论的认知评价过程是相似的，初级评估中是个体评价环境对自身具有怎样的潜在影响，如果有重要影响的话，在次级评估中，个体会评价自身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去阻止、克服伤害或者促进自己的利益。

下面就模式图的意义作出阐释。信仰资本的积累和生产是宗教应对能否起到缓解或消除压力对个体的不良影响，维护身心健康的关键，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分析首先从宗教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开始，信仰资本是一种潜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本，青少年基督徒与主日学校的老师、家长和其他信教同学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促使他们之间有更多的情感涉入和彼此交流，更容易在情感上产生认同而形成彼此间的互助关系。在我调查期间，目睹了信徒之间互帮互助的和谐关系，用长老的话讲就是“信教的人心齐，彼此帮助扶持”。对青少年基督徒而言，宗教信仰作为同伴接纳的一个重要标准纳入到同伴互动中，根据“相似性原则”，共同的价值观、兴趣爱好、宗教背景易于使他们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同伴关系。当然，这种由于共同信仰而建立起来的关系，渗透着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的影响。在W村，基督教、佛教和民间宗教信仰者都因各自信仰结成各自不同的社会交往圈。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20］对基督徒来说，相对非基督徒，基督徒自然把具有共同信仰的人看作是离自己较近“圈子”内的人，之间的彼此联系自然要比与“圈子”外的人联系紧密。若从人情与面子的角度来看，个人必须以“人情法则”和其关系网内的亲戚、朋友交往，当他所认识的其他人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他必须能够体谅他人，并且尽其所能地帮助对方。[21］因此，从宗教伙伴和宗教组织得到的情感或社会资源方面的支持是青少年基督徒信仰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知识的掌握和积累以及教规和教义的熟悉也是信仰资本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同学认为：“神的话语是一种指导思想，像知识一样，在你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应用……”对某些青少年基督徒来说，《圣经》上的语言和家长及主日学校老师的教诲意味着知识、思想教化、规范，能够教给自己做人处事的方法，对之掌握熟知有利于帮助自己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体验到信仰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从而主动地向宗教寻求处事做人的道理、发现生活的哲理、获得精神的力量，在他们心目中，信仰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有利于自己成长的资源，能够帮助自己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是值得学习的、掌握的，必然是信仰资本的一部分。当在主日学校看到那些学生学习《圣经》、唱赞美诗时的那种热情，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对宗教抱有炙热的情感，在他们看来，对这些知识的学习真的如《圣经》上所说的那样，能够给自己带来聪明、智慧，能够避免灾祸。我们也看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他们对这些宗教知识的疑问，但是，那些即便是对宗教知识持怀疑态度的学生也不否认宗教知识在自己做人处事方面的重要性。自主地或是被动地接受的这些知识在他们心中留下的痕迹，或许在他们的一生中都是无法抹去的，而无论他自己今后对宗教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就是资本。

无论是“罪”的赦免，或是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即便是令自己害怕的些许小事，都离不开上帝的帮助。这意味着上帝在信徒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经受住危机的考验，上帝在最为危急的时刻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象征、一种保证，这是上帝的爱和恩典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主的“恩赐”“保护”“宽容”无不和上帝的爱联系一起的，使信徒们体会到了上帝无所不在的注视所带来的安宁与温暖，克服了心理苦恼和生活困境。因此，上帝的爱是信徒弥足珍贵的财富，上帝的爱和恩典就意味着救赎、“罪”的赦免、远离痛苦和灾难。当我在调查中听到学生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上帝在自己身陷困境时的适时出现帮助脱离困境时，我就想上帝的爱及帮助就是源于信仰层面的精神力量，“奇迹”的产生就是这种力量带来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上帝就是“奇迹”的主宰者。作为一名基督徒，就意味着有了上帝的爱和帮助，也就有了自己用以应对各种困境和不幸的资本。

自我的信仰追求是信仰资本生产中最具个体主动性的一个方面，是信仰资本生产的动力机制，宗教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宗教知识的掌握和积累和上帝的爱是否发挥信仰资本的作用也是受此制约的。主要表现为个体的宗教依恋和情感承诺，宗教责任的承担和履行，个体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实践等。个体通过自己的教徒身份能够在宗教关系网络中自然获取一定的信仰资本，但更多的资本必须通过个体信仰投资获得，也是最为可靠的来源。试问倘如信徒对宗教发生怀疑，那么宗教在其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便是有限的，因此，对宗教的依恋和承诺是信仰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个体对宗教的依恋程度越深，承诺越强烈，个体获得的信仰资本也就越多。另外，信徒是否兑现应尽的宗教义务，履行宗教责任对信仰投资的回报也至关重要，如果某人承担的宗教义务和责任较多，那么此人就拥有较多可以利用的信仰资本。还有，个体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实践的程度是获取信仰资本的具体行动，能够建立起教徒之间的联系和信任，巩固教徒之间的关系网络，加深信仰的认知了解，更多地获取宗教知识，熟悉教义教规，从而得到更多的信仰投资回报，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采用宗教应对的个体通常是那些更富有宗教责任感和宗教卷入最多的个体。

那么，信仰资本在青少年基督徒应对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初级评价阶段，如果信仰资本充足，个体会使用积极的态度评价压力事件，从而把事件评价为不存在威胁或较小威胁的，甚至于是有利于个体成长的，从而起到抑制压力的作用。很多学生就说“基督教能够帮助我认清事情的前因后果，而不是盲目地消极下去。”宗教思想也能够发挥这样的效果，《圣经》中的思想指明了面临此类问题时的做法应为：对压力事件进行认知转化，发现其中的意义，找回心理平衡。倘若信徒在初级评价中把事件评价为威胁、损害时，次级评价则需要对自身的应对资源、应对能力进行评价，如果信仰资本充足，信徒则会选取适合于压力事件的应对策略控制压力事件，此时，信仰资本起到了压力缓冲器的作用，若资本不足时，则会继续重新寻求生产和积累信仰资本，比如通过祈祷、唱诗等活动来积累资本，重新选取恰当的应对策略，基督徒“罪感”的产生就是信仰资本不足的一个例子，信徒通过向上帝祈祷、忏悔获得信仰资本，即通过获得上帝的爱来缓解“罪感”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威胁。

参考文献

[1］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8-35.

[2］玛丽?乔?梅多，理查德?卡霍.宗教心理学[M］.陈麟书，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85.

[3］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46.

[4］Koenig H G，Pargament K I，Nielsen J.Religious coping and health status in medically ill hospitalized older adults[J］.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1998，186：513-521.

[5］Pargament K I，Koennell J，Hathaway W，etal. Rgligion and the problem-solving process：Three styles of coping[J］.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1988，27：90-104.

[6］Wong-McDonald A，Gorsuch R L. Surrender to God：An additional coping style？[J］.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2000，28：149-161.

[7］Pargament K I，Smith B W，Koenig H G，etal. Pattern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ping with major life stressors[J］.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1998，37：710-724.

[8］Pargament K I，Koenig H G，Perez L M. The many methods of religious coping：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RCOPE[J］.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0，56：519-543.

[9］Tarakeshwar N，Pargament K I，Mahoney. Initial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religious coping among Hindus[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003，31：607-628.

[10］Maltby J，Day L. Religious orientation，religious coping and appraisals of stress：assessing primary appraisal fac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si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3，34：1209-1224.

[11］Lee B J. Moderating Effects of Religious/Spiritual Coping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Pastoral Psychol，2007，55：751-759.

[12］Park C L，Cohen H J. Religious and non religious coping with the death of a friend[J］. Cognitive Therapy＆Research，1993，17：561-577.

[13］Spilka B，Shaver P，Kirkpatrick L A.A general attribution theory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J］.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1985，24（1）：1-18.

[14］McIntosh D N.Religion as schema，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cop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1995，5：1-16.

[15］Siegel K，Schrimshaw E W. The perceived benefits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coping among older adults living with HIV/AIDS[J］.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2002，41：91-102.

[16］方文.宗教群体资格简论[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4（3）：106-110.

[17］瞿海源.社会心理学新论[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150-180.

[18］杨宝琰，万明钢.中国西北农村基督教青少年宗教性研究——以甘肃省W村基督教群体为例[J］.青年研究，2009（4）：83-93

[19］泰瑞?雷.宗教资本：从布迪厄到斯达克[J］.李文彬，译.世界宗教文化，2010 （2）：14-20.

[2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30.

[21］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利游戏[M］.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6：10-55.

Religious Coping of Christian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Based on the Fieldwork of Village W，Gansu Province

Yang Baoya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NWNU，Lanzhou 730070）

Abstract：Studying the religious copingmodelwhen followers confront stressful life events from daily life is a relatively appropriate entry point to study religious roots. Basing on the fieldwork of village W，Gansu Province，this study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religious coping of Christian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behavior coping is themain religious coping model. More over，the utility and belief of the religious coping aim is a coping resource，etc. Finally，on that basis，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religious coping of Christian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Key words：Christian students in m iddle school；stress；religious coping

【注释】

[1]杨宝琰，男，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心理学和教育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