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育的新史观（代前言）_中国现代教育之大

中国现代教育的新史观（代前言）_中国现代教育之大

“一体化”：中国现代教育的新史观（代前言）

中国现代教育是指19世纪中后期以来乃至今后较长时期，中国在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为塑造民族国家，通过学习西方教育、传统教育转型、外国在华教育中国化等路径，中外互动，在学校、教育制度、教育观念、课程教学等层面多元竞合，构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在世界教育体系之林中复兴并发挥独创贡献的持续过程。

中国现代教育是个“一体化”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一体多线、三层双向、四期第五模式”，亦可简称为“一体多线论”或“一二三四五多说”。

所谓“一体”，一指外向一体化，即中国现代教育就是学习、引进、吸收先发国家教育思想、制度、理论与方法等的过程，就是扩大与加强双向多极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过程，就是挽世界现代教育于中国、推中国教育于现代世界、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一体化、中国教育复兴并为世界教育作出崭新贡献的过程；二指内向一体化，即以现代学校制度为代表的现代教育制度逐步制度化和加强化，以书院、私塾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体系逐步学校化与消融化，以教会学校为代表的外国在华教育体系逐步中国化和世俗化，共同建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过程；三指纵向一体化，即从1862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学校——京师同文馆诞生、1904年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壬寅·癸卯学制颁行以迄于今，中国现代教育是一个整体过程，中国现代教育的根本形态和趋势并未发生质变，并将在今后较长时期延续下去；四指横向一体化，即中国幅员广阔、人口和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各民族现代教育发生发展的起点、进程、速度、路径也有差异，但总体趋向相同，这点意义极为重大，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实际也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重整与复兴的过程。(www.guayunfan.com)

所谓“多线”，至少包括以现代学校制度为代表的现代教育制度逐步制度化和加强化，以书院、私塾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体系逐步学校化与消融化，以教会学校为代表的外国在华教育体系逐步中国化和世俗化等。中国现代教育的发生发展存在多条线索，早为研究者所注意。但以往较多看到、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与斗争，甚至认为相互之间是势不两立、有此无彼的关系，现在需要在“一体化”观念下更多认识、理解其间的统一与相互博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例如，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后，教会学校陆续向中国政府完成注册立案，并日益世俗化，有的学校还在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中出现“党国化”的态势，被体制性地纳入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又完成了身份的“合法化”确认，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生存空间和运作平台扩大，规模有所扩张，并通过人才培养、科学教育、国学研究、边地教育等对于中国现代教育“主流”体制以压力和影响，双方在必要的张力中都有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

所谓“三层”，就是指中国现代教育是在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三个主要层面依次启动，多层互动，整体联动的。学校层面不仅指现代学校的产生，更包括课程、教学以及师生的日常观念与活动等的现代趋向；教育制度主要包括现代学制和现代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与调适；教育思想又包括先觉者和领导者的教育思想、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与理论、一般社会公众的教育观念、官方教育思想即教育方针及其政策化。

所谓“双向”，即在1862—1927年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时期，中国现代教育是按照“学校—制度—思想”向度发展的，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时期现代学校的诞生、清末新政改革与预备立宪时期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教育思想的形成等三个阶段；此后，中国现代教育则是按照“思想—制度—学校”向度发展的，即教育方针与教育基本政策的调整，引发教育体制、教育制度改革，带动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这表明，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内部自身，也不是来自经济、社会变动的现实需求，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政府主导、观念驱动型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特征。

所谓“四期”，即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现代教育的发生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为第一阶段，即早期现代化时期；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第二阶段，即多元发展时期，其中包括以党国化、制度化为特征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与教育统治，以革命化、大众化为特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教育，以教育救国、杜威教育思想中国化为特征的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和梁漱溟、陈鹤琴等民主主义教育家的教育改革与试验，此外还包括教会学校的中国化和世俗化，私塾教育的学校化和消融化；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4年为第三阶段，即转折与探索时期，在新的社会制度基础上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艰难地探索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两大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来为第四阶段，即新型现代化时期，开始在改革开放中和冷战结束、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中，探索、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现代化事业。

所谓“第五模式”，就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现代教育的发生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种模式，第一种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先发内生型教育现代化模式；第二种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学习先发国家而自我创新的教育现代化模式；第三种是以印度等亚非拉殖民地国家为代表的移植原宗主国体制的教育现代化模式；第四种是以部分中东国家为代表的在政教合一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现代化模式；第五种就是以中国为代表在本土基础上学习外国而走自己特色道路的教育现代化模式。由此可见，世界上不同国家现代化的模式不是先发内生型、后发外源型两类简单划分，而是有着不同模式，每一大模式又可细分为不同的小模式，它们的共同趋向是联系和影响日益密切而广泛，不同价值在于使得世界教育一体化不是单一化而是丰富多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讲，一方面，中国现代教育是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一体化的历史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教育又是世界现代教育一体化中的独具代表性的一极，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国现代教育理应彰显光大此种价值，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全球价值和使命。

以上，是我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总体理解，“一体化”史观是我对中国现代教育提出的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李剑萍　　

于2010年国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