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_中国教育问题求解

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_中国教育问题求解

第二节　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哈佛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因为人家很有钱，也有良好的声誉积淀，所以能雇到最牛的教授，招到很牛的学生。同时，也因为他们蕴含了丰富的博雅精神。这点，从哈佛的“核心课程”上最能集中体现。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开放给本科生的基础课，学生们从中挑选几门作为必修课。对此，哈佛开宗明义声称，核心课程是为了让学生们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其“核心课程”被分成七个领域：外国文化、历史、文学、道德判断、数理判断、科学、社会分析。仅仅是针对本科生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以及对这些课程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盛宴。一位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自称是咽着口水看完了这份课程清单，过去多少还有点牛校优越感，当场崩盘。他悲凉地声称，“我显然已经不敢把我读的学校叫做大学了”。

其实北大曾经还是有点样子的。在北大陈平原教授《老北大的故事》中，附载了《（民国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上面记录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当年开设的课程，豪华得令人目眩神迷。就连当年外系所开供中文系学生选修之课程中，梁实秋、周作人、钱穆、向达等人的名字也频现。

好事者在网上检索出《2007年北大中文系上半年本科生课程表》，整理出必修课寥寥十几门。对比完了新旧两个时代的课程表，网友们纷纷感慨“那时的大师还是上课的”，“俱往矣，再怎么比较也是血泪”。专栏作家刘瑜在论及名校等话题时声称：“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像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www.guayunfan.com)

因为国内的大学闹出的笑话不少，所以媒体也动不动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

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不过，国内的名校，经常为自己是不是一流名校争得脸红脖子粗，这点就很没人文精神了。在我们这里很被看重的全美大学排行榜，没有一个美国大学校长会把它们当回事。哈佛有高贵的人文传统，斯坦福是地道的美式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以科技领先自豪。各有各的个性，风格千姿百态，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

清华史上最牛的毕业证

2011年3月，一张民国时期的毕业证引发了大伙的强烈兴趣，甚至有人称它是“史上最牛毕业证”。毕业证的主人叫李鸿樾，“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说这张毕业证书牛，是因为导师一栏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彪炳史册的大师。一张民国时期的毕业证引发大伙如此强烈兴趣，这虽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于新生代，这是一次猎奇；于年长者，这是一种怀旧；而于更多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与未来的人们来说，围观“史上最牛毕业证”，艳羡一名学生竟然享有“最豪华导师阵容”这一史实，则无疑更是一次难得的见微知著式的反刍。

一、中国大学距世界一流有多远

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说：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沾沾自喜，因为国际上很多人都在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在我看来，要想使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必须要有几十所世界级的大学。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源于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这同时也是“985工程”名称的由来。据报道：“以当年财政收入测算，‘985工程’如果完全兑现，总投入在300亿元以上。”2011年4月8日，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学校方面宣布：清华计划在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并在205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追逐，清华并非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最近两年，诸多中国大学都曾宣言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然而至今在亚洲的大学排名中，内地大学都不曾跻身前列。2010年4月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明确表示，“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标准？什么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曾担任10载哈佛大学校长的陆登庭教授在谈到一流大学的概念时，用4个“一流”加以概述：一流的设施，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评价。

按照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权威分类标准，现代大学被分为研究型大学、博士学位大学、综合大学、文科学院、专业学院等。研究型大学是指提供全面的学士学位计划、致力于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的教育、把研究放在首位的大学。研究型大学把知识的创新、观念的创新当做自己最根本的任务和目标来追求。

以美国为例，全国共有125所研究型大学，在数目上只占全国360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却培养了全国3／4的博士。不仅如此，研究型大学还授予35%的学士学位和全国科学和工程方面56%的理学学士学位，培养了全国大多数专业人员：医生、律师、商业管理者和工程师。总之，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因此，在美国，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指那些最负盛名的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等。

著名学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将评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归结为这样几条，从中我们可以对照反思一下，中国大学距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

1.教员整体素质。考量标准包括一所大学里所有教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和大学教员的素质。大学教员的素质首先是学术研究成果，与此相关的是在学术界和文化界获得的奖励和承认，然后是教学表现。陆登庭教授认为，哈佛挑选教师的标准，要看他有否创造精神，以推进本学科的建设。对老师的评估，主要看其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但看重的是文章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2.学生的素质。在西方，好的研究型大学也通过考试来招生，但考试在总的评价标准里所占分量远不是决定性的。他们更看重学生潜在的素质，看重学生将来能够成为知识创新者的那些蛛丝马迹，看有没有多方面的才艺。还有两项因素越来越重要：一是有没有社区服务的经历，二是有没有领导和组织能力。

3.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常规科目的丰富多彩，给教员的研究和学生的培养创造了广阔的知识架构，同时也给知识创新提供了开放的可能性。在课程的内容中，应该包括学科的最新进展。一个大学能不能提供丰富多彩的课程，不仅要看开出的课程数量，还要看教员有没有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国外大学经常把课程表、上课的详细纲要送到校外去评估。如果你在上面没有列出相关学科过去十年、五年别人最重要的、发表出来的研究成果，一下子就露馅了，那就说明你这个大学教师是个混混。

4.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在知识创新的大环境里，一所大学通过大范围、公开、高水平的竞争得来的研究基金多少，体现了这所大学的教员在各个学科方面在世界上大概处于什么位置。研究基金多，不仅仅意味着钱多，更表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项目的很大一部分，由你这所大学的教员参与。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5.师生比例。任何一所好的大学，在配额师生比例时，都得在教育素质和教育成本间寻求平衡。

6.各项硬件设备的量和质。大学的各种硬件设备，是指图书馆、实验室、电脑系统，以及学生宿舍、医疗室、饭厅、体育场地等等的建筑面积。衡量大学的硬件设备时，要做两项严格的区分：把花在学习和研究设备上的钱，与花在生活设施上的钱分开；把花在图书馆、实验室、电脑系统“里面”的钱（也就是买书买设备），与花在它们“外面”的钱（也就是楼房建筑）分开。

7.大学的财源。一个大学越有钱，它越有条件办得更好，除非它缺乏合适的内部和外部的制度环境。在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资金来源除政府拨款外，民间和校友的捐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对于私立大学，这个比例更会高达50%以上。但是大学吸收捐款要有一套法律和道德规范。

8.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和声誉。大学既然是知识创新、知识传播机构，那么毫无疑问，即使有再好的教授、再多的钱，最后也要看它们的产品，看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成就。衡量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看多少人做了大官，挣了大钱，更重要的是看多少人在各行各业里处于创新前沿，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对人类的观念和知识的创新、对社会的制度创新起到先导作用的毕业生。

9.学校综合声誉。包括两种衡量指标。第一是让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资深教授在匿名情况下，对它的对口系科、学院、学校整体进行评价，这是“内行看门道”的评价。第二是用人单位的评价。

二、大学衙门化，学术行政化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高等教育的衙门化，同样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找到一脉相承的印记。作为文化教育鼻祖的孔子，虽然穷尽一生都没有真正实现自己孜孜以求的政治抱负，却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镌刻进了后世书生的血液里。而随着封建帝王们“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的洋洋自得，更建构了这种理念得以实现的“学—官”体系：学而优，则或为行政官员，或为学术官员，如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祭酒（校长）就官拜从三品（副部级）。

在这样的显性基因作用下，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从它一诞生起，就有了明确的“官学”式发展路径。时至今日，不能说是登峰造极，至少也是蔚为大观。截至2010年4月，全国有“副部级”大学32所。不仅大学分为“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在高校里“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传说中的“象牙塔”，如今从塔顶到塔尖循序渐进、井然有序，活脱一个衙门化的金字塔。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说：“现在官大学术大！你只要当了官你就掌握各种评审的权力，那么别人的晋升、评奖、拿项目以及学校的什么各种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学科基地的评审就掌握在你手里了”，“你要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没有了，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张鸣认为，在这样的环境和压力下，“让学术成了行政的婢女”，即使是想认真做学术和授课的老师，也难以保证基本的学术条件，只有向体制低头，甚至“干脆就投身这个体系，竞相当官，获得这个好处，把别人挤下去”。

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大量的学术垃圾。由于考核目标的错位，大学里重量不重质蔚然成风，学术腐败、抄袭造假应运而生，最后的结果就是“学术成果”井喷。2011年3月6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说：“我想跟大家说两个‘第一’，中国现在有两个世界第一。一个是研发人员，到2009年年底，我们有318.4万研发人员、科技人员，这是世界第一，超过美国；一个是近年来我们科研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李德水说，但是这些论文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的100位之后。针对这些学术泡沫，学者易中天先生认为：“一些还能申请学科代表的学术，其实研究的却是空洞的东西，学术泡沫就是认真的扯淡、高明的扯淡和有名目的扯淡。”

对于目前大学存在的这些问题，有人爱之深、责之切，有人在呐喊呼号无力改变后，以个人的突围，表明自己的不满和与现行体制的不调和。200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被撤职，再度引发大学“衙门化”讨论。高校衙门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校长的来历，据2008年6月13日《新世纪周刊》调查，全国11所“985高校”，有一半的校领导是从政坛空降过来的。中国校长在职时间，远远低于美国同行，人家一坐12年，我们只能坐4年。

2005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辞职。陈丹青从清华大学出走，不仅是告别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回归他曾经生活过的真正艺术家的自由、游荡的日子，而且也是对现行体制中不合理和荒谬的规则发出挑战和拷问。有记者问：“你因为不满某些制度而离开了清华大学，中国的教育制度深为人所诟病，你认为中国教育改革要从哪里开始？”陈丹青回答：“真要改革，先要革除大学里无所不在的权力结构，不然教育没希望。但最不可能改变的正是权力结构，所以我逃走了。”

2007年4月25日，全国劳动模范、安徽大学名教授何家庆申请提前退休，引起人们一片关注。在何家庆看来，“现在学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而且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到该改的时候了”。据他介绍，现在全校中层干部多为博士、教授，而且还有很多人都想着往里钻。何家庆认为，这些人很年轻，也有很高的学识，国家要培养这样一个人才不容易，如今都进入管理层，实在是浪费资源。更重要的是，一些博士、教授当上领导后，还占用了两份资源，即教学资源和行政资源，这样一来，也从一个层面打击了年轻教师的积极性，不利于学校发展。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在《学校不是养鸡场》一文中写道：他们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学当养鸡场来办，以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杀之权，囊中有驱鬼推磨的足够资金，只要精挑细选，把剩下的人，张课题大网，一个不拉，全都收编在内；只要用“二桃杀三士”的竞争机制（人跟人斗，其乐无穷；校跟校斗，其乐无穷），让所有雇员互相激励（掐吧），再辅以量化管理的学术泰勒制（为便于管理，便于监督，也便于汇报，学校何不制造一种“人才卡”，把各种报表，连格式带记录，还有工资奖金，全都输入其中，每次只要输几个数字就行，省得我们成天填表，也累坏了学校的办事人员），随时观察母鸡下蛋。这样，我们就会有所谓“一流大学”。笑话。

三、大学要由真正懂教育的人来办

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在世界范围招聘校长，而不是由本国教育部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行政化带到高校里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良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在国外，大学校长绝对不会用行政级别来衡量，教育部长对他们都很尊敬。杨福家（20世纪90年代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担任英国名校之长的第一位中国教育家）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哈佛校长可以不与他见面。英国的教育大臣是内阁成员，他如果到诺丁汉大学里来，我们会见他，这是礼节性的，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他说的话，对学校没有影响，更不意味着他所说的话就是“指示”，因为学校没有义务按着他说的去做。当然，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指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诺丁汉大学有一幢15层的高楼，建得太高，布局很不合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曾建议把它拆掉。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错误，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撒切尔夫人的话学校可以听，但结合实际情况后，不一定按照去做，她也不会追究“你怎么没听我的话”。因为学校应当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

朱清时（世纪之交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达10年，2009年又在全球遴选中胜出，受聘担任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认为：大学校长一定要懂教育，只有懂教育才能理解教授们的意志。所以，派一个同级别的行政干部来当校长，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因为人再能干，如果不懂教育（可是往往自以为很懂得），会把事情搞糟。中国教育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家不是口头上封的，真正能够懂得教育规律，并且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家。教育的最高规律就是不要以个人意志去干预教育，而要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去做。比如，大学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一个安静环境，让大家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这样才能够把教学搞好。可是目前中国教育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各高校纷纷建校舍、辟新校区、扩招，轰轰烈烈。这只对行政官员有好处，因为这是明显的“政绩”。结果把教育的根本破坏了。如果教师、学生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做研究、写教案，教育能搞好吗？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一定真正了解教育的客观规律，不好大喜功，更不可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刘道玉（1981～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指出：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没有人才自荐、推荐、遴选的机制。如果没有正确的遴选机制，仍然按照考核和选拔干部的办法，即使有优秀的人才，也不可能被选拔到校长的岗位上。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兵”，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不会真心地去研究教育，去研究怎么办好教育，只会说官话，只对任命他的部门负责，不需要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有意见也无可奈何。所以，大学越来越行政化，干部越来越官僚化。因为干部官僚化，不是把校长视为职业而是视为官位，就产生不了真正的教育家。

刘道玉一直在呼吁大学校长职业化。像英国、美国那么多的大学，有几个院士当校长？人家是选有教育思想的人当校长，选有管理能力的人当校长。我们这里是看谁的学术地位高，谁的学术名声大就选谁当校长。从一开始，我们选校长的标准就走入了误区。有院士的学校一定找个院士，没有院士就搞个博士生导师，没有博士生导师就选个教授。校长所需要的不是他的专业知识，而是他的管理能力、教育思想和改革开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