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_渐摄与融构_中西

中国科学社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二节　中国科学社

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留学生于1914年6月14日在美国发起成立的，主张“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8)，宗旨是：“传播科学知识，促进实业发展”。1915年10月25日在国内正式成立，由任鸿隽、赵元任等5人为第一届董事，杨铨为编辑部部长，1922年冬改组为理事会。1918年办事机关由美国迁回国内，1919年社址定于南京。中国科学社秉承“研究学术，传播科学知识，谋中国科学和实业之发展”的信念，开年会、办杂志、成立科学图书馆、举行讲演会、审定科学名词、从事科学教育改革工作。1914年到1925年社员从35人发展到1728人。“中国科学社在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十分落后、现代科学发展缺乏足够的物质力量的情况下，对我国传播科学知识、推动科学事业和科学教育、培养科学人才等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9)

20世纪初，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给中国留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在全球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时，留学生们深刻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科学精神的缺乏、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吾国贫弱之病，则必以无科学为重要原因之一矣”。因此，他们在求学之余，抱着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信念，创建科学社团，发刊书报，翻译书籍，要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输入中国，并深刻认识到，科学的专门化趋向与大科学发展趋势。中国科学社由此产生。

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Science Society），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发起，是一个以发展科学、普及科学，以科学救国为宗旨的科学教育团体。“科学是一种社会事业，其发展必须要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科学共同体’正是这种独特体制的重要表现。”“科学共同体”是从事科学认识活动的主体，也是生产科学知识的团体，这种团体的形成，对科学的发展是极有力的。同时，我们可以这么说，科学造就了“科学共同体”，而“科学共同体”也造就了科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也正是近代科学兴起的一个标志。

在科学社这一科学共同体中，这些留学生大多认为科学是救国的武器，因此他们提倡自然科学，普及科学被认为是拯救国家于危亡的重要途径。“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10)为此，杨铨在《〈科学〉发刊词》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历史具在，其例固俛拾即是也。”(11)(www.guayunfan.com)

1914年6月14日，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周任、杨铨、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9人创议并成立了科学社。这些创始人大多是庚款公费留美学生，且成绩都十分优秀。如胡适就提到：“此发起诸君如赵君（赵元任）之数学物理心理，胡君（胡明复）之物理数学，秉金过（秉志、金邦正、过探先）三君之农学，皆有成就。”如今的老一辈科学家、科学工作者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科学社创办的宗旨为“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他们所言的“科学”是指摈弃一切社会科学，尤其是包括政治、哲学之类的学科，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及其应用。

1916年中国科学社首次年会上，社长任鸿隽做了《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的演讲，对科学社成立情况做了最早的叙述：“我们的中国科学社，发起在1914年的夏间。当时在康奈尔的同学，大家无事闲谈，想到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个专讲学术的期刊，实觉可愧。又想到我们在外国留学的，尤以学科学的为多，别的事做不到，若做几篇文章，讲讲科学，或者还是可能的事。于是这年六月初十日，大考刚完，我们就约了十来个人商议此事。说也奇怪，当晚到会的，皆非常热心，立刻写了一个原起，拟了一个科学的简章，为凑集资本，发行期刊的豫备。”(12)

从任鸿隽的言论中可以知道，科学社的成立和后来《科学》的发刊，得力于这一群留学生。不仅如此，科学社后来的发展，也与当时康乃尔大学中国众多留学生有关。当时在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在全美中国留学生中人数最多，如此多的留学生聚集在一起为科学社的创立提供了人才基础。

科学社宣布成立，并没有正式的宣言和公告，只是“写了一个原起，拟了一个科学的简章”。但在这其中，却明确表达了创社的主要目的是创办《科学》杂志：“吾人所朝夕诵习以为庸常而无奇者，有为吾国学子所未尝习见者乎？其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与国计民生者，有为吾父老昆季所欲闻知者乎？……诚不知其力之不副，则相约为科学杂志之作，月刊一册以饷国人。专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而一切政治玄谈之作勿得阑入焉。”(13)这批留学生们雄心勃勃地想把在美国学习的先进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内容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理论知识和科学发明、科学应用等实用知识，这对我国科学及科学教育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

科学社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做了一系列工作以践行其宗旨，具体包括以下九方面：①刊行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②译著科学书籍；③编订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便利学者；④设立图书馆以便学者参考；⑤设立各种科学研究所，施行实验，以求学术、工业及公益事业的进步；⑥设立博物馆，收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各种标本陈列之，以供展览及参考；⑦举行学术讲演，以普及科学知识；⑧组织科学旅行团，进行实地科学调查研究；⑨受公、私机关委托，研究及解决科学上的一切问题。(14)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者还认识到“科学共同体”的重要性，虽然在当时的中国“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并没有出现，但他们已认识到中国科学要发展，就必须结成广泛的同盟，必须要大力发展科学学会。任鸿隽关于组织科学学会对发展科学的重要性时这么说：“譬如外国有好花，为吾国所未有。吾人欲享用此花，断非一枝一叶搬运回国所能为力，必得其花之种子及其种植之法而后可。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相互印证，则与一枝一叶运回国中无异；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而吾人所希望之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望。此科学之所以为社也。”1914年他还专门发表文章，要求中国建立“学界”（相当于一个科学共同体），使各专业的学者们相互砥砺以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从而提高中国整体的科学技术水平。

关于组织科学社团，团结各学科人才共同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原因，任鸿隽在《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中说明了两点，首先是“科学的境界愈造愈深，其科目也越分越细，一个人的聪明材力断断不能博通诸科。而且诸科又非孑然独立，漠不关心的”。其次是“现在的实验科学，不是空口白话可以学得来的。凡百研究，皆须实验，实验必须种种设备。此种器具药品，购买制造，皆非巨款不可。研究学问的人，大半都是穷酸寒畯，哪里有力量购办得来。所以要学问进步，不为物质所限制，非有一种公共团体，替研究学问的人供给物质上的设备不可”。任鸿隽以上的论述关于将整株“科学之花”引入中国，重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传入，以及关于科学社团的必要性和见解，已经不是与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可以同日而语的，已表现出了对科学的全面理解，对科学真谛的认知。这些认识连同科学社的创立，对我国科学和科学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与教育》一文中指出：“所谓应用科学者无他，即纯粹科学之应用于某特殊问题者是矣。即纯粹科学本观察思辨而发见之通律所推衍之结果也……凡今制造家所用之方术，不出于物理，则出于化学。将欲进其术，必先明其法……要之，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科学方法者，首分别事类，次乃辨明其关系，以发见其通律，习于是者，其心尝注重事实，持因求果而不为感情所蔽、私见所移。所谓科学的心能者，此之谓也。此等心能，凡从事三数年自然物理科学之研究，能知科学之真精神，而不徒事记忆模仿者，皆能习得之。以此心能求学，而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固之基。此岂不胜于物质智识万万哉！吾甚望言教育者加之意也！”(15)任鸿隽的这段论述，指出了近代西方科学的本质，同时对科学教育的育人功能做出充分肯定，由此还提出了实现这种功能的途径。在这基础上，阐述了科学方法的内涵。任鸿隽的认识，可以说是为我国科学教育的建立提供了完整的理论基础。

科学社创立后，其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发行《科学》杂志。为了维持《科学》的生存，科学社最初成立之时采取公司股份制的形式，很快得到了众人的响应，不久入社人员就达到77人。他们一方面草拟章程组织事务，另一方面成立了编辑部，召开了几次会议后，《科学》第一批3个月的稿件由毕业回国的总经理黄伯芹带回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印行面世，并由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干事朱少屏负责经营。1915年，《科学》杂志终于第一次在中国发行，杂志采取横排形式，并采用西文符号和标点，《科学》可以算是国内最早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刊物之一。但在当时却有人因为这一点而以“好新”予以批评。

《科学》杂志发行后，科学社成员有人提出“以杂志为主，以科学社为属，不免本末倒置”。针对这一情况，邹树文就提出了改组科学社为学术性社团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随着科学社中领导人员的陆续回国，科学社的中心开始由美国迁移到中国。

1915年10月25日，股份公司形式的科学社改组成为学术性社团形式的中国科学社，通过入股形式募集资金，科学社的事业得以进一步发展，成员增加、事业扩张、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改组后的中国科学社，很快成为留美学界的一个标志性社团，到1915年10月15日，成员就增至115人，其中包括竺可桢、张准、赵国栋、吴宪等人。到次年10月，又有86人入社，有茅以升、侯德榜、李协、张巨伯等。随着社员的不断增多，科学社除了发刊《科学》外，还译著书籍、筹备图书馆等。在《中国科学社图书馆章程》“缘起”中就提到：“夫学问之事，沿流溯源，固须稽之载籍；即物穷理，亦有待于图书。方今国内藏书，挂一漏万，百科图籍尤属寥寥，是图书馆之设为不容缓夫而知。”

1917年，邹秉文提议允许外国人参加中国科学社，《科学》可以刊载外文论文。这一建议得到了科学社董事会的认同，认为科学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是没有国界之分的，外国人入社理所当然，关于外文论文，考虑到杂志主要是为国人创办的，所以有外文论文也主张翻译成中文。中国科学社还与美国学术机关进行合作，如费城的韦斯特生物学及解剖学研究所（The Wistar Institute of Anatomy and Biology）。

《科学》杂志发刊后不久，赵元任还寄给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两期。1915年9月10日，爱迪生回信给赵元任：“多谢上月28日寄来的信件和第五、六期中文《科学》月刊……贵国青年在教育事业上的努力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将极大地鼓舞那些与时光赛跑的人，这也表征着贵国的迅速发展。让我衷心地祝贺你与你的同仁们在你们共同选择的事业上已经取得的成功，并预祝你们在科学知识的传播上长久地繁荣滋长。”(16)

1918年，随着一部分发起中国科学社的留学生和基本社员的相继回国，中国科学社的办事机构——董事会的一部分人也回国，中国科学社也就随之迁到国内。1918年前后，虽然民国成立已几年，“新文化运动”也如火如荼进行着，但社会文化之本质还是尊孔、祭孔，复辟闹剧不断上演，军阀之间不断爆发利益争夺。大批留日和一些留美、留欧学生回国后，没有他们发挥才能的科研机构，偌大的中国只有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等少数高校和几个机构。

留学生们在如此现实面前，开始认识到：“一言以蔽之，即归国后无正当之用途。无论在外国时所习何科，归国后辄以官吏及教员两途消纳之，此外虽有间执他业者，亦多用非所学。”而且此时，科学社也碰到了一系列难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困难，一些社员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积极性下降，不参加社务，会费也不缴纳。1922年3月，中国科学社还向社员发布“紧要启事”：“年来社务日渐扩充，费用日增，而社员缴纳社费数反减缩，以致出纳不能相抵……尚望诸君子体会社中困苦状况，与国中科学事业之幼稚，力与维持，将各应纳之费如数惠下，则非特本社之幸而已，科学前途，实利赖之。”

社会环境如此之糟，而社员们又各有所难，回国后的中国科学社的前景可想而知。新入社社员人数急剧下降，而且1918年科学社迁回国后，《科学》有8个月因为资金困难而不能发刊，同时，因为《科学》杂志缺乏稿源，面临着停刊的危险。1918年12月11日，杨铨写信给胡适，在信中描述了《科学》杂志当时的状况及无可奈何的心情，“《科学》编辑事亦不了，无一人负责，大有民穷财尽之象”，次年4月22日又写信给胡适：“月内《科学》编辑又将由铨担任。不担任，老胡太苦，问心过意不去；担任则不知从何处得文章，兄能以讲义帮忙否？此事极重要，吾辈能在国外办报，不能在国内维持之，岂非笑话。”

随后，经过科学社社员的不断努力及四处募集，特别是得到北京大学每月200元的资助，更是解了燃眉之急，《科学》杂志终于得以继续发刊。当时胡明复写信给蔡元培请求资助后，北大编译处便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马寅初、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会上，蔡元培指出：“以科学社为吾国今日学界惟一之研究学问团体，《科学》为吾国今日惟一之科学杂志，决不能坐视其中辍。且科学社诸君所计划之事，如编辑书籍及辞典等，均与编译处互有关系。而编译处有赖于科学社者，略有三事：①请调查科学图书，并为代购（因社中从事调察各种书目，备建设科学图书馆）。②共同商订译名。③科学社编译之书，可送编译处审定，由编译处出版（因编译处专任编译之员，颇不易得）。”(17)

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于是就同意每月赞助200元，这对《科学》杂志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随后，科学社又向财政部呈请拨给房产，以建立图书馆、创建研究所，在信中还提到“美国卡尼基学社允赠该社图书，亦以该社必有永久藏书屋宇为交换条件”。科学社的提议得到了张謇的帮助，他致信给科学社，赞赏其行为，并答应帮助他们，“鄙人之意一再为请者，良以科学为一切事业之母，诸君子热忱毅力，为中国发此曙光，前途希望实大”。有了固定社所之后，中国科学社很快建立了图书馆，胡刚复担任馆长，严济慈与其一起审理《科学》稿件，整理图书、编目分类，科学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一些外国名人，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也来此处演讲。

就在中国科学社各项工作有起色的时候，资金问题又再次成为一大障碍，中国科学社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发起5万元基金捐款。蔡元培还特意写了募捐启事，“当此科学万能时代，而吾国仅仅有此科学社，吾国之耻也；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夫科学社之维持与发展，不外乎精神与物质两方面之需要。精神方面所需者为科学家之脑，社员百余人差足以供应之矣；物质方面所需要者为种种关系科学之设备，则尚非社员之力所能给，而有待于政府若社会之协助，此征集基金之举所由来也。吾闻欧美政府若社会之有力者，恒不吝投巨万赀金以供研究科学各机关之需要。今以吾国惟一之科学社，而所希望之基金又仅仅此数，吾意吾国政府若社会之有力者，必能奋然出倍蓰于社员所希望之数以湔雪吾国人漠视科学之耻也”(18)。

但由于当时我国正处于战乱时期，各种正常的社会生产均受到阻碍，而且也缺乏民间资助科学的传统，因此在蔡元培看来募集5万元基金是轻而易举的，在实际中却碰到了极大的困难。通过多方努力，依然没有募集到5万元，但还是募集到一些资金，科学社才得以继续生存与发展。中国科学社还创建了生物研究所、进行物理名词审定、举行大规模科学演讲，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学术代表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联系，扩大了自身的影响。

发展至此，中国科学社还对未来做了规划，主要是设立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和创办杂志，研究所包括理化、生物、卫生、矿冶及特别研究所，博物馆主要包括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工业商业博物馆，杂志分为专门和通俗两类。总图书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设在北京，理化研究所及工业商业博物馆设在上海，生物和卫生研究所设在南京，矿冶研究所设在广州，其余分图书馆与特别研究所根据各地需要随处而设。

此后，中国科学社开始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每年的入社人员一直呈增长状态，而且是大幅度的增长（见表12-1所示），这对我国科学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发行《科学》杂志外，从1922年开始，科学社还汇集年度论文，用西文发行《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The Transaction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生物所也从1925年开始发行研究论文，中国科学学术界开始走向世界学术界，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如1923年被邀参加第二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1926年作为学术领导角色组织国内科学家赴会，被选为中国学术代表等。

表12-1　中国科学社社员历年增长情况（中国科学社三十六年来的总结报告，中国科学社，1950年）

1926年8月27日—9月1日，中国科学社第11次年会终于得以在广州举行，成立了以孙科、许崇清、张君谋、汪精卫等为首的年会委员会，迈出了中国科学社与南京政府结合的标志性一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重视，对科学研究与发明予以奖励；创建和发展国立研究机构；资助私立学术机构；鼓励大学进行科学研究。我国科学及科学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契机。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90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最早准备成立地质、理化实验、社会、心理、气象等研究所，其成员很多为中国科学社成员，如竺可桢、李四光、杨铨、丁西林等，中国科学社也得以通过中央研究院不断扩展自身影响。

科学奖励与评议是一个完善的科学共同体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科学共同体形成的标志之一。中国科学社自1929年以来，就一直在科学奖励和评价方面作出贡献，设立了众多奖项，如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分别奖给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地学五门科目，每年一科，轮流颁奖）、考古学奖金、爱迪生电工奖金、何育杰物理学奖金、梁绍桐生物学奖金等，这些奖金的设置对于激发科学工作者的热情，从而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正当中国科学社各项工作蓬勃发展之时，抗日战争爆发，极大地遏制了中国科学社的发展。除了明复图书馆、《科学》和《科学画报》编辑部、中国科学仪器图书公司等事业和机构由于地处法国租借地而留在上海外，其他如南京社所、生物所及图书馆都迁往重庆。虽然广大社员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一直坚持工作，但终因资金、社会现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抗战胜利，情况都未能有所好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民间私立社团，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合法性，也就相继将各项事业交给人民政府，1960年，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