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其人_近现代中日留学生

作者其人_近现代中日留学生

三、作者其人

关于作者向恺然，近年在其故乡湖南，《留东外史》及其另外一些武侠小说得到了重版，其中一本的卷首与卷末附录的本人及遗孀所作未曾公开的资料中，记载了一些从前鲜为人知的经历，使我产生不少意外的兴趣(20)。特别是载于卷首的“自传”，乃是写于留学日本的半个世纪之后，又经历半个世纪才终于见诸于世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先钞引其前半部分于下。

我姓向，名恺然，六十二年前出生于湖南湘潭油榨巷向泰隆伞店内。我祖父是开这伞店的。很积了些财产，因此送我父亲读书，在湘潭一般读书人里面颇有点名望。我五岁的时候，也开始读书了。我家原籍平江，祖父死后，我父亲将伞店歇业，全家搬到平江居住。那时我十一岁了，我父亲将我引进了旧文字的堡垒，打算获取科名。可是八股还没有成篇，清政府已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取士。到十四岁文字勉强清顺，渴望出考，清政府却又把科举废了，改办学校。就在十四岁这年考进了高等事业学堂。但是只读了一年书，便因闹公葬陈天华被开除了学籍。那时曾经学校剔退过的学生想另考学校是不容易的。因此只得要求我父亲变卖了田产，自费去日本留学。无目的无计划地在日本混过了几年，在宏文学院毕业。民国二年回国，那时家业已经中落，无力再往日本。在岳州洞庭制革厂当书记，这厂的总经理是军事厅厅长程潜兼的。这年倒袁运动，湖南出兵北伐，我任职北伐第一军军法官，失败后，随第一军总司令程子楷再往日本。因生性爱好文学和武术，这时虽在中央大学上课，对政治、经济不感兴趣，终日我和日本柔术家、剑术家、射箭师来往。民国三年因愤慨一般亡命客的革命道德堕落，一般公费留学生不努力、不自爱，就开始著《留东外史》，专对以上两种人发动攻击。党人仇鳌、易象，和公费留学生张定、佘耀枢都同情我的著作，大家凑钱帮我出版。因为我唾骂的人太多，用笔名“平江不肖生”，不敢写出我的真名实姓。民国四年返国参加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跟着江西革命军总司令董福开搞革命工作，被派赴韶关说服韶州镇守使朱福全反袁，遇海珠之变，几遭龙济光毒手。不久，袁世凯死了，我回上海无所事事，便以卖文为业。

标有1951年2月作的这份“自传”，最后诉说在人民共和国治下自己的无所作为与家庭生活的困难，不能否定这可能是一份向官方提交的个人调查书。真是这样的话，与国民党有关的记述相应地作了省略也说不定。文中的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日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旧同盟会会员）后来在国民党政府倒台之际曾以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地位宣布湖南“和平解放”，是回应了同乡毛泽东期待的革命长老之一。程子楷（1872—1944，湖南省兴宁人，日本振武学校毕业，旧同盟会会员）也是湖南民军的大人物而与程潜关系密切，一起被称为“二程”，老早从国民党政界引退后，据说是在日本军占领之下以缢死而抗议日军的人物，这两个人可说是不会出麻烦的相关人物了(21)。“自传”的后半部分也仿佛在强调:抗日战争中曾在与共产党新四军有“统一战线”关系的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属下的安徽省政府做事，以及程潜任湖南省主席时代又以“省政府参议”身分任其属下等等。另一方面，讲到20世纪30年代初结束卖文生活回到湖南，在“国术训练所”为传统武术的振兴贡献了力量，却没有提到此系应当时的省主席——蒋介石派的何键（1887—1956，湖南醴陵人）之邀这一事实(22)。虽说如此，自传还是涵盖了自身经历上的大部分事实。

如上所见，在其前半生的经历中，从与《留东外史》相关联的方面来看，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留学日本的原因和似乎不怎么美好的留学生活。为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于大森海岸投海自杀，围绕要求陈天华的公葬所引起的风波，向恺然在中国的学籍被开除，因此来日本留学，而从一开始便闯入了一种没有目标的生活，让人们感到此乃笼罩于这个人一生的蹉跎之影的最初预兆。当时以日本为舞台曾昂扬一时的革命派运动，亦转而趋于沉静和内部斗争的局面，或许已没有将这个迟到而来的青年卷入政治性狂热之中的力量了。只要留学归国便能保证其仕途的状况也已经成为昨日之事，更何况自费留学生的前途也非光明无限的。这些条件强烈地左右着小说的基调，仅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肖生毫无疑问确系作者的分身。(www.guayunfan.com)

不过，也有看上去与此矛盾的事实存在的。向恺然于辛亥革命之后曾一度回国就职、参加讨袁军活动，进而，动笔写《留东外史》（作品中不肖生自称如此）的第二年又一次回国参加护国战争的讨袁军，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实。果真如此，第二次来日本的名义是再次留学，而实际上当是作为亡命客来的了，但这种极具政治性的经历，向恺然于小说中的不肖生身上隐而未提。不仅是小说，包括至今流传的有关作者的各种说法，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不肖生即向恺然，就是还有其他的理由？总之，除了最初说及此事的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说及这事的，而我甚至没有注意到范烟桥下面的这段记述。

他先是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到日本，留学生的“维新运动”应当是涉及的。可是他却从癸丑（1913）二次革命失败的党人到日本，成为“第四种”人写起，留日各界的情况和以前不同。向氏既说明“绌善而崇恶”，就多写那种人的腐朽生活，因而颇有写色情的描写。

这里所说的“第四种”，是指前面引用过的小说开头不肖生嘴上所谓的亡命客，就这样，知情的人的确是知道的了。然而，就是范烟桥也没有提到，成了“第四种”人的向恺然小说写到一半，又一次投身讨袁军中去这一段事情。

关于第二次革命失败后的流亡，程潜在记录湖南省反袁独立宣言，至该宣言被取消那一段激烈动荡的经历中回忆(23)说，他自己做了谭人凤、程之楷、陈强、周震鳞、唐蟒等人流亡日本的准备（程本人也在早稻田大学留着学籍），《留东外史》的作者本人既然是遵从这样的有组织的流亡动向而来日本的，那么，小说中对亡命客寄予特别的关注也是当然的事情了。但是，从其反面来看，小说所展示的关注之特异性更为显眼，这也是事实。即使作者的传记搞清楚了，小说本身依然不会有什么变化的，不过，对此感兴趣的读者的阅读方法，当不会不因此而受到影响的。

这事涉及小说执笔的动机，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作为在作品中占重要位置的湖南亡命客之一员的作者情况。说到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政治性党派的关系，围绕对失败经验的总结，孙文与湖南帮的总帅黄兴的对立在流亡地日本进一步激化。孙责难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的黄随意放弃南京，黄则不肯示弱强调孙的肆意发动战争致使事态走向混乱；孙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党组织性的散漫，打出作为在首脑之下宣誓会党式团结的战斗集团而重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旗帜（1914年6月22日），而主张为对抗袁世凯应取更合法的大众性斗争方式的黄则立刻离开日本去美国“静养”（同年同月30日）。现实的事态就是这样，黄在离开日本的情况下依然表明要参加湖南亡命客为中心结成的“欧事研究会”，这可以看做是对中华革命党的对抗(24)。然而，直接表示在这种关系中，年轻的亡命客向凯然所取立场的材料却一点儿也没有，小说亦对上述党派内部斗争几乎没有什么关心似的。但是，前后两次参加讨袁军并非一般的政治性行动，特别是第二次在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的入党和从军江西革命军，这种行动至少并非人人自然而然走过的道路，虽说蔡锷（松坂）的云南护国军举兵以来，孙、黄之间的对立渐渐走向消解。“自传”中所见江西革命军总司令董福开的传记并不清楚，好像是与孙文直系的前广东都督胡汉民有很深关系的人物。韶州镇守使朱福全（1864—1921，湖南桂阳人）是当时护袁派的陆军中将，向凯然大概是因同乡的关系被派去劝说朱倒戈的吧。“海珠之变”是发生在1916年4月的、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而假称宣布广州独立的龙济光部下，在海珠会场杀伤反袁派人士的事件(25)。从这种条件下的行动来考虑，小说中不肖生把亡命客的人物不分清流浊流统统称为“民国伟人”加以揶揄，大概是对将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特权者组织国民党重新恢复为会党性的战斗集团这一孙文路线自然倾斜的一个投影吧。或者，这同时也重叠着没有赶上革命时代的那一代对元勋们的特别感情。“自传”中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地方，向恺然从与自己一起留学和流亡的人物中举出实际姓名，说他们支持小说的出版不惜合力相助。其中两名留学生的情况不清楚（总之，小说中与黄文汉一起搞“死共和纪念会”那些人里有他们的影子吧），但党人仇鳌（1886—1970，湖南湘阴人，在明治大学留学时曾参加华兴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于北京刊行报纸（《亚东新闻》），受到正在追究以政党为基础的“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等的恳切邀请回到湖南，兼任省政府民政司司长和国民党省支部负责人，担当扩大选举地盘的工作后，确实流亡来到了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民党左派（民革）的“民主人士”广为人知，因此，说他支持和援助过《留东外史》的出版，不大可能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吧。附带提一下，仇本人的回忆说，两年半的流亡期间不断受到孙文的熏陶，尽管当初包括自己在内的旧同盟会以来的党员之间，对再向孙文表示忠诚其抵抗情绪很强，但不久大多数人改变了态度，这对思考向恺然所处的政治环境可供参考的(26)。另一个人物易象，亦与流亡中的仇鳌确有亲密的关系(27)。

有关《留东外史》的出版经过，第1集初版的日期比袁世凯的死去还要早这一事实，大概意味着作者带着其原稿回国（民国四年，1915），在投江西的讨袁军之前，自己亲自或者通过别人，已经安排好了在上海的出版事宜吧。更具体的情况还有，据让向凯然续作《留东外史补》(28)在自己编辑的刊物《星期》上连载的包天笑说，向带回国内的原稿一向找不到出版商买主，结果以比普通千字两元的稿酬低得多的千字五角的价格，终于卖给了“某书贾”（也有被“某君”低价格收买了的说法），而出版大获成功(29)，这一说法与“自传”有关段落是怎样整合的呢？包天笑的《星期》于《留东外史》后5集出版（1922年10月1日）的那一年2月开始发行，故就算在全10集出齐之际得到好评，而注意到其作者的包争取到向的续作连载权这一程序是不错的，可6年前第1集初版时的事儿却仿佛仅属于传闻了。另一方面，全10集出齐的时候，将受到好评而身分秘密的作者介绍给包天笑的湖南人张冥飞，即上文所述第1集以后于封底和不肖生并列其名的“评校者”，乃是与旧同盟会深有缘分的诗社“南社”的同人(30)，而发行处的“民权出版部”即孙文派的戴季陶主编的《民权报》遭袁世凯查禁后，改换了场所和名称而刊出《民权素》月刊的出版社(31)。既是这样的话，说对其出版物之一有“自传”中所说的支持者的合力相助，在人际关系上也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可是，这些同乡党人和留学生们的支持援助，到底是共鸣于小说的哪个方面呢？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便又回到了“嫖学”教科书和反袁世凯的政治性之间的关系上来了，对我们来说看似很矛盾的东西，在某种历史语境下或许一点儿也不矛盾，在人身攻击特有的刺激性效果上小说的娱乐性和政治性动机融和成一体，这也是可能有的事情。根据同为南社同人的包天笑的回忆，上海的革命派多聚集于新闻界且有沉湎于妓院的倾向，仿佛从辛亥革命之前便很显著(32)，而所谓“民权出版部”，用鲁迅等的话来说，同时也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渊薮似的出版社(33)，而早期国民党式的政治性与上海小说式的“鸳鸯蝴蝶”“黑幕”等趣味，两者之间本来并非那样截然背反对立的也说不定。毋宁说，与之同时兴起的“文学革命”、“新文学”，才是他们那种政治感觉和趣味倾向所视为真正不同的现象。

一方面，包天笑所描写的上海卖文时代的向恺然形象——与“爱人”、小狗和猴子同居一室，因吸鸦片的常习而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如名字所示，乃是一个不肖生。向恺然吸鸦片的习惯，“意气消沉”的样子，都与把向介绍给包天笑的张冥飞的看法一致，另外对南社及上海旧派小说界所知详细的郑逸梅亦这样说过(34)。小说后半部分有一处提到鸦片，神田的脏乎乎的理发店二层成了中国人的鸦片窝，流亡军人熊义为一起而来的岳父之妾到此来买鸦片（122章），其中亦有这种生活的反映吧。说到“意气消沉”，我们从“自传”中也可以读出:因袁世凯之死，向恺然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及衣食的活路这种颇有讽刺意味的因果关系来。革命成为现实，甚至成为超越左与右之政治立场的近代的正统，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们因革命而得以吃饭，乃至吃革命饭的现象多得很，这在《留东外史》的世界里有露骨的表现。如果小说中的叙述者不肖生为错过了回国的时机成了无所事事的留学生，其中隐藏着作者的政治性经历和在亡命客中的位置，那么，是不是因袁世凯之死，与政治断了缘分，同时失去了生计的向恺然不期然地亲自演示了不肖生的生活呢？

不过，先放下鸦片一事不提。“意气消沉”的向恺然还有一种倾向:即与小说中的黄文汉相似，好像依靠武术的传统性和形式化勉强做出某种自我超越似的。他曾应包天笑的约稿构思了这样一部续作:将周撰和陈嵩归国后仍留在日本的李、陈夫妇作为主线人物，但这回与“北黄南周”之丑角不同，而是让湖南的武术少年登场，这少年受到黄花岗之战牺牲的革命家帮助来日本留学，继承恩人遗志要做于革命有益的研究，宏文学院那样的普通科是不行的，一定得学陆军，而且非政府派遣的留学生不可。这样想来，该少年便进了大森体育学校。然而在这样的构思之下，写起来却依然成了丑恶亡命客与愚蠢留学生的故事，结果写到1集13章终于搁笔，以后则专写武侠小说，倒是在这个领域向恺然开拓挺进建立起了坚实的地位。包天笑所说的“爱人”，实际上是向恺然小说里女侠的原型，而且真是他的夫人。这直到后来才听说的(35)，而现在与“自传”一起发表的遗孀的回忆文章，也确实对武术显示了特别的关心和此方面的知识(36)。若真是如此，小狗和猴子也说不定是夫妇共同研究武术用的观察对象呢。结束卖文生涯的向恺然一心专研武术，从其中作为民族派的立场出发，是不是使他后来与湖南国民党的亲毛泽东派一起做出政治性的选择呢？在家属写的文章中，我感到有一种与这种传统武术的技术十分相像的政治正义感得到了传说化的强调，这强调甚至追溯到了《留东外史》时代。例如，小说中所暴露的堕落家伙们气得要杀向恺然，而得知这消息向却毫不畏惧，从此便每晚8点到12点在横滨码头等着，并向那些家伙传信:如果他们杀了向某也决不怨恨，而他们被向某杀了也同样不要记仇，可是，等了一个月对手们也没来云云(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