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青年的在日学习和活动_近现代中日留学生

左翼青年的在日学习和活动_近现代中日留学生

三、左翼青年的在日学习和活动

1.留学生与留学的概念

为了能更真实地反映国民党政府时期日本留学的实态，笔者采访了若干名30年代的留日学生，了解到了许多在文献资料中无法了解的情况。日本留学的特殊性、留学目的的多样性以及留日学生的复杂性，使“留学生”一词很难全面地概括在日学习的中国年青人，研究必须重新返回到定义和概念阶段，界定日本留学中的各类青年群体。

“留学”是指留居外国学习或研究，“留学生”一般是指在国外学校等教育机构中学习的学生。而30年代在日青年中，有一部分人并未进入学校学习，来日的目的也并不是追求学校里教授的内容，他们在校外有组织的学习政治理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严格地讲，这些在日青年并不能归类为“留学生”，但他们在国外学习的事实应属“留学”范围。笔者采访的伍乃茵、李云扬夫妇即属此类左翼青年。

2.伍乃茵、李云扬的日本留学(www.guayunfan.com)

1999年2月，笔者为采访谢冰莹的朋友魏中天先生到达广州。经魏先生介绍访问了广州市的留日学生组织“广州留东同学会”。在同学会得知30年代留学日本的伍乃茵和李云扬夫妇住在广州，遂取得联系，于16日和17日在暨南大学羊城苑伍、李夫妇的家聆听了前辈们讲述他们的留学生活。以下内容主要是根据此次采访记录和伍乃茵写的《记林基路同志在日本东京时的活动》(27)的文章整理而成，由此可以大致了解30年代中期广东省和广西省出身的左翼青年在日本学习和活动的概况。

伍乃茵1915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父亲伍川波，曾留学日本学习化学，同盟会员。任高明县县长时期，因党派争斗而辞去工作，后专心研究佛教。伍乃茵1928年考入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此校分初中部和高中部，学制6年。进入高中部之后，曾受教于当时是国民大学教授的何干之和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此后，伍乃茵开始积极地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和革命运动。据伍乃茵回忆，当时是接受“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以下简称“文总”）(28)“广州分盟”的指令进行活动。1934年春节刚过，伍乃茵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度过了半年的监牢生活。出狱后，与何干之取得联系后，接受指示离开广州去了“文总”发祥地上海。当时有不少像伍乃茵这样的左翼青年们汇集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接受共产党的指示，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国民党政府的活动。在国民党的镇压日益严酷的情况下，很多左翼青年选择了去日本的道路。

李云扬1913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父亲李雨亭是广州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同盟会员，后成为国民党党员。历任司法官和区长等职，后因卷入国民党内部的争斗被毒杀而死。其父去世后，家庭陷入贫困境地，李云扬不能继续升学，初中毕业后，做了小学教师。李云扬是由伍乃茵的介绍开始接触左翼教师和青年们，走上革命道路的。

3.共产党指导下的左翼青年的政治理论学习等活动

1935年8月伍乃茵和李云扬来到日本，与已在日本的何干之等人汇合，开始了在日本的学习和革命活动。

左翼青年们为了避开警察的监视，经常利用假期去房州和伊势海岸以“避暑”为掩护，进行集体学习和各种活动。广东左翼青年组织的中心人物是共产党员何干之，原名谭秀峰。何干之也是广东省台山县出身。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曾两次赴日留学，回国后，成为国民大学的教授。3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再次来日，是左翼青年的领导人之一，指导马克思理论的学习。1937年回国后，按照共产党的指示，与周扬、艾思奇等一起赴延安，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大学教员，理论家。

伍乃茵和李云扬，1935年夏天在房州海岸与林为梁（后改名林基路）相识，1936年，两人经林为梁的介绍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林为梁1934年来日，是“左联”东京分盟的领导人之一。根据林焕平的回忆，在1933年12月决定恢复“左联”东京分盟后，由林焕平、陈一言，以及后来的林为梁等三人组成了干事会，林焕平任书记即分盟负责人(29)。对“左联”东京分盟有很多回忆录以及研究成果，在此从略。

1935年9月，根据共产党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书记的周扬的意见，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东京支部”，林为梁任支部书记(30)。根据其他的资料可知，共产党的东京支部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东京支部”，还有“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东京特别支部是得到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彭真的同意，于1936年9月成立的。(31)同年，林为梁等创立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科学文化座谈会”（以下简称“文谈”）。据李云扬回忆“文谈”约有近百人会员，“文谈”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分成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座谈会，李云扬是“哲学座谈会”的负责人。此座谈会每月有一次或两次聚会，大都是在神田的中国饭店以饭局为掩护进行的。“哲学座谈会”的参加人员成分复杂，流动性大，以左翼学生为主，中间派也有很多人参加。与会人数有时数人，也有近百人的时候。教科书是苏联的《大学教程》和永田广志的《辩证唯物论》。因日本的警察的监视很严，经常是在留学生的住处组织少数人的学习会。“文谈”在两年多的活动中，“培养出了一批有较高思想觉悟和一定理论水平的骨干，他们在抗战爆发后回到国内，许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奔向延安，到各个抗日战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32)

伍乃茵是“留东妇女会”的负责人之一，与梁薇娟同是党小组成员，根据林为梁的指示进行各种活动。林为梁指导并动员妇女参加1936年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与会者中有不少“留东妇女会”的成员。大会邀请了日本左翼作家池田幸子，进行了“日本女工的现状”的演说。据伍乃茵回忆，林为梁曾对“留东妇女会”做过如下指示:“这个团体是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妇女工作要搞得生动活泼，但不要忘记这也是抗日团体，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要时刻注意要提高会员们思想觉悟。”(33)林为梁参加“留东妇女会”党小组的活动，是党小组组长，和伍乃茵等一起研究如何进行妇女工作。他强调留东妇女也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革命理论指导实际工作，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妇女的彻底解放。(34)

左翼青年们的在日活动丰富多彩，除理论学习以外，还有文学、世界语、美术、戏剧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各类团体有自己的组织和宣传阵地。在此，仅以伍、李夫妇为例，就左翼青年在日的理论学习概况进行论述，以明确不同与一般“学术留学”的“政治留学”的概念。

4.不同性质的日本留学

在来日的青年中，大多数人是以接受高等教育，学习近代科学文化技术为主要目的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留学”。但也有像伍乃茵和李云扬这样的青年，他们来日的目的不是学习近代文化科学技术，而是寻求救国救亡道路，学习政治理论，进行革命活动。

在日本可以自由地看到在国内被封禁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左翼作家的作品，但必须要过日语关，因此来日时完全不懂日语的青年们以各种方式突击学习日语。李云扬因家境贫穷，无力支付学费，来日后仅在留学生青年会的日语讲习所学习了9次，此后开始利用文法书、词典和刘译荣写的《中国人学日文》自学日语，不久就可以借助词典阅读日本版的各类书籍。伍乃茵、梁未闻、陈怡等跟李云扬学习日语，从未进过日语学校。伍乃茵为了给向自己提供学费的家人有个交代，就在日本大学交了学费，挂了个名，这半年虽有学籍，但从未去学校上过课。像伍乃茵这样的情况，在左翼青年群中很多。如林为梁是在中央大学挂个名，林焕平则在东京铁道专科学校挂了名。李云扬从未进入日本学校学习。这一现象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问题，他们属不属于留学生范畴？当我对此提出疑问时，李云扬先生则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社会科学文化座谈会就是我们的自学大学，我们当然是留学生。”

在日左翼青年，从其学习形态来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在日本的大学或专门学校边学习学校课程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等的政治理论；二是在日本的大学或专门学校有学籍，但并不去学校上课，在左翼组织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三是从未进日本学校只在左翼组织中学习政治理论从事社会活动。在学校边学习边钻研政治理论的留学生为数很多，但像以二和三那样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的青年也大有人在。这些青年人，尽管很难纳入传统定义上“留学生”的范畴，但他们的在日活动完全属于“留学”。只是其学习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习形式（自学和座谈会等）、学习场所（学校以外）与通常的“学术留学”不同，或许称之为“政治留学”更为恰当。这一现象可以说是30年代日本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考虑日本留学的历史位置和意义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