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游牧者的踪迹_固原文博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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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2000年的尘埃　追寻游牧者的踪迹

——彭阳王大户村春秋战国墓发掘记

杨宁国

2007年7月14日上午，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董姓村民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脚下正踩着两千多年前一游牧氏族墓地，悠闲而撒懒地驱赶着耕牛正在犁着刚收割完冬小麦的茬地，翻出一道道散发着泥土香味的沟坎。突然，犁铧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了一下，随即在沟坎上出现了几片白生生的动物骨头，他赶紧停下犁好奇地用鞭杆向下掏挖，怎么越挖越多，莫非这里有平常人所说的宝贝，他心里正在犯着嘀咕，并喊正在割草的妻子回家拿铁锹，继续掏挖，结果挖出了几十件奇形怪状的青铜器。凭常识，他意识到自己确实挖到了宝物，是值钱的东西。由于没有经验，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大叫起来，说他挖出了宝物。随着喊声引来了正在田间劳作的村民前来围观，饱饱眼福。消息不翼而飞，在村周围传开，村里人闻风而动，男女老幼几十人齐上阵，铺天盖地地乱挖乱掘起来。(www.guayunfan.com)

文物贩子来了，外村的群众也来了，几百人加入了挖掘的行列，现场一片混乱。直到天黑也不罢手，提着矿灯继续盗挖，局面混乱，大有伤人的危险。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来形容当时的情形再也恰当不过了。

7月15日一大早，村干部意识到这是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应该保护，而且这样下去可能要出人命，于是向县文物管理所报案。我们接到报告后，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一时间立即向县委、政府分管领导和主管局作了汇报，并向自治区文物局报告。随后我们协同古城派出所干警当即赶赴现场，一方面立即制止盗挖文物行为，并在墓地周围设置警示线，保护现有地下文物不再受损；另一方面耐心地向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从村民手中收缴回少量出土的零散铜饰件。到达现场后，看到墓地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成片的盗坑周围散布着大量的人骨、兽骨和碎陶片。我们的心情随即显得沉重起来，不用说这处墓地已遭严重破坏，经仔细观察已有7座墓葬被挖毁，村民的无知和贪婪致使祖宗留下来的几千年的瑰宝毁于一旦，实在令人痛心。当天下午，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立君，政府副县长李永花带领文广局局长万亚平风尘仆仆赶到现场办公，对墓地进行了详细视察，初步制定了保护措施。并协调县供电部门当天架设供电专线，配备照明设施，民政部门调用帐篷一顶，财政部门紧急下拨保护经费，并叮嘱干警和文物管理所人员不得撤离现场，昼夜值班，并要做好自身的安全。

由于村民误传此地到处是宝，尽管有公安民警在现场执勤但大多数群众还不死心，摩托车后面架着铁锹、洋镐等工具，在周围的山坡和田埂上围观伺机盗掘，即使到了深夜也不愿离去，有的甚至在墓地周围逗留个通宵。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深感文物安全问题责任重大，几个人蜷缩在空间狭小的警车内，轮流睡觉，饿了泡一包方便面充饥，渴了喝几口矿泉水，几天下来，我们个个满脸疲倦，都想美美睡上一觉，以减轻多日来的疲劳。

古城镇王大户村发现春秋战国墓地后，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立即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呈报了《关于对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春秋战国墓地紧急保护的请示》，时任自治区副主席的张来武非常重视，对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春秋战国墓地的保护作了重要批示，要求相关部门要采取最有力有效的方式保护墓地。时任固原市副市长的田治富同时也作了批示，要求市上有关部门和我县贯彻落实好张来武副主席的批示精神，做好墓地保护工作，并将工作办理情况及时报送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室。

7月17日，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作了汇报，同时委派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朱存世、车建华等同志从银川出发赶赴现场，着手开展现场调查和抢救清理。

墓地位于古城镇北15公里王大户村部东约300米，当地村民称为圆圪垯梁的顶部，周围被北部的箭沟、东面的斜沟和西面的毛沟冲割成呈三角状的缓行坡地。墓葬分布于脊部及其两侧，现被平整为梯田，种植荞麦、扁豆、土豆等农作物和苜蓿。据当地村民讲，在修整梯田时也发现马、牛、羊等动物骨骼和铜泡饰等。经初步调查确定，该地是一处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春秋战国墓葬群，有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对研究固原地区乃至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7月19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组织考古队进住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罗丰任发掘队长、朱存世任副队长，工作人员有车建华、陈安位，另外彭阳县文物管理所的杨宁国、韩建军和山西大学考古系实习生荀雄、冀瑞宝参加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7月21日，为了便于看护工地以免再遭盗掘破坏，也为了就近便于开展工作，我们决定在墓地内搭建帐篷用于工作人员住宿，另外租用一处主人已搬迁至红寺堡居住的院落作为灶房吃饭和休息的地方，尽管简陋，但比起帐篷条件好得多了。时值盛夏，骄阳似火，帐篷内的气温高达40多度，人一进去就像蒸桑拿一样根本待不住，外面更是无遮无栏，连一棵乘凉的树也没有，大家工作一天，工程不见多少进展，人确口干舌燥，疲惫不堪。由于墓地平田整地时已将地表全部取平，地表除了盗坑外，无任何可做参照的标志，要确定地下墓葬的位置和分布状况十分困难。为了搞清墓葬大概的分布范围，由自治区考古所号称“宁夏第一铲”的陈安位带领民工用洛阳铲进行探测，以梅花形式布孔（每孔间距0.5米），陈师傅显然是用洛阳铲的高手，第一天下来，他悄悄地告诉朱存世副队长一个惊人的好消息：“今天找到墓葬了。”这个喜讯给我们不少鼓舞，但没敢喜形于色，周围还有很多村里人，走漏了风声，暴露了钻探的墓葬位置，没准一夜之间又被盗挖一空。所以朱队长嘱咐他不动声色，做好标记，对村里人只说了解地层情况。他每天沿坡地做着重复的工作，起初还有好奇的村民问这问那，后来连注意的兴趣都没有了。

钻探了3天，基本搞清了墓葬的分布范围，发现墓葬14座，未被破坏的7座。27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由于整修农田墓葬上部地层大部被推去，墓地内的春秋战国墓葬大多数埋藏较浅，容易被盗掘，为了防止发现的墓葬被盗，考古队采取了边布探方边清理的办法，清理发现的第一座墓葬，编号为07PYWM1。在清理的过程中，采取布方逐层清理的方法，同时搭建可移动的清理棚以避免对墓葬的风吹、日晒和雨林。为了更多地获得考古发掘过程中的各种文化信息，注意埋葬时的行为发生过程和通过遗物的具体位置以复原其原来的功能，清理时对殉牲和遗物的位置及出土情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记录，对不同层位的殉牲和遗物分别绘制分布图，即使是同一层位堆放的殉牲为了清楚地反映被压殉牲的放置情况，我们也分上部殉牲和下部殉牲以区别记录资料。

M1墓葬形制为带墓道竖穴洞室墓，墓道平面略呈长方形，底斜坡，其南壁与殉坑（用于殉葬动物头骨的方形土坑）南壁基本在同一直线上，东西残长0.52米、南北宽0.51米～0.60米，残深0.48米。殉坑介于墓道和洞室间，平面略呈弧角倒梯形，坑口略大于坑底，坑底较平，其中东部掏挖半圆形的竖穴洞室。殉坑内主要放置马、牛、羊的头骨和少量的随葬品。填土为挖掘殉坑和洞室形成的黄色五花土，土质疏松，未见其他包含物。洞室位于殉坑的东部，从竖穴东壁斜向下掏挖而成。洞室顶呈拱形，底部呈椭圆形斜坡状，倾角为20°，里端低，外口高，墓主人头里脚外倒置在洞室中，为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器物铜剑、刀、车马饰件、装饰品、绿松石等主要位于人体骸骨盆骨以东的南北两侧及头骨周围。由于洞室十分狭小，尽能容一人俯身在骨骸上清理，这样既费时，又可能不小心碰掉或移动随葬品，我们在前人发掘这类墓的基础上，开动脑筋，总结经验，采用在墓室顶端开挖一探方，直至墓室底部，这样既容易清理，又不破坏墓葬形制结构，从而准确地搞清了随葬品摆放的位置以及葬式。用同样的方法，逐次清理墓葬6座。考古发掘于10月20日全部结束，历时3个月，出土文物400多件。

由于盗掘和整修梯田的破坏，王大户墓地许多墓葬的形制不明，仅从发掘完整的7座墓葬来看，其墓葬的形制可分为带墓道竖穴洞室墓（M1已介绍）、凸字形竖穴洞室墓、刀把形竖穴洞室墓。凸字形竖穴洞室墓就是在方形或长方形的墓道一端中间掏挖出和墓道相垂直的洞室作为墓室，墓室前高后低。墓主人骸骨大部分放置在洞室内，随葬品均放置在骸骨的两侧，马、牛、羊头骨分层放置在殉坑内。刀把形竖穴洞室墓就是在长方形墓道后端的一侧向里掏挖出狭长的长方形土洞充做墓室。这几种洞室墓的共同特点是洞室底均低于墓道底，前高后低，呈斜坡状。这种与其他地区土坑墓风格明显不同的竖穴土洞室的墓葬形制，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固原地区独有的墓葬形制。

墓葬中的人体骸骨都保存得相对完整，有2座为儿童墓葬，由于较小，骨骼保存较差，性别不清，其余5座为成人墓葬，4男1女。在葬俗上，各墓均无棺椁类的葬具，是直接埋入土中下葬的，每墓中只埋1人，仰身直肢，头低足高。墓主人头均向东且有个别面朝北特点，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否是民族学资料中所反映出的他们有崇尚日月的信仰？这个墓地中另外一个丧葬习俗就是殉牲。数量之多，令人吃惊。殉牲种类仅限于马、牛、羊，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不放置整只的马、牛、羊，而是以畜牲的头颅和少量的蹄子作为殉葬。以羊的头骨最多，其次马和牛的头骨，数量不等。这些殉葬的畜牲头颅、蹄子不是随意摆放在墓道中，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吻部一般朝向墓室。从发掘现场看，埋葬形式是先将死者及一大部分随葬品掩埋于墓室中，然后将宰杀的畜牲头、蹄埋于墓道中，这样墓葬的墓道另外多了一个同时兼作殉葬坑的功能。葬一人而杀一大群畜牲，其场面是何等残酷，面对堆满殉坑中的头颅，似乎还能嗅到当年扑面而来的血腥味。

随葬品的位置，最能反映死者生前对这些器物的用法，其摆放有一定的规律性：质料为玛瑙、绿松石等串珠饰件大多散置于人头、颈附近；耳环多在人头的两侧；带扣、动物纹牌饰、各种带饰多见于死者腰部；剑、矛等兵器和鹤嘴刀、斧、锛等生活用具多置于人体的两侧及头部左右；各种铜质、骨质的车马器多放置在人体的周围，少部分则放置在墓道或殉坑内。这些基本上表明了是墓主人生前日用随身之物，而非专门用于随葬的冥器。

固原地区春秋战国墓葬分布较为广泛密集，境内发现地点多达百余处，但经过正式发掘的只有固原杨郎、于家庄，西吉新营和彭阳的草庙张街、白阳镇中庄。尽管积累了大量的田野考古资料，但由于受到当时发掘条件、发掘者的认识等原因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发掘墓葬过程中一些细小差别，致使对我们认识和还原当时游牧民族生活状况以及生活环境带来不便。鉴于此，王大户春秋战国墓葬的发现，可以说是本世纪在宁夏南部最重大的考古发现。80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听说彭阳发现了春秋战国墓地，心情激动不已，专程从北京来到宁夏，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罗丰的陪同下，亲临发掘现场指导工作，一再叮嘱负责发掘的朱存世说：“一定要把工作做细，把原始资料收集好，尽最大可能为研究宁夏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自然、环境、文化、历史提供更多的信息。”

为了准确地搞清墓葬主人的人种、性别等，9月15日～23日，特地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先生到彭阳对墓地出土的人体骸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鉴定。在鉴定的7例人骨中，男性6例，女性只占1例，其中未成年占2例（仅为婴幼儿）。成年死者中的年龄大致在25岁～50岁之间，按现在的某些年龄分期，推测该墓地人口的死亡年龄并未进入老年期的（大于55岁），得了某种疾病导致死亡的可能性很大。同时，韩先生从头骨的脑颅和面颅各项测量特征的推断，认为王大户村墓地的死者在种族形态学上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更接近。头骨测量的聚类分析也证明，王大户村的这组头骨的均值与现代的北亚类各组（蒙古人、布里雅特人和埃文克人）最为接近，与东北亚和东亚的各组的聚类明显疏远。值得注意的是王大户村头骨组与大致同地区和拥有共同文化的固原彭堡于家庄的头骨组也具有非常接近的形态距离。这证实固原地区具有游牧畜养文化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群有其共同的人类学关系而不同于其他黄河流域的农耕人民。这一种族的认定对考古界中讨论的“西戎文化”或“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人种背景提供了重要的人类学资料的结论。

同时，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齐国琴和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安家瑗同志前后两次来到彭阳县对墓地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动物考古资料整理；对墓地出土的马、牛、羊头骨带有编号的标本数159例（一少部分腐朽不能辨认，其中马38例、牛21例、羊100例）分析表明，当时饲养动物总数和殉葬动物比例可能与实际数目相差不会太多。从殉葬马的牙齿形态特征看，在分类系统上应放入普通马，马在当时已属于驯化的大家畜。而且在鉴定和整理的过程中，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在一些马的上下颌骨的牙齿上，有明显的使用过马衔的痕迹。在我国，古代墓葬中发现马衔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有关马衔在马的牙齿上造成痕迹的报道这却是第一次。这些使用马衔痕迹的发现，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说明这些墓地的马是已经被驯化的。因为在这些战国时代的墓葬中，与马的头骨一起也发现了金属制作的马衔，据此已足以说明这些马是已经被驯化了的。但马衔作用痕迹的发现，为我们今后遗址中家马的鉴定、特别为我国商代晚期以前遗址中出土的马骨的鉴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和十分有效的方法。

2009年10月又邀请吉林大学边疆文化研究中心张全超同志来到彭阳对墓地出土的人体骸骨进行食性分析和线粒体DNA鉴定。通过DNA分析，彭阳春秋战国时期古人与现代的北亚人群的遗传关系最近。结合考古学证据，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已经到达宁夏地区，其因素可能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地区环境变化，气候明显变冷及草场的大规模退化造成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的游牧人南迁,将游牧文化带到了农耕边缘地带。另外通过食性分析，这时的古代居民的饮食结构中，肉类食物所占比例很高，表明居民在日常饮食习惯中保持着较高比例的肉类食物的摄入。此外，墓地中发现大量的马、牛、羊头骨，反映的是一种较为单一的畜牧经济，畜牧性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饲养了大量的牲畜，而牛、马、羊等牲畜又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肉类，是他们食物结构中的主体因素，考古发现与食谱分析的结论非常好地吻合在一起，这一时期古代居民在植物类食物的摄入中以C4类植物为主，所占的比例为60%以上。考古发现表明，墓地基本上未见用于农业生产的用具或产品，推测获得粮食的途径主要可能是交换。而C4类植物则很可能来源于糜黍和谷子等C4类植物。

彭阳地处古陇山（六盘山）东部，在沿战国秦长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南北两侧地区广泛分布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北方系青铜器”，以其内涵之丰富、风格之独特成为本区域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长城北部有白阳镇的白岔村、中庄村，草庙乡的张街村、米塬村，王洼镇的赵沟村，罗洼乡的郭阳洼村，交岔乡的苋麻村。长城以南有白阳镇的赵沟村，古城镇的王大户村、郑庄村、硷沟门村、羊方村，新集乡的白草洼村等。经过科学发掘的有张街村、王大户村、中庄村3处。根据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的组合等分析，这些墓葬的时代基本处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

尽管墓地的时代和人种等都得到了较为准确的断代和鉴定，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盘山周围的广大地区是西戎民族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而围绕固原、彭阳一带主要生活的是义渠戎和乌氏戎，那么，王大户墓地到底埋藏着西戎族的哪一支，至今困惑着考古工作者和文史学者。张街村、中庄村、王大户村墓地尽管经过了科学发掘，积累了大量田野考古资料。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在本区域内发现过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民族活动过的生活居址，以考古遗存来说，最能反映人类生活动习性的莫过于人类废弃的遗址，这对我们认识和确定民族的属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只有通过简略的文史资料，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的组合来大致模拟当时民族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存环境等。

依据《史记·匈奴列传》《史记·正义》《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并参照清代学者王国维《观堂林集·鬼方昆夷猃狁考》和梁启超《饮冰室全集·史记匈奴列传名义考》等前人研究考证表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我国西北方的主体民族是西戎族。最初他们生活于青海河西走廊一带，自商开始向东迁移，翻越陇山（六盘山）而居。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异军突起，军事实力日益强大，对居于西北的戎族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攻伐，使其活动区域不断缩小。到战国中晚期，残存有义渠、大荔、乌氏等少数戎族部落，以义渠戎最为强大。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宣太后诈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并“筑长城以拒胡”，从此强大的义渠戎国被秦所灭，固原一带纳入秦北地郡的管辖范围。东西横桓于彭阳中部长城遗址就是这个时期修建的，全长为62千米，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葬俗和出土器物组合及特征来看，畜牧业在生产和生活中占主导地位。随葬品以青铜兵器、生活工具、车马器为主，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但很少有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工具，与农耕生活相适应的陶器数量更少，制作也粗糙简单，说明农业在生产和生活中所占比重较少，同时分布密集且广泛的墓地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这些民族已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同时出土的铜戈、铜矛、带钩等显然带有中原民族的风格，骨器的大量出土则是本地区所特有的，制作大多数利用动物骨骼加工而成，其工艺精良，造型别致，精雕细琢，采用了磨制、雕刻、抛光等精湛技艺。出土的铜柄铁剑与西南的同类剑极为相似，最重要的是由于铜铁的熔点不同，能将铜铁熔接在一起，反映当时已具备了高超的冶炼焊接技术。1981年，在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孙家庄发掘的西周墓葬中出土车马坑，不仅说明固原在西周时期交通畅达，而且揭示了西周早期养马业的发达。对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出现大量的车马器就不足为奇了，王大户墓地出土的马牙被马衔（嚼子）磨损的痕迹，个别牛的牙齿也有嚼子的磨痕以及各种质料的车马器表明至少春秋战国时期彭阳已出现规模较大的马驾大车或牛驾车的局面。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总结出我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应分为四个温暖期、四个寒冷期的阶段性规律，其中第四阶段春秋战国至西汉早期我国大部分为温湿气候，而北方仍处于寒冷期。彭阳境内气候温暖湿润，到处为森林、草原覆盖。学者们根据气候的变迁来研究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把气候的冷暖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联系起来，认为每逢寒冷期，北方少数游牧民族就南下迁徙，在气候温暖、水草肥美的六盘山地区生活。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先生和吉林大学边疆文化研究中心张全超先生对墓地出土的人体骸骨进行食性分析和线粒体DNA鉴定中，固原以及彭阳居住的民族人种为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戎族”概念有可能是中原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

战国中晚期，活动于本地的少数民族只有义渠戎和乌氏戎。义渠戎筑城郭以自居，逐水草以迁徙，但遗憾的是自今没发现这一时期的居住遗址。另外，义渠戎流行火葬习俗，《墨子·节葬篇》记载：“（义渠戎）其亲戚死，居柴薪而焚之。”在彭阳发现的墓葬中没有发现其用火的痕迹，至少可以推测这时期的墓葬属义渠戎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是不是属于乌氏戎墓地，在还没有新的考古资料发现之前，我们研究确定族种属性仍然存在很大的困难。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固原、彭阳一带的戎民族与周围其他民族交往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与毗邻的鄂尔多斯高原、东邻的秦国和中原地区，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交往通道逐步畅达，交流范围不断扩大，所以这里的青铜文化不仅受到了来自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影响，与之形成了文化上的交融发展，而且也汲取了来自东部秦国及中原华夏族的文化因素，同时吸收西南文化因素，几种文化因素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交汇地带，呈现出了聚合与交融的文化现象，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