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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引导未来”_略论文化竞争理论与实践

时间:2020-04-25 理论教育 联系我们

“文化引导未来”_略论文化竞争理论与实践_文化产业研究:文化软实力与产业竞争力(第3辑)

“文化引导未来”——略论文化竞争理论与实践

王广振 曹晋彰

摘 要 本文论证了文化竞争时代的到来,对文化竞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竞争力的构成与生成问题进行了探索。本文认为文化竞争力由文化凝聚力、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创新力和文化持续力等五种因素构成;文化产业对于文化竞争力的生成具有综合推动作用,应该注重通过发展文化产业生成文化竞争力。

关键词 文化竞争;文化竞争时代;文化竞争力;文化产业

由于文化过去通常被看成是变化的结果,所以它也是一种人类几乎不能或者完全无法控制的活动,现在文化越来越多地被看成是变化的原因,所以它也是一种人类必须大力控制的活动。这样一来,就能更多的意识到文化拥有强大力量,更有意地、自觉地和系统地对待文化。

——[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

1 文化竞争时代的到来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已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原编者注)。”发表于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图景做了极为宏观又极为精准的描述。

全球化进程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时便悄悄展开了。至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大门被彻底打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无可避免地被纳入到了全球化的系统当中。中国所面临的,表面上是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解体的危机,更深层的则是人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信仰危机,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而殖民者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纷争其实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

这种“文化对抗”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相对于激烈的经济、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这种文化对抗一直是隐性的,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末才有所改观。“冷战”结束之后,很多在两极格局下得以抑制的矛盾终于激化了,而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文化间的文化冲突和对抗引发的,在此情况下,文化问题的重要性终于开始被人们所认识。

文化冲突和对抗的现实、百年来文化学及文化研究的发展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呼吁等等,这些因素推进人类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进入“文化竞争时代”。如果要为“文化竞争时代”和“前文化竞争时代”找一个明确的分界点的话,那就是2001年。2001年有三件大事对于文化竞争时代的到来具有标志性意义。

一是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的胜利,更是“全球化”的胜利,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之中,而整个世界也成为一个更加复杂密集的多维互动网络。文化竞争时代的到来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结果,而中国成功加入WTO说明全球化进程不可阻挡,人类不可能因为文化冲突和对抗而放弃全球化。二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事件,恐怖分子劫持四架飞机撞击了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造成3 000多人丧生,美国经济曾一度瘫痪,“9·11”事件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由此人类开始意识到,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把潜在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在全球范围内激活了,文化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而文化竞争力(软实力)也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三是“在2001年9月11日事件后不久这一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获得一致通过”。这一宣言是针对“9·11”事件,而对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五十多年来的联合国文化政策和文化理念的一次全面总结,它将文化问题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也是文化竞争时代到来的宣言,它对于文化竞争时代的人类社会具有纲领性意义。

文化竞争时代的到来具有历史必然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1.1 生产力进步突显文化的作用

人类社会初期,人的体力是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手工业社会,生产工具的进步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至近代工业社会,生产工具的地位前所未有的提高,成为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而对于生产工具而言,科学技术成为核心。

近代以来,国际竞争从最野蛮的军事竞争开始,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军事竞争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竞争的中心逐渐从军事竞争转向了经济竞争,冷战结束标志着军事竞争时代的结束,其结果就是军事巨人原苏联的解体和经济强国美国的独霸;20世纪后期,全球进入了经济普遍高速增长的时代,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升级进一步拉大了“南北差距”,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世界迅速进入了科技竞争时代;而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文化竞争的时代接踵而来。

当前,人类的生产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大多数人已经超越温饱,生产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因此,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文化成为人类竞争的重要因素,从体力和人口数量制胜到文化竞争,这也是人类自我解放的过程。国际竞争的焦点经历了军事——经济——科技之后,正在向文化领域转移,现代发达国家也从谋求军事霸权、经济霸权、科技主导权到谋求文化霸权,而落后地区和国家也正在发起一场文化保卫与抵抗战:保护民族文化、挖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以及谋求国际文化贸易的平衡等等。文化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趋势。

1.2 全球化的深入强化文化的地位

全球化一直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随着近代地理大发现和大规模殖民活动的开展,全球化逐渐成为现实,二战后全球化迎来了新的高潮。全球化最先以暴力和战争开始,二战后随着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政治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主要形式。20世纪末以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地球被浓缩进一张高速信息网,成为“地球村”。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正向纵深领域发展,全球化不但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也已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参与主体的扩大和互动,以及随着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全球化正在从特殊趋向一般,从单向趋向双向,从单极趋向多极,从经济层面向政治、文化层面深入。尽管文化全球化这个概念还引起异议,但文化全球化的客观现象却是毋庸置疑的了,文化整合和文化竞争的并存和互动构成了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和主线……”。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把潜在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在全球范围内激活了。全球化在基本克服了军事障碍、经济矛盾、政治隔阂之后,正遭遇着文化的冲突和抵抗,文化正在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筹码。因此掌握文化主动权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将成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取胜的关键。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因素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化将“在塑造全球政治中”发挥“主要作用”。

1.3 文化产业发展引爆“文化战争”

马克思曾断言:“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不到一百年之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等论著中已经较为清晰地阐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和现象,并对其持偏向肯定的冷静态度。自此以后,文化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但成为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支柱产业,而且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20世纪末,刚刚摆脱经济困境的“第三世界国家”恍然发现,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正在将自己置于一种新的入超和逆差地位,自己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市场正在遭受着新的侵略。于是借助于新技术和新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文化产业发展浪潮。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东南亚、中国、南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已经有了极大发展。

全球文化竞争已经集中地体现在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上,世界各国对保护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发展文化产业以及加强文化贸易、争夺文化市场等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错,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胡锦涛同志也曾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把文化与综合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新认识,也反映了对当前国际竞争形势的新的判断。

2 文化竞争理论的形成

文化竞争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根本理论”,即文化竞争力存在与发展的哲学根源,主要包括黑格尔的精神本体说和马克思的文化力理论;第二层次为“基础理论”,主要包括斯宾格勒的文化生命周期学说和汤因比的文化“挑战——应战”理论;第三层次为“应用理论”或“实践理论”,包括文化批判理论和文化战略学说。这三个层次大致也是文化竞争力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2.1 根本理论

2.1.1 黑格尔精神本体说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是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所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理论可以概括为“精神本体说”。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中世纪的思想桎梏正在被一种科学理性和革命热情打碎,曾目睹过法国大革命的黑格尔感叹道:“一切有思想的存在者都分享到这个新世纪的欢欣。一种崇高的情绪激动着当时的人心,一种精神的热忱震撼着整个世界,神圣的东西和世界的和谐仿佛在当下被实现了”。正如恩格斯对那时的启蒙学者的评价,“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怎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

黑格尔反对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观点,他认为思维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思维就是存在本身。“实体即主体”,思维不仅能够认识存在,而且还能创造存在。思维之所以能够认识和创造是因为它是自由的,“精神的自由并不仅是一种处于他物的自由,而是一种在他物中争得的对于他物的不依赖性,——自由之成为现实并非是由于在他物面前逃走,而是由于对他物的征服。”体现自由原则的世界精神的自我运动发展,必然会把各个不同历史和传统的国家、民族都纳入到世界历史的道路上来。“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步,我们应当从这个进步的必然性去认识它”。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的发展要经历不同的阶段,而且每个阶段都表现为特定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表现在该民族的文化上,诸如宗教、政治制度、伦理规范、风俗、科学、艺术等方面。世界历史的进步通过体现特定“民族精神”的“世界历史民族”的更替来实现,而这个创造历史的“世界历史民族”就是在那一时期统治世界的民族,“它具有绝对权力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对它的这种权力来说,其他各民族的精神就是无权的,这些连同过了他们时代的那些民族,在世界历史中都已不再算数了”。

2.1.2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黑格尔的精神本体说也有其致命弱点,马克思对其进行了批判:“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来说,也就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但是其人和文化的主体原则、能动原则和发展原则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也成为文化竞争力的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精神本体说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并摒弃了其唯心主义的倾向。马克思重视精神文化的能动作用,并且从主体价值和历史规律两个向度做了阐释,其结果就是对人和实践的突出。“……人类的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因而生产的精神性就是人的生产的本质特征,人的社会生产本质上是精神生产;虽然如此,但并不能说明精神生产就能够脱离人的实践及其物质基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精神文化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是需要通过不断的物质实践才能完成的。

2.2 基础理论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导的快速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人格分裂、道德沦丧、信仰危机以及民族矛盾加剧等种种问题,许多思想家开始反思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文化震荡,并寻求应对文化危机的出路。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模型、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发展理论,这构成了文化竞争力的基础理论。

2.2.1 斯宾格勒文化生命周期学说

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1918年发表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开创了他的文化生命周期学说。斯宾格勒从历史的文化本质出发,提出了文化是有机体的观点并揭示了文化的生命周期律。文化是《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核心概念,斯宾格勒认为,文化不是僵死的、机械的东西,不是某种先验、永恒的既定的存在,而是一种生物有机体,是人类心灵觉醒的产物。语言文字、政治法律、经济形态、哲学与宗教、科学与艺术都是其组成部分,而文化的精神正呈现在各个部分之中,并通过它们之间的共同作用来实现自身,人类由于文化的生成而告别了自己的“史前史”,进入了真正的历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将永远拥有历史,“当一种文明已经自行完成了他的最后的确定的形式,从而预示这种文化的活生生的发展的终结及其有意义的存在的最后的潜力枯竭时,立即再度成为没有历史的”。

2.2.2 汤因比文化“挑战——应战”理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斯宾格勒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了人类文化的类型和发展过程,探讨了文化的危机以及文化的生命力等问题,开创了文明比较研究的历史方法。他在对人类历史与文化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归纳出了30多个“发展充分的文明”和6个“失落的文明”,“发展充分的文明”又分为“独立的文明”和“卫星文明”,等等。汤因比通过对各种文化类型兴衰存亡的比较,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挑战——应战”模型,人类的文化创造力的产生并不在于其本身的生物天赋或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不在于技术进步,“新技术的掌握和文明的进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由于人类对环境的挑战进行了应战,这种挑战表现为种种困难,如果一种文化应战成功,文明就会产生发展,反之则会衰落乃至消亡。对于挑战的应战就是文明生长或消亡的动因,而文明生长从本质上看不是文明的扩张,而是文明主体走向自决的进度和能力。

2.3 应用理论

所谓“应用理论”是相对于以上“根本理论”和“基础理论”而言的,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和归纳。根本理论主要在于哲学方面,是具有精神属性的文化发挥作用的终极理论证明;基础理论主要侧重于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它通过对人类文明史的研究而发现了文化的力量;而应用理论的着眼点则在于人类的当下处境和现实问题。“文化批判理论”和“文化战略学说”恰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文化的力量,文化战略学说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风行使得文化竞争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重视,因此文化战略学说的形成标志着文化竞争力理论的最终形成。

2.3.1 文化批判理论

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后的以“后现代”、“后殖民”为标榜的各种学派,对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各种矛盾进行深入探讨,对文化价值的失落、民族文化的危机等展开批判,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以及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进行解构。

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与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将之应用于更加广阔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以纳粹德国与美国社会为背景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社会意识和文化的专治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启蒙的辩证法》(1947)是二者的重要代表作。

按照启蒙精神的本质,人总是力图把自然作为占有对象和统治对象,使自然从属自己的支配,确立人对自然的支配地位。到了近代,启蒙以理性和知识代替了神话和幻想,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迷信中解放出来,要求从实际上支配自然。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权力都被一种物化的工具理性整合为一套总体的、内在的、极具渗透性的统治机制。因此,启蒙精神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奴役人的枷锁。人类智慧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最终都变成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工业”(Cultrule Industry)概念的提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章中,作者指出文化的生产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千篇一律的“机械复制”,“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想,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文化工业一方面通过粗浅的娱乐来取代大众的思考、消磨大众的意志,另一方面通过规模化生产的文化产品来控制大众的意识,“文化工业的地位越巩固,就越会统而化之地应付、生产和控制消费者的需求”。

20世纪后半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学说被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演变为对“文化殖民主义”(或称“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以普适性和中立性的知识面目出现的西方意识形态,使殖民主义得以以新的形式存在,西方继续通过其“知识——权力”结构来维持对世界的控制。后殖民主义学者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通过对欧洲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过程兴起的“东方学”研究的现象,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后殖民时期力图从文化和意识上渗透、控制、操纵东方民族的本质,东方学使西方成为“积极地行动者”,而东方则成为“消极的回应者”,西方成为“东方人所有行为的目击者和审判者”,在现实政治中,东方学成为“西方用以控制、规划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机制”。这对于当前的中国尤其具有警示意义。

2.3.2 文化战略学说(www.guayunfan.com)

“冷战”的结束带来了世界局势表面的缓和,但是全球化把许多潜在的民族、国家、地区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激活了,表现之一就是战争在数量上并没有减少,而且西方与东方、民族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原教旨主义与国家实用主义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格局。在此背景之下,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和塞缪尔·亨廷顿等提出了软实力论和文明冲突论,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提供了建议,同时也对文化在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做了系统的论述。

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1937—)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他在其《美国力量的矛盾》(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2002)、《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2004)等著作中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并以之评论美国的国际战略。他认为,“软实力即一个国家通过内在吸引力在国际上获得其渴望的利益的能力”,“软实力”主要包括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与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等三个层次的内容,文化吸引力是软实力的根本所在,政治价值观念是其载体,而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是其具体表现和实现途径。对于软实力作用的发挥,奈是这样论述的,“如果其他国家效仿它、认同它的价值观念、以它的繁荣和开放水平作为追求目标,这个国家也可以在世界政治中获得它所期望的影响效果。在此意义上,为世界政治树立一个榜样并让其他国家来效仿,这和通过军事和经济武器来强迫其他国家改变同样重要。用推动而非强迫别人改变——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叫做软实力”。

另一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 )也认识到多元文化的共存与竞争对当今世界的重要影响,并进一步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理论,文明的冲突理论“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他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因素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他认为当今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文化、文明并存并相互竞争,而影响力最大的文明将拥有最大的权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重新成为民族认同的力量,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习俗和价值观来定位自己,21世纪的冲突将是文化的冲突,而解决冲突的根本也在于开展文化、文明间的对话与沟通。

3 文化竞争力的构成与生成

3.1 文化竞争力的构成

文化竞争力可以分解为文化凝聚力、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创新力和文化持续力五个方面(图1),五种力量分别代表了文化竞争力的不同向度和方面,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竞争力,任何一种力量的缺失都将影响着文化竞争力的真正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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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化竞争力构成示意图

3.1.1 文化凝聚力

文化凝聚力是文化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如果没有了文化凝聚力,其他一切力量也将失去意义。文化凝聚力又叫“文化向心力”,即对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来说,其首要因素在于“心”,即文化的核心,这个核心是力量的来源与归宿。每一个文化共同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核心来为自己提供强大的凝聚力。

整个人类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人类所共同拥有或认同的文化品质,如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和平的爱好以及母爱、责任感等等就是支撑这个共同体的文化核心,这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文化要素;一个民族或国家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共同的祖先、宗教、历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等就是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核心。

文化凝聚力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认同、激励与和谐。

认同。文化共同体的所有成员认同同一个文化核心、遵守相同的思维与行为规则,并在交往中形成互相认同。

激励。文化认同产生激励作用,共同的文化核心促进所有成员为着同一个目标和理想努力、共同应对巨大的灾难和挑战,并能产生远远大于个人之和的成果。

和谐。文化认同与激励使得文化共同体成为一个和谐有序的有机整体,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缺一不可,而矛盾可以在内部协调消化。

3.1.2 文化生产力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提出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这一对概念,指出“精神生产力”是人类创造精神产品和精神价值的实际能力,并指出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依附关系与能动作用。

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一样,包含“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整个过程,所不同的是,文化生产的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对精神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创新。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与直接生产一样重要。文化生产从根本上是对“文化人”的生产,是人对自身的理解、重构和创造的过程。对于文化人的生产是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目的,这是对人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和对人自由自觉的主体性的还原和张扬。

文化生产的直接产物是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中又有文化商品与非商品的区别。文化商品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这个过程又可称为“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由于市场经济的高效性及人的文化需求的迅速增长,文化产业这种文化生产形式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产业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文化竞争的焦点。

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凝聚力最终也要借助文化生产力来实现,而文化传播力、文化创新力和文化持续力都要依附于文化生产力。

3.1.3 文化传播力

文化传播既是文化生产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环节。“文化”概念的生成就源于交流和传播,人在传播中发现了彼此的差异,最终提出了文化的概念来表示这些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传播。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使得不同的文化主体得以相互学习和借鉴,最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经过几千年的文化互动才形成了今天世界文化繁荣的局面,而对于封闭的缺少文化交流传播的人群来说,文化发展简直是不可能的,从今天尚存的原始部落就可看出。

文化传播力集中取决于文化传播的媒介。而文化传播媒介是由传播技术和传播体制构成的。传播技术主要体现在传播工具上,从原始的烽火狼烟、旗帜、鼓声等简单信号和口头语言到发明文字,再到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应用,又到电话、广播和电视的推广,直至今天互联网的普及,人类为传播技术和工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收获,终于迎来了立体化、互动化和网络化的传播时代;传播体制主要是指人类对文化传播的控制系统,从较早的邮驿制度到对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的管理和经营,再到今天互联网市场的形成与制度的完善,都是传播体制的具体表现,今天的传播体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市场体制和非市场体制,在非市场体制中政府管理控制体制又占主导地位。

3.1.4 文化创新力

文化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它渗透在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各个环节,是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发展的关键推动力,因此文化创新力也成为文化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创新不同于简单的文化生产,文化生产更侧重于量的增长,是一种机械化的复制过程,而文化创新则是对文化的内在质的提高与更新;文化创新也不同于文化传播,文化传播是在对原有文化的肯定和强化,是文化在空间上的扩散和时间上的延续,而文化创新则更多的具有否定的品质,是对原有文化的批判和筛选。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文化创新之需要尤为迫切。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和坚固的文化共同体。但是我们必须理性地分析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以客观、历史、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为文化创新提供土壤和养料的同时也可能会成为文化创新的包袱。文化创新虽然源于人自由自觉的本性,但是对于处在一个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来说,必须能够寻求到传统与现代、内在与外来的最佳结合点,建立一套有效的文化创新体系,以保证文化创新的有序、持续进行,真正形成能够带动整个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创新力。

3.1.5 文化持续力

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在各民族、各区域文化的产生、发展、消亡和更替的运动过程中实现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许多种文化,亨廷顿认为迄今只有七八个文明历经千年而仍然存在并影响着当今世界、构成了当今的世界文化格局,如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它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在于它们的持续性,也正是这种持续性构成了人类文明的连续性。

构成文化“独特性和特殊性”从而获得持续性的文化要素,存在于影响一个群体思维和行为的文化传统之中,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文化传统反映了文化存在的方式、沿袭的过程、播化的模样。它既肯定了过去,表明了现在,也预示着未来。”文化传统以经过历史检验的广泛的价值认同为文化发展提供思想纽带,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文化创新提供丰富的资源,以其鲜明的独特性为文化的独立发展提供参照范本和精神支撑。

文化创新力有赖于历史的文化积淀,固有的文化土壤是文化创新的背景和前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种“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就构成了文化的持续力。

3.2 通过发展文化产业生成文化竞争力

文化竞争力的生成是多方面和多途径的。显然,文化竞争力的生成需要从凝聚力、生产力、传播力、创新力和持续力五个方面入手,其途径包括加强爱国主义宣传、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群众文化事业以及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环境等等。但是,仅仅明确从“五个方面入手”并无实际指导意义,而以上这些途径显然是“自上而下”的,主要依靠国家和政府来实施,其作用极为有限。我们认为,文化产业应该在国家文化竞争力生成的过程中发挥主力作用,我们应该将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和全球文化竞争的高度来看待。

文化产业对于文化竞争力的生成具有综合推动作用,要理清这个问题需要首先弄清“何谓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什么呢?对于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Cultural Industries)从来就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表达的,“机械复制”将文化艺术所特有的“灵韵”(Aura)吞噬殆尽,但同时也撕掉了其高贵冷艳的面孔,使更多的普通大众得以享受文化,这无疑又极具革命性。在文化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论调,比如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其《商业文化礼赞》(1998)中竭力说明商业化对于文化的益处以及“文化商业”存在的合理性,而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却在《娱乐至死》(1985)中说明,以娱乐化为标志的文化产业会将人类文化蚕食破坏,最终人类自身也将走向毁灭。

其实,文化产业的本质就是一套以资本为动力、以现代市场为基础的高效文化生产和传播机制。文化产业将文化资源整合创造为普通大众易于和乐于接受的文化产品,再通过高效的、自由的市场将文化产品送到普通大众的手中,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娱乐、审美、求知)构成了文化的再生产,文化再生产本质上是“人的生产”,其结果是人的满足和提高,而人的满足和提高才是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动力。文化产业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文化和文化传播的认知,文化传播可能仅仅是一种文化行为(比如学术交流),也可能是一种有特定目的的政治行为(比如“文化侵略”),现在的文化传播更可能是一种经济行为、一种商业行为,而文化将化身为商品来供我们自由的选择。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提出“文化产业”(即“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概念的本义就是指国家和独裁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和强势集团对社会和大众控制的手段,文化产业被当作生产适合于高度秩序化和大众化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一种工具,是一种把一种意识形态高效率和规模化强加于每一位民众的传播机制。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与当时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已有本质区别,文化产业不再服务于独裁主义者,而是服务于多元化和自由化的市场主体。

由此可见,文化产业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市场和大众。市场指自由的市场机制,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大众指文化产业以其多元化赢得最多的受众。如此,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传播力便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又因为文化凝聚力和文化持续力是通过文化生产和传播来实现的,所以文化凝聚力和文化持续力也能得到相应提高;市场为文化创新提供了自由的环境和强劲的动力,因而文化创新力也可以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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