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接触分异透视城市阶层的社会封闭性

从媒介接触分异透视城市阶层的社会封闭性——以互联网为例的讨论

王　斌

一、绪论

1．研究动机

在转型社会，媒体和受众都在经历持续的分化、演变并且互相影响，人们的媒体接触行为和媒体消费日益呈现多样化。最典型的注脚就是大量媒介调查机构的兴起，它们依靠测量和分析受众群体的差异来服务于媒体的调适和变革。“除了最简单的社会，在所有的社会之中，由于趣味和财产的不同，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与不同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1]

1949年以后，以平均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在许多方面都使我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去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的过程，社会公众在诸多方面趋同，在媒体领域也产生了仅由几家全国性党报和省级党报、各行业报为主构成的媒介生态。受制于大的媒介环境，公众的选择空间较小，媒介接触、媒介消费和媒介使用等行为没有明显的分异现象，中国的单位现象和公费订阅的媒体发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由个体偏好和选择所产生的媒体接触和消费的自然形态。人们很难用媒介接触方面的分异特征来映射社会群体的区隔和差异，或者相反，通过结构性位置的区隔、消费偏好等因素来对应媒介接触的分异。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新华体改革”、“周末版大潮”、“都市报现象”、“管办分离”等事件，媒体领域逐渐向传媒本性回归，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过渡，媒体市场和传媒专业理念也向受众倾斜，社会公众个性化的媒体接触空间持续增大，受众在媒介接触的时间、方式、花费、意图等方面都产生了分异。国内传播学界关于这种分异现象较多着力于宏观分析，仅有少量实证研究（喻国明，2001；2002），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对媒介接触分异与阶层群体形成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

2．研究目的

本文在这里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经历了20多年的社会经济改革后，媒介接触分异在多大程度上与人们在社会经济中的客观位置相关联，一定的媒介接触分异是否养成了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区隔，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地位认同，一句话，媒介接触分异是否正预示着某种意义上的封闭性阶层形成？

二、文献回顾

1．媒介系统依赖论

传播学者Dfleur ＆Ball－Rokeach于1976年提出媒介系统依赖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简称MSD理论），这个理论认为：阅听人对大众媒介有许多不同的依赖类型，而且依赖的程度因个人、团体与文化的不同而有差异。特别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阅听人对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尤深。他们还认为，不能单独将媒介从社会、组织系统中分离出来，单独地讨论媒介效果，也就是说，人们有了解自己和了解社会环境的动机，他们运用这些了解来确定行动和与他人交往的方针，而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媒介就成为满足这些需求的主要工具。

自鲍尔洛基奇和德福勒1976年发表MSD理论以来，他们和其他学者一道推进了理论方面的研究并且实施了有关媒介依赖结果的实证研究。1985年鲍尔洛基奇在论文中聚焦于“个人媒介系统依赖的缘起”，即影响依赖关系的先决因素。这篇论文认定个人的媒介系统依赖是一个因变量而非自变量。个人和媒介系统间的依赖关系并非仅由个体目标所形成，同时也受制于媒介系统信息源的类型以及社会系统的情形。由于影响媒介依赖关系的环境因素不同，拥有相同目标的个体也并非拥有相同的媒介依赖关系。鲍尔洛基奇提到一种环境因素，就是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他们接近大众传媒和其他信息系统（比如专家或组织团体）的路径^[2]。个体的社会地位包括所有传统的分层变量，比如阶层、身份和权力以及他们在市场中所处的位置。某人是谁，他接触媒介在何处，做些什么，着实影响到他的媒介依赖关系。

2．国内外相关研究

（1）美国商务部（1995）。

1995年美国商务部电信与信息局（NTIA）发布《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报告详细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群采纳和使用互联网的差别。

（2）Jackel，M．（2001）。

该研究对媒介接触分异现象，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作相应的控制分析，如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或者说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宏观比较，社会中不同职业人群之间的比较，社会中不同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群之间的比较，根据传播技能不同而划分的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比较，等等^[3]。

（3）Qiu，J．L．（2003）。

此文针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不均衡情况，首次提出以“信息分层”取代“数字鸿沟”的提法，并从社会公正研究和传播机体论的有关理论视角分析了中国的有关数据和二手资料。

（4）金兼斌（2002），Jung，Qiu，Kim（2001）。

这两项研究均以“技术散布”为背景考察了对互联网的接触和信息采纳。前者运用理性行为理论构建了严整的变量组合；后者发明了“互联网相关性指数”（ICI），基于下列项目检验接入互联网的差异性：社会经济身份和种族、年龄、地区及社会和技术环境。

（5）祝建华（2002）。

他仍然关注互联网研究中的数码沟问题，但提出了严密的操作定义，并采用4个变量将社会分成24个交叉阶层：性别（分成“男”和“女”两层）×年龄（分成“老”、“中”、“青”三层）×教育程度（分成“大专及以上”和“高中/中专及以下”两层）×职业（分成“就业”和“无业”两层）。祝建华指出，“选择这四个变量的原因是许多实证研究已证明它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均有显著影响。”^[4]

（6）段京肃（2004）。

《社会发展中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运用思辨型的政经分析方法，从宏观层面论证了原有的对媒介控制和使用权利的分配模式产生了显著变化，并将主要的阶层及其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划分为三类，同时提出理应对传播媒介资源占有状况和传播权力结构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5]。

本文试图以媒介系统依赖论中的有关论述为支点，从问卷调查的数据中分析媒介接触和社会位置间的相互关系。

三、研究设计

1．假设

根据前文所述，结合本文研究目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社会阶层地位制约着人们的媒介接触分异。社会阶层位置的高低决定了人们经济收入的高低、生活情趣的差异，不同阶层的人在选择媒体时有不同的制约条件。经济能力的制约、闲暇时间的制约等，都使人们在接触媒体时不能随心所欲，只能根据自己现实的条件来取舍。

假设二：媒介接触分异，反过来又使人们的地位得到强化，并强化人们的阶层认同感。接触媒体的广度、强度、深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媒介接触感受，短时间高频率式的媒介接触群体有它的亚文化，长时间细细品味式的媒介接触群体也有自己独特的亚文化，媒介接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同感。

假设三：媒介接触分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在生活方式的差异中，体现了明确的媒介接触分异特征。反过来，生活方式也会影响人们在媒体接触方面的选择。

2．样本及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2002年进行的《北京零售读者抽样调查》。该项调查根据小红帽发行公司提供的《北京地区报摊（亭）名录资料》，采取系统随机抽样的方法，从2 301个报摊（亭）中选取尾数为6的报摊（亭）共200个。个别地点由于出现变更，取用了就近的相邻报摊（亭）作为替代样本。此外，本次调查设计还选取了3个地铁内报摊，共计203个报摊（亭）。在每个报摊（亭）随机拦访4人，共调查零售报纸读者812人。

3．变量说明

（1）媒介接触分异。

1959年美国学者卡茨提出颇具代表性的媒介接触行为过程的基本模式：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6]。由此可知，使用与满足的研究途径有二：一是以需求为出发点（受众需求→媒介与其他来源如何满足需求），二是以满足为出发点（受众的满足→重新建构受众的需求）。这两种倾向都离不开媒介接触这一最为实质性的环节。问卷中设计的问题是：“您每天平均花多少时间用在接触下列传播媒介？”本文以“媒介接触时长”作为反映媒介接触分异的变量，分为5等：少于30分钟；31—60分钟；1—2小时；2—3小时；3小时以上。由于北京传媒市场上报纸的价格弹性较低，电视和广播公众性较强，本文选择受众接触和消费自主性较强的互联网接触作为分析变量。

（2）客观阶层位置。

由于分层标准各不相同，因此分层结果也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一分层标准的选择要使划分后的各阶层间有较明显的分界线。韦伯曾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以共同体内的权力为轴心，提出了划分社会阶层的三个主要标准：收入、权力以及声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分层模式有：韦伯—沃纳模式、帕森斯和布劳—邓肯职业分层模式及戈德索普的职业阶层模式等。本文的研究即以上述的职业分层模式作为参照，结合居民的教育、收入情况来分析客观的阶层社会位置。

结合问卷设计的问题，根据对应分析法（下文介绍）的要求，将其原始选项合并，本文选用的测量维度如下：

职业类型：1）管理者阶层；2）专业人员阶层；3）职员阶层；4）商业服务业人员；5）体力劳动者；6）在校生；7）待业或无业人员。

教育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及相当，包括高中、职高、中专或中技；4）大专；5）本科及以上。

（3）个人经济水平。

采用个人月总收入这个变量来测量个人经济水平。依据北京市民的平均水准分为5个级别：500元/月及以下的为低收入；500—1 500元/月为中低收入；1 500—2 500元/月为中等收入；2 500—5 000元/月为中上收入；5 000元/月以上为高收入。

（4）生活方式。

个人生活模式的差异是由个人所处的阶级、阶层客观地、外在地决定的，这种差异覆盖着整体和全面的生活，表现为个人与所属群体的全面统一。

本文选取的作为生活方式分析的问题是：“您是否经常发生以下消费行为？”

①听音乐会。

②外出旅游。

③用信用卡购物。

以上问题的取值分别是：1）基本没有；2）有时有；3）经常有。

四、资料分析与解释

1．分析方法说明

（1）对应分析的概念与基本形式。

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方法是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元相依变量（interdependence）统计分析技术，它通过分析由定性变量构成的交互汇总表来揭示变量间的联系。当以变量的一系列类别以及这些类别的分布图来描述变量之间的联系时，使用这一分析技术可以揭示同一变量的各个类别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变量各个类别之间的对应关系^[7]。

在对应分析中，每个变量的类别差异是通过直观图上的分值距离表现出来的，但这个距离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距离，而是经过加权的距离，在加权过程中以卡方值（chi－square）的差异表现的。因此，对应分析的基础是将卡方值转变成可度量的距离。

（2）对应分析方法的优点。

在对应分析的分布图上，特征相似的类别会聚集到一起，差异很大的类别则相距很远，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变量的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情况。对应分析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将所有行变量类别和列变量类别的联系直观地表现在同一张分布图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哪些行变量类别与列变量类别有密切的联系，从而能够清楚地解释统计分析结果。该图形中的每一个散点代表了某个变量的一个水平，有较紧密关系的水平其散点将紧密地靠近在一起，从而在结果的解释上非常直观。实际上，我们可以只看该图来得知分析结果。阅读该图形有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首先分不同变量分别检查横轴与纵轴方向上的区分情况，如果同一变量不同类别在某个方向上靠得较近，则说明这些类别在该维度上区别不大。

第二，比较不同变量各个取值分类间的位置关系，落在从图形（0，0）点出发相同方位上大致相同区域内的不同变量的分类点彼此有联系^[8]。

2．研究发现

（1）媒介接触分异与社会阶层。

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是有一定的范围限制的，消费者对消费方式的选择也是有一定的范围限制的。这两种选择范围就构成了消费边界。（王宁，2001）消费边界的存在，使消费者获得了不同的消费空间。一般来说，上中层群体具有较大的消费空间，而下层群体则只有较小的消费空间。消费者处在不同的消费需求层次上。媒介营销中所使用的市场细分原则和窄众策略，实际上就是通过对不同消费者的消费边界和消费分层的调查和测定，从而为媒体寻找适当的、有针对性的市场。

职业地位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不同的职业地位或社会阶层的互动关系和模式、教育程度、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我们把职业类型与媒介接触类型作对应分析，得到图1^[9]。

图1　职业与互联网接触时长对应分析图

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在校生与互联网接触“强”和“中等”在第二维度上相对应，体力劳动者、待业或无业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与弱的媒介接触对应，管理者与较强在第二维度上相对应。

下面用反映阶层位置的另一重要变量——教育程度与媒介接触类型作对应分析（图2）。

图2　学历与互联网接触时长对应分析图

从图2可以看到：在第二维度上，强和较强的互联网接触与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相对应，一个突出的对应关系是本科及以上与较强接触；在第一维度上，初中、高中与弱接触相对应，大专与较弱接触和中等接触相对应。

除了教育和职业，经济收入是影响人们进行媒介接触选择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把接触类型与个人经济水平作对应分析，得到图3。

图3　收入与互联网接触时长对应分析图

从图3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中低收入只与弱接触相对应；高收入与中等接触对应，在第二维度还与强接触相对应；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在第二维度上与较强的媒介接触相对应。

城市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居民媒介接触分化的直接后果是低收入与高收入阶层的文化空间的相对隔离以及城市较低收入阶层在弱的媒介接触上的集中分布。从对应分析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收入与高教育程度的读者都与较强或强的媒介接触相对应，可见，到目前为止，互联网接触还是受制于接触者已经具备的自然条件，接触行为本身带有路径依赖的结果。另一方面，目前，互联网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对于个人基本生活之外的更高发展要求，如资讯获取、情感宣泄和社区认同愈显重要，这从中国互联网年度报告中“影响力人群”始终占有相当比例也可窥见一斑。

（2）生活方式与媒介接触分异。

媒体分层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分层，媒体受众首先是通过共同的趣味而被聚合在一起的。甘斯（Gans，1974）认为，现代社会以不同种类的亚群体或“趣味公众”为特征，所谓的“趣味公众”，是指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受众，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文化偏好或者“趣味文化”。文化并不是强加给趣味公众的，而是公众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受教育程度在一系列的可能性之中进行选择^[10]。

我们对生活方式的几个问题与互联网接触分异指标进行对应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从图4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一维度上，弱接触与“基本没有”听音乐会相对应，中等和较弱的接触与“有时有”相对应，两个变量的最高取值在交互的维度上均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从图5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一维度上，弱接触与“基本没有”用信用卡购物相对应，在第二维度上中等接触与“有时有”相对应，其他取值对应关系非常模糊。

图4　休闲方式与互联网接触时长对应分析图

图5　购物方式与互联网接触时长对应分析图

（3）生活方式与阶层地位。

生活方式是区别阶级的重要指标（高丙中，1998），阶层地位决定生活方式。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差异。生活方式是都市化、工业化、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取向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

选取生活方式问题中对休闲、购物的回答与个人收入水平分别进行对应分析，结果如图6。

图6　收入与休闲方式对应分析图

从图6可以看出，低收入、中低收入在第一维度上与“基本没有”听音乐会相对应，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与“有时有”听音乐会相对应，高收入与“经常有”的对应模糊。

从图7可以看出，低收入、中低收入在第一维度上与“基本没有”用信用卡购物对应，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与“有时有”用信用卡购物有模糊的对应，中高收入与“经常有”用信用卡购物在第二维度上的对应模糊。

图7　收入与购物方式对应分析图

3．讨论

（1）关于阶层封闭性。

在西方的语境下，阶层是一个相对稳定且具有排他性的社会群体。阶级阶层的形成是制度化的产物。只有通过一系列相对稳定和明确的制度规定，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只有结构化的社会群体，才能构成边界明晰、具有排他性、成员自我认同、稳定的阶级阶层。

社会封闭是韦伯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思想。在韦伯那里，社会开放和社会封闭是一对社会关系。开放的社会关系是指参加者的一种相互的、持续的社会行为在制度上不为任何人所阻碍，而封闭的社会关系则是指通过一种适用的制度排除某些参加者，或者对参加者加以某些限制条件。媒体市场的演进和媒介生态的变化正是一种社会关系发展的中介力量。

从媒介接触分异看城市阶层的封闭性，目前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阶层间生活方式的差异。

现代城市人口的异质性强，不同的群体由于各自的生活环境、经济与社会地位、职业、价值观念、教育程度等有很大不同，决定了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受众本位的强化和生活形态行销在传媒业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越来越集中地选择使自己生活方式得到强化表达的媒介载体和形式。这两方面的互动使媒介环境中呈现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仅从报摊零售的杂志和报纸的种类、封面报道和封底广告内容就可以看出受众阶层间生活方式已经出现区隔。

②阶层认同和阶层归属开始形成。

不同阶层的文化及阶层间巨大的价值观差异，使阶层间出现认同性的整合危机，阶层间产生分离的意愿。受众经由不同的媒介接触获得异样的资讯组合和文化空间，媒体有时正如一种“按摩器”或是“精神海洛因”，极尽渲染自己面对的特定阶层的使命、涵养、价值和生活情趣，《中国企业家》的主题口号几经变迁后落脚为“一个阶层的生意和生活”，赢得读者群体的高度认同，《城市画报》也培育了可观的“小资”阶层的生活情调。封闭的阶层意识的形成给不同阶层成员贴上了该阶层的标签，使阶层间交往难度加大，阶层间的隔离又强化了这种封闭意识，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阶层内部趋于平等，而阶层间的距离拉大。在一个普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中，各大社会圈的近似平等会抑制阶层之间的社会交往，并因此阻碍这些阶层的整合。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媒介接触分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居民的客观社会阶层位置，在职业和收入维度上有了比较清晰的分异；在教育维度上的分异个别变量有好的对应，但整体还比较模糊；在生活方式上中低接触有明显的对应，强接触分异对应情况较差。

总的来说，城市阶层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封闭性，但这种封闭性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尚未达到客观社会阶层位置、地位认同、生活方式三位一体的社会阶层封闭模式。

（2）采纳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作为社会分层指标的可能性。

以往，我们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划分^[11]大多以职业为主要标准，如在城市中可以分为工人阶层、干部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等。这是因为过去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们的收入来源、资源配置、地位高低、权力大小、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发展机会与人的现代化程度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成分的不断加大，相同职业的人员由于处于不同行业、不同单位，或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其利益相差甚为悬殊，再以职业来划分不同阶层，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各阶层的利益差距有失偏颇。学术界通常取马克斯·韦伯的依据收入（或财富）、权力和地位（或声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来进行社会分层，但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分配领域中双轨制和隐性收入的广泛存在，职业和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消费分层作为一个与社会地位密切相联的替代指标，更能真实地反映社会分层的实际状况。

凡勃伦认为消费具有符号象征性，象征消费所表现的是与金钱或经济资本相联的社会地位和荣耀。布尔迪厄则把象征消费的内涵扩大了：人们的地位不仅仅是由经济资本决定的，而且也是由文化资本^[12]决定的。当知识时代到来时，传媒信息对个人和组织的决策、博弈、消除环境的不确定性都有独特的作用，基于资讯对个人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巨大影响，在消费分层框架里信息素养和信息消费日益成为社会分层的首选指标之一。至于将信息分层与其他社会分层指标相衔接，研究者在《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中采用的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五、结语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文所提出的基本假设在当前社会确实存在。而在验证假设之后需要阐明的是，从媒介接触分异来看城市阶层的社会封闭性，其意义主要有三点：

第一，从当前的社会意义来说，阶层的封闭性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必然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整合。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原来僵硬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人们在职业、教育、收入方面的分化使城市人群的媒介接触分异在不断加强。透过阶层间的媒介接触分异，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阶层间在生活方式、阶层意识及阶层归属方面的差异。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转型阶段，过快的社会隔离都将对经济的合理发展和社会的整合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各个阶层之间的封闭导致整个社会的分化程度加大、群体的类别增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这种分化的加速使得社会整合力量不断弱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第二，在研究的意义上，通常研究者或者以媒介接触类型的差异为基础，由此分析真实社会阶级的形成和阶级冲突；或者以人群中的其他结构性区隔因素，比如种族、收入、教育、职业等，来分析和探讨产生媒介接触差异的原因。我在这里研究的媒介接触分异，并非单纯的社会分层现象，同时它也是一种导致社会阶层化、社会封闭趋势显性化的重要机制。不同阶层的人们由于各自主客观条件的制约，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媒介接触方式和媒介消费形态，这些相同条件的人逐渐养成了相近的生活方式和阶层意识，从深层次来讲，他们将形成封闭的社会阶层群体。

第三，从政策的层面上来说，我国的媒介制度需要有新突破，才能促进公众媒介接触的健康发展。在一个完全商品化的体制中，行政规制和媒介接触不应该直接发生关系。中国的媒介改革至今还未能解开公费订阅和行政摊派这个“结”。虽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都希望最终能让个人和市场见面，形成比较自主和自然的媒介消费形态，但事实上各项措施在实际操作上都有行政的作用在里面。

就研究限制来说，由于在抽样上以北京零售读者为主要母体，结论的得出置于北京市民整体的媒介素养和偏好之中，使得结果可能无法外推到一般的城市阶层。再者是在问卷设计上，仅有“媒介接触时长”这个维度的测量，欠缺对于一些媒介接触方式、接触深度的测量，指标过于单一，需要改进。

后续研究者有足够的财力及时间的话，对于“媒介接触”的操作定义和量化指标可以从认知、行为及态度上进行多维度的设计，并建议尝试加入质化研究，补足量化研究的不足。再者，加入受众在主观阶层意识和阶层归属感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可能会得到更具说服力的研究结论。

【注释】

[1]〔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2]Ball－Rokeach，S．J．＆Jung，J．Y．（2003）．From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o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Marketization，and New Technologies．Shanghai，China：December 1－4，2003．

[3]Jackel，M．（2001）．Inclusion，Exclus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Interests：Is“Digital Divide”an Adequate Perspective？Paper presented fo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Symposium on the Digital Divide”，November 15－17，2001，Austin，Texas，USA．

[4]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载吴有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3—211页。

[5]段京肃：《社会发展中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引自中华传媒网专家论坛。

[6]〔美〕Werner J．Severn，James W Tankard：《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21—352页。

[7]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8页。

[8]张文彤：《世界优秀统计工具SPSS 11统计分析教程·高级篇》，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9]为了使图示简明清楚，标注使用了简称。根据媒介接触时长的5个等级分别定义为媒介弱接触、较弱接触、中等接触、较强接触和强接触。

[10]李惊雷：《从〈城市画报〉看我国媒体分层趋势》，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11期。

[11]社会分层是依据一定标准对某一社会体制中各个不同社会群体的划分。其中阶层是指某一社会结构中利益、价值、地位、权力、生活方式与发展机会等具有同质同构性群体的统称。

[12]所谓文化资本，主要是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艺术的修养水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