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

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

时间:2022-04-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兼谈回儒对话的价值与意义丁明俊马福祥,字云亭,回族,甘肃临夏人,与其侄马鸿宾、子马鸿逵执政宁夏长达37年之久,先后出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边、航空督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曾得到西北回族军人拥戴,以西北回民领袖身份自居。

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兼谈回儒对话的价值与意义

丁明俊

马福祥(1876~1932年),字云亭,回族,甘肃临夏人,与其侄马鸿宾、子马鸿逵执政宁夏长达37年之久,先后出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边、航空督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曾得到西北回族军人拥戴,以西北回民领袖身份自居。马福祥一生饱读经书,崇尚儒家文化,同时非常关心回族文化教育事业,致力于消除清代在回汉民族间造成的创伤及隔阂;提倡回儒对话,成绩显著,成为现代社会著名回族人物。

一、现代回儒对话的历史背景

有清一代,对回族及伊斯兰教采取歧视与压制政策,致使回族与清统治者及汉族之间矛盾加深,乾隆年间海富润案件即是例证。广州崖州三亚(今海南省三亚市)回族海富润在外游学多年,其所携带《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天方字母解义》《清真释疑》《天方三字经》等伊斯兰汉文典籍被地方官查出,一时引起非议,广西巡抚朱椿、湖北巡抚姚成烈、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阂鄂元、江宁布政使刘尊、江苏按察使李庆芬等清朝大员纷纷向乾隆上奏,称其书“已属膺妄”,其“狂悖荒唐之处不一而足”,要求追查刻板、印刷、赠书之人,一并重案治罪,各地回民甚为紧张。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是清统治者与回民各种矛盾积累的总爆发,云南杜文秀起义及西北回民起义中数十万回民被屠杀。起义被镇压之后,劫后余生者被安插在偏远荒绝之地,许多回民为避难被迫逃离家园,流落他乡。当时办理西北回民起义“善后”事宜的左宗棠发现回民子弟进清真寺念经者多,而念汉书者甚少,于是在回民地区广设书院、义学,企图以儒家学说、礼节“教化”约束回民,使回民成为清统治者顺民。“河州、洮州、循化、贵德、大通、巴燕戎格、海城、化平川都是回人族居之地,文襄公对于那边的义学,特别注意”,要求各地善后“广设义学,招收回民子弟”。如安插回民最集中的化平川,左宗棠创设“归儒书院”,在《左文襄公归儒书院碑记》中斥责回民犯上作乱,无所顾忌,要“以儒家学说进之”。这些书院初级班课程有《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高级班有《四书》《五经》《孝经》《小学》《吾学录》。左宗棠共为西北回民创设义学57所,统治者采用强迫回民子弟入学的方式实施同化。然而受传统习惯影响,一般回民不愿送子弟入学,或者逃学,甚至有钱人家雇人替代读书[1]。因此,统治者的苦心经营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至民国初年,回汉之间隔阂依然很深,再加侮教事件时有发生,更加深了回汉之间的对立情绪。而当时大部分回民还是不愿让子女读书,他们认为学汉文化等于随了汉教,再加一些阿洪错误地引导,以致引起对整个汉文化的盲目排斥心理。回民中一些人士对此状况提出质疑。“一般人认为自己的子弟或教胞若读汉书,则足以有叛教的观念或行为……不过我们生存在中国社会,又是国家的一分子,若想生存,便不能不加入这个社会群体里,做谋福社会和国家的事业……就拿一些所谓学识渊博的阿衡们,不少有这种闭关自守的观念,尽情地抑制回民的读书。岂不知我们终不能与社会绝缘。如抱残守缺,怎能与社会俱进呢?怎能不被社会淘汰呢?”[2]

二、马福祥积极倡导回儒对话

1913年马福祥出任宁夏护军使,看到当地回民文化落后,个人出资5000大洋创办宁夏蒙回师范学校,在宁夏各县创设清真小学60余所,这些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既符合当时教育潮流的现代课程,同时又兼顾回民经堂教育的特点,一般小学前冠以“清真”二字,聘请一些阿拉伯文教师,增设伊斯兰经学课程,以引导动员回民子弟入学,收到良好效果,一般回民纷纷送子女入学。马福祥依照这种办学模式,在家乡临夏还创设一些清真小学。1925年,马福祥帮助成达师范顺利从济南迁往北京,并任该校董事长,同年又参与筹建上海伊斯兰师范,1928年在北平发起创办西北公学。

这些学校的创办,逐步改变了回民教育落后的状况及对汉文化盲目排斥的心理。成达师范、西北公学的一些毕业生到西北执教,使回族教育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马福祥认为:“欲求吾国回教振兴,首宜提倡教民知识,知识提高,则种种事业自然头头是道,易于着手。自陕甘西北一带,为吾国回民根据地,而教民知识落伍,较内地尤甚。非有以启迪之,不足谋整个回民进步,欲达此旨,必要发行定期刊物,以沟通文化、开通风气。风气既开,则吾教易于普及。盖西北一带,多以读汉书为危险事,虽大力,未易夺其志,故发行刊物,实为振兴吾教之要图”[3]。在马福祥大力倡导下,《月华》杂志于1929年创刊,它是中国回族报刊史上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刊物,对促进文明对话起到一定作用。

1922年马福祥出任绥远都统后,将多年收集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译进行校勘,并出资刊印。计有马复初《大化总归·四典会要》合刊本,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道乘浅说》等。1923年6月又刊印张中的《归真总义》。1925年又将王岱舆的《希真正答》进行校阅,并题签作序后刊印。1931年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性理注解》《五功释义》《五更月》及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也由马福祥出资刊印。

马福祥在《重印天方典礼序》中指出:“以典礼者,吾教完全之规制。认主、遵圣、事亲、守身、持家、涉世以至食、息、寝与生养死葬,小而伦常日用,大而性道命仁,巨细无遗,造次有法,如儒家之有三礼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尤人,人所不可须臾离者也。独昔流传未广,致大中至正之法则未能普及于人间。而他教之未见是书者,又往往疑吾教之别有蹊径,不与众同,于是对于吾教亦不免歧而异之,妄意揣测,时生疵议。此不惟真理未明,为吾教人之羞,实亦忧心世道之尤也。福祥不敏,窃欲广传斯书,输之各界,以期互换知识,共进文明。”马福祥在《性理本经注五功释义序》中说:“圣道虽行于天方,未能大昭于中土,甚为憾事”,“幸赖王岱舆、刘介廉、马文炳、马复初诸先哲次第译述,而吾教乃大昌于世,且以补儒教之所未及”。

马福祥一生刊印伊斯兰汉文典籍30多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笔者收集到十余种。这些典籍不仅回民争相购买,许多汉族知识阶层通过这些典籍对伊斯兰教亦有所了解。同时马福祥作为国民党元老,在与国民党上层接触的重要场合,将这些典籍推荐介绍给他们阅读,曾不止一次地将他刊印的伊斯兰典籍送蒋介石阅读。蒋介石曾对马福祥说:“我看你们回教人不吃猪肉的精神,相信任何主义的人都做不到的,如果把这种精神用到社会上,那真是无坚不破。”于右任曾经给马福祥写一手卷,他说道:“回教幸有马云老,他能把宗教析说得明白。以往西北回汉之仇视,既不怨回,又不怨汉,清政府政策之不同所演成的。”戴季陶曾说:“我看回教教义是绝好的,这种教义,实不次于佛教。”[4]如此看来,马福祥倡导的回儒对话得到国民党上层执政者的回应,对改进民国时期回汉民族关系起到一定作用。

马福祥对儒家文化也有浓厚兴趣,纵观其一生,为人沉稳,勤于学习,一生披览儒家学说,对他待人接物处事很有帮助。1932年他曾出资刊印《四书先读》,他在重印序中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世称四书,汉唐以还,举为施教之首要,治道之大凡。至科举废除后,一些人视读四书为迂阔无用之举,“诧为异国之宝,而邦之人乃反卑视之”。

王阳明(1472~1529年)被视为与孔、孟、程、朱齐名并称的大儒,他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儒学新说,即阳明心学体系。马福祥对王阳明儒学伦理体系有较深研究,他曾刊印《王阳明生活书》,并常带在身边研究,有人曾回忆“他得了病。养病在鸡公山上,他把少云先生昆仲叫到跟前,为他们讲王阳明先生的学说及阳明先生的生活,在该书精华部分他都圈点注释”[5]

马福祥读书非常广泛,从儒家典籍、宋明理学、二十四史及伊斯兰汉文著译都曾涉猎到,他是一位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教观念、伦理思想与伊斯兰教教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穆斯林学者。他曾说:“修己安人,乃礼之体也,吾回教之礼,虽因信仰不同仪式有别,然言礼之本亦未尝或殊。吾教拜真主、信穆圣、敬天仙、诵经典。其道则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其义则孝悌忠信、睦姻任恤;其致力则格致、诚正、修齐;其造极则穷理、尽性、知命,此其概要也。吾家素奉回教,行其礼,重在诚心,奉教、修己、养性,专意为善,其礼拜仪式至重也,故应切实遵行之。”[6]

马福祥善读书,亦勤于思考,他曾将平时读书摘录儒家先贤教子做人的精彩片断加以汇总分类,编成《先哲言行类钞》,于1931年刊印,该书分慎言、寡过、惩忿、戒贪、省身、课勤、睦亲、居家、节用、交友、应世、恤贫、远患、明义利、辨是非15编。此书集中反映了他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并以此为教育后代的思想基础,要他们勤于学习思考,尊崇儒家文化。

马福祥还将儒家思想引进到回族家庭教育中,他曾著《积善堂训戒子侄诸孙书稿》,举八事,订家规,即:守家风;勤学问;修职业;崇礼法;尚节俭;存忠厚;慎交游;遵教典。马福祥对曾国藩著述有较深研究,仿曾氏家训制定《马氏家训》。《马氏家训》分明伦、治家、修己、涉世四门,是一部较为完备的中国传统家训。说明20世纪20年代,儒家传统的教育方式被回族所接受,并被引入回族家庭教育中。尽管这种教育后代的方式还没有被一般回民大众所普遍接受,但其影响及唤起回民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是显而易见的。

三、现代回儒对话的意义

清朝的灭亡,唤起回族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一些回族知识阶层需要了解外界世界,也需要与外界对话,“中国回教因为二百多年来处于特殊的环境之下,对于本教的情形向不求人知道,而教外人因隔膜日久,对于回教也不易发生研究的兴趣”[7]。因此,现代回儒对话首先从回族内部发起,它与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同步发展。

20世纪初,王浩然阿洪(1848~1919年)从国外考察归来,在北京创办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并推及到其他省区,其宗旨是使全体回民识汉字,使一般宗教人士获得些新知识。王静斋阿洪(187~1949年)在埃及留学多年,对伊斯兰教教法有较深研究,并于1927年创办并主编《伊光》月报,介绍伊斯兰学术文化。唐柯三、马松亭曾致力于回族教育,创办成达师范于济南,之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云南明德和宁夏、青海等地的伊斯兰学校相继创立。

20世纪以后,一批汉族学者的研究开始涉及回族伊斯兰领域,这些学者大多研究中外关系或元史。遇到回族方面材料加以整理发表,引起学术界重视,有资料新、观点正确等特点,如顾颉刚、陈汉章、陈垣、韩儒林等一批汉族学者,发表了大量关涉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文章,改变了过去无汉族学者研究伊斯兰教的状况,说明回儒对话及文化交流首先开始于知识阶层。

综上所述,20世纪初经马福祥等一大批回族先进分子的自上而下的努力,使回儒对话有较大的进展。现代回儒对话打破了清代以来回汉之间长期隔阂、对立、缺少文化交流的局面,使回族自觉参与到对儒家文化及现代知识的学习中。一些汉族学者也开始研究伊斯兰文化,对两种文化的交流起到促进作用。同时现代回儒对话对增进回族大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积极参与国家建设起到巨大作用,在后来国家危亡时回族人民能自觉同汉族人民一道共御外敌,保卫家园,也极大地提高了现代回族的政治地位。经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

第一,现代回儒对话随着回族新文化运动开展而展开。

第二,民主与平等是文明对话的基础,任何话语霸权或优越意识的存在可能对文明对话造成障碍。正如杜维明先生2002年在南京召开的“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上所提出的,对话不是要改变对方,不是宣教,主要是了解,是自我反思;对话的结果是互相参照、学习,这样的对话可使双方更进步,不是一方变成另一方。

第三,文明对话需要文明代言人的出现,文明代言人对本民族过去与现在有较深入研究。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2年第4期)  

【注释】

[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

[2]闪鸿钧:《现阶段回民生活的检讨》,《月华(七)》,25~27期合刊。

[3]《悼云亭先生》,《月华(四)》,25~27期合刊。

[4]《纪念马云辛先生专号》,《月华(四)》,25~27期合刊。

[5]丁明俊:《马福祥传》,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6]《马氏族语》。

[7]《禹贡半月刊》,7(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