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类型和现代危机的特点

第三节　危机的类型和现代危机的特点

危机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无所不在，危机涉及的范围和对象又是如此的广泛，因此分析危机的一个基本思维角度就是分类思想。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危机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在现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危机也具有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危机的分类

危机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用语，涉及不同类别的对象。为了研究的方便，一个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分类。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不同的分类目的，不同的分类角度，危机的分类也是多种多样的。

1.危机的性质

按照危机性质不同，危机可以分为良性危机和恶性危机。所谓“良性”危机是指危机形态特征“非政治化”，基本上不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变更核心价值观、危及政治稳定、破坏社会秩序，不受到国外的影响，属于“非结构性危机”；而与之相对应的“恶性”危机，形态特征为“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表现为政治冲突、政治分裂、直接危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外来势力直接插手和公开介入，属于结构性危机⁽²⁴⁾……

良性危机最大的特点是，不管危机的危害多大，政府和民众是共同利益体，面对共同的困难或敌人，政府和民众能够并肩战斗，共同面对危机，或者转危险为机遇。

2.危机的影响范围

按照危机的影响范围又可以把危机分为地方危机、国家危机、区域危机和全球危机。地方危机辐射范围最小，面对危机如果措施得当，及时应对，就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进行处理。而地方危机如果失控变成全国范围里的危机，那么处理的成本将会大大提高。从中国艾滋病的扩散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区域危机至少涉及两个国家，由于地缘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一国发生的危机往往会波及该区域的相关国家，从而形成区域危机。2004年11月21日，乌克兰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束。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22日发布消息，宣布现任总理亚努科维奇当选，但是反对派认为现任政府在选举中舞弊，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并号召支持者进行“天鹅绒革命”。这本来是一个国内危机，但是由于尤先科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美国领导的北约，而亚努科维奇承诺将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因此这场危机就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成为一种区域危机。而全球危机是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危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控制这类危机。温室效应、能源危机、核扩散、全球恐怖主义等等，都是现代社会典型的全球危机。

3.危机的复杂程度

按照危机的复杂程度又可以分为单一危机和复合危机。单一危机形成原因比较简单具体，由单一事件构成，危机处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然，如果处理不当，单一危机也可能由此及彼，引发其他社会矛盾从而形成复合危机。复合危机形成的原因复杂，由多种因素引发，各种因素之间还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因此危机处理需要在采取综合措施的同时抓住主要矛盾。在全球化情况下，许多社会危机都以频率高发、领域多元、辐射迅速、损失巨大的复合性危机形式出现，所以只有提高一个国家的危机综合处理能力，才能从整体上高效、有序地应对紧急状态。

中国矿难频发就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危机，矿难背后牵扯到国家经济发展阶段、能源结构、管理制度、地方保护主义、技术方面的限制、各种腐败行为、矿工自身素质和安全意识等等多方面的因素，所以尽管国家这几年花大力气加强煤矿安全建设，但是矿难频发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4.危机产生的一般原因

根据危机产生的一般原因，危机可以简单划分为天灾和人祸。“天灾人祸”很好地概括危机产生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尽管天灾和人祸本来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原因，但是在现代很多危机事件中，我们必须从两者的联系中才能全面认识危机的来龙去脉。

我们关注危机事件的基本出发点是考虑人的行为，因此对于危机的产生原因人们关注的重点也是“人祸”。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就人类社会而言，“人祸”所造成的危害要比“天灾”大得多。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饥荒，以及中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分别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时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用当时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的话来总结，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活动是影响自然生态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在工业社会兴起以后，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能力大大加强，而盲目改造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反过来会形成新的“天灾”。1960年竣工的三门峡水电站，由于水库的蓄水水位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造成上游的渭河泥沙沉积，导致渭河河床抬高，为水灾埋下了隐患。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 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据统计，陕西省有1 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

5.危机产生的具体原因

根据危机产生的具体原因，把危机分为五类:1）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台风、干旱、地震等；2）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重大生产事故，如矿难、井喷、飞机失事、大桥垮塌等；3）由于人为破坏造成的社会动荡，如恐怖袭击、投毒、恶性刑事案件等；4）公共卫生事件，如集体中毒、疾病流行等；5）由于意识形态、宗教、民族或者国家之间的矛盾导致的武装冲突或者战争的危机，如中国的台海危机、伊拉克战争、俄罗斯车臣危机等。

6.危机处理的角度

从危机处理的角度，按照危机发展的速度和终结的速度不同，危机可分为龙卷风型危机、腹泻型危机、长投影型危机和文火型危机。如下表所示:

龙卷风型危机来得快，去得也快。危机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危机处理时间紧迫，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各种劫持人质事件。面对这类危机相关部门必须迅速作出决策，在等待中错失良机是最为糟糕的对策，而由于无法抗拒的偶然因素导致的行动失败却不会招致强烈批评。

腹泻型危机来得慢，去得快。危机的潜伏期较长，比较隐蔽，或者为了解决危机各方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协调，但是危机结束却很快。腹泻型危机的典型案例有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和1993年的大卫邪教事件。1978年9月6日，美国、以色列和埃及在美国戴维营就中东问题举行三方会谈。会谈之前三方约定，不谈出结果就不结束会谈，后来经过12天的谈判于9月最后达成了著名的戴维营协议，对中东局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1993年2月28日，美国大卫邪教与联邦执法人员发生武装冲突。此后，双方进行了长达51天的武装对峙，1993年4月19日，联邦执法人员对大卫邪教总部韦科山庄采取行动，但80名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卫邪教教徒在枪战和大火中丧生。

长投影型危机来得快，去得慢，危机的形成原因往往非常复杂，人们没有能够充分理解危机或者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无法消除危机的形成原因，同样的悲剧往往会不断重演。美国的种族问题、中国的矿难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代表性危机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大城市发生过数十起黑人暴动。1965年8月在洛杉矶瓦茨黑人区的暴乱，使得34人死亡，1 000多人受伤，4 000多人被捕，财产损失达3 500万美元。1992年4月30日至5月1日洛杉矶爆发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暴乱事件，事件造成59人死亡，2 300人受伤，此次冲突波及到亚特兰大、拉斯维加斯、旧金山和纽约等地。中国的矿难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尽管媒体对矿难进行了充分的报道，国家相关部门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但是由于无法解决当前效益和安全之间的矛盾，以及官媒勾结的体制性问题，中国矿难事故一直居高不下。

文火型危机来得慢，去得也慢，危机的形成往往经历较长的时间，而危机一旦形成，就无法在短时间里加以解决，解决危机的成本往往较高。文火型危机在中国的典型案例如环境的整体破坏以及艾滋病在中国的扩散。

二、现代危机的特点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作为危机发生的一个新的生态，对于现代社会危机有一个总体的规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危机也具有了新的特点。

1.全球化对于现代危机的基本规约

现代社会获得发展的一个背景和动力就是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是规模、组织形式还是交往的过程都日益复杂，这种复杂的体系使得危机也具有了全球性特点。

危机的全球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从客观因素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现代冲突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当事国之间。特别是发展到危机后，冲突内容与影响更会向国际社会扩展。冲突当事国或行为体必然会对危机做出反应，以减少危机对其利益的损害程度。从主观因素看，因为国际干预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渠道和机会，冲突方也会主动将一般冲突转化成国际危机，力图借助国际化的作用，求得在一般冲突中无法得到的利益。

理解危机的全球性，我们可以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的观点中得到启示。当然，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更多是从传播系统来分析的，而现在的世界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了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的联系都越来越紧密，全球化成为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一个共同的背景舞台。由于人员、产品和资金在世界范围里的流动越来越频繁，各种传统的危机向世界范围扩展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各种“国内”危机，在现代社会往往具有更多的“国际性”。

公共卫生和恐怖袭击传统上被更多地认为是国内危机，但是现在就具有了很强的“国际性”，美国的“9·11”事件和中国的SARS都是其中典型的事例。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影响了整个世界政治的走向，而源于中国的SARS事件也是证明危机全球性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事例。在当前这个流动性极强的“地球村”年代，对于病毒防范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酿成一个世界性的灾难。在SARS向世界扩散的过程中，身患SARS的刘剑伦医生在香港九龙京华国际酒店感染了同乘电梯的6位乘客，进而把SARS传播到越南、新加坡和加拿大，随后在全球扩展⁽²⁵⁾。在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名称是国际卫生组织而不是中国卫生部，这同样是危机的全球性的一个表现。

现代危机的全球性还具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危机往往是全球媒体关注的重点，危机事件被报道的概率大大提高了。由于危机事件本身的轰动性和冲击力，往往成为全世界媒介关注的焦点。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全球的拓展使得媒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争取“眼球”，具有职业敏感嗅觉的媒体记者对爆炸性的危机新闻闻风而动，使得各种危机事件被报道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全世界观看的年代，你不报道，别人也会报道。所以在今天，凡是重大的事件，凡是与社会、与广大人民群众有密切关联的新闻，凡是广大人民群众应该知晓的事情，它总是会被人们所传播、所公开，这也正是俗话说的‘纸包不住火’”⁽²⁶⁾。此时，对于危机事件的消息封锁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如果世界的高复杂性增加了危机发生的几率，世界的高连接性导致了危机发生的广度和深度的话，世界的高曝光性使得原来可以悄悄处理掉的而不成为危机的事件变成了一个万人瞩目的高危机事件”⁽²⁷⁾。在2004年伊拉克的绑架和杀害人质风潮中，恐怖分子通过各种网站发布他们的宣言和通牒，他们还直接在网络上公开杀害人质的录像，让全世界民众都可以直面血淋淋的恐怖。毫无疑问，网络以及其他媒体对于人质事件的报道使得人质事件的处理更加复杂，与人质相关的团体、组织和国家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这一点也是恐怖分子希望取得的效果。

在西方社会里，“坏消息就是好新闻”是一个被新闻界普遍接受的观念，而西方的公众了解中国主要是通过西方而不是中国的媒体，这样一来封锁负面信息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引起最多负面评价的行为。危机发生时如果实行“新闻鸵鸟政策”，实行“内外有别”或者“外松内紧”的宣传策略，即使能够控制危机，也得不到正面的评价，而即使在100次中有一次没能控制危机，也会招致全面的批评，严重损害自己的国际形象。

2.对危机的正确认识

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危机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制约媒体危机报道的理论起点是危机观。危机观是指人们对于危机的总评价和总看法，由关于危机的基本认识、基本观念组成。正确的危机观，是形成应对危机的正确行为方式的前提和基础。正视问题，认真对待是处理危机的基本出发点。现代危机既是普遍存在的，又是可以预防的，理解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是树立正确危机观的基础。莫菲定律和海恩法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危机的普遍性和可预防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约翰·保罗·斯特拉普，他的贡献是在1949年创立莫菲定律:有可能出错的事情，均会出错。“海恩法则”是关于飞行安全的一个现象分析，一起重大的飞行安全事故背后有29个事故征兆，每个征兆背后有300个事故苗头，每个苗头背后还有1 000个事故隐患。虽然这一分析会随着飞行器的安全系数增加和飞行器的总量变化而发生变化，但它确实说明了飞行安全与事故隐患之间的必然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不仅仅表现在飞行领域，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发生着潜在的作用。按照海恩法则分析，一般而言，除了一些自然灾害、火灾等非人为危机外，大多数危机都有一个演进过程，先是由失误而形成危机隐患，由隐患而形成为危机“苗头”，由“苗头”而发展演变为危机。当一件重大事故发生后，我们在处理事故本身的同时，还要及时对同类问题的“事故征兆”和“事故苗头”进行排查处理，以此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及时解决可能再次发生重大事故的隐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综合莫菲定律和海恩法则，我们应该视危机为社会常态。在对于危机的认识上，我们首先要看到危机不是洪水猛兽，不是人们应该谈虎色变的东西，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一种现象，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是开放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一句话，危机是社会常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这对矛盾，而中国危机的频发又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因此我们首先要具有直面危机的勇气，认识到危机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存在。认识到危机是一种社会常态并不意味着面对危机我们就束手无策，相反，根据海恩法则，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可以对绝大多数危机采取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减少危机的发生和危机造成的损害。我们应该避免两种倾向:既不要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因为过度紧张而惶惶不可终日；也不要麻木不仁，无所作为。我们对于危机的态度应该是积极防范，而不是被动挨打，应该认识到危机是可以防范、可以减轻、可以转化的。

认识到危机是一种社会常态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对危机进行正确的评价、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的前提。相反，对于危机的错误认识必然导致错误的行动并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没有人宣称中国的社会形势“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大好，而是一片大好”，但是整个社会对于危机的严重性依然认识不足，“决策者们仍然过低地估计各种国内的挑战（这里不包括台湾地区与国际挑战），又过高估计处理各种社会危机的能力”⁽²⁸⁾。对各种危机持错误态度的人在中国社会中长期以来更是大量存在，中国十年“文革”中这种心态被发展到了极致，“报喜不报忧”一度成为中国媒体新闻报道的一个潜规则。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地方官员以稳定或者经济发展为借口来隐瞒危机或者对于危机的损害进行淡化处理的事例。

管理层对于危机的错误态度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盲目乐观，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下不可能爆发大的危机，即使爆发危机也可以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加以解决；第二种是鸵鸟政策，明知危机四伏，随时都可能爆发，但是自欺欺人宣称天下太平，当危机爆发时又欺上瞒下或者推卸责任；第三种是侥幸心理，知道危机的普遍性，也知道危机有可能爆发，但是由于危机在与自己相关的领域爆发的概率较低，因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或者工作作风的懒散而对危机视而不见。

既然危机是一种社会的常态存在，那么政府和管理部门的管理体系就应该建立在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个假设之上，危机报道也应该是媒体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必采取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一个危机事件的发生，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因此在有关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必须把事件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加以分析，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报道的重点是“分析”，而不是介绍背景材料。我们应该认识到，媒体对于危机事件的及时报道是现代媒体报道的一个必然的日常的组成部分，对于危机事件的报道并不违背“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方针，相反，媒体的积极报道有助于把“危险”转化为“机遇”，从根本上实现了“正面宣传为主”的目的。当然实现的途径不是“报喜不报忧”，不是鸵鸟政策，而是实事求是。

3.现代危机的特点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危机在时空上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全球化打破了原来危机存在的系统，建立了新的更大的系统。在这个更大的系统中，危机的特点也具有了新的内涵。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危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1）突发性更强；2）破坏性更大；3）牵连性更广泛。

（1）突发性更强

危机事件往往具有突然性和不可预见性。例如，我们对地震等灾害还无法准确预报，对SARS这样的新型传染病也无法预先认识，对类似美国“9·11”事件那样的恐怖袭击也很难绝对严密防范。虽然危机本身是一个过程，但是在它被人们感知的时候，往往以某一个突发事件为诱因，表现出“突发性”的特点。危机的突发性与危机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密切相关。由于危机产生的原因、后果、变化发展的方向以及影响危机的各种因素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往往是不清楚的，因而应对危机无法照章办事。现代社会中，由于交通、通讯和各种社会生产、配送设施的高度发达，由于人类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使得危机的扩散往往非常迅速，危机演变非常迅速，时间非常紧急，因而危机的处理需要非常及时，必须果断决策，快速反应。

危机的突发性是危机爆发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危机的这种特性无论是对政府、相关的管理人员还是媒体都提出了挑战。在危机爆发的时候，缺乏危机意识的人群往往会焦虑不安，缺乏危机管理经验的政府往往会反应迟钝，而缺乏危机报道意识的媒体往往会在等待中错失报道的机会。相反，如果政府和媒体在危机的潜伏期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就可能及时采取措施化解危机。或者在危机爆发初期就对社会进行积极的引导，动员社会力量来减轻危机的危害或者爆发的强度，同时缓解人们对于危机的恐惧，为危机的解决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

危机的突发性要求媒体的危机报道必须迅速及时，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必须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报道。1912年4月12日夜，“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沉没，《纽约时报》新闻部主任根据美联社发布的几条简讯断定“泰坦尼克”号已经沉没，当天夜里组织报道，成为第一份向世界传达了这条令人震惊的消息的报纸。在随后的几天，报社更是组织报社的精兵强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采访相关的新闻，终于使该报1912年4月19日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报道成为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多年以后好莱坞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拍摄的影片《泰坦尼克》依然让很多人感动。这个事例可以为媒体进行危机报道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中国对于突发公共事件和很多危机事件的报道有明确的规定，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规定危机信息由特定的政府部门统一发布。对于危机事件的统一发布有利于保证危机相关信息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但是危机信息在政府组织内部的多级传播也可能导致危机信息的滞留、变形或者被隐瞒。这样一来，媒体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得权威信息，也无法及时组织危机报道。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媒体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信息通报机制，保持通.的信息联系渠道，培养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中国2003年的SARS之后，2003年底和2004年初当广州再次出现SARS患者（疑似或确诊），《南方都市报》在广州卫生厅新闻发布会之前就进行了报道。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政府应该具有开放的胸怀，只要媒体报道的情况真实准确，就应该把媒体的报道看作是对政府工作的一个推动。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危机信息的通报需要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证，这样媒体的报道也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比如中国产品质量和生产事故方面的危机事件，由于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安全生产法》的保障，媒体可以依法进行报道。

（2）破坏性更大

危机报道在中国有另一种称谓叫“灾害新闻”，其原因就在于危机的破坏性。危机虽然就其本意来说是“危险”和“转机”并存的一种状态，但是如何让危机变成“转机”，有赖于人们应对危机的措施，而危机早期所呈现的则是其破坏性甚至是灾难性，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将可能演变为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

在现代社会中与人们密切相关的危机如自然灾害、工业事故、公共卫生等，都因为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关注。面对危机造成的巨大破坏，政府首先要注重人文关怀，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这样才能疏解危机受害者的悲愤情绪，为危机的解决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蝴蝶效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危机的破坏性。蝴蝶效应是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来的。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用来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戏称为“龙卷风”或“风暴”；而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导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对于一些发展相对缓慢的危机，由于没有引起足够的社会注意后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像艾滋病、吸毒问题以及乙肝等流行病都是如此。由于此类危机往往延续比较长的时间，媒体报道的时间跨度往往也比较长，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是这些现象让我们充分认识到社会危机意识的重要性，如果由媒体构造的世界只有歌舞升平，那么危机到来之时公众就会茫然失措。

危机的破坏性在中国当今社会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具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危机事件在规模和频率上都有上升趋势，频繁的生产事故和各种伪劣产品的制造是这类事件的代表；其次，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加强，各种投毒、爆炸和其他类型的恐怖活动是新时期一个重要特点；最后，危机事件的危害性加强，往往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

危机强大的破坏性还告诉我们，尽管危机是防不胜防的，但是人们对于危机的基本态度依然是“预防为主”，以避免危机大规模爆发所引起的严重的社会危害。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需要全方位的准备，涉及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公民自身建设以及高素质的公民群体。

（3）牵连性更广泛

危机的牵连性是指危机之间具有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对于某一个危机事件的报道往往会影响到相关的领域，一个危机的爆发可能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连锁反应。牵连性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同质牵连，是指与危机具有相同和类似品质的人、事或者产品受到牵连；二是因果牵连，是指某一种危机导致相关危机的爆发；三是扩散牵连，是指由于危机造成的心理恐慌使得人们把危机人为扩大到那些根本不存在危机的领域。

中国有个成语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而危机的牵连性可以表述为“城门失火，殃及整个城市”。“当一个危机引起另一个危机时，就叫做连带效应。因为这些危机就像一粒石子投入池水中引起阵阵涟漪那样，对外部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初始危机就像投入水中的石头，所引起的冲击破坏包含了石子撞击池底、在水面及周边溅出水花和涟漪而引起波动”⁽²⁹⁾。就中国国内而言，2001年媒体对于南京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用旧馅做新月饼一事曝光，不仅给全国的冠生园月饼带来了致命打击，而且对整个中国月饼生产企业带来了沉重打击。中国许多产品由于品牌边际模糊不清，生产某种名称的产品的厂家中有一家出问题，往往对于整个品牌的产品整体产生冲击，如2003年中国曝光的太仓肉松、金华火腿、德州扒鸡等，可谓举不胜举。在国际范围里，2003年5月20日加拿大顶级牛肉的出产省阿尔伯特省确认一头牛患有疯牛病后，整个加拿大的养牛业遭受重创，当年牛肉出口下降90%。而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SARS”危机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照现在的规定，一个地方发生禽流感，3公里之内的家禽要全部扑杀，3公里到5公里之内的家禽要强制免疫。被扑杀的家禽中绝大部分肯定没有感染禽流感，但是这是防止疾病扩散的必要代价。回顾1982年强生制药处理有毒泰诺胶囊的过程，我们可以感受到由于危机牵连性而导致的危机处理成本的大幅提升。当年强生制药的泰诺胶囊被人加入氰化物而致人死亡，为了消除这场危机，公司检验了全部800万片药剂，回收了3 100万个胶囊，尽管最终发现受污染的药片不到75片。

危机的牵连性往往成为相关部门和官员隐瞒危机的理由，或者换一种说法是为了维护某地一时脆弱的社会稳定或者保护地方经济。但是现代社会，隐瞒尽管在短期可能取得一点好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往往会使政府或企业失去诚信，而诚信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投资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也是一个企业生存的根本。

【注释】

(1)居延安:《公共关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2)Understanding Crisis Theory，见 http://211palmbeach.org/c_understanding.shtml，2005年6月22日。

(3)陈学明编著:《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4)同上书，第7页。说明:原书翻译为驾驭问题，因为容易引起误解，因而改为驾驭性问题，指社会系统中那些至关重要、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方向的问题。

(5)何家栋、王思睿:《社会阶层分析与政治稳定研究》，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6)陈绚:《中国媒体应避免“期待性沉默”》，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

(7)鲍勇剑等:《危机管理——当最坏的情况发生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8)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

(9)阿尔温·托夫勒著，朱志焱等译:《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0—116页。

(10)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3页。

(11)杨振宁:《世纪之交的科技随想》，载《参考消息》，1999年12月22日。

(12)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129页。

(14)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5)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6)李健:《我国正处在安全生产事故高发期》，人民网，2004年7月28日。

(17)李径宇:《污水边的“癌症村”》，载《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29期。

(18)参见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9)王旭:《论司法权的中央化》，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

(20)胡奎、姜抒:《2003年中国遭遇信访洪峰》，载《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12月11日。

(21)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页。

(2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23)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7页。

(24)胡鞍钢:《如何正确认识SARS危机》，中国经济50人论坛（http://www.50forum.org/）。

(25)《财经》杂志编辑部:《SARS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196页。

(26)黄旦:《全世界在观看——从传播学角度看“非典”报道》，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5154。

(27)鲍勇剑等:《危机管理——当最坏的情况发生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28)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29)〔美〕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危机管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