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业新闻传播与“三农”问题
在前面的两节中，我们考察了农业新闻传播的定义、研究对象及相关知识，并从历史的角度初步梳理了农业新闻传播的相关研究。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农业新闻传播及其研究的意义，以及如何才能准确把握农业新闻传播，学好、用好农业新闻传播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必须把农业新闻传播放在中国的“三农”语境内，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出发，树立科学的新闻传播观。
解决这个问题，是基于几种现实需要。第一，正如上一节谈到的那样，我国农业新闻传播及其研究相当滞后，发展缺乏动力。要解决这个动力问题，必须从中国复杂、久而未决的“三农”问题中找寻。也就是说，农业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探索农业新闻传播的规律，提高传播效果，从传播的角度为“三农问题”最终化解贡献方略。第二，农业新闻传播是以涉农媒介系统及农业新闻的运作（即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年轻的边缘化学科，它属于一门社会科学。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哲学世界观的指导，考察我国的农业新闻传播活动，同样必须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出发，接受科学的新闻观的指导。第三，要探索农业新闻传播的良性运行规律，理顺我国农村社会的新闻传播结构和传播关系，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也要求我们必须把研究置于中国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的语境之中，自觉地成为“三农”的代言人。
那么，从唯物史观出发，应该如何在“三农”语境内把握农业新闻传播活动呢？对此，我们将从“三农”问题的由来，“三农”语境下的农业新闻传播及信息传播视角的“三农”三个方面论述之。
一、“三农问题”的历史由来
（一）“三农问题”的界定
“三农”是农民、农业、农村的简称。农民是指20世纪50年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后形成的与城市居民对称的弱势群体，约占我国总人口的70%，大都居住在农村，从事种植、养殖业、畜牧等农业活动。对农民的划分标准，不是依据产业，而是以父母的户籍为唯一标准划分的。农业是指以土地、水面、草场、山林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产业群的总称。该产业群具有天然的弱势性，生产过程受自然资源制约，同时又是第二、三产业的基础产业，居民生存的原产业、农民的主产业。20世纪末，其创造的GDP占国民生产总值不足15%。农村是指与城市相对应，人口聚居远低于城镇的乡村，国土承载的公共产品价值量极低的地域。“问题”是难题、瓶颈等语的同义词，从系统论的角度看，“问题”是指系统中不相匹配的环节或子系统，或曰与系统中某一环节或子系统存在状态与其他子系统或环节差距的描述。“三农问题”独立的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以种植、养殖、畜牧等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中国由历史形成的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结构不协调，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并在整体上制约着城市发展，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各种问题的系统化的描述(62)。温铁军教授认为：中国问题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前者是基本国情矛盾，后者是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63)“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在现代化宏大背景内，传统的农业、农村、农民如何改造和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
“三农问题”的概念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理论创新，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64)。在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农业、关于农村、关于农民问题，都只有分别的论述，而没有把这三者联系起来的“三农”问题的论述，所以也就没有“三农”这个概念。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把农村问题分解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分别进行研究，既分析这三者的关系，也研究这三者各自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三农”概念。作为认识实践、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经过十多年的实践，“三农问题”的概念现已成为中国政界、学界的共识。(65)如今这一称谓已经纳入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媒体则把它作为重大题材连篇累牍予以报导。(66)
（二）“三农问题”的产生与演化
复杂事物或现象在现实时空中的突显，其背后大都是历史因素所致，是历史的产物。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曾说：“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67)在21世纪的中国，“三农问题”突显为上自党和政府，下至平民关注的社会课题，亦是一种历史使然。即从根本上说，“三农问题”不仅是现实问题，更是历史的产物。根据现代化的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68)中国的农村和农业问题正是随着近代中国被迫现代化(69)的过程中衍生的一个社会发展问题。自近代以降，演化变迁，延续至今，形成今日之“三农问题”。
传统中国农村实行自治，“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于伦理”；农业是主要产业，以种养为主，统治阶层重农抑商；民众主要是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典型的生活方式，由此传统农村、农业、农民构成了以农耕文明为特质，以中央集权为组织形式的均质性很强的，能够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修正和发展的一个相对封闭的超稳定的社会系统。著名学者费孝通称之为“乡土社会”。久分必合，合久必分，循环发展是此社会系统的主要演变规律。这是因为农民是社会发展的主动力，对封建国家有很强的约束力，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动乱、经济的衰荣，是影响统治者效用函数最重要的变数。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政权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危机—灭亡—重建—兴盛—衰落—危机的循环更替之中。“三农”，特别是农民起到了社会发展的修正机制的作用，推动着中国社会系统的更新与演变。因此，在古代，传统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也就没有“三农”问题。(70)近代以降，清朝闭关锁国，对工业化的世界潮流充耳不闻，以致被动挨打。伴随着欧风美雨、坚船利炮的强行侵入，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西方现代文明因素强行在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内，并与封建政权相互勾结，开启了中国农村走向崩溃、小农经济走向破产、广大农民走向贫困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随着中国被迫现代化的进程的开启，“三农问题”随之萌芽，并在内在逻辑和外部环境的作用下，随着时间的自然推移被迫现代化的进程的推进，“三农问题”也有痒而溃，破溃成疮，最终演变成难以治疗的社会癌症。1851年1月11日正式起义的太平天国运动，历经14年，虽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但最终这场农民起义并没有完成社会系统的修正机制，农民起义最终被清王朝和外来的西方侵略者联合镇压下去，结果是“天父杀天兄，终归一场空，打起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孕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了。“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成了引人注目的大问题”。(71)
中国有识之士并没有放任“三农问题”，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不少中国人探索着中国农村的出路。比如，“三十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几乎所有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72)温铁军博士把中国一百年来的三次国内战争被称为三次以农民革命为主题的“土地革命战争”；把中国一百年的经济发展可以概括为‘一个农民国家的4次工业化’。他认为，通过研究得出的结果更是十分简单，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7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实行工农联盟的政策，依靠农民运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建立了政权，雪耻了百年耻辱，赢得了国家、民族的完全独立，从而真正推翻了压在“三农”身上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为“三农”开拓了新的环境。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革命胜利以后，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退居次要的位置”，当共产党人带着泥土气息进入城市，其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就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城市成了政府权力的枢纽和官员们角逐的场所，农村则逐渐成了边缘地带。(74)农民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争夺政权工具的悲剧外衣。至此，旧“三农问题”可以说算是结束了，但是新“三农问题”开启了，并随着中国自主的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又演变出许多带有时代特征的新问题。如果说旧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农村、农民求生存、求独立的问题，那么，新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三农”求发展、求协调的问题。
中共建立政权后，依靠强大的权威以及带有浓厚平民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控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建立了政治集权和计划体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重要社会资源，实现了对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的控制，国家完全主导了社会。面临“一穷二白”的国情和“封锁中国”的严峻社会环境，当时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为了更方便地提取农业剩余，中共依靠集权采取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75)的做法，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三驾马车”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城市经济的联系以及农村与城市的联系，确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把城乡置于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和贸易条件之下，为城市利用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对农村进行剥削确立了基础。辅之以农业决策的失误，十年文革对农村、农业的破坏，国民经济的倒退，从建国后到1976年的文革结束，新“三农问题”酝酿而成，并被学者公认为今日之“三农问题”的根源。
1978年左右，农民自发掀起了改革，搞起了“大包干”，这一创举被中央认可并推广开来。从1982年起，针对农村改革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连续四年，中央先后制订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76)，顺应和指导了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解决了温饱问题，缓解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五个“一号文件”也奠定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制度体系。1978年到1984年亦是中国农民的黄金时期，农村改革增进了农民的利益，但同时并没有损害城镇居民的利益，城乡关系一度好转。1985年后中国改革转入城市后，虽然粮、棉、油等农作物生产大幅增长，获居世界首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科技创新、农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77)但是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相比，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的幅度依然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1992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意味着“三农”必须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在政策决定上，农民群体缺少有力的话语权，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之后，政策制订与出台不可避免地向城市倾向。随着国民经济的突飞猛进，无论从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居民收入、消费水平、文化水平等方面，城乡之间均存在着巨大的差距。2002年，一位农村基层干部给时任总理的朱 基上书说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句话，此话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并得到了一致认可，“观之大多数农村，大抵没有错”。其间，虽有不少支农的政策、措施出台，试图缓解“三农问题”，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口头农业”、“文件农业”亦成为社会流行语。出现这种状况的深层次的原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在于城乡居民作为社会系统的两类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结构位置，行动的能力和可能性，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和能力反差，这些差异又通过社会向相互作用的过程对权力资源的积聚和政策安排的损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社会博弈中，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始终是弱势集团，缺乏利益表达的管道和强度，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不能形成积极的参与和有效的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的反抗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使得有关政策安排不能保证他们作为‘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1988），反而是不断地损害和剥夺他们的利益，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强化——它已不是传统工业化战略下形成的二元结构的余韵遗绪，而是呈现出路径依赖上的积重难返和持续强化之势。这样的日积月累，终于导致了今日的三农困境”。(78)而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导致进入“三农”之困境的根源在于城乡之间信息流通的巨大鸿沟，农村是信息流通的低谷，农民失去了发言的制度平台和组织平台，话语权被城市知识精英异化，成了其利益的对立面；同时，农村教育的失误、农村教育发展水平滞后，使得农民群体在知识、信息方面输掉了起跑权。被迫接受都市文化的熏染，从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服从于城市意识，沦为被城市任意宰割却又“大难无声”的尴尬境地。(79)
2004年中央制订出台了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第六个“一号文件”，中央领导人再三强调“三农”是重中之重，为政之首。此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中央和社会各界在新的形势下求解“三农问题”的开始，随着农业税的减免，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等各项利农措施的出台，求解“三农问题”的答案亦称为社会之显学，但能否最终化解“三农”困局仍需拭目以待。
二、从“三农”语境中把握农业新闻传播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农业新闻传播系统是构成“三农”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二者构成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同时，“三农”系统又是中国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且是这个系统中最弱的一个环节，已制约着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农业新闻传播系统亦是新闻传播系统中的一个较弱的子系统。四个系统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它们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把握农业新闻传播？从逻辑上而言，涵盖农业新闻传播系统的上述三个系统都是把握农业新闻传播的现实语境。做这样的推理虽有可能全面把握农业新闻传播的图景，但也可能导致泛泛而论，抓不住问题的要害。因此很有必要明确农业新闻传播的语境问题。在包容农业新闻传播系统的“三农”系统、新闻传播系统、社会系统中，“三农系统”与新闻传播系统最为接近，若从新闻传播系统出发研究农业新闻传播，由此建构的理论失去了现实的依据，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逻辑演绎的陷阱中，农业新闻传播的规则难免会披上浪漫主义色彩，理论看似正确但却鲜有现实依据支持，最终不得不走进“唯心”的思维误区。因此，只有从现实出发，从实际出发，在“三农”系统内才能真正把握农业新闻传播，找到农业新闻传播及其研究的生存价值与社会功效，从中寻觅出意义来。
从“三农”语境中把握农业新闻传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如何从“三农”语境中把握农业新闻报道或曰传播实践；第二层次是如何从“三农”语境中把握农业新闻传播研究。前者是农业新闻传播的实践，后者是对实践的理论梳理与规律的探索。对于前者就是要明确农业新闻报道的规则、领域，报道的深度、广度，报道的文风、样式等操作性内容，这些内容既需要实践探索，又需要理论指导。对于后者就是要明确农业新闻传播研究的立场、出发点、方法。具体而言：
（一）要从为“三农”谋福利立场上研究农业新闻传播
从什么立场出发研究农业新闻传播，既是路线问题，又是原则问题，关系到研究的成果与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站在城市角度研究农业新闻传播，在城市话语中讨论农业新闻传播；另一种是站在农村角度，从农村现状、农业发展情况、农民利益视野中探讨农业新闻传播。前者的研究者缺乏农民的体验，他们常常还不了解研究对象，却急于“改造”之，这是农业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主观视角，迄今为止一直影响着我国农业新闻传播及其研究。后者正好相反，研究者成长于农村，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又有良好的学科理论背景和农业新闻传播的经验，他明白自己生长于这块土地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学者不会从理论的话语权来阐释不属于农民的乡村、或者不属于乡村的农民的信息流通活动，因为，他的骨子里认同的就是农民就是自己。在这种学者的研究视野下，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农业新闻传播的图景。目前这种学者正是社会最需要的，也是最急缺的。
从为“三农”谋利益的立场来探索农业新闻传播的问题，不能依据逻辑演绎出一些概念、术语，而应深入实际，充分调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探索农业新闻传播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只有当研究者真正站在农村的角度探索农业新闻传播时，一些困扰农业新闻传播的难题，诸如农民不欢迎的《致富经》等对农电视节目、农业新闻传播的渠道不畅通等问题才能获得一种新的思路。作为一种客体，农业、农村自有其存在、演变的历史，而沟通其内外部情况的新闻必将受到这种客体的制约，从而具备自身的演变逻辑。因此，只有把屁股坐在农民的板凳上，才能认识这种信息传播的规律，从而更好地满足农民的新闻信息需要。
（二）要从“问题”角度出发研究农业新闻传播
汉语“问题”一词，兼有英语中的两个词“problem”和“question”的含义。“problem”在英语中是指需要对付和处理的问题、难题。“有问题”，就意味着有麻烦，有差错，要想办法解决、克服、弥补。“question”，在英语中是指提问、询问和怀疑。“有问题”，就意味着质疑或询问，提出问题或发现潜在的问题。这两个含义，有时是可以相关、交叉的，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矛盾的(80)。据此，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遇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时产生的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并由这种心理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活动。简言之，思维的这种问题性心理品质，称为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创新精神的聚焦，它所产生的心理状态能驱使人们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它又是人的一种行为动力。从“问题”意识出发研究农业新闻传播，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三农”和农业新闻传播本身都有错综复杂的“问题”串，有大量的“问题”亟需解决，有些问题还是历史形成的，需要历史发展予以解决。面对这些问题链条，若从学科建设计，分门别类地整合各方面的知识与启示，形成分门别类的问题，这是有必要的，但无助于现实的迫切需求，甚而遮蔽现实“问题”的诉求，以致出现研究趋于学院化、知识体系趋于老化等问题，从而使农业新闻传播失去其生存的价值。（2）农业新闻传播是一门年轻的边缘化学科，亟待完善，而从学科体系的建设角度而言，就要使问题学科化，即以学科化的方式来提出问题、确立问题、展开问题、回答问题，形成分门别类的知识与启示。这是思想学术主要的方式和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农业新闻传播的学科建设也不例外。它必将以“问题”为思路建构之。如上节所述，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问题”意识明显。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性学科，如何有效地整合各个学科的交叉知识，形成农业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色和研究重点，必须以农业新闻传播自身的“问题”为主线，才能形成自身的学科特色，而不被其他学科所挤占。（3）在中国急遽变革的社会里，农业、农村、农民正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新闻传播的研究对象亦然。在变动的宏大背景中，建构的学科知识、学科理论很容易过时、老化。而事实上，“学科”之由来，只是为了回应某种特定的社会状况和精神活动。当曾经支撑着某一学科的社会状况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该学科的知识必然要被重新建构。因此，必须以“问题”意识为驱动力，及时更新学科知识，实现学科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与时俱进。
从“问题”意识出发，面对问题本身，并不意味着置历史于虚无。已有的农业新闻传播史及学科化的知识必是进入问题的入口，但它并非命定的出口。若能发现新的出口，将是一番新景象，开辟一番新天地。另外，面对问题本身，也意味着不仅强调问题意识，更强调问题化的尝试，即在既有的问题套路之外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尝试，尤其是对切身的生存经验进行问题化的尝试。
（三）要用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研究农业新闻传播
如上所述，农业新闻传播是许多学科的公共汽车站，曾有社会学、发展研究、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农业科学等数百个学科搭上这辆公共汽车。它们的区别仅仅是搭乘的时间长短不同，由此使农业新闻传播留下多学科的痕迹。而要研究农业新闻传播本身，除了整合那些“搭乘公共汽车”的学科遗留下的学术遗产外，还应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加强农业新闻传播学科的本体的建设。因此，应从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出发来研究农业新闻。例如，可以借鉴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建构农业新闻传播的学科体系，借鉴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成果探讨农业新闻传播的社会作用和效能，借鉴农业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提高农业新闻从业者的理论水平等。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多面体，农业新闻传播更是一个多棱镜。要全面把握农业新闻传播的图景，必须从多个视角分别透视之。只有经过多个视角的透视后，多个视角的组合才能形成农业新闻传播的整体图景。对于农业新闻传播的透视，要有建设的视角、批评的视角、历史的视角，也要有理论的视角、发展的视角、应用的视角，而具体的研究方法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者的爱好及研究对象的特性所决定的。多学科、多视角透视下的农业新闻传播必然要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这方面，农业新闻传播研究既可以借鉴传播学实证方法体系、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体系，也可以借鉴传播批判学派的深度思辨、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等，来发展、深化自身的研究。
三、从农业新闻传播中把握“三农问题”
农业新闻传播的意义何在？或者说作为一门学科，农业新闻传播有无存在的价值？依据关系理论，意义或曰价值是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产生的。因此，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回到与农业新闻传播系统相关的系统上。从新闻传播系统而言，建设好“三农问题”，农业新闻传播学将填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空白，有助于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细化，有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深化。这种理论意义是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再系统化过程，而建设好或研究好农业新闻传播学科又必须直面现实，解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这将回到“三农”系统内，从“三农”语境中探寻农业新闻传播的现实意义，即研究农业新闻传播，能有效解答农业新闻传播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促使传播资源优化组合，提高传播效果，沟通“三农”内部之间各要素的关系以及“三农”系统外的各系统的关联，从而起到维持“三农”系统稳定或促进“三农”系统向好的方向发生形态转变。当前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凸现出农业新闻传播及其研究的滞后，彰显出农业新闻传播研究的紧迫而重要的社会价值。即农业新闻传播最大现实意义在于用新闻的力量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其研究的最大的现实价值除了指导农业新闻传播实践外，就是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闻传播角度的方略。因此，农业新闻传播的意义可从理论和现实或曰实践的角度来考察。
（一）农业新闻传播研究的理论意义
农业新闻传播的理论意义是对于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而言的。近年来，新闻传播学已成为社会的一门显学，各社会科学均欲搭乘新闻传播学科，出现了健康传播、体育传播、书法传播、法律传播、经济传播、政治传播、成功传播、广告传播、影视传播、农业传播、舆论传播、文化传播、艺术传播等数十种分支学科。农业新闻传播的研究是在此背景下，响应社会需要产生的一种年轻的研究方向或曰学科。它的出现与完善是新闻传播学的丰富与发展，有助于推动和促进学科建设，同时其农业新闻传播研究的突破不仅是意味着母体学科的丰富，还能给母体学科的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启迪作用。此外，农业新闻传播的研究，对于其相关学科，比如农村社会学、发展传播学、农业学等学科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农业新闻传播研究的现实意义
研究是对现实经验的总结或对以往理论的梳理，其目的是形成系统化的知识，进而反馈到现实中去，指导、规范、启迪、解释实践活动。农业新闻传播研究的现实意义就是对农业新闻传播实践的一种指导、规范、启迪、解释作用。它具有多个层面。
1.有助于科学规划农业新闻传播实践，建构科学、有序的农业新闻传播秩序
农业新闻传播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工程，涉及到传者、受众、媒介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样式的信息交流活动，同时与“三农”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三农”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各种影响。当前，农业新闻传播相对滞后，存在着传播资源浪费，传播秩序略有混乱，不能满足农民信息需求，甚至还有各种形式的“新闻伤害”等问题。从组织层面看，这些问题的化解需要建立科学、符合实际的农业新闻传播的规则。这就需要研究人员深入研究已有的传播政策、体制，能够科学地评估现有的传播规则，借鉴优秀的国外传播规则，深入了解传播实践，从而为政策决策层提供智力支持，敦促他们健全各种农业新闻传播的体制，从而最终建构成符合中国“三农”实际的农业新闻传播秩序。这种秩序能有效地开发农业新闻传播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新闻传播的积极效果，规避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
2.农业新闻传播研究，有助于改善农业新闻传播的实践
农业新闻传播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信息交流活动，从农业新闻的采、写、编、评到后期的制作、发行，需要系统的知识体系给予指导。在当前，农业新闻传播领域存在着报道干瘪、生硬、不受农民欢迎；办给农民看的节目农民不看；农业媒体经营不善，面临市场化的冲击；农业传播效果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化农业新闻传播的研究，理顺关系，掌握规律，从而以科学的规律指导农业新闻传播实践的健康发展。同时，农业新闻传播领域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农业新闻传播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系统化的梳理。此外，农业新闻人才的培养、在职人员的培训都需要系统化的农业新闻传播的知识。
3.农业新闻传播研究，有助于“三农”问题的化解
“三农”领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从传播的角度而言，“三农”问题的成因主要是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鸿沟，农民失去话语权，农业信息传播的组织模式和思维方式滞后，农村信息循环和信息建构系统落后，农民和市民不能共享社会信息等原因所致。由此，化解“三农问题”需要充分整合农业新闻传播资源，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效果，从观念层面上促进“三农”发展。而深化农业新闻传播，能够从传播角度提供不同于其它学科方面的解释与解决思路。
【注释】
(1)“农业新闻传播”是一个有歧义的词组，它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关于“农业”的新闻传播，第二种是关于“农业新闻”的传播，因此，这句话也可表述为“第二，这是一种‘农业’的传播，第三，这种‘农业’的传播与‘新闻’相关”。这两种表述的内涵和外延基本相同，本书采用后者。
(2)参见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9页。
(3)杰里米·滕斯托尔说：“‘传播’自身携带着许多问题，不论是‘大众传播’还是‘传播’都包含了成打的学科，提出了上千个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部分导致了传播定义的分歧。
(4)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传播学教授（Frank Dance 1976，1981）曾统计过，关于“传播”的定义已达126种之多。（《The Functio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by F.DANCE，1976）转引钟志贤：《论传播的性质与定义和两大学派》，《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89—94页。
(5)黄金贵：《古代文化中的传播概念》，参见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2页，第25页。
(6)《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2页。
(7)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8)郝雨、王艳玲：《新闻学概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第34—35页。
(9)《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35页。
(10)朱新民、齐延印主编：《农学学概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18—19页。
(11)《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45页。
(12)程贵铭主编：《农村社会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4版，第221页。
(13)范东生：《发展传播学——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转自张隆东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出版社1993年版。
(14)宫承波、艾红红：《试论勒纳的传播与发展理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2002年6期，第137—140页。
(15)叶春华：《新闻采写编评》，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16)程贵铭主编：《农村社会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17)黄宏福：《把“四季歌”唱新唱活》，《新闻前哨》1994年第4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页。
(19)［美］赖特·米尔斯等：《社会学与社会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转自程贵铭主编的《农村社会学》，第155页。
(20)程贵铭主编：《农村社会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21)参见万里《多为农民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对办好〈农民日报〉的一点意见》，载1985年1月1日《农民日报》改刊号。
(2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通史》（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23)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11月版，第67页，第73页。
(24)孙昊、路敦英：《做好农业报道应增强三种意识》，《新闻传播》2005年第3期。
(25)陈海楠、周曦：《如何引导农民走向市场》，《中国记者》2001年第6期。
(26)胡乔木：《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解放日报》1946年9月1日，参见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11页。
(27)毛泽东：《致刘建勋、韦国清》，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毛泽东书信选集》，1983年版，第533页。
(28)邱红杰：《特困群众救助体系年内构建》，《江南时报》2005年7月7日第5版。
(29)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30)孙昊、路敦英：《做好农业报道应增强三种意识》，《新闻传播》2005年第3期，第56页。
(31)罗吉斯·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32)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8—112页。
(33)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3—144页。
(34)蒋建科：《农业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张宝文《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6月版。
(35)蒋建科：《农业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张宝文《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6月版。
(36)选择这几个方面不是随意的，笔者在写作此书时，感觉这几个方面是大陆农业新闻传播研究的重点；此外，农业新闻教育、农民话语权、农民形象等问题也有所涉及。
(37)检索主要通过清华学术期刊网、维普全文数据库等网站，图表中排除了农业科技类广播电视节目和部分涉及农业科技新闻报道的论文。
(38)秦新平、叶传新：《搞好农业科技报道管见》，《新闻爱好者》1999年第3期。
(39)参见网址http://www.caas.net.cn/cast/media/JJK.htm。
(40)参见《农业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作者简介部分，蒋建科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6月版。
(41)诺曼·布劳格：《农业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序一，摘自《农业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42)张宝文：《农业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序，载自《农业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蒋建科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6月版。
(43)范伟：《解析农业典型报道中的“新闻伤害”现象及对策》，《新闻界》2003年第2期，第17页、第30页。
(44)陈泰祥：《新形势与新对策——试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报道》，《新闻战线》1999年第11期。
(45)张璐：《“三农报道”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新闻实践》2004年第5期。
(46)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中），《当代传播》2001年第2期。
(47)王玲宁、张国良：《我国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分析》，《新闻记者》2003年第11期。
(48)曹刚、方晓红：《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新闻记者》2002年第1期。
(49)陈崇山：《谁为农民说话——农村受众地位分析》，《现代传播》2003年第3期。文章全篇用数据说话，证明了农村受众在媒介资源享受和利用、信息接受工具的拥有量、享受媒介消费的时间、接受信息和自我表达声音的能力等方面，均不如城市受众。农村受众是传播领域的弱势群体。
(50)高峰：《在城市屋檐下寻觅农业新闻》，《青年记者》2003年第3期。
(51)周文涛：《试论电视对农节目的创新》，广西大学2001年新闻学硕士毕业论文。
(52)刘达：《当前农村媒介生态分析》，《新闻界》2004年6月。
(5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54)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55)主要有裘正义：《大众传媒与中国乡村发展》（1991），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王德海：《发展传播学》等。此外中宣部与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印的一套13本《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研究报告（1987），陈崇山、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1997）等著作也有所涉及。此外，2005年8月出版的《中国乡村传播学》未涉及到“中国乡村传播的效果研究”问题，甚为遗憾，但在其“后记”中表示将“对其进行更详尽的资料收集和专题研究。”
(56)程春生、蒋建科：《探索农业科技新闻影响力评价体系》，《科学新闻》2003年第24期。
(57)谢天勇、张国良：《大众传媒与扶贫报道——以1990—1999年〈安徽日报〉为例》，《新闻大学》2001年夏。
(58)这些文章主要有：《农民工需要真正的话语权》（邹建锋，2005），《要重视农民的电视话语权》（曾素萍，2005），《农民话语权的表达与传媒作为》（周海涛，2004），《农民工：都市媒体的“集体盲区”——兼论现阶段大众传媒的角色、功能与责任》（冯恩大，2004），《民生新闻与农民话语》（任中峰，2004）等。
(59)周海涛：《农民话语权的表达与传媒作为》，《新闻界》2004第3期。
(60)任中峰：《民生新闻与农民话语》，人民网2005年3月9日。
(61)张国良：《中国乡村传播学·序》，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62)关于三农的定义，参考了蔡福洪的《“三农问题”研究》一文的部分内容。
(63)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版，第3页，第53页。
(64)《三农问题：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温铁军博士答记者问》，载温铁军著《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版，第5页。
(65)关于“三农”概念参见陆学艺：《“三农”——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前言。
(66)李成贵：《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4月号。
(67)原话是：“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九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今略远为旨。”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68)王先明：《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淀与现代趋向》，《光明日报》2004年6月22日。此外在写作“三农问题”的产生与演化部分时也参考了此文不少内容，在此表示感谢。
(69)“被迫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学者陶东风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出来的。这一被迫现代化的事实，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造成20世纪中国文化顾此失彼，充满悖论的根本原因，更是中国知识界在近代以来一次次地陷入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参见陶东风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9月第1版，第6页。
(70)王先明先生认为古代社会没有三农问题，曹锦清认为古代社会有“三农问题”，他在《中国农村转型，转向何方》一文中说“传统中国社会里当然也可以说有所谓的三农问题，如土地兼并，税赋沉重，农民的揭竿而起，人口增长，土地分配，大量流民出现等等，还有一些自然灾害等也可以视作三农问题。”。本书持前者观点。
(71)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王桧林：《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72)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王桧林：《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73)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第12期。转自温铁军著《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版，第17—18页。
(74)李成贵：《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4月号。
(75)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2000年第5期。
(76)五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专用名词，是指中共中央从1982年1月1日起，连续四年出台的有关农村政策的简称。
(77)关于开放后农业和农村发展情况可参考杜青林：《“三农”工作的新成就、新思路和新举措——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在中宣部六部委联合举办的形势报告会上的报告》（摘要），《人民日报》2005年7月29日第八版。
(78)李成贵：《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4月号。
(79)关于“三农”难题的成因，冯继康、李岳云在《“三农”难题成因：历史嬗变与现代探源》一文中认为形成中国“三农”难题的有四个成因，即市场之因、制度之因、国情之因与政策之因。但也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索“三农”问题的成因。《“三农”难题成因：历史嬗变与现代探源》一文可参见网址：http://www.weiquan.org.cn/data/detail.php?id=4262。
(80)肖鹰：《问题与创新》，网址：http://www.siwen.org/dongtai/dangdai%20sixia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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