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传播研究的建制化

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好，

即使被人轻视，那人也掩住伤痕，

拼搏，哪怕耗尽最后一丝力气，

也要去摘那不可触及的星辰。

——W.丹尼尔森引自《梦幻骑士》^[1]，

用以赞颂施拉姆［1］

我们为什么(在传播领域)不问一问这类问题?我非常希望做那样的研究。

——W.施拉姆，1983年回忆其40年前

对先驱们战时研究的反应［2］

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的是，传播学术研究的背后有一个大众媒介行业。20世纪大众媒介崛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呈现社会的问题与机遇，推动了传播研究的发展。例如，关注宣传刺激拉斯韦尔开展研究，霍夫兰则希望利用大众传播支持国家的战争目标。施拉姆本人的研究也有着同样的推动力，只是他关心的是电视可能对儿童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将传播技术应用于教育和国家发展。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基础是大批渴望到媒介和日益扩张的传播业其他充满魅力的领域找工作的在校学生，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这些研究课题的绝大多数很可能无法在美国大学扎下根来。

报刊、电影、广播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和公共信息等相关领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报纸和杂志发行人一直是高等教育最慷慨的捐助者，他们资助奖学金、教授职位甚至整个学院，以确保胜任大众传播工作的毕业生的稳定供应。学生以稳定增长的数量涌入传播学专业。［3］在许多久负盛名的大学中，主修传播的学生多于任何其他专业。结果，与其他学术领域相比较，渴望成为传播学教授的博士拥有更好的工作前景。［4］数字就在那里。

然而，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建立一个研究新领域，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作职位、经费和学生。它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知识体系。施拉姆从本书上编所述的四位先驱的研究中，看到了建构这一领域知识体系的原材料。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所指出的，是施拉姆将标志学术发展的理论和研究要素第一次结合到一起。除了知识体系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之外，传播研究还需要有看待自身的统一观点，有一个获得成长的场所。我们已经看到了，施拉姆提供了这些必需品的第一部分。本章考虑的则是其第二部分，也就是在施拉姆本人执教的那些学校——爱荷华、伊利诺斯和斯坦福——之外的其他地方，建立传播学的问题。这个领域必须依赖其他一些机构、一些人，才能证明其长期的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