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社会语言学研究

第二节　国内社会语言学研究

社会语言学虽然是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但很多方面早在清代以前就有所涉及。在对社会语言学的不断探索中，我国学者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领域都有所加深，社会语言学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　传统语言学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传统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指清代以前我国传统语文学中的社会语言及语言与社会文化的研究，也包括20世纪70年代末80代初以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一）方言与文化研究

方言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种。地域方言和地方文化的关系密切，常常反映地方文化的特色；社会方言跟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关系密切，常常反映社会和个人的情况。我国传统语文学中对方言与文化的研究大都属于地域方言与地方文化关系一类。

关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末年扬雄的《猷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它利用周秦时代残存的方言资料，并记录当时各地活方言的词语，结合时间、地域的差异去研究方言，是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不朽之作。它主要记录各地域方言中词汇的差异。《方言》还充分注意通行于各方言或通行于部分方言地域的词汇，提出了“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等概念。《方言》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方言与文化方面的材料，对研究我国早期的语言与社会、文化问题，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我国传统语文学中还有很多是方言与文化方面的著作，例如，唐颜师古注《急就篇》以及清代翟灏《通俗篇》，钱大昕《恒言录》，范寅《越谚》，胡文英《吴下方言考》等。^[16]

近代章炳麟的《新方言》，收方言词语八百多条，根据相当的资料解释这些方言词语，这一研究对方言词语的演变与历史和社会意义有很重要的价值。

关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五四运动后，北京语文学界对方言与民谣的研究很值得我们研究。歌谣里的词语大多带有地域性，使歌谣中所带有的意思、情趣、声调等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汉语方言的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汉语方言概要》，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而系统地介绍现代汉语方言的著作。

（二）少数民族语言与社会文化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扬雄的《方言》及《尔雅》、《说文解字》、《广韵》、《集韵》等一部分古籍著作，还涉及地方志中语言、风俗部分，或多或少地记载、保存了少数民族语言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相关资料。在《方言》中提到朝鲜、东瓯、羌狄、东胡等一些少数民族名称，在《说文》中提到不少少数民族名称，其中也夹杂着少数民族的语言成分。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不少语言学家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少数民族的语言及其使用及演变情况，在调查中还涉及少数民族语言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例如，袁家骅早年曾对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过调查研究，著有论文《窝尼语音系》（1947）、《峨山窝尼语初探：语法提要》（1947），这些研究是他初次调查少数民族语言的成果。

我国传统语言学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一时期的社会语言学还有较大的局限性，并没有形成系统。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社会语言学只是处于准备阶段，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二　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社会语言学的引进和形成

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诞生的，在70年代末80代初开始传入我国。之后，我国社会语言学从兴起进入了发展时期。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7-1987年为建设阶段，1988年以后为发展阶段。有的学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即1979-1984年为艰苦创业阶段，1984-1987年为积极开拓阶段，1988年以后为蓬勃发展阶段。^[17]

从1978年到80年代初期，国外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对社会语言学的引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国社会语言学兴起的准备条件。例如《语言学动态》和《国外语言学》杂志译介了欧美一些社会语言的论著，还有祝畹瑾编译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1985）等。

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是在文革当中，语言阶级性的严重化使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出现。陈原对此时出现的现象进行研究，形成了《语言与社会生活》（1979）一书，有很深远的影响。文革以后，语言学界在国外学者的引导下将语言和社会的局限性进行分析，使之更接近社会。随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对语言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更加开阔。多种学科的交融和发展对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建立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语言学逐渐建立起来。在这期间，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越来越多，这些人中有原来研究外国语言和理论语言学的，原来研究汉语方言的，原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原来研究和教学现代汉语的，还有少数一些人研究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另外还有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和国内培养的研究生。

此时还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例如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所属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等一些专门研究社会语言学的机构。还开设了专业课程，培养了一大批的社会语言学相关研究生。研究领域也有重要的成果，例如，鲍明炜的《六十年来南京方言向普通话靠拢情况的考察》（1980），戴炜栋的《言语性别差异分析综述》（1983），陈原的《社会语言学》（1983），《从现代汉语几个用例分析语言交际的最佳信息量和最大效能》（1983），陈建民的《汉语口语》（1985），《称谓与名字》（1985），陈章太、于根元的《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1985），陈章太的《汉语的人名和人名用字》（1985），《略论汉语口语的规范》（1988），曹志耘的《北京话语音里的性别差异》（1986）等。

1987年，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近百篇社会语言学的相关论文。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并从建设阶段跨入了发展阶段。

（三）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从1988年开始我国社会语言学进入发展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逐渐扩大，研究成果丰硕。社会语言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语言变异，在此基础上还涉及了很多问题，其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已达到较高水平。

1.语言变异研究

语言变异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以拉波夫变异模式为代表的变异理论始终是社会语言学的经典和核心，也是国内介绍得最早、最完整的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我国在语言变异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最有代表性的是陈松岑的《语言变异研究》（1999），他从语言的本质、人类对语言本质和语言存在形式的认识过程、当代语言变异理论这几方面对语言变异进行理论探讨，还从研究语言变异的目的和方法、语言变异材料的分析、语言变异成果的应用三方面对语言变异理论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探讨中国语言变异实际。

语言变异现象的存在已是公认的事实，但对于如何认识这一现象的问题过去讨论得并不多。我国的变异理论研究正向着更深的层次迈进。目前主要存在三种看法：（1）从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中寻找变异存在的根源，认为语言变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2）从“语言即复制”这个哲学命题出发，认为万物之所以具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是因为复制保持了同一性，同时也为变异提供一个“能在不同的环境中继续复制”的机会；（3）从语言系统内部的矛盾入手，揭示变异产生的必然性。相关研究的重要著作还有，张清常的《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1990）、《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1997），徐大明的《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等。

语言的性别差异是语言变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反映到语音、词汇、句法各个层面。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四多四少”，即：描写现象多，深入分析少；英语材料多，其他语料少；语音词汇多，句子语用少；零散论述多，系统研究少。这些不足在最近10年中得到了不少改善。目前，国内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汉、俄、德、日、法语和中国民族语言乃至方言中的性别差异现象，并且将研究的层面扩展至句法与语用层面，在该变体形成的原因探讨上也有了更多的进展。代表著作是白解红的《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2000），该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语言与性别的关系，揭示了男性和女性使用语言上的差异和共性。其他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赵丽明、宫哲兵的《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1990）、《中国女书集成》（1992）、《女书与女书文化》（1995），赵蓉晖的《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2003）。相关方面的论文有：戴炜栋的《言语性别差异分析综述》（1983），卫志强的《男女语言使用上的差异》（1983），耿二岭的《性别影响方言区的人使用普通话的原因》（1985），曹志耘的《北京话语音里的性别差异》（1986），杨永林的《性别在英语语音、语调中的表现》（1986），徐祥武的《性别差异在英语中的体现》（1986），胡明扬的《北京话“女国音”调查》（1988），李经纬的《语言性别差异及其原因解释》（1998），白解红的《语义多层面上的性别差异》（2000），杨永忠的《论性别话语模式》（2002），张倩的《年轻人日常会话中插话现象的性别差异调查》（2005），郭风岚的《汉语日常会话中的言语应对及其性别差异》（2007）等。

导致变异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既有语言系统内部的因素，也有许多外部因素（例如社会心理、语言接触、语言传承、语境等），对此国内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陈松岑在前面提到的著作中特别提出了社会因素与语言变异相关的复杂性问题，把变异研究引向了更微观的层面。

变异还是引起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分别把语言变化归因于语言系统内部的不平衡性和语言外部诸因素的影响，通行的观点是同时兼顾语言内外因素，但对于孰轻孰重的看法不一。相关研究代表性论文主要有：王德春的《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论社会变异和语言变体的关系》（1982），许宝华、汤志祥的《上海方言的共时差异》（1982），胡明扬的《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1983），黄家教、崔荣昌的《韶关方言新派老派的主要差异》（1983），梁敏的《两代人之间的语音变化》（1987），沈炯的《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的语音分歧》（1987），史有为的《相对形式的产生、发展与接受》（1988），辛刚的《语言变异和语言系统》（1991），张迈曾、郑荣萱的《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若干问题》（1991），陈瑞端、汤志祥的《90年代汉语词汇地域分布的定量研究》（1993），林焘、沈炯的《北京儿化韵的语音分歧》（1995），徐思益的《试论语言的民族变体》（2000），刘俐李的《新疆回族经名的语言变异》（2001），周清海的《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2002），张世方的《社会因素与北京话清入字的今调类》（2004），郭风岚的《语言变异：本质、因素与结果》（2006），王立的《汉口话表人体动作词语变异及其走向探析》（2007），侯敏的《“背包”一词的读音的调查及思考》（2007），朱学佳的《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声调变异状况的声学分析》（2007），荣红的《基于多维度分析模式的语言变异研究综述》（2008），田贵森、孙建民的《语言变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09）等。

2.语言规划研究

从本质上说，语言学是一门描写性的学科，而不是一门限定性的学科。在语言学的研究史上，从限定主义到描写主义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语言学，其基本特征就是限定主义。语言规划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定主义，不过，这种限定主义是对现代语言学描写主义的一个必要补充，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要在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基础上来制定语言限定的规范，因此，语言规划不是单纯的限定，而是在描写的基础上的限定，语言规划的限定往往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语言规划研究的成果比较多。对此，中编“语言规划研究”一章已有介绍，这里不再复述。

3.双语双方言研究

双语双方言研究是一个起步较早的领域。马学良很早就发表了《应该重视“双语”问题的研究》（1981），后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1992年与戴庆厦合写的《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此外还有崔吉元的《朝鲜族朱河龙一家五代人的单、双、三语情况调查》（1983）。

陈章太的《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是调查研究汉语方言复杂地区居民使用语言情况的论文。文章对福建省顺昌县陈延年一家四代使用语言的情况作了简明而精辟的描述和分析，指出陈延年一家四代的语言交际是复杂、多元的，是多种方言和普通话分用、混用的典型，他们的语言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从其发展趋势来看，闽南等方言的作用和地位逐渐下降，而普通话的作用和地位正逐渐上升。^[18]

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的“双语双方言（国际）会议”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多次。1988年8月23日至26日在深圳召开的是第一次，会议名称为“深港片语言问题研讨会（国际）”，中心议题是“双语·双方言现象”。论文集《双语双方言》1989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1年8月5日至7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名称叫“第二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论文集《双语双方言（二）》由彩虹出版社出版。收录论文有：陈恩泉的《论双语制语境下普通话的两个模式》，郭熙的《试论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起源》，胡培周的《葡萄牙语对澳门语的影响》，李如龙、万波的《福建境内的两种双方言现象》，屈承熹的《篇章分析在双语教学上的应用》，杨鼎夫的《双语社会中的语言心态》，詹伯慧的《略论方言、共同语与双语制问题》，周长楫的《试谈厦门经济特区的双语双方言问题》，周耀文的《论在我国民族地区建立多种形式的双语文教育体制》等。

1993年8月17日至20日的第三次会议是和深圳市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联合举行的，会议论文集《双语双方言（三）》由汉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论文有：陈恩泉的《论双语交融过程中词语的规范》，李耀楠、赵世举的《双语双方言运用的心态透视》，李英哲的《汉语双方言教育、双文制度及教育现代化》，苏金智的《台港与大陆语言差异研究》，孙旭东的《双语区语言选择使用的制约因素》，易洪川的《双语人“您”类词误用研究》，詹伯慧的《再论方言、共同语与双语制问题》，张威云、路陈蔚的《军队双语现象浅析》，张振兴的《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郑定欧的《面向九七年的香港推普工作刍议》等。

1995年6月举行了“第四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会议论文集《双语双方言（四）》由汉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论文有：陈恩泉的《中国施行双语制度刍议》，戴庆厦、董艳的《中国国情与双语教育》，关辛秋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实验调查与思考》，李英哲的《不同华人社会的双语教育和语言使用状况——从比较中吸取教训》，梁金荣的《试论双语使用中的不对等性》，林万菁的《双语环境下的新加坡华语词汇异化问题》，缪锦安的《香港的语言问题以及和香港有关的双语双方言研究》，严修鸿的《双方言现象的语言功能演变类型》，詹伯慧的《方言和普通话杂议》，张振兴的《再论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周小兵的《美国的双语交际和双语教学》等。

1997年3月举行了“第五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会议论文集《双语双方言（五）》由汉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论文有：陈恩泉的《论香港回归于港深两地的双语文策略》，傅雨贤的《香港回归后语言生活走向刍议》，郭先珍的《试论发展市场经济与发展双语的一致性》，康家珑、萧世民的《双语现象与语用心理》，李宇明的《语言保护刍议》，邢福义《“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张振兴的《深入研究双语双方言的现象》，周庆生的《中国双语人口构成》等。这次会议以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由陈恩泉主编的论文集《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这个论文集由《双语双方言》（一）至（五）辑中挑选的44篇论文编辑而成。

1999年6月举行了“第六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会议论文集《双语双方言（六）》由汉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论文有：常艳彩的《双语环境下普通话教学方法论浅谈》，陈恩泉的《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学科思考》，傅雨贤的《市场经济与双语双方言》，李向农的《近年武汉市城区流行语考察》，李英哲《双语双方言研究的新契机》，林谷辉、曾国玲、陈卓铭的《探讨双语人的失语表现》，盛炎的《澳门语言现状与语言规划》，萧国政的《新加坡华语虚词使用说异》等。

2001年7月1日至7日，举行了“第七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会议论文集《双语双方言（七）》由汉学出版社出版。邢福义在题为《我们的事业在前进》的开幕词中分析了新世纪双语双方言面临的挑战和相应的应对措施。主要论文有：屈哨兵的《广告语言中的双语双符现象——以两条街道的店名为例》，苏金智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中的双语双方言问题》，盛炎的《对21世纪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展望》，邢福义的《误用和误判的鉴别四原则》，张振兴的《从局外观察澳门的语言生活》，张志敏、张兴旺、张玲秀、马德全的《怎样提高高师汉文系汉蒙双语专业学生的汉语水平》等。

2004年8月14日至16日，举行了“第八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泰国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本届研讨会的特色是：双语对比研究的篇目增多了，约占论文33%，研究的范围（语种）也有所扩大；有的论文已经涉及语言类型学的范畴；有的论文把双语双方言研究引入了文化领域。

2006年7月7日至10日，举行了“第九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和中国内地、香港地区的38位语言文字专家参加讨论。研讨会收到论文共有48篇。

另外，新疆汉语言学会于1989年8月举行“第二届学术年会”，论文集《汉语·双语·双推论文集》里有一些双语研究论文，例如勒尚怡的《维汉语对比研究的若干问题》，张声的《汉维两种语言中几种基本句型的对比》，陈世明的《汉维语复合词构成方法的对比研究》，卢润莲、孟大庚的《试论双语教学中的词汇对比》，高莉琴的《把变换分析引入双语教学》、高莉琴的《从维吾尔人学汉语看第二语言习得的几个问题》、《非线性音系学与维吾尔语音节的底层结构》等。

语码转换是双语双方言研究中的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的问题。相关论文有李刚的《语码转换研究述论》（1998）、《自然语言语码转换研究的若干方面》（2001），谭冬玲的《语码转换的心理语言学分析》（2000），高军、戴炜华的《语码转换和社会语言学因素》（2000），李经纬的《从斯科顿的标记模式看语码转换研究的新进展》（2002），杨娜、任海棠的《语码转换之社会语言学新视角》（2011）等。

总之，自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夏中华在《新世纪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趋势》（2011）一文中通过对2011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的分析，考察了21世纪我国社会语言学之走向。文章指出：“在今后的研究中，社会语言学会更加关注国家重大社会语言问题，以实证明为基础探讨社会语言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探索对策机制，重视语言国情，多角度、多领域做好语言规划和语言战略研究，在服务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发展，同时，探讨学科建设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