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的词典学拓展研究

三、跨学科的词典学拓展研究

“跨学科研究是科学综合化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近代和现代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生长点乃至新学科的产生，常常在不同的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形成。”⁽⁶¹⁾双语词典学作为一门有着较强应用性的学科，其“理论的创新主要原动力不是来源于对词典本体的研究”⁽⁶²⁾，而是综合利用语言学、翻译学、社会学、符号学、计算机科学、交际学、认知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来构建并完善自身的理论研究体系，丰富双语词典学的研究内容，拓展双语词典学的研究领域。

1﹒研究现状概述

胡壮麟（2007）在谈到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倾向时，曾经指出，“语言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向纵深发展，对本学科的研究越挖越深；一种是横向发展，力求与不同学科建立联系，以解决种种复杂的语言问题……”⁽⁶³⁾。鉴于（双语）词典学与语言学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系，我们认为（双语）词典学的研究中也存在这样两种倾向，即基于双语词典本体的研究，如双语词典的结构、类型等研究，以及围绕双语词典本体展开的跨学科研究，即横向地合理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解决双语词典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后者对双语词典学研究疆域的拓展，无疑更为重要。

（双语）词典学跨学科研究特征的形成也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阶段。传统上的（双语）词典学研究，多属“偏重实用的局部研究，往往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重要的实践环节上（如释义），忽视从整体上考察词典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将词典编纂看作是纯粹的语言行为，使其人为地与其他学科割裂开来”⁽⁶⁴⁾。但随着（双语）词典学研究的深入，它与多种新兴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逐渐加强，日益显示出跨学科的特征。尽管（双语）词典学的描述对象仍然是以语言为主体的词典编纂实践活动。但它并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局限于狭隘的语言或语言学的内部言说，而是具有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充分汲取其他邻近学科的相关理论精华，不断丰富自身的研究内容。在这方面，我国改革开放30年间有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均为基于词典本体从跨学科的宏观视角所做的探索性研究，极大丰富了（双语）词典学的研究内容。

雍和明的《交际词典学》（200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书尝试将交际学的理论系统地应用到词典学的研究之中。在对“词典工具论”和“词典语篇论”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以交际学研究中的“过程派”为其基本框架，提出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将词典看作是编者向用户传输词典信息的交际系统，把词典编纂看作是通过编用互动关系最终导致的一系列词典选择实现的动态交际过程。在这一理论框架之下，作者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词典交际的选择、词典交际的类型、词典交际的结构组织、词典交际的基本原则、文化内和文化间词典交际中经常或可能会出现的主要问题以及词典交际的信息修正与补充等问题，试图将词典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纳入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交际词典学理论框架之下。词典交际论将词典看作是编纂者与使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交流和传输系统，为词典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建构起一个反映词典本质属性、揭示词典交际运作过程的框架，为词典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新世纪以来，陆续有专家学者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词典学问题研究相结合，进行了一些创新探讨。赵彦春的《认知词典学探索》（200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书是从认知角度思考词典学问题所做出的探索性尝试。在该书中，作者试图探求一种以认知科学为取向、语言学习为目的、词汇能力为归宿的新的词典学范式，这种“认知范式”将词典学的研究重点从单纯研究“词”的形态和语义的静态描写转移到揭示“词”、“世界”和“心灵”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借鉴认知科学、语言学、语言习得等相关理论对词典学进行跨学科研究。在构建认知词典学的理论框架时，作者选择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切入。具体来说，微观上强调学习者词汇能力的推理部分，即学习者应能回溯词汇生成和使用涉及的认知过程；宏观上探讨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以便以普遍的认知规律指导认知学习词典的编纂。在对认知词典学的理论探索进行论述之后，作者从语义、形态、词汇—句法界面及语法模块四个方面对词典学问题做了认知上的综合研究，并探讨如何将其应用到认知学习词典的编纂实践中去。以认知规律为切入点的词典学范式是探索性的，但这种跨学科的探索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领域，对词典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田兵的《义项的区分与描写：关于多义词的认知语义学研究》（2004，科学出版社）同样也是将认知语义学理论应用于词典学本体研究的一项研究成果。该书以认知语义学理论为框架，主要涉及范畴化原则、原型理论、框架语义学、理想认知模式和认知语法等对多义词认知语义网络结构的研究，探讨了义项的生成和多义的衍化机制，以及语义历时变化和共时变化的规律等问题。基于如上理论，作者构建了一个多义词义项认定和区分模式，该模式由认定原型义和区分多义词不同义项两个原则构成，这两个原则又被具体明细化为一套更具操作性的准则，对更好地揭示多义词语义网络的动态性、双级性和多维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该研究中，作者还运用这一模式对现当代汉语中的超级多义动词“打”进行了个案研究，并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前80回）、老舍的《四世同堂》（前87回）提取出所有带“打”的例证，构建出两个“打”的语义网络，通过细致的比较，进一步验证其所提出的模式对多义词义项的认定和区分提供的有效帮助。

赵雪琴的《英汉双语词典中搭配信息认知模型的构建》（2008，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书在总结前人对搭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英语搭配进行认知分析，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将搭配定义为所学语言中的认知单位，认为搭配是概念同现的表现。然后，作者对单语学习者心理词典特征与双语学习者心理词典特征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以此确定双语词典中的搭配信息，并采用抽样研究的方法对现有的英汉双语词典中的搭配信息进行了分析。最后，作者以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双语词典中的搭配信息认知模型，并指出搭配信息认知模式可以通过词典前件、宏观（选词立目）、微观（如译义系统、例证选取、搭配信息说明、参见系统等）三个方面来实现。该研究是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词典搭配信息呈现方式的一次较为系统的尝试。

双语词典涉及两种语言与文化，其研究自然离不开翻译的问题，双语词典释义的本质特征在于译义。魏向清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2005，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书是针对双语词典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主题——释义（译义）问题展开的一项具有明显创新特征的系统性研究。作者首先对“译义”的概念做了重新界定，把传统双语词典译义研究由对应词研究的单一模式，扩展到对包括对应词研究在内的双语词典译义的宏观和微观并重的系统综合研究。然后，作者基于现代多元本质论和认知系统论对双语词典译义问题展开了全新的思考，尝试对双语词典译义这一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与双语词典编纂实践的核心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构建，以期对双语词典编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有所帮助。作者立足于包括语义研究理据、双语词典学研究理据、翻译研究理据以及接受反应文论研究理据等在内的多元研究理据，把双语词典的译义问题置于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中加以考察，真正体现了词典学研究的多边缘跨学科研究特征。此外，作者还拓展了双语词典译义研究新的领域，首次对双语词典中的翻译特殊性问题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索，并对双语词典的译义批评问题做了初步的系统研究。总体而言，该研究“不仅对双语词典释义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双语词典新范式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⁶⁵⁾。

此外，还有两部词典学学术专著对双语词典相关的具体翻译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跨学科拓展研究，即万江波的《双语词典的翻译研究》（2006，复旦大学出版社）和陈伟的《翻译与词典间性研究》（2007，上海译文出版社）。前者主要围绕双语词典的元语言、双语语文词典与双语非语文类词典的翻译、语料库与双语词典翻译的关系三个议题，着重探讨了双语词典中的翻译操作、一般规律和理论框架，试图构架双语词典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为双语词典的翻译操作提供系统规范的方案和建议。后者以“意义”为切入点，试图对翻译学与词典学这两门学科的事实交叉进行系统书写与描述，既有学理层面的理性探证，也有经验层面的史料爬梳，更有立足两学科实践层面而生发的理性指导。

在词典的微观研究方面，改革开放30年，我国专家学者的相关跨学科研究意识也有所增强，比如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考察词典的参见和插图⁽⁶⁶⁾等问题，具有创新特色。崔冰清博士的学位论文《论词典的参见》（2004，未出版，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藏）从词典学和认知心理学等跨学科角度对词典中的参见系统进行了探索性的理论研究。崔博士认为词典中的参见不仅仅是弥补字母编排法缺陷的一种补救措施，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参见的出现从本质上来说根源于有组织的人类知识。以心理词汇、词汇提取等方面的研究为基础，以兰姆的关系网络模型为核心，崔博士尝试构建了词典中的参见模型，该模型共包括五个子系统，即词形—读音子系统、语法形态子系统、词汇子系统、概念子系统及知识源子系统，且各语言子系统与其他认知子系统之间紧密相连，是一个并行处理的激活模型，强调语言信息存储于各子系统的内部联系及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之中。此外，崔博士还从理论角度论述了如何改进学习词典中的参见，并探讨了电子时代中参见的前景。该研究将参见的出现归根于人类知识的有机联系，将参见从词典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进入语言和思维的大背景，是一项有着积极意义的词典学交叉研究，对词典实践的开展和词典学理论的构建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综观这些从跨学科视角对词典学所做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出，（双语）词典学的跨学科研究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以合理的邻近学科相关理论为框架，将双语词典学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整体上加以梳理和考察，为双语词典学研究提供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方法和原则；二是借鉴邻近学科的相关理论，针对双语词典研究的细节问题（诸如译义、配例、参见等）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为传统双语词典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双语）词典学的跨学科研究又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如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网络词典编纂研究等。由于我们已在上一小节做了相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先生曾经说过，“可以预料，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学科时代”⁽⁶⁷⁾。（双语）词典学的蓬勃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这一预言的准确性。近几十年来，（双语）词典学研究在构建自身理论体系框架的同时，积极地从其他多种学科汲取营养，与相邻学科的融合程度日益加深，其研究的跨学科性逐步强化，催生出众多词典学交叉学科，除了以上提到的跨学科研究之外，还有诸如文化词典学、教学词典学、专科词典学（如译学词典学）等新的研究领域。

2﹒未来研究展望

对于未来的双语词典学跨学科研究趋向而言，我们认为除了要进一步深入拓展和完善目前已有的跨学科研究方向之外，我国的双语词典研究者还应积极关注如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1）术语词典学（或专科词典学）。郑述谱先生曾明确地指出，“术语学与词典学有着特殊的紧密关系，应用术语学的成果往往是以词典的形式呈现出来的”⁽⁶⁸⁾。哈特曼（R.R.K.Hartmann）和詹姆斯（G.James）（2000）曾将术语词典学（terminography）⁽⁶⁹⁾定义为“研究有关术语词典的设计、编纂、使用和评价等的活动”⁽⁷⁰⁾。我们认为，术语词典学是术语学与词典学相结合所产生的交叉学科，是一门关于术语词典编纂理论实践和研究的学科。这方面，俄罗斯的专家学者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⁷¹⁾。长久以来，我国双语专科词典的编纂多停留于简单的双语词汇对照层次，未能取得重要突破。在学术交流国际化日益加强的大背景下，如何编纂出高质量的双语专科词典，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学术界对外交流的需要，是双语词典研究者可以而且应该担当起的责任。与通用语文词典和专项语文词典注重语言信息的处理不同，专科词典有其独特的性质，其编纂质量的提高需要更多依赖术语学、术语词典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以及不同专业领域人员的通力合作来实现。中国的术语学研究在冯志伟、郑述谱等先生的倡导下正逐步发展起来，双语词典研究者借助自身的外语和词典学背景知识，一定可以在术语词典学的研究领域有一番大的作为。

（2）比较词典学，就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词典编纂以及词典与社会文化的学问”⁽⁷²⁾。在国外，已有相关的专著问世，如安德森（J.D.Anderson）的《英法、法英双语词典的发展：比较词典学研究》（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French，FrenchEnglish Bilingual DictionaryA Study in Comparative Lexicography，W.Clowes＆Sons，1972）。词典比较的研究“可以在同一本辞典的不同版本之间，可以在同类辞典中的不同辞典之间，可以在不同类型的辞典之间，也可以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辞典之间进行，以便从中找出普遍规律，揭示相同语言和文化或不同语言和文化中辞典的异同和关联，通过借鉴形成更加科学的辞典理论与实践原则和方法”⁽⁷³⁾。词典学的跨语际和文化对比研究可围绕以下几点展开：应用理论的对比研究、编纂理论的对比研究以及编纂实践的对比研究⁽⁷⁴⁾。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五大家族”的英语单语学习词典的系统对比研究，结合汉语词典的实际来探讨汉语学习词典的研编，抑或结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需求来进行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研编，这就属于特殊类别辞书编纂实践的微观对比研究。再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汉语和英语辞书学各自的方法与经验，研究不同语言文化背景或条件下辞书的不同历史沿革与传承，辞书编纂理念、模式与方法的差异，寻求彼此可以借鉴的优势和长处，促进世界辞书文化的交流与进步。这属于辞书编纂理论与文化方面的宏观对比研究。就改革开放30年间而言，我国的专家学者在比较词典学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正如黄建华所指出的，“这本该是双语词典学界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但迄今为止，这方面只发表过零星的文章”⁽⁷⁵⁾。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双语词典研究中可以见到更多有关比较词典学的研究成果⁽⁷⁶⁾。

双语词典作为语言文化信息的载体，因对语言的描写而与其他学科不可避免地发生关联，体现出跨学科的特性。近二三十年来，（双语）词典学得益于现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其跨学科性又得以强化。但在积极推进（双语）词典学的跨学科研究的同时，我们还需警惕如下的一种倾向，即不能随意以“学”之名来冠以某项与双语词典相关的跨学科研究。很多情况下的（双语）词典学跨学科研究虽冠以“学”之名，但“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充其量只是词典学的一个研究侧面或研究方向。……这种滥分学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对词典学的学科建设也是不负责任的”⁽⁷⁷⁾。这应是我国的双语词典研究者在开展跨学科研究时应当秉持的严谨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