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英译及其研究现状分析

《中庸》英译及其研究现状分析

《中庸》英译及其研究现状分析^[1]

徐　珺　张莹娜

作者简介：徐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务英语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跨文化商务翻译学术团队负责人，《商务外语研究》执行主编，研究方向：翻译学、功能语言学、商务英语与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张莹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2011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商务笔译

编者按：中国作为一个具有5000余年文明史的国家，积淀了辉煌灿烂的优秀文化。儒学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滋润了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成为华夏文明源源不断的思想和精神源泉。儒学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周边国家乃至西方后，不仅在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经济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等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1996年1月8日，伦敦《金融时报》刊文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把自己看做是其他国家理所当然的模范。但是这个模范的角色现在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僵硬的欧洲，而是来自东亚。美国如果鼓励美国人自愿地去采用一些孔子的教诲，其社会将会有莫大的受益。”（http://www.ldbj.com/lunyu/lunyu/26/01.htm20090729/）。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汉语以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坚守与发展提到了议事日程。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指出，“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关注和热情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和学术研究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张西平：中译外事业中的人才对策，http://www.china.com.cn/zhuanti/zyw/2007-04/07/ content_8081042.htm）加强典籍翻译、弘扬中国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胜过以往任何时候。为此，我们将不定期地刊发中华典籍英译研究的文章，以飨读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北京100029）

摘　要：“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作为“四书”（即《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之一的《中庸》，是关于人生哲学的教育理论类著作，核心精髓为“中庸之道”。《中庸》包含了中国儒家哲学思想的精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仅如此，据我们搜寻到的文献看，《中庸》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和影响力早已跨出了中国国界，遍及全球。在中学西进的过程中，《中庸》译者和译本起了怎样的作用？本文在对《中庸》英译本和译者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中庸》英译及其研究做一简要分析，并对《中庸》英译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中庸》英译；研究现状；分析与建议

A Brief Review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Doctrine.of the Meanand Its Research

XU Jun　ZHANG Yingn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are the authoritative books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one of the Four Books (namely, Th.Doctrine of the Mean.The.Analects.Menciusan.The.Great Learning), is a kind of work of educational theory concerning philosophy of life, with “the course of the mean” as its kernel. Embodying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in China.The Doctrine of the Meanhas influenced greatly on various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politics, thinking etc. Further more, according to the data we’ve searched, its connotative thinking, academic value and influence have long ago extended beyond China to the entire glob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learning entering the western world, what role have the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ions o.The Doctrine of the Meanplayed?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translators o.the Doctrine of the.Mean, this paper analyses briefly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and its research status quo. In addition, the paper mak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further research abou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Key word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the Doctrine of the Mean；research status quo；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1. 引言：《中庸》的精髓与影响力

“四书五经”^①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涵盖了道德思想、核心价值观、经营管理等领域。作为“四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被朱熹^②合称为“四书”）之一的《中庸》，是关于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类著作，其核心为“中庸之道”。《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参阅http://baike.baidu.com/view/671.htm2012-02-14）。“四书”是研学儒学核心思想的最重要的文献。《中庸》早在西汉时代就有专门解释《中庸》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录有《中庸说》二篇，以后各朝各代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或文章问世，影响最大的当属朱熹的《中庸章句》。宋、元以降，《中庸》成为古代科举考生的必读书之一，奠定了其作为儒家经典学说的地位，在中国的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代学人对《中庸》倾注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北宋著名思想家、理学家和教育家程颢（1032—1085年）和程颐（1033—1107年）都极其尊崇《中庸》。南宋朱熹根据二程的观点，将《中庸》重新划分章节，又作《中庸章句》，但保留了原作的次序。朱熹说学习“四书”的顺序应当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6112270.html?si=2）。《中庸》作为一本哲学著作，对于读者有一定的理解难度，世人对“中庸”一次解释也不尽相同。程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章句》引）朱熹云：“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中庸》章句）。《说文》：“庸，用也。”解释繁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总揽《中庸》一书，可称其为儒家的人生哲学、个人修为的宝典。慎独、至诚，以至赞天地之化育，推衍为成己成物的极则。《中庸》第一章即提出了其主题思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将天道应用在人道上，而产生无偏无颇、无过不及、天人合一、体用兼备的思想体系（叶匡政，2009：53）。《中庸》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而“诚”是《中庸》道德观念中最重要的一环。它将天、地、人三者有机、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用它来启承三者，而三者又是以“诚”为轴心相辅相成的，天下万物则各用其能，各尽其职（于丹，2007：330）。

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包含了中国儒家哲学思想的精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在于丹（2007）的《〈中庸〉心得全集》中，所列举例子中，不论是诸葛亮的带兵真诚，晏殊的诚实参加殿试，台静农对学生守信用，还是范蠡的急流勇退，韩信的胯下之辱等等古今人物事例莫不体现了“中庸”的思想。《中庸》一书，乃孔门传授心法之典，值得细细品味和仔细研究。

据我们搜寻到的近年来研究文献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界、汉语学界专家学者们对《中庸》的研究成果著述颇丰，但在翻译学界，乃至外语学界对这部凝结着儒学深邃思想的《中庸》还鲜见。笔者自本篇起，将《中庸》的英译研究做一系列探讨，旨在抛砖引玉，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2.《中庸》国外译本评析

2.1译者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基本上是由来华的国外传教士和国外汉学家担当，如《论语》的第一个英译本的译者是顾利（David Collie），“他曾担任过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的汉语教授，英华书院印行过他的四书译本，书题为《通常被称之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集》”（程钢，2002）。《中庸》的译者概莫能外，这些译者包括顾利（David Collie）、理雅格（James Legge）、穆勒（A. Charles Muller）、庞德（Pound, Ezra），休中诚(E.R.Hughes)，陈荣捷 （Chan，W-T），安乐哲和郝大维（R. T. Ames ＆D.L.Hall）等。

2.2译本评析

据我们搜索到的文献看，《中庸》的全译或节译本有十多个，其中多为全译本，译入的语种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其中著名的译本有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译.The Doctrine of the Mean、穆勒的译.The Doctrine of the Mean等。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是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精通汉英两种语言。曾著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观念》、《孔子的学说和生平》、《孟子的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比较》等汉学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很有影响。1843年，他来到香港。1861年，他在香港出版了英文版《中国经典》第1卷和第2卷。1893年，理雅各翻译了《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Mean。译文忠实于原文，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奉为经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11年原版引进。穆勒的译.The Doctrine.of the Mean于1991年发表在网站http://www.acmuller.net/con-dao/docofmean.html上，网上流传广泛。他本人也是最早使用互联网来传播其佛教及东亚思想研究成果的学者之一，并且成果卓著。意象派诗人庞德在华盛顿一些专家学者的帮助下，也曾译过《中庸》，“他的译文字字句句体现着他对儒学的研究与理解，向全世界传播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徐齐平，2002年9月20日）。休中诚的译.The Great Learning.the Mean-in-Action于1942年由J.M.Dent and Sons LTD出版。陈荣捷（1901—1994）被誉为“北美大陆的儒家拓荒者”（http://baike.baidu.com/view/972724/2012-06-12/），他的译.The.Doctrine of the Mean收录于《中国哲学资料书》中，1963年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国外中国哲学研究将其作为作为基本参考资料。安乐哲和郝大维的译.Focusing the Familiar.A.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the Zhongyong则有自己的理解，于2001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客观上说，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读者阅读和理解《中庸》等“四书五经”都非易事，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更是难上加难的事，因为作为译者既要精通汉外两种语言（尤其是中国古代汉语），同时还要精通中西方文化。囿于时代背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的《中庸》文本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误读误译时有发生，未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深邃与博大，正如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的：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998.htm//2012-02-15）。我们认同辜鸿铭的观点，但同时我们也认为，从历史上看，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为中学西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到了立交桥的作用。

3.《中庸》国内译本简评

国内译者的作品以辜鸿铭^③.The.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1906）最为著名，其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鉴于外国汉学家在翻译时时常出现的歪曲儒家经典原义的现象，辜鸿铭担负起了将儒家思想更好地介绍给外国人，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责任（摘自：《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参阅http://club.topsage.com/thread-2229413-1-1.html），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论语》）（1898）和《中庸》（1906）。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http://baike.baidu.com/view/1998.htm#4//2012-02-14），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http://baike.baidu.com/view/1998.htm#4//2012-02-14）。

辜鸿铭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中庸》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辜鸿铭精通中英文，所以译文颇为成功。毋庸讳言，辜鸿铭所译的《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http://baike.baidu.com/view/1998.htm#4//2012-02-14）。其他国内译本有蔡希勤的节译本《中庸·精华版》和何祚康的全译本《大学·中庸：汉英对照》，这些译本均由华语教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限于篇幅，在此恕不展开评述。

4.《中庸》海外研究简评

《中庸》因包含的哲学思想内涵深邃、意义深远，一直深受西方研究哲学、宗教、儒学的学者关注，例如，杜维明（Tu Weiming）的《〈中庸〉论文集》.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An.Essay on Chung-yung），1976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其论著《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An Essay.on Confucian Religiousness），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其著作《〈中庸〉洞见》.Suny.Se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由段德智翻译，中英文对照本由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另外，安乐哲与郝大维的《〈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阐释》在中西方比较的视域中，对《中庸》中“诚”、“性”、“情”、“礼”和“教”等最为重要的观念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其研究揭示了《中庸》所蕴涵的一个完整连贯的结构的哲学意义以及其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性（安乐哲、郝大维，2002）。

5.《中庸》英译国内研究评述

国内历代历朝对《中庸》的研究彼伏此起，以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居多，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但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专门对《中庸》英译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相比较而言，对于辜鸿铭的译本研究稍多一些。通过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发现，有下列文章专门对辜鸿铭《中庸》译本进行了研究，即王辉（2007），王华（2008），朱萍（2009），王之光、陈佩佩（2009），陈佩佩（2010），郑玉凤、陈可培（2010），李佳（2010），经晶（2010）。王辉（2007）的论文“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在分析辜鸿铭的英译《中庸》的基础上，指出辜氏译经与后殖民理论家主张的异化、阻抗式翻译大异其趣，打破了由传教士、汉学家垄断中学西渐、制造中国形象的局面，具有反对殖民主义，尤其是文化殖民的初衷与色彩；王华（2008）在“从接受理论看辜鸿铭《中庸》英译”一文中，以德国的接受理论为理论框架，运用“期待视野”“视域融合”和“审美距离”这三个概念，探讨了辜鸿铭在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选择上体现的读者意识；王之光、陈佩佩（2009）在其论文“从意识形态看辜鸿铭的儒经英译——以《中庸》译本为例”中，将辜鸿铭的《中庸》英译本作为案例，探讨辜氏在特定历史阶段英译儒经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以及辜氏如何通过对译本的操控向目的语读者传达符合自己视域的意识形态图景；朱萍（2009）在“辜鸿铭英译《中庸》的策略”一文中，从辜氏译经的目的入手，将其译经放入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辜译《中庸》中使用的统一整体翻译核心概念词、西中格义、旁征博引以及创造性释意等策略进行了分析。该文认为辜氏的翻译策略成功地实现了他向西方显示中国文明的目的。郑玉凤、陈可培（2010）在“从翻译规范论视角评析辜鸿铭英译《中庸》”一文中，运用图里的翻译规范论，对辜鸿铭《中庸》英译本的翻译规范运作方式进行了分析；陈佩佩（2010）的硕士论文“文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和翻译改写——以辜鸿铭的《中庸》翻译为例”将辜鸿铭的《中庸》翻译作为案例，以操纵和改写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重点探讨了这些问题，如辜鸿铭的个人意识如何操纵他的翻译决策，他为何要改写原文以及如何改写原文。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辜鸿铭的翻译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同时，也指出在研究辜鸿铭的译本时，应时刻关注促成译本诞生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2010年的另一篇硕士论文（李佳，2010）则从文化输出的角度研究辜鸿铭的对外翻译活动，并以其英译《中庸》为例，从翻译目的、译本选择、翻译策略和读者意识四个方面分析其翻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分析了辜鸿铭《中庸》英译本在输出儒家文化和改善中国文化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王国维对辜鸿铭《中庸》译本及翻译本身进行了评论。围绕这篇文章，先后有3篇文章围绕王国维的观点进行了研究。这3篇文章是马向辉（2008）发表的“不可通约性视阈下的王国维译论——‘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的现代阐释”。在该文中，马向辉认为，王国维以哲学家的眼光和身份谈论译事，开了中国近代译学史上的先河，而其所蕴含的不可通约性思想萌芽则更是难能可贵，将其放到王国维思想体系的框架里进行考量，从不可通约性的视角对该文进行解读，并对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换中的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做了一番探讨；袁锦翔（1991）发表了“王国维评辜译《中庸》”的文章。该文分析了王国维对辜氏译本以及翻译的态度。文章提到“王要求翻译须忠于原作的意旨；要进行功能对等地移译，而反对形式对等的翻译，此外译者需态度严谨，对西方读者认真负责，交代清楚作者为何人，原作又和学术价值等等，王氏虽对辜译提了不少意见，但从20年后《学衡》看来，总体上仍然肯定它的成绩”；另一篇文章是王辉（2006）的“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兼评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王辉在这篇文章中逐条分析了王国维所谓辜氏译本的“大病”与“小误”。王辉（2006）认为，王国维囿于原作中心论和纯学术的追求，未能体会辜氏翻译儒经的文化用心。他（即王国维——笔者注）所指摘的，恰恰是辜氏翻译策略之所在。

此外，有4篇文章对《中庸》多种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如：钱桂荣、刘畅（2010）的“《中庸》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该文作者以《中庸》的辜鸿铭和理雅各两个英译本为例，讨论了译者在词汇衔接、语法衔接和逻辑衔接等语篇衔接手段的使用偏好，以及对古汉语特有衔接字词的翻译策略，并认为，“这些体现出了译者自身独立于原作者和原作风格之外的一些特点，即译者风格，而译者风格显现于语篇衔接之中”（钱桂荣、刘畅，2010）；赵辉（2010）在“《中庸》哲学诊释方法新议——以英译《中庸》为中心的比较研究”一文中，选取了理雅各、陈荣捷、安乐哲的三个英译版本，对《中庸》的现代诊释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该文认为，《中庸》的现代诊释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将《中庸》作形而上学的解读，在英译中就表现为“本质性语言”和“过程性语言”两种译法的区别，进而该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庸》所阐发的世界不是一个本体论的世界，《中庸》不是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而是具有中国思想自身特色的一种世界观。除了上述2篇文章外，还有2篇硕士论文对不同译文进行了分析，分别是刘畅（2010）的“《中庸》三译本中语篇衔接机制的使用统计及译者风格分析”和丁水芳（2011）的“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中庸〉英译研究——以辜鸿铭和安乐哲译本为例”。刘畅（2010）在硕士论文中，借助语料库分析软件（AntConc 3.2.1w），对辜鸿铭、理雅各、穆勒的《中庸》三个英译本中语篇衔接机制的运用进行了对比。该文将对比分析的过程定量化，得出了以语料库为基础的一些对比数据，并分别对三个英译本中显性的和隐性的语篇衔接机制进行了分析。这篇硕士论文还分别就三位译者的翻译动机和文化背景与其各自翻译风格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丁水芳的硕士论文（2011）则从另一个角度即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对安乐哲和辜鸿铭所译《中庸》译本做对比研究，探讨的重点是译者文化身份、译者翻译动机和译者翻译策略。我们还发现有1篇硕士论文（刘玉兰，2008）虽然也对《中庸》的多个译本进行了研究，但并非对比，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刘玉兰在硕士论文“多角度主体性对翻译的操控——以《中庸》为例”里，将德里达结构主义影响下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作为框架，选取了《中庸》的四个英文译本，把翻译政治作为一个次级维度，探讨了主体性对译文的操控，时间跨度从 19世纪持续到21世纪。这4个译文的译者分别是中国译者辜鸿铭、西方汉学家理雅各、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以及哲学家安乐哲与郝大维，以此来证明该文的假设：译文远非原文的附庸，而是多角度主体性操控下的产品（刘玉兰，2008）。

只有1篇专门对安乐哲和郝大维的《中庸》译本进行了研究，即美籍华人倪培民（2005）的“从功夫论的角度解读《中庸》——评安乐哲与郝大维的《中庸》英译”。在该文中，作者首先通过讨论安乐哲与郝大维对《中庸》的核心概念“中”、“庸”和“诚”的翻译，来说明其对他们的诠释的保留。之后，该文认为，虽然他们的译著未能揭示这一功夫的层面，却为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倪培民，2005）。

另有1篇专门对理雅各的《中庸》译本进行了研究，即王辉的“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王辉以理氏1861年的《中庸》译本为例，探讨了理氏译本所代表的传教士东方主义特征。该文指出，理氏翻译《中庸》，并非要向西方传播儒家之道，而是要将这一中国圣书去经典化。理氏在一些核心概念的翻译上坚持本质主义的解读立场，全面颠覆子思的形而上学建构，为《中庸》制造出十分负面的形象。他（指理雅各——笔者注）的翻译，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对儒家经典与文化的审判（王辉，2008）。

6. 结语

从以往对《中庸》英译及其研究可以看出，《中庸》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其对国外学术界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通过我们的分析也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客观地说，也还存在不足，即大多聚焦于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译本，从译本分布看，《中庸》的翻译研究以辜鸿铭的译本研究较多，对其他译者（如穆勒、庞德甚至理雅各等）译本研究甚少；此外，研究视角也大多集中于翻译方法和译本的语言比较上。窃以为，研究视角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注释：

①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书经》、《礼经》、《易经》和《春秋经》。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

②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参阅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262.htm2012-2-14）

③ 辜鸿铭（1857—1928）学贯中西，获得13个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大学》等翻译到西方的中国人，积极地将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宣传到西方，甚至在西方流传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参阅http://baike.baidu.com/view/1998.htm2012-02-14）

参考文献：

[1] 安乐哲，郝大维.《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阐释[J]. 中国哲学史，2002（03）：5-17.

[2] 陈佩佩. 文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和翻译改写——以辜鸿铭的《中庸》翻译为例[D]. 浙江大学，2010.

[3] 程钢. 理雅各与韦利《论语》译文体现的义理系统的比较分析[J]. 孔子研究，2002（02）：18.

[4] 丁水芳. 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下《中庸》英译研究[D]. 长沙理工大学，2011.

[5] 樊培绪. 理雅各、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不及与过[J].中国科技翻译，1999，12（03）：50-52.

[6] 经晶. 互文性视角下的辜译《中庸》主体性研究[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10，11（03）：298-300.

[7] 李佳. 对外翻译和文化输出—以辜鸿铭《中庸》英译乃例[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

[8] 刘畅.《中庸》三译本中语篇衔接机制的使用统计及译者风格分析[D]. 武汉：武汉科技大学，2010.

[9] 刘玉兰. 多角度主体性对翻译的操控——以《中庸》为例[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2008.

[10] 马向辉. 不可通约性视阈下的王国维译论——《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的现代阐释[J]. 求索，2008（02）：165-167.

[11] 倪培民. 从功夫论的角度解读《中庸》——评安乐哲与郝大维的《中庸》英译[J]. 求是学刊，2005，32（02）：6-12.

[12] 钱桂荣、刘畅. 《中庸》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研究[J].语言研究，2010（10）：81-83.

[13] 王宏. 略论翻译奇才辜鸿铭[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29（05）：102-104.

[14] 王华. 从接受理论看辜鸿铭《中庸》英译[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2008.

[15] 王辉. 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兼评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J]. 外国语言文学，2006，89（03）：186-191.

[16] 王辉.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01）：62-68.

[17] 王辉. 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J].孔子研究，2008（05）：103-114.

[18] 王小波. 强势语下的无奈——辜鸿铭古籍英译的归化[J]. 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4，24（05）：70-74.

[19] 王之光，陈佩佩. 从意识形态看辜鸿铭的儒经英译——以《中庸》译本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S2）：1-4.

[20] 伍晓明.“天命：之谓性！”——片读中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1] 徐齐平. 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诗人庞德[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9-20（08）.

[22] 杨子吟，邹效维. 近十年中庸研究观点介述[J].理论研究，1998（04）：96-101.

[23] 叶匡政.《大学中庸 高级解读》［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53.

[24] 于丹.《于丹心得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30.

[25] 袁锦翔. 王国维评辜译《中庸》[J].语文札记，1991，86（02）：63-64.

[26] 张枝新，张德让. 从个性倾向性论辜鸿铭英译儒经的动因[J]. 2007，16（01）：117-120，132.

[27] 张晓丽. 从多元系统论视角解读辜鸿铭的“特别翻译”[J]. 科教文汇(中旬刊)，2010（04）：141-142.

[28] 赵辉.《中庸》哲学诊释方法新议—以英译《中庸》为中心的比较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10.

[29] 郑熊. 朱熹《中庸》解释方法论[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

[30] 郑玉凤，陈可培. 从翻译规范论视角评析辜鸿铭英译《中庸》[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19（05）：75-77.

[31] 朱宝锋. 辜鸿铭的翻译思想初探[J]. 世界文学评论，2007（01）：182-185.

[32] 朱萍. 辜鸿铭英译《中庸》的策略[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11）：235-236.

【注释】

[1]基金项目：本研究系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汉文化经典外译：理论与实践”（11YJA74010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商务翻译研究”学术创新团队成果之一。感谢笔者所带硕士研究生谢赛参与的数据收集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