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复译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

三、文学作品的复译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和协商的过程。在这种对话、交流与协商的过程中，原文、原文作者、译者、(原)译文、读者，有时还有翻译发起人、出版商或赞助人等，都会参与到翻译活动中来。而在复译中，译者即是复译者，译文即是复译文本，他(它)们也都参与到整个翻译活动之中。原文作者、(原)译者、复译者、读者、原文、(原)译文、复译文本都是文学作品复译中的主体。

根据主体间性理论而将复译中的各个因素均看作主体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翻译学属于综合的人文科学，而在人文科学中，对象与主体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主体与客体也不是分离的，往往正是主体对客体的参与才是使其对象能被认识，其真理能被经验(陈大亮，2005:8)。作为翻译的文本，即原文，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实体，而是“对象和意义”。但对象与客体又是有差别的，对象可以不是实体;对象也不是主体的创造物，而是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已经与人处于“主体间性”关系之中，因而具有主体性。因此，文本是一种“不能离开主体而独立”的存在。翻译中的原文、(原)译文、复译文本正是这样的存在，一方面它们是作为翻译主体之一的译者所认识和作用的对象，同时又会制约或反作用于译者;另一方面它们分别又是原文作者、(原)译者、复译者的隐身，而(原)译文和复译文中又融合了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它们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翻译中的主体——原文作者、(原)译者、复译者、读者等，与他们本身所认知的对象——原文、(原)译文、复译文本等并不是分离的，他(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些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到底发生着怎样的关系呢?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没有译者就不可能有翻译。但对于译者的主体性，应辩证地看待。传统译论将译者看作“舌人”、“仆人”、“媒婆”、“译匠”、“文化搬运工”等固然贬低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将译者置于翻译过程的最核心位置则似乎又过于夸大了译者的作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消解任何占有性个体中心主义和不含主体间性的单独主体性”(陈大亮，2005:9)，以避免“造成译者主体性的盲目扩张”(袁莉，2002:407)。据此，译者应该被界定为翻译这种语言文化之间对话、交流与协商过程中的中介者(mediator)、协调人(harmonizer)、仲裁人(arbitrator)、公断人(moderator)、协商者(negotiator)、顾问(consultant)。翻译就是原文、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译文读者、翻译发起人、出版商或赞助人等多个主体之间所进行的相互对话、相互交流与相互协商，他(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在同原文、原文作者、译文、译文读者对话、交流和协商过程中，作为译者，首先要了解自我，同时也要了解作为“他我”的其他主体;译者要承认“他我”与自我具有同等地位和权利，承认自我同“他我”之间人格的平等与机会的平等，不强制，不压迫;另外，译者同其他主体一样，必须墨守共同的规则，遵守共同认可的规范，以期共同创造出主体同自然的和谐。

但另一方面，作为中介者、协调人、仲裁人、公断人、协商者、顾问，译者又永远不可能成为文化价值的中立者。一个译者之所以选择某个文本进行翻译，往往是因为他从现实的兴趣出发而关注起该文本，这时，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在其翻译选择和翻译方式上。从历时角度看，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我们却隶属于历史，一个人不可能处在他和历史的关系之外来思考历史。因此，在理解一个已经存在的文本时，作为时代的产儿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其所处时代的控制，不可能摆脱当代的束缚而使自己置身于过去或者某个真空中。这样，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操纵学派”翻译理论认为，这正是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对译者所实施的操纵。20世纪中期，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操纵，中国翻译界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大量翻译，这正是译者对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然后再通过翻译来强化其意识形态的表现。中国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梁启超所进行的政治小说述译，则体现了译者对当时现存文化的否定，因而通过翻译来颠覆当时的文化与文学模式，从而达到变革目的。但对译入语文化无论是认同还是反动，都体现了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或反映了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查明建、田雨，2003:22)。从微观方面看，译者的选词造句、语气、文体及风格的选择等，也无不反映着译者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

不同时代的译者，由于其自身的在(being)(前见、效应历史、期待视野、自身气质等)(袁莉，2002:406)而造就了译者本人，再加上其所生活的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诗学等对他本人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在他们与同一个原文进行对话、交流与协商时，其最终结果——译文，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译者个人的和译者所处时代的印记。与此同时，翻译所服务的对象在不同时代也会完全不一样，这不仅意味着读者群发生了变化，更意味着不同时代的读者，会有完全不同的阅读趣味和期待视野。因此，不同时代的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观照自己所面对读者群的阅读趣味和期待视野。著名翻译家傅东华先生所翻译的《飘》在他那个时代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但如果在今天，他的翻译选择和翻译方式恐怕就不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读者所认同和接受了。

原文同译者之间怎样体现其主体间性呢?我们知道，原文既是译者认识的对象，也是一种交往的媒介。正如萨特所说的，作品从来就不是一个已知数，而是“一个媒介物”、“一个半成品”、“一个向读者的自由发出的召唤”(转引自邹广胜，2001:5)。原文要同既以读者身份、又以译文生产者身份出现的译者处在动态的、不断的作用当中才能让译者生成出在新的文化语境意义观照下的译文来。因此，原文实际上并不具备客观意义，原文的意义必须依附于译者的阐释，依附于原文同译者之间的交流、对话与协商，依附于译者赖以依存的客观语境。正如伊塞尔所说:文本的真正意味，是处于阅读时我们反作用于我们自己的那些创造物的活动之中。正是这种反作用的方式，使我们将文本看作一种实际的事件来体验(转引自邹广胜，2001:5)。正是在这种体验过程中，我们弥合、填补和完善了原文中不确定的空白与间隙，而一旦这些空白和间隙被弥合、被填补、被完善，交流立刻就会发生，意义立刻就会生成。

而原文的“空白”正是展现自身主体性的场所，同时也决定了自身主体性的特点。原文客观存在的静态结构使文本看起来自身不会言说，是一种不会言说的物。然而，它和真正的“死物”并不相同，它是在译者的阅读过程中呈现出其自身的主体性的。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将文本看作一种流传物，这种流传物是通过语言的媒介而存在，并依赖新的解释而获得生命力(邹广胜，2001:5)。在他看来，“流传物并不只是一种我们通过经验所认识和支配的事件，而是语言，也就是说，流传物像一个‘你’那样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流传物是一个真正的交往伙伴，我们与它的伙伴关系，正如我和你的伙伴关系”(伽达默尔，洪汉鼎译，1999:460，495)。当然，文本自身并不像“你”那样对“我”讲话，但是我们的解读使它讲话。因此，正是由于译者的阐释，使得谈话中的另一个参与者即原文开始了讲话。可见，在原文这一主体同译者这一主体的对话、交流与协商过程中，原文的主体性同译者的主体性融合了在一起，达到“视阈融合”，由此而生产出的译文“既与原文有着某种联系，是原文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系里’的生命延续和衍生，又是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和价值的‘后起的生命’”(冯文坤、何颖，2004:59)。

可是，有哪些因素构成原文作者这个主体呢?上文已讲到，原文实际上是原文作者的隐身，或用杨恒达(2002)的话来说，原文实际上就具有“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但除原文之外，原文作者就创作文本所发表的言论、原文作者的经历、价值取向、文学观念、意识形态及其创作的其他文本等均构成作者主体的一部分，它们同原文一起构成原文作者的主体并与译者处于主体间性的关系之中。作为译者，首先要主动地走近原文作者，积极同原文作者进行对话和沟通，原文作者同样也会同译者进行对话和沟通，尽管这种对话不像“你”对“我”讲话那样，但译者对原文作者的走近就是对他的解读，就是同他所进行的交流、对话与协商，他们协商的最终结果是以译文形式在另一种语言中呈现出来。换言之，译文就是译者同原文作者进行对话的终极产品。

译文同译者之间也存在着主体间性的关系。这是因为，译文既是一种译者同原文作者协商的最终结果，也是译者同译文读者和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进行交谈和协商的结果。在翻译过程中，原文的意义或曰翻译的终极产品——译文，只有在译者社会文化语境观照下才能得以生成。袁莉(2002:406)在进行翻译主体研究时也谈到，文学翻译拥有最基本的艺术四要素:世界、原文本、译者、译文本。译者是一个基点(中介)，直接与另外三极:原文本、译文本和世界发生关系。这里的“世界”既包括了译入语读者，也包括了译者的社会文化语境。杨春时(2004:20)在《论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一文中指出，语言是主体与主体间交谈的产物，是自我主体同世界主体之间交谈的结果;语言的真正存在是语言的运用，是谈话，谈话的总和构成了语言;在语言的运用中，并不是人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自己在运动，人被语言所支配。译文的生成正是语言的运用，是作为自我主体的译者同世界主体之间进行交谈的结果。

与此同时，作为“自我”的译文又会同“他我”的读者进行交谈和协商，但这种交谈和协商的结果是翻译批评研究的对象，不属本文研究的范围。在这里，我们想谈谈译者同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大凡译文都需要有读者来欣赏，只有拥有读者的译文才具有生命力。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译者，必须考虑读者的所需及其审美情趣。但译者总是有一个便利条件，那就是，译者同读者处于同一文化氛围之中，译者因此就基本上能够很好地把握读者的期待视野。译者所做的一切就是为读者服务，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着译者语篇的制作策略(旷剑敏，2004:113)。我国著名翻译家林纾借助其合译者魏易的口述，非常成功地翻译了一系列外国小说。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对原文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语言的表达等方面充分考虑到了译文读者。比如在内容上，他主要选取了反侵略作品和爱情小说之类的作品进行翻译。他选择前者符合当时人们的反侵略要求，选择后者能够“使那些处于革命动荡时期无婚姻自由的人们最为激动。通过译作，他们可以了解域外的情爱奇观和奇风异俗”(旷剑敏，2004:113)。在语言的使用上，林纾采用古文进行翻译，这充分得到当时读者的认同，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立场，认为古文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在翻译的艺术创造方面，林纾采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体现在原文的选择上以长篇作品为主，而在译文中则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再现原文信息，这些都非常符合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趣味、接受心理和审美期待。这正是林纾翻译成功的秘诀所在。可见，作为译者，同自己的读者进行心灵的交融与沟通，从而将自己的视界同读者的视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于自己译作的成功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对于复译者来说，除了仍然要面对原文之外，他不得不面对的还有“原译文”这个主体的存在。作为复译者，在动手翻译之前，他不仅要同“原译文”进行充分对话、交流和协商，还要同自己所处时代的读者进行对话、交流与协商。只有这样，复译者才能够纵观全局，充分了解和把握自己的译文同原译文之间的同和异。其最终生产的“重译文本”又构成另一个新的主体，参与到与其他个体间的“共在”之中。这种“共在”的场所是复译者同原作者、原译者进行相互对话和交流的场所，是原文和原译文得以同复译者、原作者、原译者进行对话的契机，也是所有这些主体对话交流的平台。从对话角度看，原文和原译文分别是原文作者和原译者同复译者赖以对话的议题，复译是包括原文、原文作者、原译文、原译者、复译者、译文读者等多个因素在内的多个主体之间所进行的对话过程，复译文本则是他们交谈的结果。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复译中所涉及的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才使翻译任务得以共同完成。因此，翻译中所涉及的各主体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主次或主仆关系，而是平等、相互协作的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因此翻译实际上就是多重声音的“复调”(查明建、田雨，2003:23)，而复译则更是多了两重声音，那便是“原译”和原译者所发出的声音。这多重不同声音交织在一起，既有和谐的声音，亦有叛逆的声音。这也正是翻译中译本的文化、文学交流意义和译本在译入语中的时代文化意义(查明建、田雨，2003:23)之体现。

从另一角度来看，翻译中所涉及的各个主体均既是常量，亦是变量，或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术语来说，他(它)们都是“共时”与“历时”的统一体。可以说，翻译中的每个主体都是一种当前暂时的静止存在，这种当前暂时的静止存在是同其他主体“共在”的基础，也是同其他主体得以进行对话的条件。从历时角度看，翻译中的每个主体又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比如译者这个主体本身，由于不断经历着这个世界，因而时刻在经历着变化，使得译者自身的知识不断取得进步，这样，就连不同时间段里的同一个译者也变成了不同的主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同一个译者在不同时期内会对自己的同一个译本会有不同的感受，因而总是在不断地修正和调整以往的译本，甚至重新去翻译原作的原因所在。而不同译者在翻译同一原文时，其表现则更会大异其趣。这是因为，尽管不同译者的心灵在理性方面是一致的，但这不能够保证他们的心灵在价值观或生活方面的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不同译者的语言行为方式不可能相同。因而不同译者对同一原文进行翻译时就会见仁见智。

上文谈到，语言是主体与主体间交谈的产物，是自我主体同世界主体之间交谈的结果。因此，作为语言之运用的译文，一旦产生，便处于历史的某个时间段中相对静止的存在状态。正是因为这种相对静止的存在状态，使得译文在语言的词汇、句法、语体色彩等使用方面随着时间的流变而慢慢落伍，因而呼唤着有新的译文问世以保持原文之生命力，同时也保持新时期语言和社会文化语境所存在的状态。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依托复译才能够再现译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文本中语言的以及文本外的各种潜在因素和潜在环境的整合方式(Hatim，2001:28)。德里达将翻译看作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语境中打开的文本的崭新历史。每种译文都是原文生命的延续和再生，都是在为原文拓展生命的空间，并在这个新拓展的生命空间里赋予原文以新的价值(许钧:复译是一种文化积累)。作为原文生命延续的译文，在面对新的文化语境、新的读者时，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话、交流与协商。而当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读者包括复译者比照原文和译文而产生新的认识和解释时，他们就有可能创造性地对之加以重新阐释(秦文华，2003:48)。这种重新阐释的结果便是复译文本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