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主体

9.1　翻译的主体

世界是人的世界，社会也是人的社会，人又是社会的人。世界因为有了人而变得精彩，社会也因为有了人而变得丰富。在人与世界以及人与社会的交往中，人与外部世界总是以彼此对立又彼此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方式认知和被认知。人是认知客观世界和社会的主体，客观世界和社会是被人认知的客体。翻译过程中相对于源语文本而言，主体是译者。在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中，由于译者主体处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间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交汇点上，他∕她是译事的中介也是译事得以进行的基石。译者既是原文本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对翻译过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很久以来，人们习以为常地把译者看做翻译活动的唯一主体。然而，承认译者在翻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是翻译活动的唯一主体。例如:从版权的角度来看，一部源语作品的版权为作者独立所有，但一部翻译作品的版权则不为译者独立拥有，而是由原作者和译者所共享。可见，尽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关键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翻译的主体就只有译者。

近年来，“翻译主体”这一问题在翻译界引发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讨论，不同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国德文翻译家杨武能先生认为:“同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原著和译本都不过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和载体，都是他们的创作客体。”(杨武能，1987)很明显，他认为文学翻译的主体不限于译者，而是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共为翻译的主体。当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这三者中间处于中心位置。谢天振也指出，文学翻译的主体不仅仅包括译者，“除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等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谢天振，1999:13～14)谢先生在此处谈论的“创造性叛逆”，其实就是翻译，所谓“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就是指翻译主体。换言之，他所说的翻译主体包括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翻译活动主要涉及作者、译者、译文、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因此，李明认为他们都是翻译主体。他说:“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协商的过程。在这种对话、交流与协商的过程中，原文、原文作者、译者、(原)译文、读者，有时还有翻译发起人、出版商或赞助人等，都会参与到翻译活动中来……原文作者、(原)译者、复译者、读者、原文、(原)译文、复译文本都是文学作品复译中的主体。”(李明，2006)对于谢天振和李明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主体是参与实践活动的人，翻译主体也不例外，应该是人，因此原文文本、译文文本和接受环境等因素都不是翻译主体。

国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翻译的主体仅指译者。例如:法国的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nio Berman)就认为，无论是翻译批评的理论研究，还是翻译批评的具体实施，出发点都必须以译者为主体。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翻译立场、翻译方案和翻译方法等使译者成为翻译活动中最为积极的因素，并成为了翻译活动中的主体。(许钧，2009:107)我国学者袁莉在《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翻译的四个最基本的艺术要素:世界、源语文本、译者、译入语文本;其中，译者是最主要的。“译者是一个与作家平等的艺术创造主体。”她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且是翻译过程中唯一主体性要素。(袁莉，2002:397～409)对于翻译主体的认识，陈大亮在《谁是翻译主体》(2004)一文中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虽然说主体是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主体，也就是说，主体与人并不能划等号，只有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实践、认识和审美主体。主体最本质的特性是它的社会性和实践性。原文作者和读者虽然都是参与者，但他们并没有直接介入翻译活动，他们只是充当译者翻译时应该考虑的对象，因此也不是翻译主体。可见，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几乎都认为，翻译是译者实现主体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翻译主体理应指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因此只有译者才有资格得到这个称号。我们认为，原文作者和读者虽然可以成为广义上的翻译主体，但不是狭义上的翻译主体，因为原文作者虽然创作了原文，是原文的创作主体，但他没有直接参与翻译这一实践活动，所以不是翻译的主体;读者是阅读活动的主体，也不是狭义上的翻译主体。“因此，我们可以说，翻译活动过程中的主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应该是译者，因为他是翻译活动过程中的行为者和实践者，其目的是为了使客体——译作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不同主体(包括个人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等)的需要。”(胡牧，2006)

尽管翻译理论界已经有很多学者对翻译主体进行过探讨，但翻译界对于何为翻译主体尚无定论。许钧教授在对有关翻译主体的不同看法进行研究和归纳总结后认为:“理解、阐释和再创造构成了翻译活动的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都有着其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作用的地位，形成一个各种因素起着相互制约作用的活跃的活动场，而在这个活动场中，从传统的原作者独白和无限度的读者阐释，走向了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积极对话，而译者处在这个活动场最中心的位置，相对于作者主体、读者主体，译者主体起着最积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译者视为狭义的翻译主体，而把作者、译者和读者当作广义上的翻译主体。”(许钧，2003b)对于许钧将翻译主体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翻译主体，查明建、田雨作了进一步解释，“如果‘翻译主体性’中的‘翻译’是专指翻译行为本身，那么，这个翻译行为主体无疑是译者，原作、原作者和读者都是译者翻译实践活动的对象。这样来理解‘翻译’，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的主体性。如果‘翻译主体性’中的‘翻译’不是专指翻译行为本身，而是指涉与翻译活动全过程相关的所有因素，在这些因素中，除译者外，还有两个主体，即原作者和读者。这样来理解‘翻译’概念，译者、原作者、读者都是翻译的主体，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考虑到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各种因素间的相关性，我们赞成后一种理解。”(查明建、田雨，2003)许钧和查明建、田雨的观点为我们在翻译研究中正确认识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对翻译主体性下定义的时候，我们显然应当考虑到作者和读者的主体作用，同时更应关注译者主体性的中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