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族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与理性思维

6．1．3　西方民族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与理性思维

6．1．3．1　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的内涵

哲学是民族化、个性化的，只有民族的哲学才能建构与这种民族的哲学形式相适应的语言形态。西方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最早产生于柏拉图哲学，柏拉图把客体的本体世界和主体对立地确立起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知识论。古希腊民族是崇尚理性的民族，理性主义精神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内核，早期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理性的能动性是支配客观世界的本质原因，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柏拉图发扬了这种理性主义思想，并且认为人的理性的理念是第一性的，自然界不过是理念的影子和具体的表现形式，是由理念派生的。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对于宇宙的基本看法就是“主客二分”，他们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对宇宙间的事物进行主客划分，把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灵魂和肉体、上帝和撒旦、天堂和地狱、拯救和堕落截然分开，注重内在的差别和对立，进行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这种排除人的主观成分所形成的自然观，导致了一种客观性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产生了比较严格意义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知识。古希腊人把“分析学”和“逻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人使用理智，借用推理，去寻找事物秩序的真正原因。

西方文化深受古希腊哲学主客观二元论哲学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一直关心的就是自然，他们以研究自然为己任。早在17世纪，笛卡尔就概括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本质：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洛克则明确地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追求：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这两位哲学家所确立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和根本追求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本质与核心。西方人把宇宙和自然看成人类征服和无限索取的对象，因而非常重视对自然客体的研究，思维的目标往往指向外界，追求的是征服自然的自由与合一，所以西方文化历来重视形式分析和逻辑推理，视理性（逻各斯）为人和自然的本体，理性是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注重思辨理性是西方一贯的传统。钱兆华指出，这种“主客二分”传统导致西方人要通过观察和实验方法去认识自然，而不像中国人那样试图用冥思苦想的方法去体悟出事物的“理”或“道”来。（钱兆华，2003）

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孕育了西方民族的分析性思维模式，这种从局部到整体的分析型思维模式倾向于先找到局部构成要素，再找到要素之间的严格关系以便把握和理解整体，因而理性思维特别强调观念、法则和方法在实证和推理中的作用。西方印欧形态语言组织形式同他们的理性思维模式密切相关，形态型语言的形合特征直接体现了西方民族的分析型思维习惯。作为一种形态性语言，英语比较注重运用“逻辑语法规则”和形态标记来组词造句，从句子的宏观结构而言，英语是以句子为思维单位，注重单个句子结构的完整性，句界较为严格；在单个句子内，英语往往以一个主谓结构为核心框架，借助众多的形态变化来表示各种语法关系，然后可借助各种连词和从句，向外延伸扩展，形成一种从句套从句、结构复杂的复合句。西方民族以语言这种抽象符号作为思想工具，来认识把握客观世界，当主体和客体分离时，承担主客体认识媒介的语言就力图与客观世界完全对应，如果没有语言的这种确定性和形式化，面对认识客体的主体好像就无法把握世界。在西方形态型语言中，语义理解的过程更多地通过语言外在的形态标记和内在的逻辑结构连缀起来，形态型语言的组织方式和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从局部理解整体的思维模式，思维的表达形成了对语言内在结构的依赖。语言意义的表达也要遵循从局部到整体的分析性思维模式，于是西方语言以丰满的形式特征描述确定的意义世界，确定性和形式化成为西方人思维模式和西方印欧语言组织机制的特征，西方语言学家在对词语的意义进行分析时，往往坚持形式语义学的研究方法，采用义素和成分分析法来进行，比较注重词语的文化语义的形式特征的分析和归纳。

6．1．3．2　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与修辞心理

古希腊哲学思想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中的逻辑思辨和理性精神培育了西方人崇尚理性的思维模式，精确性是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表现为分析型思维方式和逻辑型思维方式。西方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源于假设，在验证假设的过程中注重分析和实证，强调由一到多、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的思想，是一种由局部到整体的分析型思维方式。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分析解剖，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西方人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工具相当精确，这种精确思维的习惯使他们凡事讲究说个明白，热衷于把表面上看上去杂乱无章的自然现象整理成有条理的知识，说话喜欢用概念去定义，用逻辑去推理，很少使用比喻，因而造成了西方文化中人际交往语句表述清楚、定性明确的特点，这与汉文化中的表达含蓄、留有空间形成鲜明对比。

西方理性主义思想追求的是征服自然的自由与合一，也就是在求真的前提下追求善和美，科学性的审美易于指向客观事物，在审美体验中首先关注的是“美是什么”，这是一种知识型的追问方式，起决定作用的是认识关系，这种认识以思维来把握，由思维的物化形态——语言所组成的一套明晰清楚且具逻辑性的概念系统表达出来，因而决定了审美体验的方式是由理性主义所决定的偏重分析的逻辑思维。而中国人在进行文艺审美时始终将人作为关照的重心，是在求善前提下追求真和美，伦理性的审美易于指向主体自我，人很容易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投射到自然物体中，很容易在客观对象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因而语言中爱用隐喻、拟人手法，借用大量的植物词来描述主观的情感。“悟性”和“理性”分别代表了中西方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就审美主体来说，东方的“悟”表现为主客体一致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人不在宇宙之外，宇宙也不在人之外，人与宇宙相通并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中华民族比类取象式的思维方式促使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仍然与对象保持不可分的一体关系，没有明确的主体与客体之分，所以中国人在进行审美观照时爱用赋比兴的手法，造成了汉语中有大量的比喻性习语。

西方人崇尚科学和理性，注重思维活动的严格性、明晰性和确定性，注重思维程式的数学化、形式化、公理化、符号化和语言的逻辑性，思维方式也必然带有精确性。这样一来，西方科学就确保了无论是作为前提或基础的知识，还是作为导出的知识，都是明晰的、精确的，甚至可以用数学公式把它们表达出来。西方科学的这种注重对概念的严格定义，注重运用逻辑方法进行推理的传统，不仅保证了科学知识的精确性和明晰性，同时还保证了科学知识内部的一致性和系统性。“西方逻辑思维虽然具有把握对象内在本质的抽象性，并且能够借助概念体系对事物的内在本质做出明确规定和表述等优点，但这一切都是以扬弃象思维的直观生动性、具有动态的整体性和全息性为前提的。”（王树人，199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