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治国理政新命题的理论形态

所谓理论，是建立在概念、范畴基础上的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5]只有科学的理论体系，才能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理论形态通常是指理论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质。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通常具有以下基本要素：基本概念和范畴、回答的基本命题、独特思想、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理论的哲学基础以及理论的总体特征等。从理论形态的角度审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难发现，它不仅是战略形态，也是理论形态，既是对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谋划的高度凝练，也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具备了理论形态的基本要素，解决了理论内在的逻辑自洽，构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新框架、新形态。

（一）理论的基本构成

1. 基本概念。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是词或词组。概念的形成既可以通过原创，使用新的词语进行表达或概括，也可以通过词语组合，赋予原有概念以新的理论内涵，形成新的概念或范畴。由此观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了五个基本概念，不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都具有明确的内涵，都可以被视为经过抽象后形成的新概念，具有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等基础词汇所没有的新目标、新内涵、新思想、新要求，而且经过组合和创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成为具有明确内涵的新概念。

2. 理论主题。理论主题是指理论聚焦的最核心命题，正是在回答理论主题的过程中，理论得以生成和发展。“四个全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聚焦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题，从理论上着力回答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从而将我们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路和路径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的发展空间。

3. 独特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这四个“第一次”的提出，打开了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视野，赋予了上述概念以新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蕴含一系列创新思想的理论新形态、新概括。这些新思想包括：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思想。包括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三个“全面”的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论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分阶段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深邃命题。其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思想。其包括：国家治理是有方向的治理；国家治理是不能隔断历史的治理；国家治理是兼收并蓄的治理；国家治理的关键是制度治理；国家治理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治理；国家治理必须是全面治理；国家治理必须是依法治理等重要观点。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涵盖了治理的方向、目标、原则、主体、方式、路径、重点、举措等关于国家治理的一系列内容，构建起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不仅深化了我们党对于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认识，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开辟了新路。其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思想。其包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时代命题；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五大体系以及六项任务；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法治建设的战略新思路；提出着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法治建设的关键所在；提出要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等等。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用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规律性探索，也是人类在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探索出的重要理论成果。其四，全面从严治党新思想。其包括加强思想建党，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以严抓作风为突破口，巩固执政基础；以严惩腐败为重点，重塑执政形象；严格选人用人，夯实“从严治党”组织保障；严明党章党纪，确保党的权威；严肃监督机制，扎紧“从严治党”制度笼子；等等。全面从严治党新思想，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以德治党和依章治党相结合，致力于通过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新思想是对我们党“从严治党”思想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4. 价值追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追求就是人民幸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就包括了人民幸福的追求，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个“全面”都是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存在。具体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活环境，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自豪感尊严感；全面深化改革旨在破除实现人民幸福的体制障碍；全面依法治国目的是为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人民幸福提供了稳定、规范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为实现人民幸福提供了政治保障。可见，“四个全面”当中，每一个“全面”都蕴含了人民幸福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5. 规律性认识。首先，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比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抓住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核心；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结合起来；[6]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全方位整体推进、从问题的症结入手、把“严”字贯穿治党全过程全时段等等，都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其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比如，从发展布局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党的建设“五位一体”战略部署，抓住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牛鼻子”，在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加以全面推进；从发展动力看，“四个全面”将改革的逻辑贯穿其中，从改革中获得发展动力源泉。从发展保障看，要推进改革，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破”和“立”有机统一起来。再次，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比如，从人治走向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在具有漫长人治历史的中国建立现代法治，建设法治中国；确立宪法的权威，强调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遵循的也是世界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理论的内在逻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逻辑严密的整体框架。首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清晰的逻辑主线，这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仅表现在，这一战略布局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而提出，而且表现在，对治理现代化这一基本命题的回答，从根本上讲，还是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其次，“四个全面”有逻辑关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并不是松散地堆砌，而是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对其他三个“全面”战略举措起着导向和牵引的作用，其他三个“全面”都是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存在。再次，每两个“全面”之间都有内在关联，层层递进，在理论内涵上不断深入。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有法治保障，就必须全面依法治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就必然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最后，每一个“全面”相对独立，自成逻辑系统，并在“四个全面”总框架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发挥独特的功能，彼此不可替代；四个“全面”又相互贯通，四位一体，构成统一的理论整体。

（三）理论的哲学基础

“四个全面”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每一个“全面”的演进都是一个过程，“四个全面”的整体协调推进也是一个过程。这些过程是动态的、变动不居的、发展变化的、循环往复的，直到其目标任务的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开始。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理论表述。“四个全面”缺一不可，辩证统一，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有机统一体。[7]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思想。一是目标和举措的辩证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作为战略举措的其他三个“全面”辩证统一。二是治国与治党的辩证统一，“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同时又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三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 一。

（四）理论的中国特色

第一，中国文化特色。四个“全面”概念本身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小康”一词最早出自中国最古老的诗歌经典《诗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蕴含中国古人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体现中国人独特的价值取向、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式概念。第二，中国问题特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着眼于解决当代中国的最突出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特殊阶段所特有的问题。作为指导性理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方面强调发挥重点领域突破的开路先锋作用；另一方面，以点带面，全面推进治国理政方略的整体实施。第三，中华民族目标特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提出，它承载着170多年来一代代中华儿女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和追求。第四，中国共产党人使命特色。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承载着紧密相关的“双重使命”，不仅担负着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而且承载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华大地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五）理论的指导意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这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最现实、最基本体现。但必须看到，作为科学理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意义并不局限于此，而是有更加深远的指导意义，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是为了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是为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全面从严治党更是为了锻造实现中国梦的坚强领导核心。只有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才能不断得到彰显；也只有在推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过程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会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重大课题，深刻把握治国理政的若干重大关系，科学统筹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在思考谋划治国理政一盘棋的基础上提出的战略布局和科学理论。它既是战略形态，深刻回答了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也是理论形态，蕴含着诸多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正是因为将战略形态和理论形态融为一体，使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成为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又成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的理论指导。正是因为兼具战略和理论双重形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标注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理论发展的新高度，对推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注 释

[1]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2、1633页。

[2]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29日。

[3]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4]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月1日。

[5] 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7页。

[6] 任理轩：《认识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飞跃》，《人民日报》2015年6月25日。

[7] 曲青山：《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光明日报》2015年4月1日。

【注释】

[1]王公龙，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