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离农的教育取向
从中国教育发展的脉络来看，近代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向西方教育体制学习的结果。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与西方的强烈对比中，中国深切感受到了自身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距，在学习西方以使中国强大的目标下，中国开启了学习西方办学模式的道路。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教育不仅承载着国人现代化的美好梦想，而且一直被认为是实现中国社会富强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教育体系中，培养的是具有现代思想和独立人格、具有科学文化知识、能够为国家现代化服务的各种人才。因此，从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发端来看，可以看出它的“离农”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从设立之初，就是为了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是与城市化与现代文明相伴而生的，历来与传统农业、农村相隔甚远。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开启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目的是通过教育改造农村的“愚、穷、弱、私”等弱点，改造农村传统落后的局面，也是用现代文明改造农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平民教育运动对于改变农村并没有发挥根本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实施了一系列扫盲运动，开办了诸多中小学。成立的学校、学习的知识都是现代化的知识，现代系统的正规教育开始在农村生根发芽。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一系列对农村教育的支持政策以及《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在农村接受义务阶段的教育成为农村居民的普遍共识。从农村教育的发端到发展，都可以看出农村教育的“离农”倾向。[11]
在农村教育的发展中，不仅农村教育表现出“离农“倾向，而且农村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没有话语权，教育体系呈现出城市教育主导的倾向。在很多人看来，农村教育落后于城市，因此要不断的向城市学习。城市凭借经济发展水平、政策主导等方面的绝对优势而对农村教育体现出言说权。农村和城市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巨大差异，但是从很多方面来看，农村教育没自己的特色，盲目追随城市教育。农村教育与其说是成为城市关照的对象，还不如说农村教育是作为落后的“他者”而出现在城市的视域之中。城市凭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优势，对农村教育拥有话语权。农村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发展区域，但我们目前遵照着同样的教育模式。“对于一个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国家来说，没有富于特色的适宜的乡村教育模式及相关政策倾斜，应该不只是一种遗憾。”“由于教育的话语权、决策权集中在城市阶层，更潜在地使得我们的教育政策与主流教育话语更多地以为城市取向。”[12]因为农村教育缺少独立发展的自信，总是跟随城市教育，导致农村教育缺乏内在发展的动力。
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中，由于城市作为文明和先进的代表掌握了主导教育方向的话语权，这就使得现有学校的教学内容是按照城市的角度进行编排和设计的。所学知识层次越高，离农村学生的实际越远。从农村的社会现实来看，目前的知识体系缺乏坚实的农村生活经验。来自学校的知识不再是扫盲的利器，也不再是农村赖以变革和发展的工具。学校传播的知识与农村生活无关，脱离农村实际。尤其是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基本上培养的是具有现代思维与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他们所学的专业技术往往在农村没有用武之地，往往需要在城市社会寻找就业岗位。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农村的青少年处于“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境地。[13]所谓的学校教授的现代知识与农村生活是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的，因而学与不学，学多学少，与将来的农村生活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此想来，“辍学”在我们看来是“自毁前程”，在他们看来，离开学校却正是为了“寻找前程”。[14]农村学生的生活世界是农村的生活实践，但是在学校里接受的知识却是来自城市生活体系，来自于城市的主流话语。缺乏社会实践的体悟，农村学生在掌握这些课程内容时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相比较城市学生，农村学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系统掌握这些知识。教学设计理念来自于城市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知识内容来自于工业社会的价值理念。农村学生经由更多的付出而掌握这些知识以后，这些话语却指导农村学生在价值理念、生活方式与行为逻辑上背离了乡土。现代学校对人的形塑，不论是从课本内容还是各种学校的意识，从来不会使农村学生更加热爱乡土，对传统生活感到自豪。与之相反，经由学校教育的农村学生对城市生活方式有着更强的契合性，更加适应现代城市的要求。与教育相适应的是，农村学生受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理想生活与农村实际就会相距越远。现代教育从手段到目的都是使农村学生与农村生活相背离，与乡土渐远，与城市渐近，与传统渐疏，与现代渐亲。同时经由现代教育塑造的学生，会愈发批判农村的落后，他们用现代文化的视角审视乡土社会，进而看不起农村生活，认为农村需要用现代文明来改造。所以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农村学生一旦考出去，就不再愿意回到家乡。[15]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村籍大学生回到农村后不适应农村的生活，他们在家乡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只能到城市谋生。所以很多农村籍大学生即使在城市的工作条件不好，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2．农村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弱化
教育是社会成员改变弱势地位、实现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在一个社会流动开放的社会中，社会成员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智力优势接受较高的教育，积累较多的人力资本，然后在就业市场上谋得好的职位，能够在岗位职务上获得升迁，从而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梦想。一直以来，教育在实现农村居民的阶层流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多年以来，很多农村孩子通过教育改变了农民身份，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从农民到干部的身份转变。但是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以及教育机制的变革，农民通过教育改变阶层命运的机会有减少的趋势，农民遭受各种分配机制的边缘化，呈现出阶层固化的趋向。
多年以来，农村学生及家长都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阶层流动的梦想，但是在教育改革的各种机制中，农村学生的向上流动机会并没有增加，农村教育作为阶层流动途径的功能被弱化。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每一阶段的选拔机制。全国城市从初中升入高中的升学率在1982年是40%，到了1999年提高到55.4%，而这个时期农村从初中升入高中的升学率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从22%下降到18.6%。两者的差距迅速扩大，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在农村可以看到，农村普通高中招收的都是农村学生，而普通高中的高考升学率非常低。只有少部分成绩非常优秀的农村学生进入到县城重点高中。调查显示，农村籍学生升入大学的比率从1985年以后没什么大的变化，徘徊在2%～3%之间。我们通过义务教育的普及，如果认为是改善了城乡之间教育的不均衡，但是这种改善只是停留在高中之前。大部分的农村学生是在乡镇初中就读，在乡镇初中进一步顺利升入县城重点高中的学生的比率非常低。极个别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通过向重点高中缴纳一部分赞助费获得入学就读的机会。这部分学生的家长做出这样的选择大多也是经过理性思考，权衡利弊认为孩子通过三年学习考上大学的几率比较大才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可以看出，无论是经由市场机制还是通过严格的考试标准，农村孩子升入重点高中的比率都非常低。通过考试通道，严格按照中考成绩考上重点高中的录取比例只占总录取名额的10%～20%。农村学生由于经济条件限制，一般没有能力交出高额的赞助费，这使得农村籍学生入读重点高中的几率大大降低。在普通高中内部的重点学校制度，再一次使得城乡学生面临不同的教育机会，这也将直接影响着他们未来将要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大小。因为入读重点高中的几率降低，农村学生能升入重点大学的几率受到直接影响。一些研究者的抽样调查表明，在城镇重点学校，城镇户口学生人数是农业户口学生人数的三倍。表面上看来对每一个人均等的教育机会以市场规则的名义在强化着一种实质性的机会不均等。绝大多数农村学生接受基础教育的活动至此已基本结束，所以无论如何提高和扩大高等教育的升学率，它存在的分母中所包含的农村学生数量却没有增长，因此，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甚至普及化并不能为农村教育带来新的生命力和希望。[16]
农村不仅在基础教育方面面临着机会不平等，而且在高等教育阶段，他们也缺乏就业优势。近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加之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逐步显现。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后，各种因素进入再分配领域，一部分精英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不但拥有较好的社会地位，而且占有较好的优势资源。在这种分层体系下，农民处于社会地位低、经济资本弱、社会资本少的境地。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大学生就业不仅受专业、学历等人力资本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家庭的人际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大学生在初次就业中，反映出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与层次的重要影响。一些拥有较好家庭背景，具有较强社会资本的大学生，即使在学业成绩、专业技能方面不太好，但由于家庭对就业的介入，也有可能在就业性质、岗位方面好于具有较好学业成绩的学生。在这种条件下，经由农村教育的农村籍学生，即使考上大学，获得了较好的人力资本，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本，在就业市场上获得好的工作的机会也比较少。调查显示，农村籍大学生由于各种资源的匮乏，在就业机会、就业薪资水平等方面与城市籍学生存在显著差异。从现在的教育现状看，由于各种原因，农村籍学生考上重点大学的比率非常低。农村籍学生大部分考取的是普通院校，就读的是普通专业，这更加剧了他们毕业后的就业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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