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集聚发展理论研究

集聚理论重点描述产业集聚现象，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自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理论展开了非常丰富的研究，产业集聚的研究肇始于区位理论。所谓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具体地讲，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纵观区位理论的发展史和主要论点内容，中心地理论和集聚理论被视为服务业空间组织结构和空间集聚重要的区位理论。最后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服务业集聚的研究进行综合述评。

一、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也称中心地方论，是关于三角形经济中心（市场、聚落、城市）和六边形市场区（销售区、商业服务区）的网络体系。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ller）于1933年首先提出的，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 Losch）则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理论。理论的中心内容是论述一定区域内城镇等级、规模、职能之间的关系及其空间结构的规律性，并用六边形图式对城镇等级与规模关系加以概括。在克里斯塔勒1933年发表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中，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的数量、规模和分布模式，建立起对地理学尤其是城市（聚落）地理学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心地理论。通过调查研究，克里斯塔勒确立了中心地理论的一系列原理，包括三角形城市（聚落）分布、六边形市场区的框架；城市等级序列、门槛人口的内涵；根据市场、行政、交通原则得出的网络类型等。

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发表7年之后，德国经济学家廖什发表了《经济空间秩序》一书，提出了与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极其相似的中心地区位论。两个理论都由生产领域扩展到了市场领域，由局部扩展到一般，由单纯扩展到综合，成为一种宏观的、静态分析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商业服务行业和加工工业的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的中心地区位论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两者并非完全一致，重大区别主要是由于两者的形成机制不同，前者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的顺序建立其中心地体系，而后者则遵循“超额利润最小化”的原则，采取自下而上的顺序建立其中心地体系。

总体而言，中心地理论深刻揭示了城市、中心居民点发展的区域基础及等级—规模的空间关系，从城市或中心居民点的供应、行政、管理、交通等主要职能角度，论述城镇居民点和地域体系，认为一定区域内的中心地在职能、规模和空间形态分布上具有一定规律性，中心地空间分布形态会受市场、交通和行政三个原则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系统。城市具有等级序列，城市等级越高，规模越大，数量越少，职能越复杂。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作为其腹地的服务中心，为其腹地提供中心性商品和服务，如零售、批发、金融、企业、管理、行政、文教、娱乐等服务。

商业服务活动受服务人次数的门槛人口限制，其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档次可划分成若干等级，各商业、服务行业分为高、中、低不同级别的序列，构成一个有规则的层次关系。区域有中心，中心有等级，区域内的中心地具有不同的等级、规模和职能，每个较高级的中心地概括了低级中心地的所有职能。市场中心和服务关系结构，是一种蜂窝状的经济结构，各等级中心地及其市场区在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中，形成了三角形聚落分布和六边形市场区模型。中心地理论被视为空间组织结构中经典的服务业区位论，为服务业的区位布局、规模和空间模型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竞租理论是对中心地理论的拓展，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经济活动布局的理论。城市内部各种经济活动的区位主要取决于它对中心位置接近性的追求程度和地租支付能力，也就是说，各种活动是按照距离摩擦抵抗最小化原则决定各自的区位选择的。企业管理职能的事务所一般都布局在城市中心位置，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是这种区位选择可以使情报和信息的输送和收集的距离摩擦费用最小化，二是这类服务业能够支付高额的地租。一般来说，距离摩擦费用最小的区域往往又是地租最高的区域，这使得各企业和部门的区位竞争的基础是它们支付地租的能力。金融、保险、证券等行业及大企业管理总部具有较高的地租支付能力，因此，城市CBD自然也就成为它们的集聚区。

二、产业集聚理论

国外学者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的动因、技术和组织创新、产业政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及相关实证研究方面。古典经济理论时期主要包括：马歇尔的三因素论、韦伯工业区位论、熊彼特创新论、胡佛经济活动区位论，以及刻画公共服务布局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兼顾决策理论等。

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产生于19世纪末，最初观点是由新古典集聚理论代表人物马歇尔（A. Marshall）1890年在其专著《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产业集聚及“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等重要概念，指出产业集聚能产生正的外部性；外部经济有三个基本来源，即劳动市场共享、中间产品投入和技术外溢，这三个基本来源构成了产业空间集聚的吸引力。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成为后来研究产业集聚的核心概念。

在马歇尔之后，产业集聚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有：韦伯的区位集聚论、熊彼特的创新产业集聚论、E. M. 胡佛的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迈克尔·波特的企业竞争优势与钻石模型等。韦伯（1909）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以成本（尤其是运输成本）为核心，从微观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提出了产业区位集聚理论。从企业最小生产成本出发，认为区位因子的合理组合使得企业成本和运费最小化，费用最小区位是最好的区位。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集聚因素，其中集聚因素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集聚优势的初级阶段；二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实现地方工业化的高级集聚阶段。

熊彼特从创新角度来说明产业集聚现象，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发展进行整合研究，阐释影响经济波动的原因，除了战争、革命、气候等外部因素之外，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和增长的非同期因素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创新也有助于产业集聚。创新并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或孤立事件，不在时间上均匀地分布，而是一种趋于群集，或者说，成簇地发生，不是随机地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而是倾向于集中在某些部门及其邻近部门。创新需要企业间的相互合作与竞争，需要企业集聚才得以实现。熊彼特明确指出创新的五种情况：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供源、新组织，可概括对应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制度）创新。

E. M.胡佛（1948）在《经济活动的区位》中将企业群落产生的规模经济定义为特定地区集聚体的规模所产生的经济，将规模经济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二是单个公司（即联合企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三是该产业在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胡佛指出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而这些经济各自得以达到最大值的规模，则可以分别看作是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集聚体最佳规模，从而达到集聚产生的最佳效果。

迈克尔·波特（1990）的理论与传统的产业集聚理论将重点放在产业内部的关联与合作之上不同，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角度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s）的概念，并建立钻石模型对产业集聚及产业群进行了分析，认为一个国家某一个行业国际竞争优势有4个影响要素：一是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二是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三是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四是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这4个要素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体系。在四大要素之外还存在两大变数：政府与机会。如果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国内较好的需求状况；要素投入的质量，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上下游产业的密切合作，促进企业在其产业内部迅速超越其他企业的竞争压力；特定产业供应商与顾客之间的联系。

公平性和效率性兼顾是研究公共服务布局的决策理论。由于有些服务业还具有公共服务的功能，因而其设施的布局就不仅要考虑可能的利用效率，同时也应该考虑所有的公民都能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即公平性。在一定的预算制约下，根据消费者的平均移动距离来决定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和规模。如果追求公民享受的平等性，就采用小规模分散布局的模式；如果追求设施的利用效率和服务的多样化，则采用大规模、集中式的布局模式。但后者的消费者到设施的总移动距离要加大，且由于国家或地方预算的制约及客观上存在的空间距离衰减作用，公共设施完全公平地布局是不可能的。对于政府而言，既要考虑每个消费者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和期望值，同时也要照顾到所有消费者的需求。因此，一般追求效率性的布局类型多以居民到公共服务设施的总移动费用最小或总移动距离最短为目的；追求公平性的布局类型以远离公共服务设施居住的居民数最少或从各居民点到最近设施的最大距离最小化为目的。

三、服务业集聚研究拓展

国外关于服务业集聚理论的拓展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展开：一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理论研究拓展；二是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研究；三是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研究。

1.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理论研究拓展

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理论研究拓展一方面是在马歇尔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空间进行拓展研究，如Ota & Fujita（1993），Fujita & Thisse（2002）和Fujita & Krugman（2004）等；另一方面是新视角的拓展研究，Markusen（1996）将产业集聚区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中心—轮辐型集聚区（hub and spoke）、卫星产业平台型集聚区（satellite platform）和锚型集聚区（state-anchored）。

2.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研究

国外学者对服务业集聚的原因、动力、竞争力、影响因素等研究，多是从生产者服务业视角出发的。Ohara（1977）和Ota & Fujita（1993）研究发现，专业化程度高并且对面对面接触要求较高的企业集聚在城市CBD，而其他类型的企业则分布在郊区。Scott（1988）认为组织效率和核心竞争能力是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Gaspar & Glaeser（1988）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在促使某些产业和部门离开集聚区的同时，也增加了部分行业和部门频繁接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总之，成本不再是生产者服务业产生集聚的主要因素，比较重要的因素包括面对面接触、外部收益递增、非正式网络和协作产生的新知识和新信息。Pandit & Cook（2002）研究发现英国金融产业在呈现出高度不均衡的空间分布。Berghe & Verweie（2000）从规制的角度研究了金融产业集聚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3.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研究

此外，国外学者还从全球、国家（区域）、大都市、大都市中心区—外围空间关系等多视角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以大都市视角为例，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某一类或某几类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上，比如对墨尔本图形设计业（Elliott，2005）及吉隆坡生产性服务业（Sirat Morshidi，2000）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都从空间角度对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内部的基本特征做了描述，对分布变迁的基本特征做了归纳。总体而言，集中与分散并存是过去三四十年间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分布及变迁的主要特征。高等级的生产者服务业表现出持续集中的态势，特别是在大都市的中心地区；较低等级的行业、高等级生产者服务业内部功能较低的部门，以及规模较小的生产者服务企业出现了向外围转移、分散化的趋势。研究表明大都市地区存在着生产者服务业“去中心化”的现象，信息技术的变革及土地成本的提高使得CBD或中心城区对生产者服务企业不再具有吸引力，以金融和保险服务、工程服务，以及最终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郊区化倾向，而广告、管理咨询等行业和以中间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则继续留在中心城区（Coffey， Drolet &Polese， 1996）。

国内关于服务业集聚理论的拓展研究主要建立在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服务业集聚研究成为热点问题，研究视角呈多元化趋势。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大视角：一是从全国（区域）视角研究服务业集聚；二是从工业园区、开发区、服务业集聚区视角研究服务业集聚；三是从城市视角研究服务业集聚。

1.从全国（区域）视角研究服务业集聚

张世晓（2011）实证研究发现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以及企业融资结构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有利于优化区域金融环境。任英华（2011）构建了现代服务业的集聚现象测度模型、集聚演化模型、集聚形成机理统计模型、集聚竞争力统计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现代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的是东部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主要存在市场主导型、市场和政府推动型、政府主导型三种演化路径。刘曙华（2012）研究了金融业、物流业和研发企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集聚的重构作用。杨向阳、陈媛（2012）运用区位熵、集中系数、空间基尼系数测算了不同层面中国服务业的集聚程度。

2.从工业园区、开发区、服务业集聚区视角研究服务业集聚

段君华（2008）研究发现国家级开发区与现代服务业集聚具有互动效应，两者主要呈相互促进的关系。高运胜（2009）通过区域熵测度，研究发现上海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度大于传统服务业，中心城区服务业集聚度大于郊区。包晓雯（2011）研究了上海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形成机制和发展形态，提出与国外大都市相比，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分布呈空间集聚的形态，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并不显著。陈凯（2011）认为工业园区中的生产者服务业倾向于在园区集中式发展。管驰明和孙超玲（2013）梳理了中国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规划，对国外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东京新宿，国内上海、南京等地服务业集聚区发展规划进行案例分析，最后以常州为例，分析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流程和内容。

3.从城市视角研究服务业集聚

研究集中于服务业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心城市和地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研究城市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王雪瑞，2014；夏杰长等，2014；过晓颖，2013）。第二阶段，集中研究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王先庆、武亮，2013；李盾，2013）。蒋三庚等（2009）探讨了北京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演变规律、发展特色、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陶纪明（2009）研究了上海市金融业、律师业、会计业和广告业的空间演变规律。王曼怡（2010）和陈铭仁（2010）分别探讨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金融产业集聚问题。姚林青等（2013）研究了北京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水平与效应，分析了影响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因素，并提出了发展政策建议。管驰明和孙超玲（2013）探讨了服务业集聚发展演变的规律、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然而，对杭州现代服务业，乃至对杭州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研究都比较少，缺少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杭州市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城市，自“十二五”以来，开展了一系列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生动实践，促进提升了服务业发展水平、品质和竞争力。本书将重点研究杭州市服务业集聚区的创新与实践，通过发展现状分析、案例分析，提出杭州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创新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