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明的源头与云南

第三节　东方文明的源头与云南

东方人，人类演进的链环。在元谋人的发现的基础上，东方人的发现将170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又向前推进了80万年，中国也由此成为已知世界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国家，而云南则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重要发祥地;同时“东方人”的发现，填补了从腊玛古猿到元谋人中间人类进化发展的重要缺环，使人类从灵长类猿向人进化的脉络程序完全清楚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一般猴类——滇金丝猴(根据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滇金丝猴是猴超科中进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属，处于猴类与猿类的中间地位”^[8])——云南西瓦古猿——开远腊玛古猿(距今约1400万年)——禄丰腊玛古猿(距今约800万年)——蝴蝶腊玛古猿(距今约300万至400万年)——东方人(距今约250万年)——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以后逐步向四周发展，出现了我国北方中更新世的陕西蓝田人(距今80万年)和北京人(距今约70万年)。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和文明之源。

在近来的学术界，以往认为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的观点逐步开始被发源于云南滇中高原及邻近地区的观点取代。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是北方南下还是由南北上，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我国悠久的人类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9]。

一、滇中高原——古人类文化区域

云南神奇、美丽，群山连天，江河湍急，形成于第三纪时代的康滇古陆，在印度洋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撞击中高高隆起，成为最早形成的山脉和江河湖泊、草原，为生物的进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起源于这里的古人类，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很可能沿着下述三个方向进行着迁徙和发展:

第一，向北沿着今被称为“彝藏走廊”的方向迁徙，到青藏高原后，一部向东沿黄河中、下游发展，逐步形成华夏等民族的祖先;一部继续向西发展，直至西亚及欧洲大陆，逐步形成后来的众多民族;一部继续向北发展，有的跨越白令海峡直至美洲大陆。

第二，向东沿着长江、珠江水系的方向迁徙，后逐步形成百越等族群的先民，然后再沿海向南、北方向发展。

第三，向南沿着横断山脉间的河谷通道迁徙，以后逐步形成南亚语系等民族的先民^[10]。

东方人的发现的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它可能证明“我国云南高原很可能是世界人类的起源地和古人类的重要文化区域”^[11]。

云南如此丰富的古生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的大量发掘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区迄今为止都没有发现过，尤其是从猿到人各个主要环节都有代表更令人惊叹。

二、拉开历史的序幕——石器文化

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从猿向人进化的根本标志，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云南东方人的化石遗址中，还发掘出了刮削器、尖状器等多件石器，这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原始石器。继东方人之后的元谋人，其遗址还发现了一些石器，加工比较粗糙。元谋发现的这些早期人类使用和制造过的石器虽然简陋，但它们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序幕。

继元谋人之后，在云南又相继发现了大量属于早期人类的化石和石器，主要有生活在距今约15万至5万年前的“丽江人”、“西畴人”的化石和石器，以及在路南板桥河沿岸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们使用过的石器^[12]。此外，在昭通、昆明、西畴、蒙自等地也相继发现了大量旧石器遗址。

原始社会在考古学上划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古人类在科学上称为直立人，俗称猿，在云南即为东方人和元谋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称为早期智人，俗称古人，在云南的早期智人有昭通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称为晚期智人，俗称新人，在云南的晚期智人有丽江人、西畴人、昆明人和蒙自人。

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打制石器，旧石器时代的经济是掠取经济，包括狩猎、采集、捕捞。中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也使用打制石器，但他们发明了一种复合工具——弓箭，从而使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我国中石器时代的遗物不多，云南元谋大那乌曾发现过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氏族先民们发明了农业并学会了纺织和制陶，从而与旧石器时代的掠取经济分道扬镳，开始了生产经济。

三、破译生命的符号

云南旧石器文化晚期的人类与中原地区同阶段发掘的人种和石器文化有着密切的共同性。从对丽江人和西畴人的研究鉴定看，由其人额面上部扁平程度和最小额宽等方面判断，明显属于蒙自古人种特征^[13]。我国广大地区包括与云南邻近一些省份发现的与其同期的属“晚期智人”的古人类，如四川资阳人、广西柳江人和麒麟山人等，亦均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

从这一时期发现的一些简单石器和木骨器看，尤其是从路南城附近及板桥街七个地点、呈贡东北11公里龙潭、马关县九龙口洞、罗平县羊洞等地发现的打制石器看，与我国各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一样，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即石片在石器中占绝对多的数量;此外打下的石片一般不经过加工即使用，打片用锤击法。由此可见，远在旧石器时代，云南境内的原始居民与祖国境内其他地区的原始居民之间已经有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共同因素“正是同种族的原始人，在向各地区迁徙对流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云南境内的一些原始人，与祖国境内其他地区大部分的原始人之间，在种族来源上是一致的”^[14]。

四、新石器文化——“雷斧”和生产经济的开始

云南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广泛，迄今发现的遗址已遍及20余县，至于零星石器则几乎到处都有发现。现在还有些少数民族，把拾到的古人使用过的石器当作“雷斧”加以崇拜。

云南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由于分布广、数量多，因而考古学家们又把它们按文化的相同性大体划分为:洱海地区新石器文化;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滇池地区新石器文化;澜沧江上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和滇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它们各有自己的特征又有联系。

洱海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有:洱海西面苍山上的佛顶、马龙、龙泉、白云等山峰上的遗址及洱海东岸的金梭岛、鹿鹅山、大墓坪和五里桥等地的遗址。此外，在剑川、鹤庆、祥云、宾川等地也有遗址分布，最有代表性的是苍山佛顶、马龙遗址和宾川白羊村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有半穴居房屋、火塘、窑穴、炭屑、平台及斧、凿、刀、砺石、网坠等石器;有大量的夹砂陶，呈棕红色或橙黄色，器形有碗、钵、盆、罐、纺轮、网坠等。

洱海地区新石器遗址被测定出的年代约公元前1800年左右，从遗址中看出当时的人们已傍天然溪流，建造半穴居的房屋居住，在山坡上经营一种原始农业，同时也在洱海中捕鱼来补充食物。他们还从事制陶和纺织等。

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以元谋大墩子遗址为代表。该遗址年代是公元前1260年左右，分布在一条已经干涸的河道旁高地上，文化层共分八层。发现土木结构房屋遗址10余座，类似今云南彝族、哈尼族的“土掌房”。遗址出土物有谷物、石镞、石斧、骨牙饰品、石球、石杵、石坠及大量的夹砂灰陶器等。在发现的墓葬中，有较特殊的断肢葬，即将死者上肢或下肢砍断倒置于胸腹部位或盆骨两侧。遗址中发掘的饰品如骨、石环、镯、珠子、坠子等，显示出当时人们手工技艺的精巧。遗址中还发现很多的猪、狗、牛、羊、鸡、鹿、兔、竹鼠、松鼠、猴和熊、鱼及蚌的遗骨等。以上发掘显示，元谋地区远古居民已建造土木结构房屋，过着定居生活，种植粳稻，饲养家畜，并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他们除了制陶和纺织外，还能制作出骨角蚌器。陶器的形状和饰品又透露出原始艺术的雏形。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大量断肢葬和死者身上的石箭镞反映了原始社会中战争的残酷。

滇池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于滇池周围，主要有:官渡、石碑村、乌龙铺、石子村、安江、团山村、石寨山、河泊所及安宁王家滩、江川头嘴山等。这些遗址均距滇池不远，多数均有大量螺蛳壳堆积，有的厚达8～9米。有泥质红陶器形，丰富多样。还有谷物、石器(相同的器形在贵州、广西、广东、香港等地亦有发现)，如“有肩石斧”^[15]及骨锥、骨铲及孔蚌刀。

新石器时代的滇池居民已过着定居原始农耕生活，以粳稻为主要食物，并从滇池中捕食大量的鱼和螺。大量的螺壳堆积和螺壳尾部上的小孔便是人们取食螺肉所遗。至今滇池附近的居民仍用此法食螺。

澜沧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与北方新石器文化有关，遗址主要分布在云县忙杯村及福贡等地。出土器物主要有石器和陶片、网坠等，其中的有肩石器在四川雅安、内蒙古等地曾有发现，显示和我国北方远古文化有某种联系。

滇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昭通闸心场和鲁甸县马厂等地。出土物有做工精致的夹砂灰陶，当中有罐、瓶、碗、钵之类，其中有一种陶制葫芦勺(勺形器)与今少数民族仍使用的葫芦勺完全相同。石器中的有肩石斧与滇池地区相同。

五、金属时代的开始，铜石并用文化——最早的干栏式建筑和长房共居之俗

在剑川海门口发现的公元前115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文化的遗址中，除有大量的石、骨、陶器外，还发现了铜器14件，有斧、钺、刀、凿、鱼钩及手镯等，还有用双四根木柱支撑的柱上房屋，学者们认为这是最早的“干栏”式建筑。由于柱子分布成直线，其间又不能划分出明显的房间，它很可能是“干栏”式“长房”，反映了原始居民的集体共居生活，这与1949年前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长房共居之俗相同。此外，在发现的陶器中还有豆，这是内地常见器皿，属在云南首次发现。

六、“自古未尝通中国”吗——新石器时代文化破译

从上述的云南发掘的新石器和文化遗址可看出:一是云南各地新石器文化有很多共同性，又各有自己的特点;二是与祖国内地(包括北方和江南地区及邻省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也有很多共同性，如陶器上的压印断线纹(在西北新石器文化陶器上常见)、三足器(鼎足器物)、有肩石斧、半月形双孔石刀(龙山文化代表性器物)、多孔石刀(江浙常见器物)等。

云南境内山高谷深，河流湍急，远古居民被分隔成一个个小部落，地域上有阻隔却未能间断与中原文化的一脉相承。

从目前研究结果看，云南新石器文化透出的信息，已成为民族识别符号。云南新石器文化的不同类型，代表着不同的民族先民创造的文化特征，滇西北新石器文化是氐羌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氐羌文化和百越文化结合的产物，其中氐羌文化占主导因素;滇池地区，滇东北地区、滇东南及西双版纳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主要是百越系的民族先民，同时滇池、滇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也有氐羌先民居住;澜沧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是百濮系的各民族先民^[16]。

七、灿烂的青铜文化

青铜是一种铜锡合金，较红铜质地坚硬，能制造出各种工具和武器。3000多年前的云南各民族先民，开始步入了青铜时代。

绵延千余年的云南青铜文化始于商代晚期，终于西汉晚期，留下了遍布全省70多个市县、共约200多个地点的青铜文化遗址，现已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在万件以上^[17]。它从公元前12世纪由洱海地区发源，到公元前3至1世纪在滇池地区达到鼎盛阶段，公元1世纪衰败并进入铁器时代，延续千余年，成为灿烂的中华民族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云南青铜文化分为四种类型:滇池地区、洱海地区、滇西北地区和红河流域地区类型。

滇池地区:文化遗址以滇池为中心，东北至曲靖，西至禄丰，南达元江，共包括滇池周围及澄江、曲靖、蒙自、禄丰等周边邻近地区14个县市，共40多个地点。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址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安宁太极山及曲靖八塔台古墓群等，出土文物3000余件。滇池地区青铜文化，是西汉滇王国和滇文化的代表。

洱海地区和滇西北地区:文化遗址以洱海为中心，北至丽江、迪庆，南抵昌宁，东达楚雄，包括大理、剑川、弥渡、祥云、保山、姚安、昌宁等及滇西北的永胜、宁蒗、巍山、中甸、德钦等市县。最具代表性的重要遗址有:剑川海门口、祥云大波那、剑川鳌凤山等。滇西地区青铜文化是商代至西汉末滇西及滇西北民族文化的代表。其中滇西北的青铜器与滇池地区的迥然不同，与洱海地区的也有很大区别，但有联系，并且与四川、甘肃、青海乃至内蒙古的匈奴文化、中亚的斯基泰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红河流域地区:分布于红河流域一带，以石屏、河口、金平、元江、西畴等10多个县为主，出土青铜器总数仅200多件，但器形风格上有自己的独特性。

云南青铜器中的生产工具有:钁、锄、铲、镰、削、斧、锛、凿、锯、锥、针、鱼钩、纺轮等;兵器有:戈、矛、剑、镞、戟、钺、啄、戚、叉、弩、剑鞘等;烹饪食器有:釜、鍪、案;酒器有:盉、尊、觚、杯、盥、盘等;乐器有:铜鼓、葫芦笙、编钟、锣、钹、铃等;杂器类有:带钩、铜镜、耳杯、洗、锥斗、钱币、印章等;特殊器物有:储贝器、铜枕、铜筒、铜棺、扣饰、牌饰、杖、头饰等。

代表性器物有:晋宁石寨山M13∶109“献俘鎏金镂花铜饰物”，石寨山M10∶4“猪搏二豹镂铜饰物”;同类动物组合的代表作有石寨山M13∶10“三水鸟镂花铜饰物”;人和动物的组合代表作有江川李家山M13∶7“猎鹿铜饰物”;用动物雕塑来装饰铜器的代表作有“鎏金骑士储贝器”;乐器类最具代表性的是江川李家山M24∶a“葫芦笙”、楚雄万家坝“黑格尔Ⅰ式铜鼓”和石寨山“滇王铜鼓”。

还有一批特殊的器物:石寨山出土了七件在盖子上或腹部铸有人物活动场面、战争场面、杀人祭祀场面的储贝器及一件表现女奴隶们正在女主人监视之下进行纺织的场面的储贝器;此外还有几件储贝器上不是用雕塑的方法而是用刻铸的方法，表现了人们或放牧或乐舞或纳粮或统治者率领人民出外播种等图像，它们以组雕的形式、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滇人生产、生活、战争、祭祀等各方面的情况，使2000多年前滇池地区社会风貌重现于我们眼前。它们既是青铜艺术中的珍品，又是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