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人口问题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人口问题_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人口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人口问题

今天的中国人口是昨天中国人口的继续。为了正确理解目前中国的人口问题，我们需要对历史人口问题作简短的回顾。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人口和人口问题

综观中国的人口史，中国人口在不同时期高低跌宕，呈缓慢增长，但到了近代，人口开始呈连续增长的趋势。清朝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高产作物的引进，农作物单位产量不断提高，同时清政府实行移民垦荒，在赋役制度方面实行了改革，先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又实行“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使农民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所以这期间人口大增。据考，乾隆十六年（1751），人口超过了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人口超过了3亿，道光十四年（1834），人口超过了4亿。⁽⁵⁾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前（民国末年），由于频繁战争和社会混乱，人口增长速度放慢，但还是在缓慢增长。据估计，清朝末年民国初始，全国人口约为4.43亿人，民国八年（1919年），约为4.68亿人，⁽⁶⁾到1949年，全国人口约为5.5亿人（包括了台湾和港澳地区）。⁽⁷⁾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以农业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使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起，即秦汉时代就进入农业经济发达的社会，成为封建大帝国，并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往往是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以前更是如此，这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在3—13世纪，中国保持一个让西方人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中国还继续封建制度的同时，世界正悄悄地在发生根本变化。从13世纪开始，在意大利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从17世纪到1830年，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以后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完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革命后，接着俄国、美国、日本等也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由于生产力的扩张，人口的增加，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扩充廉价的原料来源，扩大商品市场，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下，他们自然瞄准了落后地区，包括如中国这样一个理想的掠夺对象。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里，对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饱含屈辱的时期。中国经历了外有列强侵略，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内外交困的局面，社会陷于混乱之中。这其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战争连绵不断，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说民不聊生。旧中国的人口问题可归结为：国弱民穷，人满为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

其实，对现实的人口问题，人们都是能感觉到的。“当人们目之所及的都是那徘徊于大街小巷面黄肌瘦的难民和遍布大江南北衣衫褴褛的无业流民时，把人口问题与国弱民穷联系起来，就顺理成章”。⁽⁸⁾但站在理性的高度，把人口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从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认识，需要有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洞察力。

对于旧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中国近代许多思想家都有所认识，如汪士铎、龚自珍、薛福成、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案。进入近代，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传入，使这种“人满为患”的想法获得了理论支持，似乎中国的积贫积弱都是人口问题造成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其代表人物如陈长蘅甚至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而解决人口问题，不是靠革命，只能靠节育等。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分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批判马尔萨斯理论，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正确方法。

但在当时并不具备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条件，所以，以上思想家的想法也只是想法而言，并没有实践机会。但是他们的思想对后人有一定的影响。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和人口问题

新中国成立，为中国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社会条件。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党的工作并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次次的失误，使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失去基础，加上对人口问题认识不足，解决人口问题没有极早地提到议事日程，延误了时机，增加了后人解决问题的难度。

1.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人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发达国家铺平了道路，也为解决旧中国沉积下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包括人口问题在内创造了条件。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摆在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困难是很多的。由于长期战乱，城乡物资严重匮乏，物价暴涨。1949年全国有4000万人遭受自然灾害，700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城市有400万人失业。

面对着这困难局面，一些帝国主义者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针对一些悲观论调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的说法进行了批驳，毛泽东提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完全驳倒。”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⁹⁾

客观地说，毛泽东的以人为中心，“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思想，“革命加生产”解决人口问题的论断，都是不可否定的，针对性也是很强的。在当时，对于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振奋人民的精神有很大的作用。但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到，毛泽东这些论述，只是对人口问题的一些原则性认识，并不是对人口问题认识的全部，更不是关于人口规律的系统阐述。而有些话抽出来加以发挥，就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再向前发挥，就可能走向对中国人口及其问题的盲目乐观。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再向前走一步，就会成为谬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尚缺乏执政和建设的经验，更谈不上处理人口问题的经验，在“一边倒”学习苏联经验的思想指导下，片面地理解马克思的人口思想，无视中国的人口现实，盲目地学习苏联的做法（苏联是人少地多，资源丰富，缺乏劳动力，中国正相反），在乐观的人口思想支配下，在一段时间内，政府采取了奖励多育、反对流产等鼓励增加人口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1949—1957年，可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949—1952年，全国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后又经过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人均产量逐年提高。1949年全国粮食为人均209公斤，1952年为288公斤，1957年达到了306公斤。工业生产在1949—1952年时期，年平均增长达34.8%。经过三年恢复，工业已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1953年开始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工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10.9%，其中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18%。生产的高速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产生了劳动力的需求，有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全国的职工人数，在1949年为800万人，到1957年增加到3100万人，这样，不但解决了旧社会遗留下的400万失业者的就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还吸纳了95万新增劳动力。

另一方面，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与此同时，卫生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从1949年到1957年，粗死亡率几乎下降了一半，但出生率却一直保持30%以上的高水平，人口年增长率达2%以上，每年新增人口1000万人以上。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1949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0.6%，到1957年增加到15.4%，市镇人口从576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人口膨胀的结果，人均耕地减少，增加的粮食大部分被新增人口所吸收，无法保证城市人口的生活供应，为了保证新增人口的消费，国民收入中转化成投资部分减少，直接影响到就业，影响到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总之，人地矛盾、人口增长与粮食、人口增长与就业的矛盾开始凸现。

面对人口问题的现实，面对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当然不可能不觉察，不会不考虑。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那个时期都表示了赞成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例如，周恩来在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经济的报告中指出：“……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求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我甚至觉得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¹⁰⁾毛泽东也多次提出了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甚至在反右（1957年6月）以后几个月，在一次会议上还说到：“我主张中学也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

1957年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涌现出以马寅初为代表，包括如陈达、吴景超、孙本文等学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人多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主张“节制人口”，持这部分观点的人被称为“人口论”。而另一部分人强调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多是好事，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持这部分观点的人被称为“人手论”。双方从经济、社会、地理、医学、生态等各领域上探索人口规律，在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人口问题上有严重分歧，一时间掀起了讨论中国人口问题的高潮。这场争论，最终以“人口论”者被看作坚持反动的马尔萨斯理论，大部分学者戴上右派帽子，人口研究被视作禁区而结束。

以下，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场讨论是怎样出台和收场的。

1953年7月1日，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195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普查表明，全国人口为6亿人，比传统说法的4.5亿同胞多了1.5亿。当时，人口多，人口增加过快的矛盾已经开始凸现。譬如，为了保证城市供应，政府在1953年11月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在1954年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1955年6月，设立户籍登记制度，为了防止农民自发地流入城市，对城镇居民实行了粮食定量供应。对于粮食供应不足，在1957年8月减少城镇居民的供应定量，同时，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也禁止单位自己从农村招工。对于这种情况，许多抱着知识报国，但并无多少政治经验的那些老知识分子，尤其是以研究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学者（那时，大部分人口学者是学社会学出身）们早已蓄积待发了。

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甚至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许多场合下也谈到了中国人口多，赞成节制生育。这似乎暗示大家不必拘泥于教条，使人有了胆量，于是，他们开始跃跃欲试了。

1956年，毛泽东提出应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艺术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在邀请有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要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党提意见，对提意见的人，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听意见的人，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对错误的意见，也不要“一棍子打死”等等，甚至，他还表示支持一些目前正在受批判（后被视作毒草）的文章（如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来，毛泽东还身体力行，亲自到各省去敦促“整风”，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号召和恳请大家提意见，包括学术方面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怎么能不让这些有“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知识分子激动，怀着报国热情争相一吐肺腑之言为快呢？

我们确实无法揣摩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当初的真实用意，是一开始的目的就在于“引蛇出洞”呢？还是因为眼看意见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担心会发展成“匈牙利事件”而改变了初衷。反正，这场运动以号召帮助党整风开始，以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结束。

其实，持“人口论”，特别是社会学出身的人口学者，从这场争论一开始，就孕育着很大风险。首先，“人口论”本来和马尔萨斯有扯不断的联系，尤其是谈到人口多给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时。而马尔萨斯是马克思点名批判，已经盖棺定论的反动资产阶级人口学家。但居然还有人在历数人口多的问题，尽管他们一再声称自己不是马尔萨斯论，但用政治家敏锐的眼光来看，那不过是欲盖弥彰。另外，当时的人口学者大部分是在西方学社会学出身，与海外资本主义有某种联系，从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来看，这些人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派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已足以解释世界和认识世界，社会学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属于取消之列（在这以前在各大学已经被取消了），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抬出人口问题，甚至有人还提出恢复社会学，和大右派“章罗同盟”的“反对共产党领导”如出一辙（他们这些人在组织上往往也和“章罗同盟”代表的一些民主党派有联系），实在是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意欲“反攻倒算”。当科学被成见所代替，学术争论被看成政治斗争时，也就无所谓是非曲直之分，只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分。这场关于人口问题争论的结果是很清楚的，胜败早就已有定局，因为双方力量根本不能对比。说人口多有问题的人只是一些手无寸铁、徒有虚名的文人，而认为人口多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的人，却有掌握生杀大权的政权支撑。当在党号召千百万工农群众起来反击右派言论强大攻势下，这些“人口论”者除了承认错误、检讨、认输外，别无其他选择——如果他们还想生存的话。当然，也有个别人始终没有服输，如马寅初先生，考虑到他确实是社会有影响的人物，但也以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为结果，否则，早就被戴上极右的帽子，发配到北大荒被劳动改造去了。

回顾这段历史是令人心情沉重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各种各样人口问题，本来是人口研究最好的基地。但很长时期内人口研究几成空白，这不能不归咎于从1957年开始的极左路线。

批判归批判，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但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操作者，总不至于会闭眼不看现实吧，因为人口压力是明摆着的，必须应付的。但可惜随之而来1958年的“大跃进”，工农业生产出现的虚假奇迹让人忘乎所以了。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子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业产量天天放“卫星”，一个比一个高。第一颗“卫星”是在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合作社放出的，五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¹¹⁾而仅过了1个月左右，河南放第29颗“卫星”时，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两亩小麦平均亩产已达7320斤。⁽¹²⁾其他农产品也不甘落后，广东连县甚至放出了水稻亩产60437斤的高产“卫星”，据说，在金黄色地毯一样的种稻田上，13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¹³⁾在1958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铁一般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我国小麦产量超过自称‘小麦王国’的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了。现在我们已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这样一来，土地、粮食与人口的矛盾自然不存在了。毛泽东在视察江苏徐水县时指示：“这里粮食太多，以后可以减少一些耕地”（《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与此同时，在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大办文教等事业，“赶美超英”的号召下，由于采用了“人海战术”，劳动力需求膨胀，如全国大办水利一年内就动员了7000万人上阵，大办煤窑有2000万人上山找煤采煤，大炼钢铁，“全面开花”更是动员了巨量的城乡劳动力。在这种形势下，显得中国劳动力不但没有过剩，反而是不足了。

这样，“人口论”担心的内容就完全不存在了。虚假的大好经济形势是“人手论”驳斥“人口论”的最好证据，从而使“人手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获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是这样总结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根据他们自己的反动阶级的逻辑，一向把中国人口众多当作是中国的一种‘沉重负担’和‘灾难’，……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帝国主义者以马尔萨斯主义为根据的反动谬论，已经被中国人民用铁的事实驳斥得干干净净。……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人民群众成了土地和机器的主人，从被迫劳动变为自觉劳动，人口众多就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更加迅速发展的极重要因素。……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能愈快地促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愈快地使人民群众生活富裕、文化提高，这就是被伟大的九年所充分证实了的结论。”⁽¹⁴⁾

但假的毕竟是假的，虚假的繁荣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失很快就表现出来。1959年粮食减产200—300亿斤，农副产品比1958年下降13.6%，而紧接着的反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共产风”和“浮夸风”没有得到及时制止。到1960年，粮食产量更跌至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了26.4%，低于1951年水平，而人口和1951年相比增加了1亿左右，人均消费量大幅度减少，农副产品供应严重短缺，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之中。全国陷入饥荒之中，大批人严重营养不良，劳动力体能下降，许多人不能正常出勤，有些人极度衰弱而死亡，人口死亡率迅速提高，当年甚至超过了出生率，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人口负增长。而受极“左”路线危害甚深的重灾区，竟连续4年导致人口负增长。

事实无情地嘲弄了“人手论”者。当然，“人口论”者也没有胜利。一是他们在政治上被打倒已成定案，在“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没有人会为他们平反；另外，虽然中国出现了类似马尔萨斯式的人口抑制，但这种灾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出现，实事求是地说，人口确实也不是主要原因。所以倒不如说，两者都没有胜利，只有失败。

这场灾难使人冷静下来。从此，“人口乐观论”已淡出舞台，倒不如说“人口悲观论”越来越占上风，“中国人口太多”以后成了政治家政策失误的最好托词。

作为国民经济实际管理者，人口问题——人民的生活、就业是每天必须面对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理论可以搁置在一边，实际问题解决是刻不容缓的。所以，三年困难时期一过，政府就开始着手控制人口增长——“节制生育”的工作。

1964年7月1日，中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表明，中国大陆人口为69458万人。“二普”的数据在很长时期没有公布。从总人口看，虽经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有所倒退（这从普查数据中也可看出），但与1953相比，11年总人口增加了1亿多。人口压力是大的。

应该说，政府在60年代的控制人口的政策的开始时期，是采取非常谨慎态度的。这从1960年中央《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文件中可以看出。文件认为在生育问题上，应该“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但强调“严防乱提口号，订指标，搞竞赛等错误做法”。但随着工作的深入，生育的“计划”倾向越来越突出。

这个时期的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工作是以一种平和与渐进的方式展开的，但成效显著，特别是在城市。如1953—1958年城市人口出生率平均每年为39‰，而到1965年，城市人口出生率降到26‰，个别地区，如上海市，城市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可惜，这种好的势头又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打断了。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开始，在“怀疑一切”“造反有理”的号召下，社会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虽然政府并没有改变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但实施计划生育的社会环境已被破坏。人口又重新处于盲目增长状态，1966—1970年，5年间人口净增超过1亿。人口增加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与此同时，经济迅速滑坡。人地矛盾，人口与粮食，人口与就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矛盾加剧。以土地为例，1965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2.14亩，到1970年，耕地面积从15.54亿亩减少到15.17亿亩，减少了3690万亩，而同时人口却增加了1亿人，这样人均耕地面积降至1.48亩，减少了0.39亩。1970年人均粮食589斤，比1953年还低10斤。由于农产品收购困难，城镇居民需求量增加，供需矛盾加剧，市场供应状况极为紧张。几乎所有农产品、轻工业产品全部配额供应。居民在住房、交通、医疗、上学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与此同时，50年代本已缓解的就业问题又变得严重。由于50年代出生的婴儿在70年代逐步进入劳动年龄，仅城镇每年就要安排350万人升学和就业。而由于经济滑坡、效益下降，国民收入中能够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减少，无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逐年增加的城镇新增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滞留在城市，形成很大的社会问题。为此，中央不得不以“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名义把他们向农村疏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年间大概动员了1200万人到农村。⁽¹⁵⁾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形势，甚至威胁到人民的基本生存时，最高决策者在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下，一方面，想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把经济搞上去，另一方面，想通过计划生育减少吃饭人口来缓和粮食供应的压力。但这次已不能是简单恢复60年代初的那样做法，而是借助于类似于政治运动的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农村地区全力推行计划生育。毛泽东在对国家计委的《关于1975年的国民经济报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反映出最高决策者对实施计划生育的迫切心理。

从7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方面确实起到了成效。全国人口出生率1970年为33.4‰，1978年下降到18.3‰。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970年为5.8，到1978年降至2.7。全国年净增人口从1970年的2114万人减少至1147万人。这一时期可说是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得最快的，幅度也是最大的。

但是经济形势却并不尽如人意。社会秩序混乱，生产不断受到破坏，国民经济发展缓慢。“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人均国民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仅2%，如果考虑统计中的不准确的因素，产品中有相当数量的不合格以及产品无销路的也被算入国民经济收入中的话，则这十年，人均国民收入几乎没有增加。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严重地伤害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十年间，粮食、肉类、棉布的人均消费没有增加，而植物油的消费量下降，住房情况恶化，1976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甚至低于1949年的水平。从1966年开始，大、中、小学校无法正常教学，陷入半瘫痪状态。1966—1969年大、中专停止招生，到1970年开始招收少数“工农兵学员”，且只是部分理工科大学。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到“四人帮”倒台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2.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人口变动和新时期的人口问题

“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府对控制人口的工作毫无放松，毋宁说更加大了控制力度。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这里说的是“提倡”，实际执行的是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以后，一些地方作了“微调”，但基本框架并未改变。

1982年7月1日，中国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表明，大陆人口已超过了10亿，为100394万人。大学毕业生占6岁以上的人口比率仅万分之五，而成人文盲率高达34.49%，即3人中就有1人是文盲，其中女性2人中几乎就有1个文盲。要知道，这已经是打倒“四人帮”后的第六年，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五年，可见，“文化大革命”不仅在经济上，且在人口素质的提高上对中国的危害之深。

2000年11月1日，中国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表明，大陆人口为126583万人。与上次普查（1990年7月1日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四个月人口增加1321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279万人，年平均增加1.07%。

妇女生育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略高于更替水平，在90年代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从1998年开始，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1%以下，现在已降至0.7%。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已经低于世界、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解放了长期被束缚的生产力，经济高速发展。1978—2002年，2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平均9.4%的高速度增长。经济的增长带动了人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年年平均递增6.7%，居住面积从人均4平方米增加到22.8平方米。农民人均纯收入，24年年平均递增7.2%，若分阶段看，在1978—1985年7年间增长较快，达15.2%，后17年平均递增4.0%。农村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现在不足3千万人。

人口城市化有了长足进展。城镇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17.92%，现在这个比例已上升39.1%（2002年）。

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到2000年，成人文盲率已下降到9.08%，其中女性成人文盲率已下降到13.47%。6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每万人中有381人，1982年为68人，与1982年相比增加了4.6倍。

从以上的数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是前所未有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问题也趋于缓和。

当然，这里说缓和，并不是说不存在。我们前面说过，有人就会有人口问题，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人口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说，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最大的人口问题是人的生存—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主要的人口问题就是人的发展问题。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面临和必须应对的主要人口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1）人口总量将继续增加。虽然，从人口的增长率来看已经很低，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的增长的绝对量仍是很大。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估计人口还将继续增加30年，这将给我们这个自然资源不算丰裕的国家的环境问题增加更大的压力。

（2）人口结构问题。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和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人口红利将逐步转变为人口债务，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价格的优势将会失去。我国目前已开始步入老年型社会，并且，老年人口的增加正在加速，这使原来就没有多少积累的养老资金在解决养老问题时难上加难。并且，养老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老年人的心理慰抚与护理照顾问题。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父母和子女的分居化，传统中由家庭承担的养老功能将越来越难以维持。谁来为越来越多的老人和老年家庭提供护理和照顾？总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将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由于在控制人口总量的同时，对人口性别比的控制重视不够，措施不力，由人口性别比失调带来的总人口性别比失衡将越来越大、越严重，这将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3）人口素质的提高问题。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虽然已有很大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尚有差距。教育对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尚未得到部分政府官员的认可，表现为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2001年教育经费的投入只占GDP的2.9%，与国际可比口径比较，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比120个国家平均5%低2.3个百分点。大学毛入学率仅为9.2%（2002年），而世界平均为19%。⁽¹⁶⁾要把人口多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就必须在提高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上下大力，这里，发展教育是关键。

以人为本，健康为先。健康是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又是衡量人的生命质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提出了“健康素质”概念，说明提高人口健康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提高人口健康素质方面，我国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目前，我国的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左右（2000年），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离世界发达国家75岁尚有一定差距。从我国的死因谱和疾病谱看，特别是在农村，明显地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根据现有文献报道，中国出生时可见的畸形发生率为8.78‰—27.52‰，但这仅是监测结果，考虑到监测遗漏和一些遗传性疾病不可能在出生时发现，推测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在40‰—50‰，则每年发生的出生缺陷人数至少有80万，即每40秒我国就有一个缺陷儿降生。⁽¹⁷⁾据1998年全国残疾人调查，残疾（包括先天和后天致残的）人占全国的人口比例为4.9%，依此推断，我国残疾人总数达六千多万。

营养失衡问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普遍存在着蛋白质摄入量不够，所以政府实行了粮食和副食品配额供应以保证人们的营养需要。从80年代后期，全国已经取消了配给定额，现在问题是粮食，特别是粗粮消费越来越少，动物性蛋白和脂肪类食品消费越来越多。在城乡居民中，身体中钙、铁、碘、维生素A、B等微量元素明显不足，由于膳食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营养失衡。最近，亚洲发展银行对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调查中发现，约有3%—15%的家庭同时有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的问题。一般不足的是儿童，2岁以下的儿童更多，主要是婴幼儿辅食添加不够；过剩的主要是中青年，主要是偏食，脂肪摄入量过多。据最近在京召开的“中国食物安全与营养健康高层论坛”发布的“中日青少年身高比较”显示，我国7—18岁的青少年，身高比日本的同龄人低，而成年人，尤其是40岁以上的男子，体重和体重增加的幅度超过日本人，表现出明显的营养失衡。近年来由于营养失衡引起的慢性病明显上升，而与膳食营养相关的慢性病占死亡原因的70%。⁽¹⁸⁾营养失衡，是经济问题，更是认识问题。改善人们的营养状况是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自1985年我国（北京协和医院）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外国人）以来，艾滋病（HIV）在经历了传入期、扩散期、扩张期后，目前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国家卫生部报告显示，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0560人，其中病人2639人，较2001年底上升65.6%，死亡1047人。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人数肯定远远高于报告人数，据专家估计，实际感染者大约为80—100万人，病人20万，其中现存8—10万人。

当前，我国艾滋病流行的情况非常严峻，艾滋病感染者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或控制不力，到2010年，全国病例数将达到1000万人，中国将成为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目前，艾滋病还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艾滋病不仅是医学问题，而且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给社会、经济、家庭和个人带来灾难性后果。世界银行对非洲部分的国家进行艾滋病流行给社会经济的影响的研究表明，艾滋病作为恶性传染病，是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危害人群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他们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劳动力，又是家庭结构的经济和精神支持。艾滋病的流行给社会、经济、家庭造成的危害包括：死亡率提高、平均寿命缩短；劳动力减少；卫生资源消耗及负荷增加；家庭开支增加和日常消费结构的改变；社会贫穷度增加和社会财富不均现象恶化；社会歧视和不安定因素增加；国民收入减少等，艾滋病的流行可能毁了一个国家、毁了一个民族。

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染的风险正在加大。艾滋病通过吸毒传播、性传播、供血传播近年都有扩大趋势，而人口流动（我国常年流动人口在1亿人以上）的频繁又使传染艾滋病进一步蔓延、加速。

如果艾滋病流行得不到控制，将吞噬我国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兴衰和国家安全。预防艾滋病的关键在于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政策，控制艾滋病的任务十分艰巨，社会各界必须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