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语领域的“钱学森之问”思考外语界的社会责任

从外语领域的“钱学森之问”思考外语界的社会责任

殷　猛⁽¹⁾

一、引言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晚年曾多次对温家宝总理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问题，这就是发人深思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成为当前中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是关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然而，就高等教育而言，高校的诸多专业与领域都表现出不同特点、不同程度的“钱学森之问”。因此，对于“钱学森之问”这一命题，我们不仅需要在教育哲学层面作宏观、整体的反思，而且应该将该命题具体化到各个学科和领域，这样有利于结合教学实际、在教学实践中解决钱学森之问，使之不至于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而得到长期重视与反思。作为高校教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语领域也不例外，同样存在“钱学森之问”，而造成“钱学森之问”的深层原因就与外语界社会责任意识的忽略与偏差有着深层关联。本文力求分析外语领域“钱学森之问”的表现，指出这一命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责任问题所致，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外语界应秉承的社会责任以努力解决外语领域的“钱学森之问”。

二、外语领域的“钱学森之问”

外语领域的“费时低效”已成为普遍共识，与这一问题相呼应的就是外语高层次人才的缺位，我们不仅缺乏尖端应用人才，而且缺少“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的思想大家与研究人才。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全民学外语背景下我国高端外语应用人才严重缺乏。

我国约有3亿人学过英语（专业和非专业），占全国总人数的近1／4。其中，大中小学超过1亿人在学习英语，再过几年我国学英语的人数将超过英语母语国家的总人数，但是我国仍然缺乏高端外语应用人才。例如，同声传译人才和书面翻译人才等高端外语人才严重短缺。来自中国翻译协会的资料显示，全国职业翻译只有4万多人，专业翻译公司3000多家，但胜任翻译工作的人才缺口却高达90%。真正有水平的翻译人才很少，高水平的翻译大约占总数的5%，能够胜任国际会议口译的专业人员就更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认为中国无人问津诺贝尔文学奖，关键原因是没有好的英文译本，这反映出中国外语教育面临的尴尬现状。对这种现象，在中国外文局培训中心担任主任的王欣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外语教学中的应试教育之风，应试教育往往抛开了语言这门学问中真正的东西，变成了纯粹应付考试了。现在很多高校已经取消了不通过英语四级就不授予学位的规定，但这一举措对英语的“应试教育”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四、六级通过率仍然是衡量教学水平高低的硬性指标，多数教师仍在走“应试培训”的教学之路。应试教育割裂了语言教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忽视了学生作为实践主体在表达自身实践中思想、内容与英语表达的贯通。外语教学应该重视自己实践生活世界与外语表达的贯通，否则，肤浅、空洞、单调的思想内容必然桎梏着英语水平与英语技能的实质性提高。

二是外语教学研究成为西方语言理论的演练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

在职称晋升与科研压力面前，英语教学改革与研究在外语界“风起云涌”。近十几年来，各种国外语言学理论被用于外语教学研究，实证研究也成一时之需，这是“许国璋时代”之后外语教学研究的主流，也是国外各种语言理论与二语习得研究在我国外语教学领域的直接反映。这种研究趋势本来无可厚非，但从外语教学置身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系统以及教学效果看，其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这容易形成重理论、轻实践的学术氛围，以理论高深程度来决定外语教学研究成果水平，而不顾研究发现价值与创新程度。如果这种现象不改变，则容易将生动、丰富的外语教学研究活动异化成“书斋式”或“经院化”的理论推演活动或理论说教，从而抹杀外语教学“实践性”的根本特征。其次，造成了外语界普遍缺乏反思精神，在外语学术界的高端听不到多少反思问题的声音，有些专家对此似乎不屑一谈，在他们看来，进行语言研究、甚至是文学研究，自然就能搞好外语教学研究，似乎语言研究、文学研究的成果可以自然转化为外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再次，造成了外语教学研究脱离社会现实，而其目的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解决不了我们自身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虽然国外的教学理论给我们诸多启发，但我国的外语教学实践更需要自己的教学理论的指导，我们面对的教学对象、教学环境以及我们的教学目的与其他国家都存在种种不同，而国外的东西再好，毕竟不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不能也不应该直接“拿来”，不同语言背景和文化背景中的外语教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外语教学理论的指导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三是外语研究被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边缘化。

外语研究游离于人文社科领域之外是不争的事实，外语研究的文章不仅在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等，而且就是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版学报也实属罕见，这种现象必须引起外语界对外语研究意义和性质作深层反思。长期以来，外语研究被限制在语言、文学、翻译、教学等领域，脱离了对社会和现实的关怀。“语言是什么”的知识论哲学倾向和自然主义思维范式将外语教师与研究者束缚于语言形式或重述国外理论而不自知。外语教师不仅需重视与思考“语言是什么”，还须重视与反思“外语的意义如何？”，“外语教学的意义何在？”等本体论问题。外语界太缺乏对外语研究进行的本体论思考了。

同时，外语界普遍出现对社会现象关注与思考的冷漠和“社会失语现象”，如对全民学英语浪潮的反思、对诸如疯狂英语、新东方等广泛存在的社会外语培训机构的思考与研究等贴近社会与现实的现象总是听不到外语界的声音。对社会现实的冷漠自然会导致社会对外语界不同程度的忽视，这就是外语研究被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边缘化的症结所在。我们认为，外语界应本着对社会关注和担负责任的态度，关注我们这个时代，并将外语研究融入我们这个时代，不能用语言研究的学术性特征遮蔽外语研究在特定时代的实践性特征。

三、外语领域“钱学森之问”的重要根源是社会责任问题

由上可知，外语领域“钱学森之问”的本质在于外语教学“语言学中心论”范式的局限，它过于关注语言形式本身，忽略了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实践系统及其时代特征，因此，对外语领域“钱学森之问”的反思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外语界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外语领域中，社会实践与社会现实被忽略，社会责任意识淡薄，这导致了外语研究与社会脱节，同时也造成外语领域的人才培养始终在低层次徘徊的局面。正如马克思所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脱离社会现实与深邃的思想内容，外语学习与研究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教育要培养出杰出的外语人才几乎不可能。外语界的社会责任问题本质上不是没有或缺少社会责任，而是存在着社会责任意识的偏差。在“语言学中心论”与“语言形式论”的范式下，外语教学与研究只关注“在场”的语言工具性，忽略了语言的人文性与精神性。同时，它在忽视了外语教学的实践性本质的同时，缺乏对外语教学更深层次的“形而上”之本体论的关怀与思考。它对西方话语霸权以及边缘或外围地区外语教学的边缘化现象视而不见，认识不到根源于时代特征的外语教学的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没有认识到外语教学自身更深刻、更伟大的意义所在。因此，外语界的人文教育意识与关注现实的意识应该引起重视与反思。

其一，外语界缺乏人文教育意识。广泛存在的实用性教育潮流与语言工具论导致外语教学与研究中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缺失。目前对英语教育的目标是这样界定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这样的目标实际上主要是：语言技能＋实用知识。在市场化的今天，这种以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培养方式也许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却从根本上削弱了外语教育的本质——人文主义的教育。正是这种教育思想导致了目前的过于注重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从而使外语类院校的学生在思想深度、知识结构、分析问题能力方面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学生相比有了较大的差距。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实用性和应用性教育成为外语教育的主要思潮，这种教育哲学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文精神的衰落，学生中的物欲化情绪、功利倾向日益严重，在文化素质上的粗俗和浅薄日益明显。就此，我们必须从教育的根本理念上加以认识。其二，外语界缺乏关注现实的意识。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语言同现实相分离而满足于语言形式的操练以及脱离现实的抽象语言观的探讨，这样无法澄明外语学习和研究的思想前提和价值前提，也就忽视了外语界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本真意义，导致外语研究的经院主义与学究化，也就无法培养出创新性的外语人才，但是，“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二是忽略了根植于我们自身生活世界的实践性生存境域，将根植于我们生活世界的实践、思想、文化悬置起来，只是一味地强调异域思想文化的接触和表达，从而无法做到本土化、情景化研究，使外语研究的目的与手段本末倒置。毕竟，我们从事的外语教学及研究是根植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我们的文化内容、思想、环境对外语的学习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我们培养外语人才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让学生将来移民到国外去生活，而是培养跨文化人才为我国的经济、科技、文化服务，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漠视所导致的输入与输出的极端不均衡现象已经背离了我们培养外语人才的意义与目的。

四、外语领域的社会责任

为了努力解决外语领域的“钱学森之问”，外语界应该认识和反思自身的社会责任，增强人文教育意识和关注现实意识。此外，外语界还应该将其社会责任贯彻于自身的行动中，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实履行外语领域的社会责任：

第一，外语界要增强“民族本位”的责任感，一方面以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思想文化贯通外语表达、克服语言的肤浅与空洞，培养学贯中西、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层次外语人才；另一方面在外语研究上立足民族本位，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应该说，外语教学的民族精神是语言意识形态性的适切阐释。随着全球化潮流的到来、全球化语境的形成，不同语言的交往在社会上越来越普遍，但是，主体自身的社会实践积累与基础仍然在社会话语交往实践中发挥核心作用。只有使交往内容立足于本位、语言要表达的内容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与内容，才能更好地发展与进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民族内涵和民族内容，抛弃自身民族的东西，只能使语言肤浅、空洞、简单。对于如何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和发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有识之士已经提出诸多建议，如建议在高校各年级不分专业地开设“中国文化与传统”选修课程，或双语课程，最好集文化素质教育、语言能力提高和促进外语教学于一身，达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也有建议在外语教材加入中国作者讲述中国文化的优秀英语作品，或者针对中国文化而编写的英语文章，以及开设一些英文选修或必修课程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社会风俗习惯、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英语表达方式。还有的建议结合国内外形势，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以寓民族精神教育于外语教学之中。

在我们看来，外语教学中弘扬民族精神首先是一种社会责任的强调，应该上升到一种教育理念或教育方针的高度；同时，我们在进行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结合他们自身的生活世界，从其现实性出发来培养和增强民族精神，青年学子意气风发、精力充沛、满怀理想，我们应该在其实际的生活境域中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我们还应该将民族本位内容融入外语教学中，让他们在民族文化与思想内容的学习与熏陶中逐渐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精神。

第二，外语界要履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双重使命，努力做到“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外语界只提出外语人才培养的“任务”，而没有意识到人才培养的重大“使命”。这是由于很长时间以来缺乏对外语教育作深层的、“形而上”之本体论的思考有关。外语教育绝非仅仅学习外语语言知识与掌握语言技能这么简单，而这却恰恰是外语教育界的主流声音。使命意味着重大的责任，也蕴涵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而任务只强调被交代的工作或责任。当年吴宓先生所主持的清华外语系将“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作为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其实这就包含了英语教学的双重使命：“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一直以来，外语教育界主要承担了“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的任务，即便如此，传统的外语教学也只是将内容视为提高外语技能与水平的材料载体，至于内容是什么、内容的选择有何意义则不予重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我们更应该重视其思想性、启发性等深层意义，否则难以真正实现“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一使命。另一方面，“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一使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的扩大而变得日益迫切。由于对这一使命的长期忽视，导致了高校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外语教材内容也大部分来源于英美文化，而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学生要么对本国文化认识肤浅，要么用外语表达力不从心。因此，外语教学领域应突破“语言学中心论”的意识，认清外语教学的实践性本质，关注语言背后的内容与思想，把握外语教学更深层次的意义，铭记外语教学“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双重使命，而不能仅仅把外语作为学生“安身立命”的工具进行教授。例如，我国外语人才培养中人文精神的特殊性就体现在外语教学的双重使命上，即外语教学中人文精神的教育也是双重的：一是要培养本土特色的人文精神，如仁义、宽容、厚道、和谐等，二是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分所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如气质、尊严、高贵、民主，从而培养出“践行大学之道、弘扬人文精神”的高层次人才。

第三，外语界要积极参与人文社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积极进行跨学科研究。外语界应认清自身人文学科的性质，应与文、史、哲等领域多一些互动交流、少一些故步自封，这是由外语教学的“实践性”本质决定的，也是时代赋予外语界以重大使命的要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能够为外语界带来关注现实的精神，输送可供借鉴的新鲜思想与观点，并能提供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诸多方面的指导。同时，外语界应积极从事跨学科研究，以克服仅拘泥于自身研究的狭隘性和孤立局面。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是科学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也是许多创新科学论点与方法的源泉。与中国相比，西方大学中跨学科研究具有传统的天然联系。如英国大学中的学院制沿袭数百年的传统，将完全不同领域的教员与学生统一在学院的框架内，他们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与来自毫不相干学科的同事交流思想，如物理学家与人文、历史学家讨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学科就是按照跨学科的方式运作的，因此，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拘泥于某个专业，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他学科的思想。因此，外语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利于外语教学与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如经济学的效益理论、博弈理论、企业教练理论等，物理学中的混沌理论，化学的模因理论等，都对外语教学研究有很大启示，为培养跨学科的高端外语人才提供广泛的空间。

五、结　　语

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不应因钱学森本人的离去而逐渐被淡忘，相反，我们需要结合自己的领域，不断地直面和反思自身的“钱学森之问”，而外语领域的“钱学森之问”的重要根源就是社会责任问题。外语界应该积极反思自身的社会责任，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应该具有“民族本位”的责任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外语界也要积极履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双重使命，努力做到“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并具有关注现实的情怀，铭记外语教学的人文性，积极参与人文社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同时胸怀天下，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责任。

【注释】

(1)殷猛，黄山学院外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