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评价

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评价_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回顾：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研究

第六章　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评价

陈独秀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救亡与启蒙任务异常紧迫的时代。如何为中国社会发展解除思想文化上的障碍，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创造必要的发展条件，提供发展可资借鉴的经验，是陈独秀及其同时代人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通过发起新文化运动，全面吸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思想，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开展革命运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陈独秀对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作出了足以傲视同侪的历史贡献。不仅如此，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展经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论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当然，尽管和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一样，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亦不可避免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有损于陈独秀作为一个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家的形象，因而使客观而公正地评价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成为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第一节　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历史地位

著名史学家郭湛波先生认为，陈独秀是中国20世纪初的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其“思想之敏锐，魄力之坚强，非他人所可及。是中国近代第一流的思想家。但陈先生在近五十年思想史的贡献，不在西洋新思想的介绍，而在笼罩二千余年思想之破坏。”^[1]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讲他的功劳。”^[2]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3]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他继续强调：“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建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4]可以认为，郭湛波和毛泽东分别从史学界和中共领导人的角度，对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作了一个公正的评价。就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而言，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解除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禁锢风气之先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进步的文化对积极向上价值观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而落后的文化则束缚人们的思维，进而阻碍社会的进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积淀在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封建思想观念并未被彻底扫除，反而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丑剧的上演，在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尊古复古的逆流。这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传统伦理纲常既是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障碍；帝制复辟之所以能够沉渣泛起，是因为其后有落后思想的作祟。随着西方思想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等大规模涌入中国，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人们对中国社会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重估。而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高举着“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陈独秀认识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义务本位、人格附从、等级尊卑的宗法社会伦理思想是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因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个性解放的历史，正是在个人取得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促进了人类社会由蒙昧走向文明，而个体意识则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并成为现代价值精神和文明秩序的基础。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经济自由、法治、有限政府等一系列支撑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规范，无不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但以宗法农业社会为根基的中国文化则匮乏这种自由独立的个体意识，导致中国在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困难重重。因而，呼唤“个人”的觉醒，打破“人的依赖关系”，提倡个性解放，便构成了陈独秀启蒙工作的中心课题。

陈独秀以唤醒人们的个体意识为出发点，呼吁全社会对人的权利予以尊重。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将“自主”列为启蒙的第一主题，号召新时期的青年人去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陈独秀则敏锐地将个人主义归为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而加以热烈颂扬。陈独秀的这一努力，不可避免地要与宗法农业社会所遵从的纲常礼教思想发生激烈冲突，并难以遏止地要从伦理道德领域蔓延到社会政治和整个文化领域，由此形成了对旧思想的强大冲击。因为个人权利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独立自主权的不受干预，所以尊重个人权利必然需要一个民主的社会，必然要求社会从政治制度上予以改革来满足这种需要。同时，由于每一个独立自主的人都需要依据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理性地进行思考，自我掌控个人的行为，这就必然要冲破人身的依附和等级的束缚，并与宗教迷信和传统的纲常礼教思想，进而和一切保守的文化思想产生激烈的冲突。

陈独秀告诫人们，要追赶西方先进国家，摆脱落后状态，就必须同时重视科学与人权。因为科学与人权犹如舟车之两轮，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缺一不可。没有对科学的尊重，就不会获得真理；而没有对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科学的发展^[5]。陈独秀的这一思想，无疑在当时起着开风气之先和振聋发聩的作用。以陈独秀的思想为先导，20世纪初的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蓬勃兴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对于帮助人们冲破旧思想文化的束缚，树立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观念，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影响了一大批进步的中国青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坚持了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立场

五四时期，针对中国社会应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学术界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学说迅速传入中国，并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希望。但是，五四时期也是各种社会思潮十分活跃的时期，除了社会主义思潮之外，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等思想方法，各自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有自己的拥护者，使有着不同立场和思想方法的人们，在回答中国应走怎样的发展道路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等论争，即展现了不同观点之间的激烈碰撞。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对革命存有戒心，他们希望社会进步能够以西方社会为模板，在资本主义框架范围内依靠点点滴滴的积累来实现。他们拒斥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将“主义”高悬的做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有可能误国误民。但他们却忽视了西方自由主义本身便是宪法政治的产物、可以在合法秩序范围内推行“社会改造渐进工程”的这一事实，企图在没有宪法和法律制约的暴力政府以及一个匮乏基本共识的无序社会里推进社会改良，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掉入一个乌托邦陷阱之中。陈独秀则认为，对于社会的改革，既要有“主义”从目标上予以定位，又要有实干精神从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着手，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且应该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效能^[6]。实际上，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需要一个一个逐步加以解决。在胡适贬斥“主义”的时代，对问题的解决亦不具备良好的环境，在救亡的形势日益紧迫下，采取根本性的“主义”措施，为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便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方式。陈独秀的论证，既肯定了“主义”的合理性，又强调了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既强调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又重视了实际问题的研究，这种态度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点相一致的。

而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从欣赏温和改良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在未来，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工业化、消除贫困，与此同时，还要大力推行生产协社，以资本企业和协社企业的并进来达至资本主义和协社社会主义之间的平衡，在调和劳资利益的基础上来消除阶级矛盾，进而避免社会的动荡。以此为出发点，研究系学人也反对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并由此引发了社会主义论战。在这场争论中，陈独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指出了研究系所列方案的不合理性。他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两极分化，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弊端；中国的社会发展应力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弊病，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才能完成。陈独秀在这场争论中，维护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增强了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们则从极端自由化的角度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必要的纪律，幻想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一步到位地实行按需分配，因而也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陈独秀则同李大钊、李达、施存统、蔡和森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纪律与自由以及生产与分配上的错误观点，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论证了纪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正确指出了分配方式与生产水平之间的相适应性，并由此有力地维护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陈独秀以自己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托，以他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在与各种主义的争论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确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论证了社会革命和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

陈独秀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思想文化界的先驱，对于中国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一直进行着苦苦的思索。随着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深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陈独秀，在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军阀对中国的危害日益加重，资产阶级的剥削也日益残酷的情况下，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指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走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要以社会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陈独秀认为，一种新社会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靠空谈就能够实现的，必须采取实际的革命行动以强力推翻旧制度才有可能。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封建军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肆虐，以及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压榨等问题，靠和平的手段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广大无产阶级要摆脱自己牛马不如的地位，“只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政治、法律等强力机关，彻底征服资产阶级后，才有将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废除的可能。”^[7]为达到社会革命成功的目的，陈独秀认为不能盲目行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弱势地位时，为了保护自己和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级均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革命运动。而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具备强大的战斗力，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每一位成员，则应该“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治驭政府，创新实业，从新建设”。^[8]陈独秀在理论上对社会革命和建立革命政党必要性所作的论证，为中国革命的蓬勃开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同时，陈独秀还身体力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之中，并以两个儿子的生命为代价，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牺牲。正如毛泽东客观评价陈独秀的那样，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有历史功劳的。

四、总结了中国社会发展可资借鉴的经验

尽管中国社会只有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有前途，但在陈独秀所处的年代，社会主义却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制度闻所未闻，而且即便苏联也不过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已，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是没有可能从理论上予以明确回答的。陈独秀在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对此问题同样也未进行回应。究其原因，一是社会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还提不上议事日程；二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才刚刚起步，缺乏可资总结的经验和材料；三是陈独秀繁忙的领导工作，也无法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退出中共领导岗位后，特别是在陈独秀的晚年，他才终于有了足够的时间和历史间距来审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中，陈独秀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写了《民族野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他以社会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为依据，解释了现代国家和国民精神的盛衰强弱的根由，并指出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仍然停滞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尽管他深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但仍在客观分析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正确结论。他引用列宁的观点指出：“‘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9]因此，陈独秀提倡，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应该大胆采用资本主义经济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其正确观点，已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所证明。

在民主建设问题上，陈独秀也首开先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方面，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亲身体验了民主缺失所带来的痛苦，目睹了官僚主义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下压制党内民主所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莫斯科审判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苏芬战争和苏联“东方战线”的建立，也促使陈独秀认真思考苏联式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特别是在民主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陈独秀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党内民主，把党内民主作为抵御官僚主义作风的消毒素，而不能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借口，把民主也一同抛弃。他告诫人们，只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斯大林式独裁的再次发生。他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20年的经验，尤其是后10年痛苦经验中凸显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便是民主制度的不可或缺。

可以认为，陈独秀的上述理论，是在他晚年生活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所作的深刻反思，其评判较为客观，其理论本身也富有启迪意义，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宝贵财富。

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的作者，史学家郭湛波先生认为，《新青年》是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最早、影响最大的刊物，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最有心得、介绍最早的要算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尤以陈独秀的影响为大。^[10]虽然从后来的研究来看，《新青年》杂志还不算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但以对马克思主义介绍的系统性和影响力为标准，《新青年》无疑要居首位。与此类似，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宣传也要早于陈独秀，但就其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而言，却要位居其次。

首先，作为《新青年》杂志创办者的陈独秀，一方面在杂志上大量刊登并出专号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另一方面陈独秀本人也积极为《新青年》杂志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稿件，身体力行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先后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等观点。在文章中，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注重实践的理论特质为出发点，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们要努力体现其实践精神，这就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了很好的理论准备。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本身，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部分。

其次，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必要前提。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产生。陈独秀在理论上严密论证了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者，成功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

第三，陈独秀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理论研究，其所取得的富有价值的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阶段性成果。陈独秀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应采用多种经济手段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均富社会但应给大多数人民带来幸福和必须重视效率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重视民主制度建设的思想等，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这一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不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它不但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开启中国革命的进程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也必将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凸现出跨时代的价值。

第二节　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当代价值

尽管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形成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犹如空谷足音，穿越时空的阻隔，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一、有助于当代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陈独秀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所进行的理论探索的缩影，其正确性既合乎历史的发展逻辑，又被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证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并非来自内源性的渐进积累，而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后的强行导入，“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既使中国人经历了切齿的屈辱，又让中国人开始了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思考。从“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兴起的洋务运动，到企图以君主立宪来推动改革的戊戌变法，再进至辛亥革命所希望实现的民主共和，无一不体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巴黎和会上欧洲列强对中国利益的蔑视，又使西方两面神的形象暴露无遗，不但使中国人学习西方成迷雾，更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五四运动即是各种矛盾激化后的一种总爆发。在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和随之而来在中国社会成燎原之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视域得到了拓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模式也在经历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后得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陈独秀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维护，也反映着这一时代发展的逻辑。因此，正是陈独秀社会发展理论本身所具有的逻辑性，才使其具有了一种强大的逻辑征服力，才让人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思想先驱们为中国指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越来越多地被不断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是正确的。在自陈独秀以来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国计民生问题正逐步得到较为稳妥的解决，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的各项事业发展迅速，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已被控制在有史以来的最低限度，在综合国力不断攀升的基础上，国际地位也达到了百余年来的新高，中华民族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迈向伟大的复兴。而这一切成果的取得，都有赖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坚持，有赖于自陈独秀以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事实证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有助于我们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将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的新成就中，获取新的营养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富有启迪意义

陈独秀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尽管没有涉及微观经济领域里的具体问题，只是一些非常粗线条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描述，然而却触及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他得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可以采用多种经济形式、社会主义也要重视分配公平与生产效率等结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意义在于使生产力有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启示我们要毫不动摇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推动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最根本的推动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该“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1]。陈独秀亦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目标“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最为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12]。陈独秀的思想很明确，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真正的幸福，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之外，别无他途；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否则，社会主义社会就体现不出任何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失去说服力。因此，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陈独秀的这一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又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源泉。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理论，也提出了判断一切工作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将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入21世纪后，其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仍然有赖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认为，陈独秀关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和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均得到了体现。

其次，陈独秀关于不作唯名主义者，要正确看待私有经济作用及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思想，又启示我们应正确处理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具体手段之间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13]十五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所作的这一定位，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也体现了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可能一下子起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私有制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内，作为经济制度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与其他作为补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他指出，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存，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14]陈独秀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性经济形式和经济制度，与国家社会主义相连接，不搞单一经济形式的设想，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是不谋而合的，且已被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陈独秀还反对那种一提到社会主义就欣喜若狂，一提到资本主义就片面反对的肤浅态度，而提倡对资本主义应作辩证的分析。他的这一态度有助于将资本主义制度与具体的经济运行手段相区别，并为邓小平理论确立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排除计划的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再次，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是同时并重的思想，且明确反对平均主义的态度，既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理论参照，又为当代中国社会追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必须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如前所述，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在于给最大多数的人民带来幸福，而人民幸福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获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让最大多数人民都能够获得的幸福，既主要体现为一种经济利益，又在社会的更大范围内表现为一种社会公正，但这种公平利益的获得却不能够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不能以平均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现在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为社会主义者是专门从事分配的方法，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往往误会到这样。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15]社会主义不是均富主义，社会主义既要完善生产方法、大力提高生产效率，推进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也要注重利益分配上的公正，两者是不能偏废的。陈独秀所持的这一观点，与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亦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非常接近；它内涵着社会主义既要讲公平、又要注重效率的思想，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特别是在我国社会目前正面临着贫富悬殊较大这一实际问题的情况下，陈独秀的这一思想所体现出的现实意义就显得更加突出。

三、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陈独秀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尽管他并未从概念上对民主进行条分缕析，更多地是从民主的功能和社会作用的角度来论证民主政治的必要性，然而其政治民主化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首先，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关于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有过不少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把社会主义民主视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也指出：“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17]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主作用的论述，仅属于一种预见性的判断。陈独秀则在总结苏联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他认为，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民主“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18]陈独秀的观点很明确，无产阶级政权是不能够放弃民主的，恰恰相反，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实施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和真实的无产阶级民主。陈独秀的这一观点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和民主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割裂的，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就会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指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19]，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在理论和实践上重视这个问题，就会犯斯大林式的严重政治错误。德国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不是一个东西，但它们不过是一个基本思想的不同表现，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从来不可能互相矛盾。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一样。民主的国家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成的社会的唯一形式。”^[20]陈独秀的观点与此观点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吻合，并且为邓小平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阐发作了铺垫。1979 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1]的著名论断，科学地指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凸显了民主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清晰地展示出陈独秀政治民主化思想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

其次，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公民意识水平、民主政治理论的科学性以及民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完善性等方面，其中，至关重要的还在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陈独秀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大搞个人独裁，严重违背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设想的、建设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和真实的社会主义民主理想，其原因就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内部缺乏完善的民主制度。他指出，“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22]。在陈独秀看来，吸取苏联社会民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没有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都必然会出现斯大林式的专制与独裁。陈独秀认同列宁关于民主制是官僚制消毒素的观点，认为只有依靠完善的民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僚主义的产生。对此，邓小平也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3]可见，陈独秀关于民主制度建设的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对于这个问题的阐发是一致的，两者均强调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的确，民主制度既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理想的组织保证，也是检验无产阶级民主理想实现程度的标准，更是通往民主理想的桥梁；没有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保障，就不能真正建立一个具有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要避免官僚主义和个人独裁统治也是不可能的。

客观地说，陈独秀关于民主政治，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建设的思想，有着相当的合理性，也成为其政治民主化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既纠正了人们思想中视民主为资产阶级专利的狭隘观念，强调了民主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意义；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们在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片面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忽略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同时，陈独秀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十分积极的参考价值。

四、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观照作用

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而且也被文化所模塑。文化直接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人的生活、人的价值，人的完善则是文化的最高原则。先进的文化作为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尺，给文明传承以气势和神韵，更给社会发展以方向和支撑。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促使社会进步的因素总是与先进文化之间有着不解之缘。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选择，到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则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在长达80年时间里先进文化的发展轨迹。陈独秀的文化思想，倡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立足于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人，为中国国民的思想启蒙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由于陈独秀的文化改造思想和当代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着眼于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这又使陈独秀的文化改造思想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首先，有助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多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综合体，其中，经济建设是基础，为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政治建设的目标则集中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则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没有先进文化的建设，就不能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精神支柱。就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而言，陈独秀认为其影响是巨大的，“一种学说，可以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之程度乃愈高。”^[24]。他在这里强调了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并指出了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具有一致性，一方面两者均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进化程度高的文化也必然促进社会的高度进化。他指出，封建社会有着相应的封建文化，其文化思想为封建制度的巩固充当强有力的工具；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因此，陈独秀又认为“国家现象，往往随学说而转移”，正确的学说理论能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而“悖谬的学说”则会产生消极影响^[25]。陈独秀的这一观点，也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相吻合，对于我们加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培育新时期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为社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有着积极意义。

就文化对经济的作用而言，陈独秀认为经济发展绝不能离开文化的支持。“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26]在陈独秀看来，作为文化思想表现形式之一的现代伦理学，与现代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相互印证的关系，它从论证个人的人格独立和财产独立的角度出发，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尽管陈独秀所关注的现代伦理学和现代经济学均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但也应承认，没有西方文化对人的独立与自由的讴歌和对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合理化论证，西方社会同样会因人的积极性的丧失而失去发展活力。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强调远甚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陈独秀以西方文化对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来强调文化建设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仍然有着很强的说服力。

就文化对政治的影响而论，陈独秀认为中国政治革命之所以失败，与缺乏思想上的革命紧密相关，由于“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因此，要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27]。陈独秀所得出的落后的文化思想对政治影响之大，可以使政治革命毫无成效的结论，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积极的成果，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陈独秀的文化改造思想强调了文化给社会经济、政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文化的社会功能，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从而加快先进文化建设的步伐，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和谐发展。

其次，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陈独秀认为，新时代的道德要将小范围的家庭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文学、美术、音乐等表现人类情感的学科应该展现出人类崇高理想的价值，而新文化本身则应该为社会凝聚力的提高、公共责任意识的增强、社会创新精神的发扬贡献力量，最终则应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28]。而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的目的，则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智力支持。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积极探索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将陈独秀的文化思想和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思想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既体现在文化建设目标的一致上，又体现在文化建设具体内容的相似上，而其中最关键的还在于两者文化建设的目的，均着眼于为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再次，有助于和谐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文化直接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人的生活、人的价值，人的完善则是文化的最高原则。陈独秀对人的全面发展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掀起一场思想革命，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培养人的独立人格、爱国情怀、创新意识、实践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陈独秀认为，文化建设应该以促进人的自由与幸福为出发点，他赞赏西方文化对人权的尊重：“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29]这种文化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深入公民意识，并以保障言论自由的方式促进了人个性的发展。因此，他希望建立科学与人权并重的新文化，促进国民独立人格的形成与科学精神的发展，进而脱离蒙昧与浅化的境域。而具有新时代精神的国民则应该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因为“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30]他号召青年人学习马克思注重实践的精神，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增长知识，提高创新能力，推动社会革命向前发展。而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人人都能得到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特别重视教育在提高人的素质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教育一定要克服形式主义，强化与社会的联系，转变教育思想，以学生为本，为社会培养大量“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全面发展的新型国民^[31]。他认为只有具备勤、俭、廉、洁、诚、信的道德品质的新型国民，才能成为一个立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陈独秀的上述文化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就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目的而言，在于通过大力发展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就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人全面发展的要求而言，是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就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方向而言，是要通过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密切与社会实际的联系，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四有新人。可以认为，陈独秀对文化发展的目的、人全面发展的内涵、教育发展方向的看法，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之间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两者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第三节　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历史局限

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思想中的许多闪光点，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开社会风气之先的一代先驱，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仍然因时代和环境的局限而存在着种种不完善之处。

首先，就其经济思想而言，陈独秀对经济发展所作的分析是一种较为粗放的、立足于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分析涉及了一部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如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采用多种经济发展手段、社会主义社会不搞平均主义等。但其经济思想既未涉及物价、税收、财政以及货币等国家宏观经济领域，也不包含工资、奖金、福利等微观经济调控手段，所涉及的面是较为狭窄的。可以说，陈独秀的经济思想只是一种涉及国家根本经济制度上的非常宏观的设想，它所起的作用更多的还在于坚定人们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决心，澄清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糊认识；它的意义不在于给人们以经济发展具体手段上的指导，而在于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其宏观性的经济思想还体现出描述性设想多于定量分析，因而显得不够精细的特点。在对资本集中所进行的论述中，还仅限于在初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描述，没有进一步对资本集中后所形成的垄断作深入的阐发，而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自由竞争后形成的垄断资本，恰好是分析帝国主义形成与发展的最有说服力的基石。由于受时代环境的限制，在救亡与启蒙任务十分紧迫的情况下，社会革命显然比需要坐而论道的经济理论探索更为重要。因此，陈独秀尽管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却并没有将经济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其对经济问题的阐发大多附属于政治命题之下，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关注度不高，且对经济问题也少有集中的论述，而是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文章之中，显得零散而缺乏系统性。他还较为固执地认为，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是不能够立即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等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可能，而他所指的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就是要在中国实行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所能达到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保障。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已被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证明是不正确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陈独秀只是一个不算全面的宏观经济思想家，而不是一个经济领域里的专家，还不可能针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完整而系统的经济理论。

其次，就其政治民主化思想而论，陈独秀对民主政治的强调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突出的只是民主在反对专制主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只作了一种工具性的理解，只是把民主当做达到“社会生活向上”目的的工具，对民主的内涵却未从学理上进行严密的论证。而从学理上厘清民主的概念，恰恰是民主建设所必须先行完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而陈独秀的政治民主化理论是不完善的。从五四运动初期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杂糅的“人权”和“民主”观念，到五四以后的“劳农专政”，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尽管实现了从信奉资产阶级民主到相信无产阶级民主的跨越，但他仍然质疑广大人民群众驾驭政治的能力，以中国国民素质低劣的缘故而倡导“开明专制”，实行精英政治，其民主立场有着明显的动摇。再者，陈独秀有着将民主“极端化”“超阶级化”的倾向，没有从理论上严格论证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把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倾向，在对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的研究上也付诸阙如，没能很好地予以关注。

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时候，在对斯大林所推行的个人独裁进行谴责的同时，陈独秀也忽视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国民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忽视了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立下的卓越功勋，甚至还认为“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32]。这使得陈独秀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评价走向了极端，失去了陈独秀自己推崇的民主所要求的客观性，同时，也充分展示了陈独秀思想方法和哲学立场的偏激性特征。

在强调民主制是官僚制消毒素的时候，陈独秀除指出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只有实施的广狭不同外，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却着墨不多，而民主制度建设恰恰是保证民主实施的关键，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在此方面内容的缺乏也给其民主理论留下了又一缺憾。

再次，就其文化改造思想来说，陈独秀所倡导的毫不妥协地同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思想作斗争、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在全社会树立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对孔子思想的激烈批判，却不可避免地使其浸染上了较为浓厚的西化色彩。尽管陈独秀后来也承认孔子的思想在其所处年代有着积极意义，但这仍然不能避免其文化立场上的矫枉过正之嫌。显然，这一文化改造路径是存在着很大缺陷的。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是无法完全抛离传统文化而向前发展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可取，文化虚无主义也是不正确的。

受时代的局限，陈独秀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创新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新文化不过是对旧文化的扬弃，其中也包含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尽管其文化思想是在旧文化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不破旧则难以立新的形势下形成的，然而从文化整体发展的视角来衡量，其文化构建方式不能不说是偏激的。当然，陈独秀在颂扬西方文化，否定旧文化的现实合理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肯定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但就其文化改造的整体架构而言，采撷西方文化的因素来搭建其新文化平台，仍然是其思考的主要方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没能排上其议事日程，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功能也理所当然地难见系统而深入的论述了。因此，郭湛波先生评价陈独秀是传统文化的解构者而非建构者，可谓一语中的。

总之，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在风云激荡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不但开风气之先，一新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且无情地荡涤了旧思想的污泥浊水，为国人思想的启蒙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其社会发展思想中的许多有益成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受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以及在独特的思想方法驱使下，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也同样存在着不足之处。因此，我们也要对之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注释】

[1]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82.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3.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83.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4.

[5]陈独秀.敬告青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9-135.

[6]陈独秀.主义与努力［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17-218.

[7]陈独秀.谈政治［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58.

[8]陈独秀.随感录［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87.

[9]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99.

[10]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278.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3.

[12]陈独秀.造国论［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89.

[1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

[14]陈独秀.沈溪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38.

[15]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62.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3.

[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0.

[18]陈独秀.给西流的信［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55.

[19]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60.

[20]高放，黄达强.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425.

[2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22]陈独秀.给西流的信［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55.

[2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24]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31.

[25]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87.

[26]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32.

[27]陈独秀.文学革命论［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60-263.

[28]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3-128.

[29]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66.

[30]陈独秀.一九一六年［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70.

[31]陈独秀.敬告青年［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30-134.

[32]陈独秀.致郑学稼的信［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