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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价值

时间:2022-03-1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这一无奈选择,却给了马林诺夫斯基改革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契机。同时,后人通过这两个案例对人类学家自身在研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此牵涉的研究伦理问题进行质疑和反思。
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价值_发展人类学概论

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价值

在人类学界,不管你的领域和专长是什么,你的研究都要经过一个称作“田野研究”的阶段。在上一篇中所谈到的19世纪社会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中,只有人类学家摩尔根进行过浅尝辄止的田野研究。摩尔根曾对易洛魁部落进行过数次为时两周的实地考察和访问(Tooker,1992)。摩尔根对于印第安人居住区(如今的土著居民保留地)风土人情的着力描述,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欧美人将印第安部落居民视为“蛮荒野人”的错误认识。然而,真正在理念和实践层面上对文化和社会人类学方法论作出划时代贡献的,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 Brown)这两位英国人类学家。他们彻底地摒弃了社会进化论者那种死守书斋、忽视收集一手材料、不经实地考察而随意下结论的研究态度,赋予人类学研究更为独特和鲜明的专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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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林诺夫斯基不是第一个提倡田野研究的人类学家,但行内人士一般认为他是“参与观察法”的发明者。马林诺夫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特布里安岛进行实地考察时所采用的以参与式观察为特色的田野研究手段,日后不但成为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标志,也占据了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方法的核心地位。所谓参与观察,就是要求人类学者在田野实践过程中,深入他(她)所研究的特定社区的日常生活,最大限度地参与所研究对象的社会活动,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来收集与研究主题有关的一系列专门性的地方知识。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者不像那些号称也做田野研究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在人生地不熟的地区待上一两个星期,发发调查问卷,然后通过翻译与当地人作些简单的交流,问上几个问题,随后就走人。要真正做到“参与观察”,人类学者通常要在他们所选定的研究场所(如村庄、集镇或街区)居住一年以上的时间,同所在社区里的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从而分享成为社区中普通一员的深刻体验。在田野研究中采用参与式的观察法,对于人类学者来说,意味着参与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顺应当地习俗并尽可能参加一切仪式和活动,力求获取能解决自己疑问的细节和信息,从而加深对所在社区日常生活的了解。

有意思的是,促使马林诺夫斯基在实践中创立“参与观察法”的缘由,完全是历史的偶然。马林诺夫斯基在进行田野工作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他的祖国波兰又隶属于英国交战的奥匈帝国。国籍问题使马林诺夫斯基无法准时返回英国,并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于是在结束短暂的实地研究之后,马林诺夫斯基不得不在位于南太平洋的特布里安岛上继续逗留,静待战争结束。这一无奈选择,却给了马林诺夫斯基改革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契机。在随后的近两年时间里,马林诺夫斯基有足够的理由和时间,走出栖居的茅舍,将研究触角进一步深入到特布里安岛上当地人的聚居区。他支起帐篷,学习当地语言,参加包括仪式和交易在内的各类社会活动,并详尽地记录下他亲眼观察和亲身体验到的生动场景(Sperber,1985)。按照“参与观察法”的要求,研究者不但得在田野长期居住,还要学习并且掌握当地人日常使用的语言。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在田野研究中使用当地人的语言尤为重视。或许这是因为他从身为语言学家的父亲那里得到熏陶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在实践中体会到,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知晓与他朝夕相处的那些岛民们是如何看待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以及他们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Malinowski,1922:25)。要达到这一研究深度,仅靠随身翻译或者手中的字典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有在田野实践中学会鲜活的当地语言,才能真切体会到那片言只字在特定语境中难以翻译的丰富内涵,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一手资料的泥土气息。

应用人类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其研究初衷就是通过运用以田野方法所获取的知识和信息,来解决书本和课堂之外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具有相当强的目的性和实用性。早期应用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田野工作者都会关注研究方法问题,只是实践者的目标和预期成果的实用性有所不同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非洲学派”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非洲殖民地的田野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作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使人类学方法的应用价值第一次得到学界以外的广泛关注。“非洲学派”以《非洲政治制度》(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1940)为标志的研究成果和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Benedict,1989[1946])充分显示了人类学研究方法及其发现对于决策的重要意义。同时,后人通过这两个案例对人类学家自身在研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此牵涉的研究伦理问题进行质疑和反思。

以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 Pritchard)为首的《非洲政治制度》的几位西方人类学者,没有任何政治学理论的专业背景,对西方政治哲学也兴趣索然。但他们自认为这就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在该书序言中,有这么一段颇具相对主义意味的陈述:“我们尚未发现政治哲学家们的理论能有助于理解我们所研究的社会,而且我们认为那些理论没有什么科学价值”(Fortes and Evans Pritchard,1940:4)。言下之意,只有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实地考察方法,才是了解非洲大陆政治制度和实践唯一途径。由于得到带有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结构—功能主义”标记的田野训练之真传,这些后来成为“非洲学派”主力的人类学家能以一种整体论的目光,对处于国家发展初级阶段的A类社会和所谓“政府不存在”的“无首领”的B类社会进行有别于政治学者的观察。在一定程度上,“非洲学派”在实地考察中强调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制度如亲族、婚姻、宗教和政治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和互为依存的特性(1940:5),比将单个政体抽离出其所在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传统方法的确更能反映田野实况。

然而,“非洲学派”对非洲大陆社会的整体描述,却缺乏一种特定语境中应有的历史感。以阿萨德(Asad)为代表的批评家认为,其症结恰恰就是殖民地语境。在《人类学和殖民遭遇》一书中,阿萨德指出:以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在殖民时代之初成为一门特征鲜明的学科……由欧洲人为欧洲读者(观众)对被欧洲强权主宰的非欧洲社会进行研究”(Asad,1973:15)。事实上,殖民地的存在使“非洲学派”能以非洲大陆作为其田野研究的实验室,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殖民当局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支持。人们显然有理由对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以及其研究结果是否“科学”和可信表示怀疑。

比《非洲政治制度》一书更有代表性、更能体现应用人类学对于政府决策影响力的,是《菊花与刀》这本一度风靡人类学界内外的杰作(尽管它其实并非其作者本尼迪克特的真正代表作)。此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之托,以一种在当代人类学者看来是匪夷所思的“远距离研究文化”的方式,来帮助美国及其盟军更好地在心理和文化方面来了解他们共同的敌人,为赢得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和维持战后日本国内的基本秩序,提供可以为当局决策服务的见解。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菊花与刀》可能是目前国内被译为汉语的人类学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部。有意思的是,该书在战后译成日语,在日本也成为畅销书。并非所有的日本读者都认可本尼迪克特的看法,尤其是书中对日本文化、人格以及国民性的观察和分析。限于篇幅,笔者对该书之所以受到中日美读者追捧的缘由,不再加以赘述。本章只想就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手段,以及这一应用人类学经典案例对于发展实践的启示和意义,作为讨论和反思的重点。首先,由于在战争期间,她无法亲历日本,像她以前深入印第安人居住地进行马林诺夫斯基风格的田野研究。除了依靠大量的档案、纪录影片和极少数日本研究的英语专著,她的主要获取第一手材料的方式,就是通过和被拘禁的美裔日本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在日本出生的移民)面对面的交谈。就是这种在战时特殊环境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似乎无可厚非的田野调查模式,引发了当代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对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间权力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问题的全面思考。

哈佛大学著名东亚学者傅高义(Vogel)在他应邀为1989年再版的《菊花与刀》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她(本尼迪克特)的一个有力的研究武器就是对在美国的日本移民进行访谈。我记得一些受访对象告诉了我他们对于在每天午餐期间与本尼迪克特所进行交谈的内心感受。他们欣赏她所提问题的深度,但同时又实在惧怕她探求他们情感和经历的一切细微之处所作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努力。在他们看来,她力图倾听他们所能回忆起的每个细节,一遍又一遍,简直是不厌其烦。他们仍记得用餐完毕后被准许离开时的既疲倦又感到轻松的情形”(Vogel,1989:X)。傅高义的生动叙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孜孜不倦的人类学家的形象,同时也还原了本尼迪克特进行深度访谈的语境。可以想象,在美裔日本人所居住与集中营条件无异的拘留地所做的任何田野研究,都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由于战争的因素,这种不平等随时有可能将面谈转化成实际上的审讯,并使研究者的相对主义善意变得不值得一提。的确日本读者对《菊花与刀》一书充满矛盾的反应多半也是源于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他们对一位从未涉足日本的西方学者对日本文化有如此程度的认识表示钦佩,同时他们又对她以美国为例来阐述美日文化差异时蕴含的那种优越感颇为反感(Hendry,1996)。

比起独立后非洲学者对《非洲政治制度》的鄙夷态度,日本读者要显得大度和宽容,尽管《菊花与刀》在研究方法和伦理方面存在着与前者同样的谬误。《菊花与刀》法语版前言中特别提到这一事实:相当多的日本人至今对本尼迪克特以专家身份对帮助麦克阿瑟在占领和管理日本期间同当地人友好相处,同时坚持保留日本皇室制度的努力心存感激之情(Cobbi,1987)。这一来自人类学家的善意建言,使得那位不可一世的美国“恺撒”(即麦克阿瑟将军)改变初衷,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日本的文化传统避免了一般战败国可能遭受的灭顶之灾。可以说,本尼迪克特涉足决策研究,原本是一件偶发事件。然而她却为日后应用人类学成为专业化的分支学科,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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