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_兵谏及国内外反应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西安事变”_兵谏及国内外反应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第八章　“西安事变”——兵谏及国内外反应

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绝不是用来自相残杀的。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绝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一二•一二”事件。

蒋介石经过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番精心布置，认为可以向张、杨摊牌了。于是，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两个方案，供其选择：其一，服从中央的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开赴剿共前线，与红军决战；其二，如张、杨不愿意剿共，则东北军将调至福建，西北军将调至安徽，中央军进驻陕甘地区，由蒋的嫡系部队完成剿共大业。

张学良和杨虎城经过秘密协商，决定无论如何不离开西安，但也不再为内战而拼命。[1]他们决定首先采取规劝的政策，先是苦谏，反复劝谏，苦苦哀求，争取要蒋介石改变主意。如果苦谏不成，只好实行兵谏，靠武力使蒋介石屈服。张学良曾屡次在蒋介石面前苦苦劝告，直至口干舌焦。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屡次怒斥少帅。12月11日晚上，少帅甚至声泪俱下，哀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抗击日寇。蒋介石不但粗暴地拒绝了少帅的请求，并且决定把张学良的部队调往福建，杨虎城的部队调往安徽。

蒋介石准备于12月12日离开西安，11日晚，他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少帅出席了告别宴会，而杨虎城则借故没来。宴会之后，少帅赶到杨虎城将军的司令部，与他进行了秘密会谈。就在这次会谈中，他们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经过协商，双方决定，东北军负责完成下列任务，少帅的警卫营和一○五师负责逮捕蒋介石，封锁西安至临潼的交通。[2]少帅还命令在兰州的东北军解除驻扎在那里的中央军武装，控制停在兰州机场上的全部飞机。(www.guayunfan.com)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高级军政官员，解除西安城内蒋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杨虎城的部队还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所有的飞机。

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所有部队都处于紧急战备状态，以便一接到命令，便迅速采取行动。帷幄运筹之后，张、杨分别回到自己的住处，召集各自高级军政官员，宣布这一重大决策。[3]

午夜时分，少帅主持了东北军高级会议，所有军级将领，除万福麟、何柱国远驻外地以外，于学忠、王以哲、缪澂流三位军长都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骑兵军的一个师长白凤翔和副官长谭海。其他高级官员如米春霖、新任参谋长董英斌、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以及高级顾问鲍文樾等也都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一些文职官员在场，如秘书长吴家象、“剿总”政训处处长卢广绩和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4]

根据当时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后来回忆，少帅宣布他的决定以后，会场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于学忠、米春霖等人提出下列问题：“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副司令已决定执行这一决定了吗？”少帅的回答是：“捉了以后再说。”据说少帅当时一再强调，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为了“拥蒋抗日”，“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没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大家纷纷表示：“既然副司令已经决定了，我们愿意服从命令。”[5]于是，参加会议者一致通过了这一决定。少帅遂派谭海负责逮捕蒋介石，由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武和第二警卫营营长孙铭九直接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孙铭九率领他的第二警卫营具体执行这一命令：

把委员长平安带回城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委员长一定要活着带到。[6]

孙铭九率领少帅的警卫营连同200名东北军士兵分乘四辆卡车，于12月12日凌晨3点驶向郊外的临潼。5点半钟，汽车驶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驻地门前，孙铭九劝说蒋介石的警卫打开大门，遭到拒绝，孙便下令硬冲，蒋介石的卫士大惊失色，双方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交战中，蒋的大部分卫士被杀。孙铭九带人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发现蒋已逃跑，他下令仔细搜索。从卧室一直搜到后院白雪覆盖的假山，他们两次搜山，结果都没发现蒋介石的行踪。直到上午9点，他们才发现蒋介石的贴身警卫，然后找到了蒋介石。他蜷缩在一块巨大岩石下的山夹缝里，赤着双脚，贴身睡衣外面只披了一件宽大的长袍，在早晨的严寒中簌簌发抖。孙铭九立刻跑到他跟前，说道：“委员长，奉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们到这里接您回城。”蒋介石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你是我的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我要死在这里。”孙铭九回答：“这不是东北军的叛乱，我们只是要拥护领袖抗战打日本。”[7]

蒋介石连吓带怕，且又疲于奔命，此时已精疲力尽，况且在逃命时受到的体伤现在也剧烈疼痛起来。[8]于是，孙铭九把他背在背上，慢慢地沿着山坡走下山来，遇到其他东北军士兵，一同簇拥着蒋介石返回。蒋表示希望回到自己房间去，但人们告诉他，他的房间在交火中受到破坏，还是回到城里去为好，那里更舒适，也更安全。

他们钻进停在山脚下的一辆汽车里，驶回西安。一路上，蒋介石坐在孙铭九和谭海的中间，一言不发，甚至拒绝他们给他披上一件大衣。

在汽车里，孙铭九对蒋介石说：“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从现在起，中国必须有一个新的政策。您打算怎么办？……抗日是中国的紧迫任务，这是我们东北军将士的一致要求。您为什么不打日本，反而下令要我们打红军呢？”[9]蒋介石坚定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我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准备牺牲我自己，我决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即使你们把我关进监狱，我的精神也决不会向任何人投降。”[10]

华清池五间厅。蒋介石在西安期间住在此处。

进入西安城里，蒋介石注意到街上的所有军队都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他怀疑东北军已经解除了十七路军的武装，穿上了他们的军服，以便欺骗人民。当汽车直接驶到“新城大楼”杨虎城的司令部时，他更是如坠五里雾中，困惑不解。他认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张学良的军阀队伍不同，杨本人早年投入国民革命，具有长期的革命传统，是不会与东北军一起背叛他的。[11]然而汽车却一直驶进杨虎城的“新城大楼”，也是张、杨联合行动的总指挥部，蒋介石被软禁在那里。

当孙铭九前去逮捕蒋介石的时候，杨虎城的部队攻入西安宾馆，逮捕了蒋介石的随行人员。这些随同蒋介石抵达西安的南京大员们大部分都被拘禁在西安宾馆。美国作家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当时也住在这个宾馆里，她生动地描写了这些被关在宾馆里的军政大员们的情形。[12]被拘禁的高级军政大员一共有12人，其中有军政部副部长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豫皖赣边区剿共司令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西北剿共战区司令卫立煌、保定军事学院前院长蒋方震、新任西北剿共司令蒋鼎文、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第二十九军军长万耀煌。在起初的混乱之中，党史编辑委员会主席、立法院前任副院长邵元冲在越窗逃跑时被子弹击中，后来死在医院里。[13]

1936年底，“西安事变”前夕，陈诚等国民党要员随蒋介石赴西安，入住西京招待所，准备发动对红军的“最后五分钟”总攻。“西安事变”时，全员被扣于西安金家巷仁寿里五号。事件和平解决后，被扣留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及其家属合影。右起：蒋作宾、陈诚、陈调元、陈继承、朱绍良、陈继承夫人、蒋鼎文、万耀煌夫人、卫立煌、万耀煌、龚道明等。

张学良和杨虎城不仅下令扣留了蒋介石和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军政大员，也把调来西安准备进攻红军的战斗机全部扣留。

西安所有南京任命的重要军政官员也被拘禁起来，其中包括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民政厅厅长彭绍贤、教育厅厅长周学昌、“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西北剿共司令部政训处长曾扩情。与此同时，城内重要据点如国民党省党部、铁路和电报大楼等都被占领，公安局被包围，空军几百名飞行员、技术员和地勤人员以及国民政府的50架飞机被俘获。[14]12月12日凌晨，两个小时之内，西安完全控制在东北军和西北军手中。[15]

就在俘获蒋介石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向各省当局、新闻机构发布通电，电文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16]塘沽[17]、何梅协定[18]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19]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

应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且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俘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0]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民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21]

西安 1936年12月12日

该电以十九个人署名，其中八个是被逮捕的南京军政大员，七个是以少帅本人为首的东北军将领，四个是十七路军将领，包括杨虎城、孙蔚如、冯钦哉和曾经奋战在东北的抗日英雄马占山。

这八项建议即为著名的八大纲领，它既是进步的，也是民主的。第一条包括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重新合作的内容。而第七条特指孙中山先生的这方面思想，即愿意建立中国与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间的合作关系。另外几条则要求更广泛的政治自由，这是中国各地的自由民主力量多年来所要求的愿望。

捉蒋以后，张学良立即请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给陕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电，通报事变经过，申明八大主张，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前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之大计。与此同时，张、杨还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军政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部”这一机构，代之以抗日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22]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其中也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这一新机构成立后，即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部分军队向东挺进，开赴陕—晋、陕—豫交界地带。同时红军也遵照它的命令，向南推进，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共产党就进驻了延安。[23]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携手并肩，守卫在陕西边界上。在进行这些防御部署的同时，这三支军队都发表宣言，宣布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内战。[24]

12月16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举行群众大会，他们两人共同向公众解释了逮捕和扣押蒋介石的原因。就在那次大会上，张学良对自己的立场做了如下声明：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只身一人乘军用飞机抵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之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甚么区别？”[25]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用使学生、也可以用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绝不是用来自相残杀的。由以上两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绝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一二•一二”事件。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地拿出来，清清楚楚地报告全国民众面前。同胞们！我们只求实现主张，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场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26]

少壮派军官们热情支持少帅的行动，这些青年军官们的热情已很难控制，难以预料他们会采取哪些狂热的举动。然而，投靠南京政府的变节分子也不乏其人。例如，东北军和西北军中身居中枢要职的交通处长便都有卖身求荣、泄露军机之嫌，先后遭到张、杨的严厉惩处。但他们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尤其是东北军交通处长蒋斌的变节行为，使西安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双十二”西安扣押蒋介石一事，不仅震动了南京政府各阶层，而且也使全国民众目瞪口呆。值此之际，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把张、杨发动兵变的意向和主张公布于世，争取全国公众舆论的支持。所以事变当天，张、杨便起草了致全国各界的通电，包括其八大主张，并立即交给蒋斌，限他即日发出。不料蒋斌有负于少帅，不但扣下通电拒不发表，反而向南京何应钦密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何应钦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严加控制全国的邮电系统，严格封锁来自西安的一切消息，致使外界一时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无从了解，张、杨抗日民主的政治纲领更是鲜为人知。不仅如此，南京宣传机构还不惜捏造谣言，混淆视听，一条条有关西安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向全国各地，乃至向全世界发出。日本在华的新闻报刊机构，更是大肆渲染，推波助澜。于是，西安在世人面前简直成为一座疯人院，而张学良在世人眼中变成了一个具有乃父遗风的绑票土匪。[27]何应钦乘机扬言委员长已被杀害，力主下令讨伐，甚至举行白衣誓师仪式，以渲染讨伐西安的气氛和声势。

正因如此，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除了广西等少数地方实力派以外，大都是对张、杨的规劝、谴责甚至警告之声。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使少帅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度曾使他对自己丧失了信心。[28]

国内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倾向，如上所述，是要求张学良尽快释放蒋介石。中国各家报纸联合发表一篇感情激昂的文章，呼吁人民当此危急关头，要无条件地和政府站在一起。

天津的《益世报》提出：（1）政府应立即在南京召开一个救助会议；（2）救助会议代表应包括南京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领导人、各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和各党派的领袖；（3）这次救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拯救蒋介石，恢复他的自由，准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组南京政府，改组立宪政府的组织结构。[29]

中联社，这是30年代在中国舆论界最有影响的新闻机构，它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篇措词适度而谨慎的声明，14个省和大城市的报纸和新闻机构也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名。声明以相当模糊的语言，提出三点主张：第一，在内乱外患的双重威胁下，若使中国求得生存，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保持一个绝对独立自主的、坚定的立场。无论是什么主义，它都必须建立在有利于国家救亡图存的基础上。第二，在扣押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全国人民应启发他的良知，使他释放委员长。第三，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简单而明确，符合正义和中国传统的法律，也要与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和教诲互相一致。[30]

左翼爱国团体和青年学生组织是拥护少帅这一举动的，他们积极响应西安方面的主张。全国救亡协会提出下列主张：

（1）停止内战；（2）停止镇压共产党；（3）组织统一战线；（4）和平解决“西安事变”；（5）加强和援助绥远的抗日战争。[31]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公开了以后，北平学联立即通过了下列决议：

（1）我们以人民的名义要求：立即对日宣战。

（2）我们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

（3）我们谴责以任何借口发动任何形式和任何种类的内战。

（4）我们要求蒋介石联合张学良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5）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全部接受张学良提出的抗日主张，必要时宣战。

（6）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和中国所有各党派、各种力量召开一个全国国防会议，共商抗日救亡之大计。[32]

这份决议表明，中国学生的反日情绪极为高涨。

知识分子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阶层是大学教师，他们是比较保守的。1936年12月15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致电张学良，口气颇为强硬：

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20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胡适（1891—1962）

20年代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学者胡适博士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才从美国回来，他于12月20日为天津《大公报》写了一篇星期日社论，题为“叛逆张学良”。他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反对少帅。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中国本是统一的，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对中国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张学良搞糟了这一切，他使中国在世界上名誉扫地……他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毫无疑问，张学良的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最使人不解的是，现在仍有一伙青年人对他表示同情和赞赏，如果他们不想损害国家利益，他们也一定是无知的……[33]

在这篇社论中，胡博士极力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辩护，教育学生：

至于知识幼稚的学生，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危害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他最后还猛烈攻击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张学良主政华北时，和胡适来往较多。不仅经常见面，也常书信来往。这是张学良给胡适的亲笔函。

西安的叛变最明白地告诉我们，统一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共产党既然已经主张了国际主义，他们怎么同时还能是爱国主义的呢？他们为民族阵线摇旗呐喊，只不过是在行将灭亡以前为求自保的一种策略。其次，他们侈谈抗日，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真正抗日的人是不会扣押正在领导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的。第三，莫斯科是不会支持他们这种行动的，事实上，莫斯科已经发表社论谴责这种行为了。[34]

这篇社论深得南京政府赏识，故将它大量印发，在当时颇有影响。

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于12月16日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论张学良之叛乱”，对张学良进行了最恶毒的谩骂式的攻击。他极力为南京领导人所采取的措施辩护，对少帅进行人身攻击。他写道：

首先，他出身于土匪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人做起事来颇像一个土匪的缘由。从青年时期，他就习惯于这种行为。第二，他是一个被环境宠坏了的人，他常常自诩比别人聪明，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至多只相当于一个高中生的水平。他不能长期专务任何一件事情，所以他的精神世界是极为不现实的。第三，他喜欢被人阿谀奉承，养成一种高居他人之上的优越感。近年来，他成为全国公愤的众矢之的，并且为世界舆论所嘲笑，所以他很容易受身边邪恶小人之蛊惑，受自己异想天开之迷梦所支配，故而作出这种土匪式的行为。这就是今天这一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的原因。[35]

南京三所大学的校长和教员联名向少帅发出一条措词适度的通电，质问他如何解释借救国之名、行害国之实的举动。他们敦促少帅：“为了足下自己的缘故，立即护送蒋委员长脱离危险，然后你才能有机会提出自己的主张，或是被采纳，或是被反对。”[36]

上海和南京的所有有影响的人都给少帅打了电报，提醒他当务之急是委员长的安全。值此之际，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是少帅的好友，也是周恩来的老师，他拍了一份长电给他们二人，但只收到周恩来的回电，说蒋介石安然无恙。[37]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F.P.洛克哈特先生这样记述中国各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一个突出特点是全国各界对处在困境中的蒋介石自发流露出来的同情，和对正在处理这一危机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泛的支持。如果说存在着不同的舆论，那主要是方法，而不是原因。当时人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使委员长获得完全的自由，使他重返南京。[38]

从“西安事变”的开始到结束，各地军阀和地方实力派都没有对张学良表示具体的支持和明确的赞许。在所有这些军阀中，张学良料想阎锡山能支持他，因为他曾与阎有过心照不宣的默契。12月12日，即事变当天，张学良给阎锡山发了一份电报，其大致内容如下：

蒋公莅陕之时，学良等一再谏请，使其派军，挥戈北上抗日。然蒋公一意孤行，不予批准，故学良被迫请蒋公暂留西安。采取此举，只为救国，学良决心保障蒋公人身安全。同时提出八点主张，其中致力于结束同胞萁豆之争，改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与苏俄联合。

学良敬盼得到阎公的支持。兹事甚急，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39]

直到12月14日，阎锡山才给西安回电，他以礼貌的措词，表达了对张学良鲁莽行为的忧虑：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两兄震机及汉兄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强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保证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天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端，结果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治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40]

一星期以后，阎锡山又致电张、杨，要求释放蒋介石。但是与此同时，他宣称中国人民必须调和内部的分歧，达成持久的联盟。[41]在此期间，阎锡山已把其反共自卫军改为抗日武装，动员他的部队抗击他称之为的“外寇”。这样，阎锡山表面上谴责少帅的行为，但暗地里却认可了他的目标。[42]

虽然阎锡山继续谴责少帅，但他却在阻止南京政府出兵讨伐西安的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对蒋夫人及其亲属予以支持，为他们与西安领导人谈判提供了方便条件。虽然“西安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南京和西安之间扮演了一个中间角色，[43]但就连张学良的一个极端激进的下属苗剑秋也相信，实际上阎锡山是赞同少帅这一行动的。[44]杨虎城派往山西的特使续范亭对此亦有同感。他说，当他受杨虎城之托与阎锡山打交道时，阎仍表示不愿介入其中。但他却对释放蒋介石这个问题暗示异议，表示让他回南京之举有欠考虑。[45]

有资料表明，阎锡山与共产党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他热衷于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态度，是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接受共产党一致抗日主张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很可能感到，不这样做，阎锡山就会与其他想要抗日的华北军阀们一起，走到共产党一边。例如，控制着河南大部分地区的商震是阎锡山以前的下属，他强烈要求抗日。到1936年，阎锡山与韩复榘的关系已十分密切。韩是山东的军阀，在山东经营多年，影响很大。阎锡山曾一再要求河北的实力派人物宋哲元协助他把日寇赶出察哈尔北部。[46]

四川和广西的军阀，广东的十九路军，加上阎锡山、宋哲元和冯玉祥等曾打算成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排除共产党参加，以便保持现在政府的权力。[47]

唯有广西军阀的反应使少帅稍感宽慰，他们从反蒋的立场出发，对“西安事变”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李宗仁、白崇禧等前一年夏天的那次不成功反叛的领导人，以及其他16个高级军官发表一份通电，其中称赞张、杨“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抗日。他们在广西的桂林召开一个为期四天的会议。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两年前福建叛变的领导人之一），以及绝大部分广西及其他军政要人都出席了会议。会议要求南京善意地解决“西安事变”，建议改组国民政府，使之采纳“抗日救国纲领”。其内容如下：

（1）政治解决西安事件；

（2）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

（3）反对独裁统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

（4）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开赴绥远前线；

（5）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48]

桂系将领。右起：李品仙、廖磊、王泽民、韦雪淞。

四川军阀刘湘，素来与少帅私交甚好，他先后通电全国，并向少帅致电。他一方面埋怨少帅：

今以羁留介公之故，将使救国之初心，得亡国之恶果，宁不可痛可惜。

另一方面，对南京讨伐西安之举，深表反对：

“西安事变”，已使我御侮救国工作，蒙莫大之打击，如再继以大规模之内战，不啻蹈西班牙之覆辙，我国家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悲境。各方所争，既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心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49]

“西安事变”的当天，少帅致电宋哲元，其大意是：

现在日寇对我华北长驱直入，若要从根本上救亡国存，就必须联合国内各党派一致抗日。为此，学良曾一再谏请蒋委员长，不料他却充耳不闻，学良无奈，被迫使他暂留西安，希其幡然醒悟，改变主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制定了八点主张，现一并寄送于足下。望足下收到此电，亲莅西安或派一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家大计。[50]

宋哲元在回电中，提出两点要求，作为他亲临西安的先决条件：第一，少帅必须不与共产党交往；第二，必须保证蒋介石的安全。[51]

同时，宋哲元于12月14日召集其所有的将军和高级顾问开会，讨论“西安事变”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宋哲元的部队应加紧地方防务，防止共产党渗入，并要与日本人紧密合作，以维持华北的和平。[52]

12月23日，宋哲元和韩复榘向全国发布通电，建议召开由政府要人和在野各派参加的国民会议，商讨解决西安问题的措施。他们宣布，会议的目的是商讨如何保全国家，防止生灵涂炭，保障蒋介石安全的万全之计。他们二人都坚决反对南京的军事讨伐行动，韩复榘采取了与宋哲元相类似的政策，对南京和西安的态度都是既不近，也不远。[53]

总观上述国内各界反应，同情、支持少帅此举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对“劫持最高统帅”的行动，大都表现出不理解、不赞同乃至极端愤慨的态度。况且南京宣传机构有意向世人显示，似乎蒋介石此行西安，与谋划绥远抗战方针有关。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更是四处联系，八方活动，“绥远抗战”之词不离嘴边：

讵料绥远前线血战方殷，而西安后方忽生变故，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际，乃竟有此纠纷，关系我中国国家之前途，至深且巨。[54]

以此等话语，联络各地方实力人物，孤立张、杨。

为了使东北、西北两军将士和全国公众了解“西安事变”的背景和意图，张、杨联合发表了“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文中以有力的事实，向世人证明，蒋介石不是真抗战，而是真剿共、假抗战：

我们为什么要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也许有人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20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于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的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还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那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抗战的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安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22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的抗日。

张、杨二将军最后满怀激情地呼吁：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荡荡，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55]

“西安事变”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他们事先既没接到通知，也没有人找他们协商，可以说是一无所知。[56]收到刘鼎的电报后，起初，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随着越来越多的电报从西安涌来，他们欣喜若狂，激动不已。10年的剿杀、10年的冤仇，现在终于找到报仇的机会了。但不久，一些人冷静下来，觉得事情并不那样简单。

中共部分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等在陕北。左起坐者：左二为毛泽东，左三为朱德，左四为林彪。

共产党领袖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以朱德等人为首的激进派主张杀掉蒋介石，报这10年来血海深仇。而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则赞同用蒋介石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政府抗日，并以此使西安获得军事优势。[57]

毛泽东起初兴奋万分，有资料证明，他于12月13日下午4点召开一个30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说，1927年12月以来，蒋介石欠下我们的血债有如山高，现在算账的日子到了，一定要把蒋介石带到保安来，接受全国人民的公开审判。[58]

尽管毛泽东曾这样打算，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而已。20年后，张国焘透露，早在12月12日下午，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秦邦宪（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就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采取下列行动：（1）给张学良发电报，赞扬他的举动，向他保证，共产党在今后的任何行动中都支持他的领导；（2）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3）通知彭德怀和其他红军将领将其军队开赴延安及附近地区，与友军紧密团结；（4）指示驻在西安的共产党联络官，除有关抗日问题以外，不要表示任何具体意见，等候周恩来等人的到来。[59]同时给莫斯科打电报，请示第三国际对蒋的处理意见。

苏联负责外交事务的莫洛托夫、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和苏联元帅伏洛希洛夫在一起。

12月13日晚上，莫斯科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的电报，经上海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之手，转到保安。[60]莫斯科的电文集中阐述了三点意见：（1）“西安事变”是一个由日本人、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制造混乱和内战；（2）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全国统一战线，张学良绝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领袖，而蒋介石可能是唯一有资格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人选；（3）中国共产党应该尽其最大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并利用各种机会与之接近。[61]

莫斯科的这份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由于保安地处一隅，中国共产党一直与世隔绝，不能从外面得到任何消息，所以这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简直是“晴天霹雳”！[62]把共产党搞得目瞪口呆。许多人强烈反对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来回踱步，百思不得其解。“西安事变”明明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者之间关系的结果，怎么能把它叫做“日本人的阴谋”呢？[63]正如周恩来对王炳南所说的那样，[64]共产党领袖们为了决定自己的行动方案，已有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在我们整个一生中，这是最难做出的决定。[65]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很清楚，如果他们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他们就得不到苏联的任何援助；而如果他们按照莫斯科的三点意见行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的联盟就有可能立即破裂。即使他们避免了分裂，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之后所采取的报复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举行会议，研究所要采取的具体方案，最后决定把莫斯科的电报转达给已在西安的周恩来，要他向张学良通报莫斯科的指示。[66]

直到12月19日，中共中央才为如何应付这一重要事件制定出一个明确的方针。人们一致认为，这一方针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主要集中了在保安的毛泽东、张国焘、张闻天和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等人的想法。[67]

首先，中国共产党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意义，指出：“双十二”扣蒋这一事件，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满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因此，发动这次事件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这一事件扣押了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及其主要将领，因此多少属于军事阴谋的方式，以致把南京和西安置于相互敌对的地位，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危险。故此次事变又有妨碍全国抗日力量团结的一面。

接着，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发展前景做了两种推断：其一，由于这一变故，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使南京大部分中间力量走向亲日派一边，从而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给日本人的侵略提供方便。这正是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战线，尤其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朝思暮想的局面。其二，由于这一变故，使南京政府停止剿共，从而促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早日到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发展。这是国际和平力量，特别是正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中国人民所衷心期待的局面。

最后，中共中央指明实现第二种前景的基本方针：

（1）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反对亲日派。

（3）同情西安事件，给张、杨以军事上、政治上的实际援助。

（4）与张、杨联合起来，准备抵抗南京的“讨伐”，以防御战促其反省，制止内战。[68]

从中共中央的这一指导方针中，不难看出莫斯科电报指示的痕迹。但是，中共与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能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但他们也不能接受莫斯科对此次事件的性质所下的结论，以及对张学良的污蔑和攻击。这一指导方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领袖们进退维谷的矛盾心理。结果，他们从总体意义上遵循了莫斯科的指示精神，但在具体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一贯立场。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向南京和西安的双方领导人发表一项声明，它开篇就赞扬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举动：

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公首列，其主张是立即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

至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共产党领袖对双方提出四点意见：

（1）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2）由南京立即召开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3）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的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4）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69]

宣言在结尾部分，敦促南京诸公在避免国家混乱的基础上决定国家政策，共赴国难。[70]

几乎整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起草这份宣言。宣言之所以耽搁了这么久才发表，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先是等待莫斯科的指示，它为共产党内部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然后等待周恩来代表团的报告。正如吴天威教授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把自己的生死存亡与他们即将被卷入的极为复杂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71]所以，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谨慎处理各种微妙的关系。对于莫斯科的指示，他们既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盲目地照搬套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运用了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智慧，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接受其合理部分，抛弃其荒谬成分。

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建立在他们的长期指导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自1936年夏以来，“统一战线”政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变为“拥蒋抗日”。事实上，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不久，19位中共领导人就已写下一封长信直接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以便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确信，单是蒋介石一个人就有权力和威望停止内战，领导全国进行抗日战争。

红军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合影。

尽管在“西安事变”之初，他们的反应十分冲动，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由于蒋介石被扣在西安，使得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地位出现真空状态，无论是何应钦还是张学良都不能填补这一真空，他们的威望和权力都需要蒋介石的领导才能产生。况且，蒋介石暂时不在其位，将引起一场较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10年厮杀更为惨烈的内战。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态度是停止内战，以便进行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他们认识到，如果“西安事变”不能得到和平解决，那么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而对共产党的前途也是不利的。如果南京与西安之间一旦爆发战争，短期内便不会中止，它势必将是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恶战。这样就会给日本人占领中国创造有利的时机。[73]

“西安事变”的消息不仅震动了中国，而且也使全世界为之一惊。各国主要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了此事，它也成为外交官们活动的中心议题。

最先发表声明，与这次事变划清界限的国家是日本。外相有田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处一收到关于事变的报告，便立即召开一个紧急内阁会议，讨论此事。然后他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一项声明：

（1）日本不会因这次事变改变其外交政策。

（2）如果日本公民的安全和在华利益受到侵犯，日本将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3）日本不能容忍日益增多的反日行动，不会容纳共产主义。

（4）日本政府将指示其驻外机构和组织，保持明确而正当的态度，以免受到怀疑。

（5）日本将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6）日本警告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要企图收买中国地方军事实力，从事变中获取好处。

（7）日本将继续执行它对华北和内蒙的既定政策。

（8）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其防御共产主义的坚定态度。[74]

与此同时，海军省发布了一个绝密命令给第三舰队参谋长和所有在中国和满洲国的海军军事部门，命令他们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变。[75]

12月15日，日本关东军公开要求南京政府贯彻防御共产主义的政策。[76]

12月18日，外相有田通知中国驻东京大使许士英，在此事件中，如果南京与西安之间达成妥协，日本政府将不能继续保持目前这种“仁慈的坐视观望态度”。第二天，有田又会见了许士英，表示日本政府深切关注中国政府在处理西安局势中将要采取的行动。许士英在其答复中，向日本外相保证，南京政府将不会与西安做出任何丧失理智的妥协。[77]

在南京，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于12月21日第一次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向他询问了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抗日亲共政策的立场。张群向这位日本大使表示，中央当局无意与西安达成任何形式的妥协。他向川樾保证，尽管发生了“西安事变”，南京的对外政策丝毫不会改变。[78]

12月24日，川樾还以私人身份拜会了何应钦。会晤中何向他保证，中央政府已决定发布讨伐令，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79]

很显然，日本人急于扩大西安事态，极力怂恿南京对西安采取强硬态度，以便演成大规模内战，它好从中渔利。

英、美的态度则截然不同。“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英国表现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架势，主动积极地调和西安与南京的关系，营救蒋介石。英国驻华大使纳齐鲍尔•休根森爵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帮助南京政府促成蒋介石的获释。首先，他建议由威廉•H.端纳飞抵西安，查明蒋介石的人身安全问题。然后，他向宋子文和孔祥熙表示，愿意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帮助。端纳和詹姆斯•艾登从西安回到南京后，带回了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和少帅的意图，张学良的意思是，如果蒋介石改弦易辙，他自己的安全又能得到保障，他便准备释放蒋介石。纳齐鲍尔•休根森大使提出，只要释放了蒋介石，外国军队将可以保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安全。他还建议由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到天津或上海，然后少帅可以从那里直接到外国去，而蒋介石则返回南京。[80]

美国驻华大使把英国大使的这一提议报告给国务院，罗斯福总统也赞同这一方案。

德国采取了与英国和美国大致相近的立场，但是不加入他们的调停。[81]法国保持超然的态度，“等待和观望事态的发展”。[82]

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是张学良的好友，他于12月21日给少帅发来一份私人电报，要求释放蒋介石。电报全文如下：

阁下曾是我的朋友，但如果阁下加入共产党，则将是我的敌人。中国没有蒋介石，则不能自存。[83]

齐亚诺坚持认为，中、日之间应寻求一致和谅解，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唯一明智的方针。

除了上述各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以外，各国舆论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基本上大同小异。他们从各国的在华利益出发，纷纷谴责少帅“受苏俄指使”、“与共党同流合污”、“劫持最高统帅”，并攻击少帅有“政治野心”。所有这些更加重了张学良的思想负担。

经过长时间的磋商，与此事有关的政府，除了日本以外，一致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调停方案，并于12月24日把这一方案交给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但是由于此时蒋介石已被释放，并于12月25日同张学良一起返回南京，显然就不需要考虑各国政府能否需要调停的问题了。[84]

苏联的反应出乎每个人的意料之外，包括中国共产党也无法理解。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个星期，《真理报》还尖锐地抨击蒋介石对德、日同盟所发表的宣言，而当“西安事变”爆发后，这家报纸却又赞扬蒋介石维护国家统一的功绩，提出中国的统一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最好政策。[85]

12月14日《消息报》社论对“西安事变”进行了更详细、更全面的评论。为了正式洗刷自己与这场事变的关系，它极力诋毁张学良，甚至不惜捏造一个神话，说西安叛乱是“著名的日本代理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策划的。社论指出，张学良的部队是真想抗日的，但张学良本人却一贯遵循一条对外来侵略不抵抗的路线。[86]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消息报》社论认为：

对于中国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来说，民心所向的最理想的结局就是迅速而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明显地与那个伟大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87]

莫斯科的态度对少帅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他没有料到苏联竟如此对待他。张学良素来重视苏联，认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必须争得苏俄的援助。因此，他在酝酿联共抗日的过程中，曾派栗又文到新疆联系那里的统治者、亲苏的军阀盛世才，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他万万没有想到，苏联竟把他列为汉奸之类，大肆抨击，真是又伤心、又气恼，这也是使张学良信心不足，仓促放蒋的主要因素之一。[88]

莫斯科明显看出，汪精卫是亲日派，如果真如南京亲日派所策划的那样，由他接替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主政南京，他将肯定唯日本人的马首是瞻。苏联的惊恐是可以理解的。试想，一个由汪精卫主政、何应钦统军的国民政府能不使中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同盟吗？这种危险确实存在。因为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一致要求抗日，况且各界的反应有利于蒋介石，所以，苏联加紧谴责张学良，把他和亲日派汪精卫联在一起。苏联没有理由为拯救张学良免遭厄运而努力。另一方面，苏联吹捧蒋介石，使他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英雄。这样，不管蒋介石愿意与否，他除了领导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前往孔祥熙的寓所拜会了他，向他表示苏联政府对南京深表同情，极力表白它与这次事变毫无关系。[89]

注释

[1]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页。罗瑞卿是共产党在西安的联络官，吕正操是东北军万福麟将军下面的一个团长，王炳南是共产党在西北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2]临潼是西安以东45英里的一个小城，四周围墙高耸，中间一道城门。士兵们要进西安必须经过北门，如果城门把守严密，便无人能进城或接近西安，因此临潼又叫临潼关（指城门而言）。临潼有一处历史悠久的别墅，叫做华清池，一座精美的浴室修造其中。历史上唐明皇与杨贵妃曾在这里留下千古风流佳话。

[3]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1—32页。

[4]右军前引书，第1页。另见吴天威前引书，第75—76页。但有人认为，张学良当夜10点在杨虎城新城大楼司令部里，召集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师级以上军官的联席会议，共有13个人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在此前一天，东北军一个师、西北军一个团就奉密令开进西安郊区。见郭增恺：《西安事变之功过》，载《热风》，1955年1月1日，No.33，第8页。另见贝特兰前引书，第115—116页。

[5]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9页。另见申伯纯前引书，第111页。

[6]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9页。另见申伯纯前引书，第111页。另见李金洲前引书，第28页。但有人认为，少帅委派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执行这一任务，因为白办事谨慎可靠，是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合适人选。由于白从前未曾见过蒋介石，故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故意带白进见蒋，说白即将赴绥远参加抗日战争。通过这次晋见，白认识了蒋介石。作者于1977年8月9日在台北与王铁汉将军的谈话，及1987年8月28日于沈阳与卢广绩的谈话所得。

[7]孙铭九前引书，第11—12页。伯特伦前引书，第121—122页。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81页。詹姆斯•贝特兰当时正协助埃德加•斯诺在西安城里为《伦敦先锋日报》撰写通讯报道，就在释放蒋介石以后，贝特兰曾会晤过孙铭九。

[8]蒋介石当时正在华清池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里睡觉，他被枪声和警卫的呼声惊醒，他首先意识到，这是红军在进攻，他吓得浑身发抖，慌乱中，披起睡袍，穿着拖鞋便仓促逃出房间。前院的枪声很紧，所以他跑到后门，可后门上着锁，在一个侍卫的帮助下，他爬上院墙，跳到院外。但他没料到墙底下是一道八英尺深的沟，结果摔进沟里，扭伤了髁骨，跌断了几根肋骨，拖鞋也不知去向。一位副官在一块叫做“虎绊石”巨岩后面的草丛中遇见了他，把他带出沟渠。后来，人们在这里修了一个亭子，叫做“捉蒋亭”（因蒋在此被捉而得名）。见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3页。

[9]蒋介石当时正在华清池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里睡觉，他被枪声和警卫的呼声惊醒，他首先意识到，这是红军在进攻，他吓得浑身发抖，慌乱中，披起睡袍，穿着拖鞋便仓促逃出房间。前院的枪声很紧，所以他跑到后门，可后门上着锁，在一个侍卫的帮助下，他爬上院墙，跳到院外。但他没料到墙底下是一道八英尺深的沟，结果摔进沟里，扭伤了髁骨，跌断了几根肋骨，拖鞋也不知去向。一位副官在一块叫做“虎绊石”巨岩后面的草丛中遇见了他，把他带出沟渠。后来，人们在这里修了一个亭子，叫做“捉蒋亭”（因蒋在此被捉而得名）。见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3页。另见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17—30页。

[10]蒋介石当时正在华清池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里睡觉，他被枪声和警卫的呼声惊醒，他首先意识到，这是红军在进攻，他吓得浑身发抖，慌乱中，披起睡袍，穿着拖鞋便仓促逃出房间。前院的枪声很紧，所以他跑到后门，可后门上着锁，在一个侍卫的帮助下，他爬上院墙，跳到院外。但他没料到墙底下是一道八英尺深的沟，结果摔进沟里，扭伤了髁骨，跌断了几根肋骨，拖鞋也不知去向。一位副官在一块叫做“虎绊石”巨岩后面的草丛中遇见了他，把他带出沟渠。后来，人们在这里修了一个亭子，叫做“捉蒋亭”（因蒋在此被捉而得名）。见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3页。另见右军前引书，第1卷，第17—30页。

[11]蒋介石：《西安半月记》，美国，纽约，1937年，第128页。

[12]艾格尼丝•斯沫特莱前引书，第140—144页。

[13]《西安叛变》，载《中国周报》，1936年12月16日，第112—113页。

[14]贝特兰前引书，第166页。另见李金洲前引书，第30页。作者于1976年12月22日与彭绍贤在其纽约寓所中的谈话所得。

[15]作者于1976—1977年曾多次与新近来纽约定居的彭绍贤先生会晤。

[16]日本于1932年1月末进攻上海，在国联的调停下，日本同意在上海停止军事行动，开始与南京当局进行谈判，结果在1932年5月5日，产生了一个中、日停战协定，以解决上海冲突。见斯莱科夫斯基（M.I.Sladkovsk）：《中国和日本：过去和现在》（China and Japan：Past and Present），莫斯科，1971年，罗伯特•F.普科斯英译本，第106页。

[17]关于《塘沽协定》，见上文第5章。

[18]关于《何梅协定》，见上文第5章。

[19]这里明显指的是德国和日本11月间签订的反共条约。

[20]其中七点完全是对共产党于1936年12月1日发表的“救亡”通电的响应。见贝特兰前引书，第126—127页。《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6日，第6页。另见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100—101页。

[21]贝特兰前引书，第131—132页。

[22]由共产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代表组成。

[23]彭德怀的部队就驻扎在三原，距西安仅30英里。徐海东所率领的另一支部队约1万人正准备开赴陕西、河南交界。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83页。

[24]彭德怀的部队就驻扎在三原，距西安仅30英里。徐海东所率领的另一支部队约1万人正准备开赴陕西、河南交界。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83页。

[25]张宗昌是原老帅张作霖属下的一个亲日派军阀。

[26]见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张学良12月16日的讲话极为重要，因为蒋介石12月14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一段重要记载：“清早，张走进来，立于门后，黯然拭泪，颇有悔悟之意……上午，他又前来，一再请我换个地方住……被我断然回绝。张遂说：‘学良等拜读了委员长的日记和其他文件，从中深感委员长人格之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事业之忠诚以及忍辱救国之决心，远出学良等辈之所料……’”见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145页。我们上面援引的这段日记不是蒋在日记中记述的全部，我们从中所能看到的是少帅确信了蒋介石对革命的忠诚和救亡的献身精神。然而，张学良在12月16日的讲话却证明：他当时可能确已拜读过蒋的日记，却并没有产生如蒋所说的“悔改之意”，也并未看出他如何为蒋的“伟大人格”所感动。如果他改变了对蒋的态度，就不会把蒋比之于袁世凯、张宗昌了。

[27]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第384—385页。

[28]另见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载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7页。

[29]《益世报》，1936年12月15日，第1版。

[30]吴天威前引书，第123页。

[31]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致外相有田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1586号和IMTFE《国防文件》附表1058。

[32]左翼学生异常高兴和兴奋，一连几天都未能睡好觉。另一些学生则不知所措，他们怕南京发动内战。有些学生则感到害怕。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68—69页。

[33]《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0日，第1版。另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108页。

[34]《大公报》，天津，1936年12月20日，第1版。另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108页。

[35]《中央日报》，南京，1936年12月16日。

[36]三所大学的校长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南京大学校长陈福匡和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吴贻芳。吴天威前引书，第237页。

[37]何廉前引书，第2卷，第177页。

[38]洛克哈特致胡尔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USNA893•00/13797。

[39]《西安反叛》，见《中国周报》，1937年12月16日。阎锡山也收到蒋夫人的一封电报，要求他作为调解人，促成她丈夫的释放。蒋夫人是在孙科和王宠惠的建议下发这封电报的，见蒋介石夫妇前引书，第88页。

[40]吉伦前引书，第239—240页。

[41]吉伦前引书，第239—240页。

[42]吉伦前引书，第239—240页。这一点也深得少帅的部下王铁汉的证实。作者是于1977年8月9日与他谈话时获得这一资料的。

[43]贝特兰前引书，第33页。

[44]贝特兰前引书，第31、37—38页。

[45]吉伦前引书，第240页。另有资料认为12月17日，张学良用自己的私人座机将他的五名代表送到山西省会太原，向阎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与健康。他还宣布，扣押蒋介石是基于爱国动机，他“愿意承担最大的牺牲，甚至随蒋委员长一同回南京接受公开审判，以在国人面前证明他动机的纯洁”。见《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9日，第6页。

[46]吉伦前引书，第241页。

[47]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88页。

[48]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522。

[49]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89—191页。

[50]吴天威前引书，第117页。

[51]吴天威前引书，第117页，第118页。少帅没有答复宋哲元。

[52]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523。

[53]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523，S161528/0524。

[54]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49页。

[55]见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3日。

[56]张学良：《忏悔录》，第50页。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54页。另见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81页。

[57]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82页。

[58]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124页。斯诺：《杂记》，第1页。

[59]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80页。

[60]孙夫人自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就极大地同情共产党，强烈反对蒋介石的政策，她认为，蒋介石已背叛了她丈夫的革命。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以后，她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封电报莫斯科不直接打给保安，而经由她转，目的在于使她的姐夫，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长孔祥熙知道这封电报的内容。因为蒋被软禁之后，孔祥熙曾电国民党驻苏大使蒋廷黻，命他去见斯大林，请斯大林电示中共释放蒋介石。除此封电报之外，第三国际另外还有一封电报直接打给保安，内容大同小异。

[61]1937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由莫斯科回国。他告诉中共领导人，那份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这一消息是苏联外交部在回答外国外交官询问时所作的声明为依据的。见张国焘前引书，第489页。

[62]1937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由莫斯科回国。他告诉中共领导人，那份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这一消息是苏联外交部在回答外国外交官询问时所作的声明为依据的。见张国焘前引书，第484页。

[63]毛泽东一再地说：“简直是莫名其妙，天地颠倒；如果我们背弃不久以前的立场，张、杨不会骂我们反复无常，言而无信吗？”1937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由莫斯科回国。他告诉中共领导人，那份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这一消息是苏联外交部在回答外国外交官询问时所作的声明为依据的。见张国焘前引书，第484页。

[64]王炳南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后被送往德国学习，在欧洲做中国学生的组织工作。1936年，受命返回西安，做了杨虎城的政治顾问和秘书。关于他在西安活动的详情，见他的德国妻子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香港，1978年，第2、3章。

[65]斯诺：《杂记》，第3页。

[66]斯诺：《杂记》，第3页。

[67]吴天威前引书，第108页。

[68]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4—165页。

[69]王健民前引书，第2卷，第101—102页。罗瑞卿等前引书，第96—97页。

[70]王健民前引书，第2卷，第101—102页。罗瑞卿等前引书，第96—97页。

[71]吴天威前引书，第109页。

[72]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65—66页。

[73]尼姆•韦尔斯：《我的延安笔记》（My Yenan Notebooks），未出版的手稿，1961年，第29页。

[74]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022—24。

[75]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022—24，S161528/0025。

[76]罗瑞卿等前引书，第37页。

[77]《中国周报》，1936年12月26日，第118页。

[78]吴天威前引书，第129页。

[79]令他们沮丧的是，就在他们会晤的第二天，蒋介石就被释放了。

[80]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7。这一建议也得到莫尔致约翰森的电报的证实。电报标明“总统批准”的字样。由于胡尔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会议，故这一政府决定由助理国务卿乔治•R.华尔敦•莫尔与罗斯福总统磋商后作出，USNA899•00/13794。

[81]约翰森致莫尔的电文，1936年12月16日，USNA893•00/13909。

[82]法国驻华大使保尔•E.耐格尔先生和美国驻华大使约翰森先生谈话备忘录，被收录在约翰森1936年12月15日给华盛顿的报告中，USNA893•00/13912。

[83]见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菲利浦从罗马致胡尔的电文，1936年12月18日，USNA893•00/1378。齐亚诺于12月17日向美国大使私下表达了这一意思。然而在12月21日，他向少帅发了电报。《中国周报》，1936年12月26日，第118页。

[84]约翰森致胡尔的电报，1936年12月25日，USNA893•00/13810。

[85]《真理报》和《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评论，1936年12月14日。见约翰森，1936年12月16日致华盛顿的电报USNA893•00/13911。

[86]《真理报》和《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评论，1936年12月14日。见约翰森，1936年12月16日致华盛顿的电报USNA893•00/13911。

[87]《真理报》和《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评论，1936年12月14日。见约翰森，1936年12月16日致华盛顿的电报USNA893•00/13911。

[88]见高崇民前引文，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8页。

[89]何廉前引书，第2卷，第7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