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谏序幕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兵谏序幕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第七章　兵谏序幕

少帅声泪俱下，向学生们保证：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请回去，一星期之内，我保证用事实回答你们的要求。

东北军成分混杂，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和特殊的社会背景。1933年初，蒋介石乘日本攻陷热河之机，接管了东北军，将其编入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东北军的三个炮兵旅也被借调出去，与东北军主体分离。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1]陷蒋介石于危机之中。蒋介石欲征调东北军为他平定叛乱，但遭到许多东北军将领的抵制。为此，他从欧洲召回了张学良。[2]1934年春，张学良刚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张学良实则代行总司令职务。由于南京政府认为剿共高于一切，所以张学良的新职务非常显赫。他接受了这一任命，于1934年4月，设司令部于武汉。[3]同一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反共大围剿，决心在一年内瓦解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他要求东北军在这次战役中打头阵，派东北军深入共产党地区。当时，张学良管辖下的河南、湖北和安徽地区的红军只有3000多人，而东北军则拥有七个师的兵力。但是，在豫、鄂、皖初次剿共战斗中，东北军损失了一个旅；在另一次战斗中，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败北；在江西和湖北交界地区的遭遇战中，一○五师又受到重创。[4]1935年夏，少帅负责围剿的红军撤出其豫、鄂、皖边区，与中央红军协调一致，向西北转移。同年10月，红军主力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于是，蒋介石开始把其注意力放到了西安，这是国民党西北军事基地的中心。为了适应反共战争的需要，必须改组那里的政治和军事机构。1935年秋，蒋介石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本人任西北剿共总司令，任命少帅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少帅和他的东北军又开到陕西地区，驻扎西安。[5]

虽然少帅对剿共不甚热心，但他很愿意接受新职务，对前景也颇为乐观。他认为，这一地区的几千“共匪残余”可以轻而易举地迅速解决，不久，他就可以全力以赴对付日本人了。[6]

1935年，东北军由五个军组成：第五十一军、五十三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和一个骑兵军。除了第五十三军的两个师和三个炮兵旅外，全部东北军都先后开入陕西和甘肃，总共14个师，约13万人。其中刘多荃指挥的一○五师最为强悍，该师装备齐整，兵员超过2万人。而其他的师都比较小，每个师只辖三个团。[7]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1935年10月，在与红军的第一次交战中，装备较好的东北军就损兵折将吃了大亏。当他的精锐六十七军在王以哲的指挥下，经富县和甘泉向延安进军时，在甘泉附近的崂山一战，陕西当地的红军就打败了王以哲的两个师，一一○师师长何立中重伤殒命，3000多士兵和低级军官阵亡、负伤或被俘虏。半个月以后，五十七军的又一个师在陕西西部被红军击溃，师长牛云峰被俘，后来，他和几个团长一起自杀了。[8]初临西北，立足未稳，便遭致如此惨重的损失，着实令少帅痛心不已。他要求南京政府重建这两个失掉的师，然而使他沮丧的是，国民政府不仅拒绝为此而拨款，甚至干脆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这一决定使少帅及其东北军所部心灰意冷，不由得暗生异心。他又向南京政府要求拨款10万元，作为死难官兵们的家属抚恤金，可这一要求又遭到拒绝。张学良气愤已极，我的威望就这样低？我竟不值10万元钱？这是蒋介石收到的来自西安的秘密报告。[9]结果，许多死难官兵的家属毫无生活保障，悲悲戚戚地离开部队。他们散落在西安—天水公路线上，许多人饥寒交迫，不得不靠卖儿女求生。这种惨状自然引起了东北军官兵的同情与气愤，他们为自己的部下和朋友们的悲惨遭遇而感到羞愧，同时也为自己以后的命运而寒心失望。虽然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一直靠南京国民政府供养。但是，东北军官兵的薪水和津贴却比中央军少百分之二十。被削减的这一部分叫做所谓“国耻费”。[10]不仅如此，南京还把蒋介石的亲信晏道刚将军派到新成立的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来，做少帅的总参谋长，以便随时监视和控制东北军。晏道刚非常挑剔，总能挑出东北军的毛病，甚至公开指责少帅，引起东北军将士的不满。[11](www.guayunfan.com)1934年，张学良陪蒋介石游茂陵。随行的还有：杨虎城、宋美龄、傅学文、邵力子及杨永泰等。

张学良（左）与蒋介石等人于1934年游华山苍龙岭时留影。

1935年初秋，当东北军刚调到西北的时候，一时流言四起。据说这种部署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就像他以前对付其他地方武装一样，[12]其用意是一箭双雕，既剿灭了他心头之大患共产党，又削弱了不易控制的强悍的地方势力。正因为如此，虽然东北军正在参加蒋介石的剿共战役，但却是三心二意。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早在1931年，他们被迫从其家乡东北撤进关内的时候，就在心里撒下了不满的种子。

当东北军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大约有30万之众。东北大汉，体质强壮，加之装备精良，实属关内各军之冠。尤其是东北炮兵，威震全国。此外，它还拥有一支庞大的空军力量，各种军用飞机达300多架。因此，奉系的军事实力，国内堪称第一。那时，它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蒋介石，当时蒋不过只控制七个省份。可是，“九一八”之后，东北军运交华盖，每况愈下。在服从南京命令，连续剿共的过程中，东北军损兵折将，兵员减少到13万人。[13]1936年，一个名叫万毅的东北军军官向尼姆•韦尔斯表示了他的不满：

我们越是等待和服从蒋介石的军备供应政策，我们的力量就会越小，这是军备给养吗？……全体士兵和下级军官代表了东北军的共同心愿，我们所要的只是停止内战，立刻打败日本……如果蒋介石继续向日本人让步，不接受东北军向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将立即和那些想要打日本的人站在一起，打回老家去，无论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措施……[14]

所有的东北军军官大都出身富豪。他们过去驻扎在东北繁华的城镇，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十分繁荣，每年库存都有大量盈余，这里所发行的纸币“奉票”，不仅在东北地区流通无阻，而且在关内也信誉卓著。东北军从不欠饷，文官武将，生活都很富裕。[15]可是，现在他们却地处一隅，驻扎在中国最贫瘠的乡村，只拿到他们从前薪水的百分之六十。[16]他们对政府极为不满，况且，在几次与共产党作战失利以后，他们内心充满恐惧，这种恐惧感常驱使他们希望与共产党和解。正在此时，共产党却主动接近东北军，要求与他们化敌为友，一致抗日，这自然引起了东北军上下的一片共鸣。

1936年末，张学良曾两次专程去南京，敦促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抗日政策。而南京的反应却只是增派10个师到陕西，在胡宗南指挥下，阻挡红军东进抗日，[17]这就使东北军官兵更加确信共产党的抗日宣传了。

在此期间，上海救国会发起的抗日运动正在各地蓬勃兴起，这也间接地给南京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1936年10月，当满洲国的日、蒙、满联军以热河和察哈尔为基地，进行装备和训练，并开始进犯绥远北部之时，全国舆论大哗，抗日呼声日愈高涨。[18]尽管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南京政府仍然不顾民心所向，一意孤行。蒋介石的立场仍然是，首先须实现国内统一——消灭共产党。许多爱国团体开始敦促南京政府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然而，抗日热情最高、情绪最激昂的，还是驻扎在西北的东北军。对此，尼姆•韦尔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做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

在西安府这座中国的古都中，对政府的不满正在少帅张学良的军营里广为传播。东北军充满强烈的反日情绪，而他们却被调到这里围剿红军。这支军队已从1931年的25万人减少到目前的13万人，他们都是无家可归，思念故土，厌倦内战的。对于继续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南京政府极为反感，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情绪简直可以一触即发。这种情绪也渗入高级军官阶层。西安政局不稳，流言四起。据说张学良与蒋介石过去的交情很深，而现在的关系则非常紧张。少帅正在策划与红军联盟，组成一个在民族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19]

她接着写道：

中国强烈的抗日运动没有发生在从北到南的各种事变中，而是表现在西安，表现在从东北流亡到这里的东北军中间，这并不奇怪，人们似乎觉得本该如此。当抗日运动在中国其他地区受到镇压的时候，在西安府，它却得到少帅张学良公开而积极的赞助，他这样做得到了士兵的支持。[20]

这种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侵略中国愈演愈烈，绥远告急，陕西则大有唇亡齿寒之感。此外，共产党所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深得人心。因此，从1936年初开始，西安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继1936年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以后，西安也仿照全国各地的统一战线组织的形式，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支持东北旅陕人士和东北军成立了“东北救亡会”。这些组织遂成为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6年9月18日，当“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西安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到10月下旬，统一战线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对此，西安的蒋系军政当局曾极力阻挠破坏，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公开站在爱国群众团体一边。张学良趁势推波助澜，给南京发出紧急电报，报告了西安的严重局势，要求蒋介石到西安来，向军心动摇的东北军军官们解释他的国防政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21]东北军士兵的不满，是导致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少帅扣押蒋介石的一个主要因素。

导致“西安事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来自于张学良政治主张的变化。为了理解少帅的政见，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他政治主张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1928年，张学良从其军阀父亲手里继承了对东北的统治权。当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他中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的称号以后，这一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确认。他深得民心，乐善好施，思想先进，却又吸毒成瘾。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独裁者，统治着东北3000万人民。他公开反日，急于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使东北成为一个现代化地区。[22]

1931年，日本军队占领东北以后，张学良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日本进攻沈阳时，少帅请示南京，蒋介石命令不予抵抗，避免与日军发生军事冲突，仰仗国际联盟裁决。[23]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劝告和南京的命令，结果他丢弃了自己的故土。更为懊丧的是：南京宣传有方，似乎不抵抗政策是他张学良的主意。从此，他在世人面前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对此，少帅痛苦万分，心情复杂。[24]

1933年3月日军进犯热河，给他打击更大。[25]于是，蒋介石约见张于保定，示意张学良辞职，暂去国外避风。张学良只得遵命，遂于1933年4月辞职出国。[26]

张学良在其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的陪同下，周游欧洲列国。他对每个所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都做了详细的考察。其中意大利的改革和德国的生活方式使他印象极深。尤其是墨索里尼的“复兴”政策，使少帅感触更大。在那里，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和女婿齐亚诺交上了好朋友。他确信，他所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为中国找到了一个优良的统治模式。在他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中充分表露出这一点：

意大利和德国之所以能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对其领袖的衷心支持，因此，他们才有充分的力量克服通往民族复兴之路上的障碍。而中国则不然，当一个领袖刚刚显示出其安邦治国之雄才大略的时候，一些无耻的嫉妒小人就已经在背地里煽风点火，把他搞垮。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如果吾国之人民意欲奋起，救亡图存，他们则必须绝对忠实于自己的领袖，全力支持他……[27]

然而，对少帅本人来说，最重要的收获不是发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复兴，而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恢复了身体健康。他在接任了父亲张作霖的军职以后，在戎马生活的间隙，染上了鸦片烟瘾。一个医生向他保证，可以通过注射吗啡戒掉这一恶习。当这个医生离开他的时候，烟瘾算是戒掉了，但他却又染上了吗啡瘾。[28]出国之前，张学良决心戒绝药瘾，但他毒嗜已深，戒除时痛苦不堪，最后，在亲朋好友的鼓励和规劝下，在医生的精心照顾下，他终于禁绝了这一嗜好。

短暂的国外旅行，使他的身体外观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人们一致认为，他再也不是过去的张学良了，不仅体重增加了20磅，而且看上去至少年轻了10岁。他一改过去那种面色苍白、两颊沉陷的瘾君子模样，变成了一个容光焕发、身强体壮的年轻人。[29]

回国后的张学良。

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不见了，他变得更有耐心，更民主了，常常宽容地倾听着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见解。[30]

从欧洲回国后不久，张学良就被蒋介石任命为剿共副总司令。在汉口重新接管了对东北军的指挥权，参加了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反共战役。此时的张学良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日常生活方式。每天6点起床，坚持进行操练和每日的读书学习。他的食用一律从简，保持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习惯。他还经常深入军营亲自接触军官士兵。[31]法西斯主义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开始拥护法西斯事业和蒋介石的独裁。他狂热地向蒋介石倡导法西斯主义，试图把蒋塑造成一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式的中国的民族领袖。[32]当时，中央军中的黄埔系毕业生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同学会组织，[33]鼓吹“支持领袖运动”。这股风，实际上早在1932年就开始在南京兴起，它以“三民主义励行社”的组织形式出现。[34]张学良则开始组建四维学会，[35]他自己任副主席，请蒋介石亲任主席，大部分成员都是东北知识分子。在此期间，少帅是一个完全支持蒋介石的、最忠实的国民党员。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处境万分危急，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发难。收复失地，抗击日寇，这固然不错；但大敌当前，仅靠20万东北军等于杯水车薪，力难胜任，必须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为此，首先需要全国的稳定和统一，即消除内乱，剿灭共产党。舍此，抗日便无从谈起。所以，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值此多事之秋，须有一个领袖来掌握中枢，裁定决策，举国上下一致，听命于中央，如此才能振兴国家，消除外侮，凭蒋委员长的资望和能力足以当此重任。所以，“我们为了拯救国家和危难，为了将来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只有拥护委员长，拥护并贯彻委员长的国策”。[36]

当他树起了从欧洲带回来的新标杆之后，张学良邀请了许多东北青年和知识分子到他司令部里任顾问和秘书等职，其中有高崇民、邹大鹏、应德田、栗又文、苗剑秋、马超俊、孙铭九等人。在这些青年随员之中，形成两股有影响的势力：一派是由东北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一小部分文职官员，他们掌握绝大部分中层职务；另一派完全由军官组成，他们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些青年军官一般思想左倾，其中的一些人是共产党。他们组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对少帅施加了巨大影响。[37]其中许多人纷纷向少帅进言：

东北军的天职是打日本。东北军必须为抗日而战，因为日本人已占领了我们的家园，日本人是我们这些人的敌人。我们在这里天天同共产党打内战，而日本侵略者却在一寸一寸地吞食着我们的国土，当我们和共产党作鹬蚌相争之时，日本人却在坐收渔人之利。然而，共产党也愿意联合所有的力量一致抗日。如果我们不与共产党联合，至少让我们停止内战，因为内战只能有利于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保存自己的实力，准备为光复我们失去的国土而与日本人决一死战。[38]

可是少帅一点儿也听不进这些话，他完全相信蒋介石的政策。直到1935年他才为形势所迫，改变了自己的政见。

1935年对张学良来说可谓是流年不利，在他的武汉司令部里，他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感到震惊。1935年签署的《何梅协定》导致了于学忠省长调离河北，他的五十一军也从河北撤出。于学忠是河北本地人，他是张学良的总参议，所以张学良把这一屈辱性的让步视为自己的耻辱。他开始怀疑蒋介石对日本人的忍让政策是否正确，同时，他也对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产生了疑问。大约就是在这时候，他在汉口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说道：

我的部下已劝我接受了“不抵抗”政策，但是现在，我希望我们的领袖把我的责任由剿共改为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确信，我们在剿共战役中所做出的任何牺牲都是无谓的，莫不如把这些牺牲用到抗日战场上。[39]

其后不久，日本的威胁扩展到察哈尔来，宋哲元将军面对日本的压力，被迫辞职了。张学良非常气愤，在一次公开讲演中，他说：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

“九一八”事变后，当我们撤退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援助，现在这一幻想完全破灭了。很明显，我们必须自己帮助自己，我们必须从死里逃生。现在政府应该动员所有的力量到抗日战场上去。[40]

这番话证明，在张学良到西安以前，他就对蒋介石的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经过与红军的激烈较量，少帅逐渐明白了许多问题。首先，他开始对蒋介石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本来拥有东北军25万人，可眼下被东借西调，搞得七零八散。他的炮兵已被分离出去，万福麟将军所辖的一部分东北军仍然留在河北南部。1935年，东北军两次受到红军的重创，蒋介石不但未给少帅增补一兵一卒，而且他的军队在军需装备的供给方面一直受到歧视。即使少帅一时认识不到这一点，他的幕僚和青年军官们也会很快地使他明白：蒋介石又一次施展了他的拿手好戏，即对待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果不能轻易地把他的军队同化进其嫡系部队之中，那么就采取分散消化的办法加以消灭。[41]

对张学良影响较大的有共产党人、青年学生、爱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位，这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1893—1981）。

初到西安时，张学良急于迅速打垮红军，以实现抗日之举。因此，他立即下令向红军进攻，结果他的军队受到了两次沉重的教训。他的两个最精良的师——第一一○师和第一○九师全被消灭，两个师长都在战斗中阵亡。军事上的挫折使少帅受到强烈的震动，这是张学良对红军发动的最后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后他再也未敢轻举妄动。到1935年末，他看明白了，军事围剿是消灭不了共产党的。

1935年底，张学良和杨虎城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往张学良赴京，机场冠盖如云，党国要人如何应钦、宋子文等人都亲自前来迎接，那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荣耀。可这次，由于剿共不利，南京方面对少帅颇为不满，机场上冷冷清清，只有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一人等候在那里。这种冷落场面，使少帅非常尴尬。自东北沦丧以来，张学良流离失所，寄人篱下，尽管表面上仍位高权重，轰轰烈烈，但他内心却非常敏感，最怕别人看低自己。他把这次礼遇的降格，看做是自己地位的下降，今非昔比，少帅内心倍感凄楚。

南京开会期间，张学良思想上矛盾重重，感到再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急需另找出路，但出路何在，少帅感到茫然。显然，东北军和他张学良的出路在于打败日本，收复东北。但他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打算找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倾吐一下心中的苦闷，于是，他想起了东北同乡杜重远。

1935年12月，五届一中全会后，张学良秘密前往上海，会晤杜重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杜，说他过去在意大利学过法西斯主义，曾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但现实使他感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杜重远听罢，向他介绍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杜重远建议少帅，促成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具体步骤有三：（1）与红军取得联系，依靠红军；（2）东北军和西北军是一对患难兄弟，故杨虎城是天然的盟友；（3）新疆的盛世才是东北同乡，少帅的旧属，他与苏联关系密切，与他合作，还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杜重远的一席话使少帅深受触动，它不但加速了张学良思想的转变，而且最终导致少帅的西安壮举。

少帅逐渐弄通了共产主义的全部问题。他的许多秘书和顾问都是教授或从日本和西方留学归来的留学生，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研究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此外，他还从被红军俘虏释放回来的士兵口中，了解到共产党地区的真实情况。在他看来，中国共产主义的滚滚洪流，只能归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它为渊驱鱼，把中国大批知识分子精英赶到了共产党一边。至于穷人参加共产党，他也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这不仅阻碍了中国自然生长起来的工商业的成长，而且造成了广泛的经济萧条和农村的破产。所有这些都是为丛驱雀，把大批穷人赶入共产主义阵营。张学良认为，即使共产主义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它的根源仍来自于帝国主义的侵略。[42]

张学良逐渐变得开明起来，他极为同情那些爱国学生，他们纯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的行为，对他和他的东北军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学良确信，学生们的爱国举动，出于一片赤诚的报国之心，其动机绝对是纯洁的。他深感学生们爱国热情可嘉，民心可用。因此，他实际上成为学生运动的庇护人，甚至是赞助者。

日本人在华北建立霸权以后，垄断了这一地区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而南京政府则垄断了长江流域的地区生意，这就使少帅在财政上陷于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以至于他不得不靠自己的私人财产供养他的军队。[43]经济上的困境使他更加怨恨日本人，也增强了对南京政府的不满。

广东和广西的反叛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新萌发出来的政治观点。1936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公然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抗衡，要求允许他们北上打日本。虽然“两广事件”在三个月内就被不流血地平定了，但它对中国的政治气候却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出现了与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的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这样就削弱了南京政权的领导，同时，也有助于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日本的侵略上。[44]特别是由于两广联盟的领导人在向全国通电中声明要对日宣战，这种抗日立场使少帅深受感动，他一向把自己当做负责收复东北失地的领袖，因此对抗日的口号非常敏感。现在，身居南方的军人们都能提出收复失地的主张，而亲自丢掉东北的张学良却做不到这一点，这不能不使他感到羞愧。孙中山夫人的言行也对少帅产生了影响。他们在上海时曾是邻居，两家的公馆位于法租界的同一个街区。这位曾经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的端庄秀丽的女人，始终为抗日救亡而四处奔波。她曾这样激励过张学良：

你必须有所作为，以便将功补过，抹掉你的耻辱（丧失东北）。[45]

上海当时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少帅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激进的知识界人士，亲眼目睹了爱国运动的滚滚洪流。他亲身投入了民族救亡运动，从而更增加了他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46]

不久，少帅就成为公开庇护学生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唯一的实力派人物。上海救国会的成立和两广同盟的反叛，“对于张学良国内政策和对日政策的形成起了催化剂的作用”。[47]结果，张学良实际上已把西安变成民族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基地。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想抗日，少帅都予以衷心的支持。他还发起出版了《西北向导》、《文化》以及其他倡导抗日的刊物和小册子，积极鼓动抗日。同时，他还组织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抗日同志会、学兵队等组织，为联共抗日作准备，当日本人开始在北平制造事端时，张学良在南京写了一封亲笔长信，命令驻扎在北平的一部分东北军，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得退让一步。他宁愿看到事态扩大，也不愿使北平轻易地落入日本人手中。[48]张学良耳边抗战的喊声越高，他抗战的决心就越大。他发誓要在收复沦陷家园的战斗中奋勇当先。他已开始对蒋介石“平定内乱高于一切”的政策失去信心。[49]这时张学良已经看出：十年内战并没有统一中国，只有通过抗击外来侵略，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统一。

当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开始形成之时，少帅非常关心这一新的爱国运动。他营救46名爱国学生一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这些学生是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领导学生运动的东北学生，当时被政府警察逮捕入狱。1936年3月，张学良以个人名义担保，营救他们出狱，并邀请其中的学生领袖到西安来，继续安全地从事他们的事业。[50]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许多左翼分子和共产党学生领袖来到西安，在少帅手下工作。其中包括化名为孙力的宋黎，他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东北大学学生的领导人。宋黎抵达西安以后，与少帅进行了多次长谈。张学良非常关心学生运动，提出了许多问题。宋黎则问少帅，如果蒋介石继续对日忍让，你还会无限期地支持蒋介石吗？张学良答道：

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只有保持统一，才能成功地抗击侵略者，所以我要信任蒋介石。

很遗憾我不能把西安和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然而，我认为你们会对我所实际采取的政策感到满意的。现在，由于我的处境，我不能把我的真实意图告诉你们，我深深地同情你们的运动，我要尽我的全力使你们的主张为我的部下所接受。

大约200名来自北平的学生被少帅邀请到西安，组成一个专门的团体，在孙铭九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类似政训学校的组织，取名为学兵队。学兵队的训导内容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这些学员后来都被应征入伍，与驻扎在西安周围的13万东北军打成一片，成为东北军中的抗日骨干。[51]

少帅的司令部成为积极从事反日运动的避难所，而少帅则把自己当做爱国学生的保护人，并完全与他们打成一片。正如尼姆•韦尔斯所指出：这是他政治主张发生转变的原因。[52]

促使张学良发生转变的另一个因素是共产党人提出的统一战线的主张。[53]1936年10月，张学良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立场，对南京政府增派胡宗南围剿红军的举动感到遗憾，并再次呼吁国民党捐弃前嫌，一致对外。信中最后敦促张学良：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的责任者，如果能顾及中华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54]

张学良阅后，悚然动容。他决定，接受他们的主张。[55]大部分东北军青年军官都十分愿意接受统一战线政策，因为他们感到，联合所有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是他们的主要职责。甚至少帅本人也被统一战线政策所感动，20多年以后，他曾回忆当时的情景：

共产党引吭高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不仅赢得了我的共鸣，而且在东北军中深得人心，尤其是得到许多青年军官的拥护。由于剿共战争毫无进展，我开始对我过去的信念感到沮丧。因此，我向部下们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许多人向我建议，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与杨虎城合作。[56]停止剿共战争，保存实力，联合那些愿意抗日的人。[57]

西安成为统一战线运动的中心，少帅则是它的实际领导者。他的第一步措施是振兴东北军。1936年6月15日，王曲军官训练团开幕了，很快这个机构就被左翼团体所控制，成为东北军中统一战线运动的核心。[58]

正如吴天威教授所指出：这一政治性的军官训练学校的创立，标志着张学良生涯的关键性一步。因为他开始在陕西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基地，使之成为旨在加强东北军的政治团体。[59]他提出：“抗日是中国的唯一出路。”[60]这个口号给当时正在日益高涨的抗日爱国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1936年6月22日，在一次给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训话时，张学良明确公开了他的立场。[61]少帅在这次讲话中指出，从他以前的决定和声明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但是现在应该把这一立场明确、坦率、公开地宣布出来，作为一个指导原则供学员们公开讨论。他所提出的主要原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抵抗日本，日本最害怕的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只有抗日，中国才能实现内部的统一。所以，统一和抗日战争不能截然分开，现在，抵抗日本侵略已是实现国内统一的必然结果。[62]

少帅感到学员们已被他的话所感动，经过他的一番慷慨激昂的痛切陈词，学员们已认识到抗日战争的必要性，并完全接受了这一原则。他提醒军官们，切不可对此事掉以轻心。

因为日本人既已决心征服中国，就绝不会允许我们为抗日战争进行从容不迫的、充分的准备。

抗日是东北军的神圣使命，要实现这一使命，唯有靠东北军将士的精诚团结，即万众一心，目标一致，完成一个中心任务，为新时代中的国家与人民建立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63]

在少帅的性格中，总有一种利他主义。他毫无怨言地把东北的沦陷归咎为自己，告诉他的年轻军官们：

日本人用武力从我们手中夺走了东北，我们一定要以自己的力量把它夺回来。收复家园是我们的天职，我们东北军必须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我们应单独承担起最大的牺牲。[64]

少帅最后说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抗日战争便不能在中国兴起。同样，没有全民总动员，抗日也就无从谈起。他预见到抗日将是一场持久战争，但中国终将会赢得胜利。[65]他要求其东北军将士要顾全大局，千万不要狭隘偏私。在与日寇的生死搏斗面前，没有时间空谈。必须把一团散沙似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唤起他们的热情，使之成为支持其领袖的强大后盾，与日寇在战场上拼个高低。[66]至于围剿中国共产党，张学良说，把剿共和抗日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前者是领袖给我们的临时命令，而后者是东北军最重要的使命。况且，共产党的力量已在迅速衰竭，有如强弩之末。相反，日本人方兴未艾，势力日渐增强。所以，抗日是唯一的问题。[67]

少帅最后亲口保证：

学良很久以前就下定决心，我将决不做任何有损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事情。不仅如此，我对所做出的牺牲决不反悔。如果砍下我的头对民族复兴有利，我将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68]

正当共产党加紧向张学良的东北军做统战工作之际，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也在日益加剧，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少帅联共抗日的决心益发坚定。1936年7月末，张学良亲自发起组织了抗日同志会，这是一个由东北人组成的秘密组织，少帅的用意是要使之成为联共抗日的核心机构。少帅自任抗日同志会的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苗剑秋为理论部长。这三人深得少帅的信任和器重，成为东北军中少壮派的核心人物。抗日同志会自成立起，至“西安事变”发生这四个月期间，共发展了70多个会员，其中许多人都掌管着东北军的机要部门，成为张学良身边的亲信，甚至包括几个共产党人。他们对少帅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贯彻统一战线路线，向他灌输反蒋情绪。由于这些人的活动，一系列抗日爱国组织和方案便接二连三地产生了。[69]

张学良奋不顾身地保护他手下的左翼分子。1936年夏，西安拥护统一战线和反对统一战线两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蒋介石的军警、宪兵和特务全力以赴，破坏统一战线运动，一度对左翼分子实行恐怖手段。8月底，蒋介石命令陕西省党部的特务逮捕了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他当时在少帅司令部工作。同时遭到扣押的还有一名学生代表，以及一名前去打探情况的东北军官员。蒋介石一方面打算通过逮捕宋黎等人，破坏西安的统一战线运动；另一方面，也要给张学良一点颜色看看，警告他不要走得太远。少帅闻讯，勃然大怒，派人截回宋黎，并找来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拍案大骂：

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剿总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省党部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藐视我，竟然擅自逮捕我的部下，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到底居心何在。

邵力子唯唯诺诺，连声告罪。少帅余怒未息，命令孙铭九率卫队查抄省党部，抢回被扣在那里的两个人，并抄走全部电台密码和秘密档案。[70]

此事影响很大，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少帅亦觉过于唐突，乃于次日，电告蒋介石：

省党部此举，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总部。群情激愤，迫得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报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

蒋介石无奈，只好复电：

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予处分一节，应免置议……[71]

此次事件，是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矛盾的一次公开暴露，进一步加深了二人之间的裂痕。虽然蒋介石克制自己，隐忍不发，但他已决心当机立断，消弭隐患，彻底解决西北问题。而张学良采取了一条更加独立于南京政府的路线。

9月末，张学良和其他西北军政首脑计划组建西北五省同盟，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72]

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会见了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和一些中国新闻记者。他向他们透露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我确信中国的真正统一是可以实现的，然后我们就可以齐心协力抵抗日本侵略了。我之所以抱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自从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地区以后，许多次内战迫在眉睫，但由于中国人民实际上都想联合一致，抗击外国侵略，所以民心之所向阻止了这些内战的爆发。因而，只有抵抗外辱，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73]

他进一步宣称：

我和西北其他军界高级人士绝对忠实于政府。但是，如果共产党能够与我们真诚合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抗击共同的外来入侵者，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像最近西南所发生的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74]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要领导东北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甚至不惜与共产党携起手来，这与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截然不同。不仅如此，张学良还试图影响南京中央政府一同抗日。

1936年10月，侵华日军率领蒙古和满洲国傀儡军队发起对绥远的进攻，绥远驻军傅作义所部奋起抵抗，遂爆发绥远战争。南京国民政府不想在绥远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11月18日，蒋介石飞抵太原，向山西省首脑阎锡山和地方军事长官傅作义将军保证，日本进攻绥远不单单是个地方问题，它是整个国家和民族问题。但是蒋介石并没有答应派军队增援，他只是说，他已有良策来对付时局。要求他们保持冷静，以民族大局为重。

山西地方军队在傅作义将军的指挥下，孤军奋战，对日本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绥远战役激起的巨大爱国热情，席卷中华大地，同时也使少帅和东北军受到强烈的刺激。过去他们一直把打日本视为自己的天职，如今人家动手了，陕西与山西，咫尺之隔，他们岂能坐视。东北军群情激愤，“支援绥远，抗击日寇”的口号弥漫于整个东北军营。一些军官向少帅请战，如果南京政府不允许他们参加绥远抗战，他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75]在部队情绪的感召下，少帅致电蒋介石，请缨增援绥远……

学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请速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抗日，……一鼓而挫敌气。[76]

这份电文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张学良仍不死心，于1936年11月27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感情激昂的请缨信，恳请他把东北军调到绥远前线去：

绥东的局势日愈严重，……这半年多来，我不断向委座陈述我为救亡图存而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的原则和方案。……现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委座的命令。……过去，委座和我曾向我们的军队表示，一俟时机来临，定将允许他们实现其与日寇决战的愿望。为了控制我们的军队，我们应该遵守自己的诺言。否则，他们不仅把我，而且也会把委座看作骗子，从而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请委座下令让我动员部队吧，如果不能动员整个东北军，至少要动员一部分，立即开往绥远，去支援那些正在实现自己神圣使命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志士们。如能这样，我和十多万将士，将永远追随委座，至死方休。[77]

七君子与马相伯、杜重远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章乃器、杜重远。

这一发自肺腑、感情充沛的请愿，并没有打动蒋介石，他同样驳回了这一请战书。后来少帅飞抵洛阳，拜会了暂时住在那里的蒋介石，再一次亲自向他提交援绥请求。但蒋介石斥之为时机尚未成熟，再度拒绝了他。[78]

少帅认为，蒋介石拒绝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绥远的事态扩大，他确信蒋介石已与日本人就华北反共问题达成了秘密的或心照不宣的默契，其中包括蒋介石阻止中国统一战线的建立，阻止东北军加入抗日战争。[79]

由于少帅的一再恳求，蒋介石终于允许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师开赴绥远，作为加入抗日战争的象征。

在对第七骑兵师的临行训话中，少帅鼓励他们，能够被选中开赴绥远国防前线，承担起抗日战争的神圣使命，这实在是第七骑兵师的莫大光荣。

我们应当牢牢记住：中国人民刻不容缓的任务是抗击日本侵略，挽救垂危的民族，不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我们将一事无成，民族复兴的希望更是无从谈起。[80]

1936年11月24日，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一举收复了百灵庙，绥远战场上出现了转折点。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并不准备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向日本表达善意，南京政府于1936年11月23日公开镇压抗日运动，查封了14个全国知名的、深得民心的抗日刊物。与此同时，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七位最杰出的领袖。[81]

政府还镇压了上海日本棉纺厂的工人罢工。这些罢工大多是为了抗议日本进攻绥远而进行的。当青岛爆发一次爱国罢工时，日本派遣它的海军登陆，逮捕了罢工者，占领了这座城市。只是在蒋介石同意今后禁止青岛所有日本棉纺厂的罢工以后，日本海军才撤离青岛。[82]

所有这些事件，对整个东北军，特别是对少帅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尤其是上海救国会“七君子”的被捕，使他极为愤恼。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他少帅所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纲领曾深深地感染了他。为此，少帅到洛阳单独见蒋，要求释放“七君子”。蒋断然拒绝，张学良愤然问蒋：委员长如此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这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也厉声回答：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83]

张学良把镇压抗日运动视为中国正在投靠日本的一个前兆。恰好在这时，德、日反共协定于1936年11月25日正式签订，意大利非正式地加入。这件事进一步引起少帅的反感。[84]这时，意大利已经承认“满洲国”，作为对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的回报。[85]意大利和“满洲国”之间的关系，激怒了少帅，他曾经与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关系十分密切，听到这一消息后，少帅把齐亚诺和墨索里尼痛骂了一顿，发誓要消除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他在一次对其军官训练团学员的训话中大声疾呼：

这完全意味着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结束。[86]

张学良对墨索里尼曾经崇拜过，和齐亚诺友好过，但这都是个人之间的事情，当个人感情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张学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个人的崇拜与友情。图为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左）、外交部长齐亚诺（中）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

少帅政治主张的上述变化，影响到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成为导致他日后扣押蒋介石的另一个因素。

除了上述远因以外，还有一系列导致“西安事变”的直接近因。

1936年10月，蒋介石和宋子文抵达浙江。蒋介石在那里召集了数省的军事要人，举行一个国务会议。与会者包括山东的韩复榘将军、山西的徐永昌将军、甘肃的于学忠将军、陕西的杨虎城将军，以及河北的宋哲元将军的代表。[87]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10月21日西安之行前的一个星期举行的。蒋介石意识到西安潜伏着的危机有可能爆发，于是把自己西安之行的计划透露给杨虎城将军，暗示杨应为他的西安之行做好一切必需的防务准备。[88]

10月21日，蒋介石抵达西安，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的士气。因此，他决定要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军官们作一次训话。直到此时，张学良也未告诉蒋介石他与共产党的关系。

为了使蒋介石感受到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上下的情绪，[89]张学良和杨虎城召见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正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接受训练的所有中级军官，为蒋介石的到来做了布置。在那次训话中，许多军官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他们对蒋介石所表达的意见可以概括为：我们只拥护愿意联合全民族共同抗日的领袖。他们明确表示要停止内战，保存国家的实力。有些人还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对东北军的装备给养应与中央军一样，要求对在与红军作战中的死难将士的家属发给抚恤金。一位军官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痛切陈词：

委员长先剿共后抗日的政策绝无成功的希望。因为敌人不等你完成内部绥靖，便又会发动新的略侵。[90]

然而，蒋介石对此全然不理，仍大谈其继续内战的决心，他说：

我们革命军人首先要明礼达义，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颠倒，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坚决制裁。[91]

他还猛烈抨击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称抗日需要首先镇压共产党，那些不愿意剿共的人与不愿意抗日的人毫无差别；共产党是更大的敌人。蒋介石的这些话，对少帅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据说张学良悲愤欲绝，当场就流下了眼泪。[92]

蒋介石离开训练团之后，少帅的一个顾问苗剑秋对全体训练团学员又作了一番讲话。在谈到蒋介石训话的问题时，他使用了迄今为止最有煽动性的语言：

昨天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们打内战，打共产党，这简直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了无省无家之人，可是我们所有的东北军军官们竟然如此怯懦，难道我们连一个能比得上日本“二•二六”事件中的英雄的人也没有吗？[93]

换句话说，苗剑秋这是在煽动人们应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杀死委员长。[94]苗剑秋后来与少帅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他劝张学良莫失良机，为了抗日，为了停止内战，为了建立统一战线，扣押蒋介石，“我们不是建立人民阵线，也不是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战线”。在这次秘密会谈中，苗剑秋问张学良是否真心支持蒋介石。张学良回答：

我没有能力做中国的领袖，我的力量还未强大到那种程度。我也不想做领袖，我不能这样自私。我认为我能够使蒋介石改变主意。

蒋介石的讲话激起学员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苗剑秋等人的起哄。图为苗剑秋（右一）和东北军年轻军官合影。

苗剑秋建议，我们必须在西安组织一次反日运动。张学良不想酿成事变，但他同意可以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一次向蒋介石请愿的游行。[95]

当天下午，苗剑秋写信给张学良，再次提出扣押蒋介石的问题。[96]张学良立即命令苗剑秋离开西安。于是，苗前往北平，直到1936年12月28日，才与詹姆斯•贝特兰一起回到西安。

蒋介石觉察到，东北军已明显不可靠，他开始计划把他们调到福建去，调进他所信任的中央军。胡宗南将军和他的第一军已接到命令，开往甘肃去进攻红军。[97]成吨的弹药运抵西安，蒋介石计划调集30万军队，配备100架军用飞机，据说将要对共产党施放毒气。这些军事行动不仅是镇压共产党的手段，而且各界人士普遍认为，这也是对军心涣散的东北军的一种惩戒性措施，是对张学良的一个警告。[98]

就在这时，日本人加紧了对华北的进犯。山西的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政策，他和张学良一样，开始认识到日本蚕食华北的真正危险，认识到要想挽救华北，一场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苗剑秋，外号“苗疯子”。这是他的手书。

为了弄清阎锡山在抗日和停止内战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少帅派他的私人秘书李金洲于1936年10月出使太原。李金洲不是东北人，并且他与阎锡山曾有过一面之交，曾经在阎的手下工作过两年。李金洲不虚此行，带回阎锡山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应的重要情报。首先，阎锡山对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深感担忧，他认为继续实行围剿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如果全力来打内战，中国人就不可能再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外来的敌人了。其次，阎锡山不打算反对蒋介石。但是，他愿意与张学良联合起来，在适当时机向蒋介石进行劝谏。[99]

张学良获悉阎锡山的主张与他相类似，非常高兴。同年秋又派李金洲第二次出使太原。这一次少帅派了一位更有权威的代表与李同行，他就是张学良的前任总参谋长戢翼翘，他因年迈退休，在北平闲居。戢曾是阎锡山在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这次出使完全是保密的。他们在潼关渡过黄河，然后乘三等客车抵达太原。阎锡山对戢翼翘说了他早些时对李所表白过的立场。然后，戢因年迈多病，不堪旅途劳累，直接回到北平，把他写给少帅的报告交给了李金洲，由李带给少帅。张学良看过戢翼翘的报告后，对自己的立场更为坚定、信心更为充足了。[100]然而，直到10月末，张学良和阎锡山才直接会面。乘杨虎城启程前往洛阳，祝贺蒋介石五十大寿之机，阎锡山飞抵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经过一整天的会谈，张、阎二人搭夜车抵达洛阳。向蒋祝寿之后，他们二人便联合向蒋介石提出劝谏。蒋介石在回答他们时，对联合共产党的主张进行了谩骂式的抨击。他最后气愤地问张、阎二人：是你们听我的命令，还是我听你们的命令？少帅悲愤已极，却又无可奈何，唯有背地暗洒英雄泪而已。[101]

这是“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张学良（左）和杨虎城的最后一张合影。

1936年10月31日晚，张学良和阎锡山进行了单独会谈，讨论了很长时间。对此，他们二人后来都予以证实。根据一种说法，阎最后对少帅说：

唉！汉卿，想想委员长的态度吧，我们还能说别的吗？我们今后只能相机行事，好自为之。[102]

张学良和阎锡山之间的会谈是极为保密的，其内容和二人所达成的协议可能从未透露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发生之际，他们二人达成了某种默契，即他们将齐心协力，互相声援，停止内战，以便解决华北问题。[103]

就在少帅11月份从洛阳回来后不久，他与杨虎城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向他倾吐了对蒋介石政策的极大失望，表示不愿意再打共产党了，并征求他的意见。杨虎城说：

等委员长到西安以后，咱们将他扣起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听到这话，张学良大惊失色，一时目瞪口呆。[104]杨虎城自知失言，脸上露出惶恐之色。张学良看出这一点，向杨虎城保证道：

请放心，我绝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小人。

杨虎城松了一口气，旋即略带讥讽地说：

我们就是这样，对私人交情和个人得失的考虑总是高于民族和国家之上。

鉴于西安局势如此严重，鉴于东北军中抗日的情绪如此高涨，少帅给蒋介石发电，请求在洛阳与蒋见面。1936年10月31日，张学良前往洛阳。[105]蒋、张会谈的详细内容从未外露，但据说少帅提出了三点建议：（1）停止内战；（2）调东北军开赴绥远打日本；（3）释放上海救国会的六位领导人。蒋介石完全拒绝了张学良的上述建议。[106]

有资料表明：1936年11月份前后，东北军的王以哲将军把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停战协定密报给南京CC派的西北头目齐世英。[107]齐立即派专人到洛阳，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件事情。[108]蒋介石当即决定，在西安召开一个军事会议。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总指挥以及中央高级军政官员集聚西安，讨论剿共事宜。[109]

当时，蒋介石与少帅的私人交情极深，非中国其他军事领袖所能相比。张学良在公开场合时常自豪地夸耀说：他把蒋介石作为父亲看待。[110]杨虎城是实力雄厚的地方军阀，他对蒋的忠诚是绝对没有问题。事实上，蒋介石料想杨虎城可能会对少帅存有某种戒心。陕西本来是杨虎城的地盘，西北“剿总”成立以后，张学良以代总司令身份进驻西安，十几万彪悍的东北军开进陕甘地区。当时盛传东北军“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借机夺取地盘，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这样，杨虎城不能不有所顾虑。而蒋介石曾有意利用张、杨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两头传言，使其互相猜疑，以便于控制。他万没料到，张、杨二人早已消除疑虑，串通一气。因此，蒋的连襟孔祥熙（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再提醒蒋介石，西安正大兴统一战线之风，劝他不要前去。[111]但是蒋还是带着他的计划于1936年12月4日抵达西安。与此同时，他的大批嫡系部队开进潼关，一批接一批的战斗机、轰炸机从全国各地，集结在西安机场上。南京政府的许多重要军政大员，如陈诚、卫立煌、万耀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等先后云集西安。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不同政见，而且也是为了商讨与共产党进行最后决战的方略。因为他确信，这次军事行动将最后完成剿共大业，彻底消灭红军的残余力量。[112]

蒋介石走下飞机之时，数百名东北军官兵聚集在西安机场，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他停止剿共，[113]蒋介石大怒，拒绝接受。

在此期间，东北军中的左翼和右翼已泾渭分明，形成两股重要势力。东北军的军官们一致要求联共抗日，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军官们也支持这一主张，因为他们对继续剿共更无兴趣。他们认为，剿共是南京的战争，而他们都没有任何理由参加这场战争，何况日本人正在进犯他们邻近省区绥远，外患迫近，唇亡齿寒，在这个时候再与共产党消耗实力，对他们实为不利。[114]

抵达西安之后，蒋介石连续接见了东北军的将领，他预想到会遇到相反意见，但他相信，他能够克服它们。蒋介石没有集体召见东北军将领，而是单独接见他们，企图使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这样描写了他对东北军将领的召见：

我召集了驻扎在陕、甘地区剿共军队的将领，连续几天，一个一个地接见了他们。我向他们询问了前线的局势，部署了我的计划。我告诉他们，剿共战争已到最后关头，只需再加一把力量，就会取得最后的成功。我要求他们拿出勇气和毅力，尽其职守。[115]

蒋介石的日记没有提及他与东北军将领交谈的内容。但是，其他资料表明，蒋介石遇到许多不合作的反应。有些东北军将领对他说：

我的母亲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的两个兄弟和姐妹们惨死在东北家乡。……日本人的刺刀穿透了我父亲的身体，尸体至今未埋，仍做他乡之鬼……[116]

看来再使用东北军进行剿共战争已没有什么希望了，蒋介石开始认识到东北军问题的严重性质，在发动最后的剿共战役之前，必须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认为，第一步措施是重整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士气。

12月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少帅苦口婆心地说：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您宣布：我们必须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后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可现在，五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老是告诉人民，我们在准备。敌人正在每日不停地侵占我们的国土，我们不能再等了。政府犹如银行，如果它不守信用，就会丧失信誉。现在，只有三条路可供我们选择：（1）抗日；（2）退缩；（3）投降。

对此，蒋介石充耳不闻，毫无所动。少帅横下一条心，破釜沉舟地说起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他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是爱国的，他们具有鲜明的抗日主张，因此应与之联合起来，共赴国难。相反，大敌当前，内部互相倾轧，这正是亲者痛、仇者快之所为。他希望委员长能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大骂张学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他严厉地告诫张学良，中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

张学良将军流着眼泪，嗓音嘶哑地对蒋介石说：

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的大问题。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

自信的蒋介石（左）此时对张学良胸中酝酿着的政治风暴全然不知。

蒋介石勃然大怒，厉声说道：

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117]

蒋、张之间的矛盾已经完全表面化、公开化了。少帅破釜沉舟，据理力争，而委员长则声色俱厉，摆出一副长者训斥不懂事的孩子时那种痛心疾首的姿态。结果，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各自对对方都失去了信心，看来最后摊牌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蒋介石到达西安后，除了张学良的劝谏使他心烦和震怒以外，他所遇到的另一麻烦就是学生们的反日爱国运动。1936年12月9日，西安的学生举行了为纪念前一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的游行示威。这一天，数千名东北大学和西安各中学的学生涌上街头，要求支援绥远抗战。[118]张学良告诉杨虎城制止学生游行，因为蒋介石会发怒的。起初，少帅拒绝与学生见面，不想造成一种印象，即由他纵容或制造了这场示威。[119]学生们没见到少帅，便来到省政府大楼之前，南京所任命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接见了学生。他向学生们保证，国民党是爱国的，劝告他们不要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学生们又来到绥靖公署，求见杨虎城主任，可是仍未得到任何结果。他们深感失望，决定向临潼进军，请下榻在那里的蒋委员长亲自接见他们。

听说学生们要向临潼进发，地方当局惊恐万分，竭力阻止游行队伍。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指示公安局长马志超，一定要设法拦住学生。军警们遵照马志超的命令，向游行队伍开枪，两个中学生身负重伤。这两个学生都是东北军军官的孩子，所以枪击事件使局势变得十分危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闻讯，大惊失色，立即用电话命令张学良拦截学生队伍，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少帅又急又气，急忙驱车追上游行学生。他对愤怒的学生人群讲话，[120]要求他们回到城里去，答应要把他们的要求向蒋介石提出。这时，一个学生跑到少帅跟前，泣不成声地说，张副司令，现在东北已经沦陷五年，难道你还要打内战吗？我们不怕死，我们愿意以死来挽救我们的国家。触景生情，所有的学生都跟着哭了起来。少帅声泪俱下，向学生们保证：

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请回去，一星期之内，我保证用事实回答你们的要求。[121]

当天晚上，张学良把学生们的要求呈报给蒋介石，并试图再次劝谏。但蒋的脾气很坏，责怪少帅不该支持学生示威。第二天，12月10日，张学良在杨虎城将军的陪伴下，再次与蒋谈这个问题。蒋介石怒气冲天，拍打着桌子，用非常污秽的语言把张学良臭骂了一顿。[122]

同一天，1936年12月10日，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与西北军将领们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123]在那次会议上，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决定，撤换张学良的现任职务，把他连同其东北军调往福建，中央军要在即将开始的剿共战役中充当主力。蒋介石还任命当时已在西安的蒋鼎文将军接任西北剿共总司令的职务，[124]同时决定这条命令将在12月12日公布。[125]

在此期间，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收到报告，蓝衣社和军警特务已经拟好了一张“黑名单”，上面载有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姓名。但等换防命令一经宣布，便立刻将他们逮捕。[126]

同时，东北军和少帅还侦察到，蒋介石身边有500名警卫，城里（西安）的第一宪兵团有1500人。另外，还有2000名便衣“别动队”，他们分散在西安宾馆附近，预谋在一星期内可能要发动突然袭击。[127]

这就是说，在一星期之内，蒋介石将要发布命令，逮捕东北军和西北军中所有可疑的军官，甚至可能包括少帅和杨虎城将军。

由于这一情报，少帅觉察到危险已经迫近，他与杨虎城商定，决心先发制人。

注释

[1]曾在上海英勇抵抗日本军队（1932年1月）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省，因不满于蒋介石的做法，十九路军领导人在广东一些领袖的支持下，于1933年11月发动了福建兵变，详情见李宗仁前引书，第215—221页。另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1965年，第3卷，第597—631页。

[2]塞利前引书，第285页。鲁泌前引书，第18页。王卓然前引书，第15页。

[3]鲁泌前引书，第20页。

[4]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26。

[5]详情见孙铭九前引书，第5页。鲁泌前引书，第20页。

[6]张学良：《忏悔录》，第50页。

[7]吴天威前引书，第41页。

[8]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北，1972年，第10页。另见鲁泌前引书，第23页。孙铭九前引书，第5页。

[9]吴天威前引书，第42页。

[10]吴天威前引书，第42页。

[11]李金洲前引书，第6页。

[12]吴天威前引书，第43页。

[13]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28/0031—0032。东北军在西北的兵员大约有10万人。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89页。然而吴天威认为，少帅在西北的军队约有13万人。见吴天威前引书，第41页。

[14]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89页。

[15]前引书《西安事变资料》，第313页。

[16]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516/528/0033。

[17]9月中旬，陕甘地区的红军倡议发动抗日战争，邀请各党、各军、各派组成民族联合国防政府。蒋介石发觉东北军的军心动摇，乃派其亲信将领胡宗南统率第一军到这一地区作战。这一举动是对东北军军心动摇的一个惩戒性措施，也是对少帅施加的精神压力。同时，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组成民族联合国防政府的主张是很有感染力的。它打动了东北军许多官兵的心，使他们完全倾向于统一战线思想，就像1923—1927年那样。共产党还释放了被俘的东北军官，让他们回到东北军中，广泛传播统一战线思想。据说在当时，将近百分之三十的东北军已开小差，加入了红军。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77页。

[18]关于绥远事件，请见第5章。

[19]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47页。

[20]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47页。

[21]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47页。

[22]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31页。

[23]前引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1页。

[24]详见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

[25]详见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

[26]详见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

[27]塞利前引书，第285页。

[28]塞利前引书，第258页。

[29]塞利前引书，第258页。

[30]孙铭九前引书，第5页。

[31]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49页。

[32]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2页。刘健群：《银河忆往》，台北，1966年，第233—234页。

[33]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苏俄的帮助下，于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其毕业生后来都成为中央军中的军官，称为“黄埔系”。

[34]1931年12月，蒋介石迫于政治压力，辞去所有政府职务下野。1932年春，他重掌权柄，在实行统治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新方式。在他下野之前，蒋就收到一份如何恢复革命运动的建议，洋洋洒洒87页，题为“关于复兴国民党的几条想法”，作者是一个叫刘健群的青年国民党员。刘写道，国民党在精神上已分崩离析了，失去了它的革命朝气。他认为，应该彻底毁掉国民党。他提议，保留国民党的外壳，但另外组织一个“布衣团”，其成员都是农民，由他们构成党的实体，组成党的灵魂。新组织的成员应一心为革命，甘为民众牺牲个人的一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蒋介石下野以后，一直策划着重新执政，他在刘的建议中看到了复兴即将熄灭的革命的希望。他召集起一伙少壮派军官，对其忠心，他绝对有把握，要他们组成刘所建议的布衣团。见刘健群前引书，第233—234页。此外，蒋还补充了下列原则作为这一新组织的指针：（1）蒋介石应永远是最高领袖；（2）黄埔军校毕业生应成为骨干，以此为核心，不断扩大组织；（3）实行三民主义，采用共产党的组织方式，加上“武士道精神或法西斯主义”。1932年1月21日，蒋介石重返南京执政。29日，任新组建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在军官教导队的办公室里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建立了一个组织，即著名的蓝衣社。见劳埃德•E.伊斯曼：《“中国国民党中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载于《中国季刊》，第49页，1972年1—3月，第2—3页。蓝衣社的宗旨是拥戴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支持其首先平定内乱而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也支持其对日谈判，“以赢得机会准备抗日战争”的对外政策。见刘健群前引书，第235页。

[35]四维包括礼、义、廉、耻，这一行动恰好附和了蒋介石于1934年倡导的新生活运动。

[36]应德田前引书，第20页。

[37]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032—0033。

[38]孙铭九前引书，第6页。

[39]王卓然前引书，第16页。

[40]王卓然前引书，第16页。

[41]贝特兰前引书，第106页。

[42]王卓然前引书，第18页。

[43]约翰森致胡尔电，1936年7月10日，USNA983•00/1300。

[44]吴天威前引书，第37页。

[45]斯诺：《漫评》，第1页。斯诺以X代表孙夫人，在其《对起点的游历》一书中（第4页）他又强调了这段话，这次他点出了孙夫人的名字。

[46]吴天威前引书，第46页。

[47]吴天威前引书，第46页。

[48]孙铭九前引书，第7页。

[49]尼姆•韦尔斯于1936年10月3日会见了张学良。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38页。

[50]尼姆•韦尔斯于1936年10月3日会见了张学良。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40页。

[51]尼姆•韦尔斯于1936年10月3日会见了张学良。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40页。另见贝特兰前引书，第108页。

[52]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41页。

[53]关于他与共产党的联系，见韦尔斯前引书，第4章。

[54]《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73页。

[55]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40页。

[56]在蒋介石改组陕西政府以前，杨虎城是省主席。张学良任西北剿共代总司令以后，杨由省主席降为陕西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的老朋友邵力子接任省主席。杨的司令部也在西安。只是当少帅接到杨虎城欢迎电讯以后，他才同意接受这一新职务。见李金洲前引书，第20页。

[57]张学良：《忏悔录》，第50页。

[58]吴天威前引书，第37页。伯特伦前引书，第107—108页。

[59]吴天威前引书，第37页。

[60]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43页。

[61]张学良的讲话后来被印成37页的小册子出版，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这本小册子在东北军内发行。

[62]张学良的讲话后来被印成37页的小册子出版，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这本小册子在东北军内发行，第14—15页。

[63]张学良的讲话后来被印成37页的小册子出版，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这本小册子在东北军内发行，第14—15页。

[64]张学良的讲话后来被印成37页的小册子出版，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这本小册子在东北军内发行，第23—29、34—35、51页。

[65]张学良的讲话后来被印成37页的小册子出版，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这本小册子在东北军内发行，第23—29、34—35、51页。

[66]张学良的讲话后来被印成37页的小册子出版，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这本小册子在东北军内发行，第23—29、34—35、51页。

[67]张学良的讲话后来被印成37页的小册子出版，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这本小册子在东北军内发行，第23—29、34—35、51页。

[68]张学良的讲话后来被印成37页的小册子出版，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这本小册子在东北军内发行，第23—29、34—35、51页。

[69]应德田前引书，第71页。另见孙铭九前引书，第9页。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31页。

[70]应德田前引书，第71页。另见孙铭九前引书，第9页。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31页。

[7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北京，1979年，第93页。

[72]约翰森致胡尔电，1936年12月16日，USNA893•00/13769。

[73]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内容曾经发给《伦敦先锋日报》，1936年10月8日，题为“宁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领主张统一”；《华北星报》也刊登了这篇通讯，题为“东北军要打回老家去”。

[74]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内容曾经发给《伦敦先锋日报》，1936年10月8日，题为“宁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领主张统一”；《华北星报》也刊登了这篇通讯，题为“东北军要打回老家去”。

[75]格林前引书，第237页。

[76]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76页。吴天威前引书，第60页。

[77]何干臣前引书，第7页。

[78]约翰森致胡尔电，1936年12月28日，USNA893•00/137630。张学良来到洛阳至少三次恳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严词拒绝，少帅每次挨训出来，都来到蒋的秘书陈布雷和何林的房间，开玩笑地说：“我今天又挨骂了。”见《纽约时报》口碑史专栏，中国口碑史部分。哥伦比亚大学远东研究所：《何林回忆录》，美国，纽约，1967年，第2卷，第168页。

[79]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86页。

[80]张学良：《告绥东抗日将士》，1936年11月11日，第3—4页。

[81]被逮捕的有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著名经济学家、前浙江工业银行副行长章乃器，中学校长李公朴，律师沙千里，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王造时，女律师史良，著名作家和编辑邹韬奋。史良立被释放，而其余的人，著名的“六君子”则被关进监狱直到“西安事变”以后，他们才被释放。详情见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73—80页。另见汤良礼：《国共合作抗日文献》，上海，1938年。

[82]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67页。

[83]申伯纯前引书，第101页。

[84]《纽约时报》，1933年11月26日，第1版。

[85]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77页。艾格尼丝•斯沫特莱：《中国的胜利赞歌》（Battle Hymn of China），美国，纽约，1934年，第134页。

[86]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77页。

[87]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台北，1967年，第2卷，第69—70页。

[88]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台北，1967年，第2卷，第69—70页。

[89]杨虎城将军的军队叫做西北军，因为他们基本上驻扎在中国的西北地区。

[90]右军：《西安事变珍史》，香港，1971年，第2卷，第21—23页。另见李金洲前引书，第21—22页。

[91]见申伯纯前引书，第98页。另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85页。

[92]右军前引书，第23页。郭增恺：《西安事变的经过》，载《热风》，香港，1914年12月16日，No.31，第11页。

[93]这一事件是指1938年2月2日，日本陆军一师的少壮派军官在东京发动的军事事变。他们占领了政府的要害机关，杀死前首相齐藤渡边将军和财政部长福桥，只是由于裕仁天皇的强硬立场，已占领东京三天之久的叛军才投降。见费正清：《东亚》，第710页。关于苗剑秋的讲话，见李金洲前引书，第24页。伯特伦前引书，第37页。斯诺：《漫评》，第6页。另见应德田前引书，第83页。

[94]苗本人于1937年9月13日在香港笞箕湾旅馆向斯诺夫妇讲述了这段经历。见韦尔斯：《西安事变要闻》，第97页。

[95]苗本人于1937年9月13日在香港笞箕湾旅馆向斯诺夫妇讲述了这段经历。见韦尔斯：《西安事变要闻》，第97页。

[96]苗剑秋宣称：只有张学良、张的秘书应德田、张的警卫首领孙铭九、苗的妻子以及周恩来知道这封信。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94页。

[97]胡在1936年11月21日遇到红军的沉重打击。红军缓慢地撤退，避免与中央军进行大规模战斗，向他们宣传“统一战线”，要求他们联合红军，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77页。

[98]海伦•斯诺于1936年10月会见了少帅。他告诉斯诺夫人：“我和西北高级将领决心忠于政府。”见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38页。

[99]李金洲前引书，第14页。

[100]李金洲前引书，第15页。

[101]李金洲前引书，第16页。

[102]李金洲前引书，第16页。

[103]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以后，少帅再次派李到太原，请他转告阎锡山：“我已做了我该做的，你该怎么办？”李金洲前引书，第16页。

[104]因为杨过去始终是蒋介石忠诚的拥护者，所以杨的这番话使少帅不知所措。

[105]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86页。

[106]郭增恺前引书，1958年5月1日，No.40，第10页。

[107]CC派是国民党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领导的一个派别。因为陈字的英文拼音由C字开始，两个陈字便成CC。

[108]司马桑敦前引书，1974年6月，No.705，第6版。

[109]伯特伦前引书，第111页。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78—379页。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102页。李金洲前引书，第25页。

[110]右军前引书，第3卷，第37—38页。

[111]孔祥熙前引书，第2卷，第703页。蒋介石：“蒋总统集”，第2卷，第2421页。

[112]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上海，1937年，第2页。

[113]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86页。

[114]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78页。另见右军前引书，第2卷，第24页。

[115]蒋介石：《西安半月记》，第7页。

[116]伯特伦前引书，第114页。

[117]谈话内容是少帅告诉端纳的，见塞利前引书，第322页。另见应德田前引书，第88—89页。

[118]伯特伦前引书，第114页。

[119]塞利前引书，第323页。

[120]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79页。

[121]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79页。。另见应德田前引书，第89—90页。

[122]塞利前引书，第322页。

[123]1976年8月12日作者与顾祝同将军在台北的谈话。另见约翰森致国务卿上报，1936年12月18日，USNA893•00/13781。

[124]1976年8月12日作者与顾祝同将军在台北的谈话。另见约翰森致国务卿上报，1936年12月18日，USNA893•00/13781。

[125]《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4日，第2版。

[126]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79页。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103页。

[127]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79页。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