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盛世的皇子玄烨_历代皇子智谋故事

缔造盛世的皇子玄烨_历代皇子智谋故事

三、定国安邦，皇子用权的谋略故事

1.辅帝安邦、甘当宰辅的皇子刘苍

俗话说：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其意是说，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乃至斗争中，亲兄弟总能抱团，父子兵自会相互救助。假如一个皇子当上皇帝，其他皇子都应辅佐他定国安邦，这方为人间正道。可是在历朝历代皇子中，能如此为之的可谓寥若晨星。刘苍就是这样一颗耀眼的晨星。

(1)有德有能，出任宰辅

东平王刘苍，生于建武六年(30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六子，汉明帝刘庄的同母弟。(www.guayunfan.com)刘苍的父亲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但到刘秀时，仅有皇家的血统而无爵可袭，与平民已无两样。刘秀潜蓄大志，有一次，他在新野听说阴家姑娘体貌艳美，性情贤淑，私心仰幕；他到长安时见执金吾(负责京都卫戍的长官)出行时车骑随从很多，声威显赫，大为感慨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后来阴丽华果然成了刘秀的皇后，并为刘秀生了五个皇子，其中刘庄后来继承了帝位，即汉明帝。

建武六年(31年)阴丽华生刘苍。刘苍自幼体貌壮美，仪表不俗，深得光武帝和阴皇后的喜爱。刘苍五六岁时开始发蒙读书，非常刻苦，兼其聪明伶俐，所以没有几年的时间，儒家的经典他已全部读完，精通其义，而且他还广泛涉猎诸子百家之书。年轻的刘苍已是博闻多能，器度闲雅。

建武十年(34年)，刘苍受封东平公，十七年(41年)晋封为东平王。

刘秀最关心众皇子的成长，特别担心他们各自结交一批势力，相互争权夺利，发生内讧。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刘秀重申《阿附藩王法》，意在要诸王身边的官吏对他们劝诫诱导，遵守纪纲。该法是西汉武帝时因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而制订的。法中规定，藩王有不法行为，身边官吏附和或不加阻止即从重治罪。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刘秀不愿看到的事。建武二十八年(52年)郭皇后死，有人上书告郭后所生的儿子沛王刘辅与一些被刘秀所杀的人的子孙结交，蓄谋作乱。恰在此时，得宠于刘辅的宾客寿光侯刘鲤，为报父仇杀死了刘盆子的叔父刘恭，为此，刘秀把儿子刘辅下狱，并命令各郡县搜捕与诸王结交的宾客。株连被杀者达一千多人，其中很多贵戚子弟。这年，刘秀下令成年诸王离开京师，各赴其封国，但只有东平王刘苍因谦恭孝友，又颇具才干，而被留京辅佐处理政务。

建武中元二年(57年)二月，刘秀在洛阳的南宫前殿停止了呼吸，太子刘庄继位，是为汉明帝。

刘秀一生共有十一个儿子，能够遵礼循法的只有刘苍一人，其他人都有非分之想。刘秀死后，诸王前来奔丧，他们在大殿之中与明帝并肩而坐，根本不遵守法度，不把他这个新皇帝放在眼里。明帝为了树立威信，让举止威仪、执法如山的太尉赵喜主持丧仪。赵熹不负重托，仗剑入朝，将与明帝并坐的诸王请下殿阶，加人大臣行列，以辨君臣之别。并规定：光武帝丧葬期间，各藩王领能住在自己在京的邸舍中，不得住到一起。各地来京的官员分住京城附近诸县。只在早晨和傍晚两个时间哭灵。而且还加强宫卫，王国官吏不得随意出入宫禁。明帝的妹夫驸马梁松对卫土说：“若有非常情况发生，可便宜行事，不要拘泥于常规。”看来当时形势确实比较紧张。

在诸兄弟中，明帝最信任的就是东平王刘苍。为了稳定局面，四月，汉明帝任命刘苍为骠骑将军，主持中央大政。

东汉时，骠骑将军是首相的加衔，握有朝廷行政大权。明帝还规定骠骑将军位列三公之上，配备的佐吏也大大超过了三公佐吏的编制，足见明帝对刘苍的信任。

因为刘庄是以第四子的身份承继大统，他的兄弟们很多人不服气，明帝的同母弟弟山阴王刘荆，曾觊觎皇位，明帝继位后，他伪造大鸿胪郭况(郭皇后的弟弟)的手笔，写信给东海王刘疆，言其无罪被废，人心不服，劝他举兵夺取天下。刘疆是郭皇后所生，先被立为太子，后来郭皇后来被废，阴丽华被立为皇后，刘疆被废，阴后生的刘庄就被立为太子。此时刘荆煽动刘疆举兵，自己想从中取利。但刘疆胆小，忙把送信的使节和信件全部押送京城，交给明帝查办。对于刘荆之事，明帝开始秘而不宣，后来刘荆扬言要造反，诅咒朝廷，被弹劾而自杀。济南王刘康结交宾客图谋“不轨”，六县封土被削掉五县。阜陵王刘延，因心怀不满，经常在祭祀时诅咒朝廷，封土由十余县削至二县，因此受牵连而被杀被流放的人非常多。许美人所生楚王刘英，因为其母不为刘秀所宠，所以他也最受冷遇，封在偏远之地，封土也最少。刘英信佛，一个叫燕广的人上书弹劾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等人，借信佛教为名，造图作书，图谋不轨。明帝立即派宗正令负责调查，结果说刘英招集奸猾，捏造图谶，图谋篡位，罪证确凿，要求将刘英处死。后来明帝将刘英废为庶人，流放丹阳泾县。刘英不忍屈辱，在丹阳自杀身亡。刘英一案受牵连的人也非常多。

在诸王因有不法行为而受惩处之时，刘苍却备受信任。明帝每次离京巡狩，都命刘苍留守京师，侍奉护卫阴皇太后。而刘苍也殚精竭虑地尽心辅佐明帝，兄弟君臣之间，肝胆相照，成为千古佳话。

(2)恪尽职守，辅帝安邦

每当明帝做事有失当之处，刘苍都能诚心指出，而明帝也能虚心接受，闻过则改。

有年春天，明帝忽然兴致所至，准备渡黄河到河内郡(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围猎，下令征调百姓设置栅栏来围猎野兽。古代制度规定，天子校猎必须在冬闲季节进行。刘苍听说明帝准备春天校猎，立即上书劝谏，说：“臣听说春天是农忙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不可聚集百姓搞大规模的活动，以免耽误春耕农事。《尚书》中说：‘田猎不按季节而误农时，饮食就没有着落，出入无节制，草木就不能很好地生长。’陛下车驾出行，凡事都务求节俭，所经之处，若举动有违礼制，就难以为天下人垂范。希望陛下这次巡狩河内郡，主要应视察农事，体察民情，等秋冬农闲时节，再举行大规模的校猎活动。”

明帝阅了刘苍的奏章，认为所言极是，便决定取消校猎，立即回京。

汉明帝崇尚儒学，在“五经”之中，又独重《孝经》，倡导“以孝治天下”。刘苍以骠骑将军的职衔担任首辅，竭力把明帝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贯彻在施政过程中。在朝五年间，他与汉明帝经常一起讨论，制定了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礼仪，还制定了一套天子、王侯、百官的本服制度，从而完善了朝廷的礼乐制度。这不仅有利于当时的统治，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他还建议明帝赐天下民爵，安抚流民、减免刑罚、体恤鳏寡孤独。这些体现仁政的措施，最大限度地缓和了社会矛盾，对于稳固明帝的统治是极为有利的。

(3)国家为重，进退自如

刘苍恪尽职守，治国有方，他的声望也与日俱增。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出于众，人必毁之。”刘苍深谙其理，自己以皇帝至亲身份辅政而声望日隆的现实，令他深感不安。自己虽然笃守孝友之道，但却难免有无事生非的小人出来搬弄是非，那样不仅会损伤母子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也会影响国家政治稳定。他考虑再三，决定辞相归国，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善始善终地尽忠尽孝，他上表辞请，说：“微臣材力浅陋，却受到陛下特殊的宠信，在家既承受教导之仁，上朝又蒙赐高官显爵，陛下还亲自草拟诏书颁布四海，对微臣褒扬赞美，这就好比把一个背柴禾的儿童扶上君子之车。微臣无才而居高位，必定给国家造成大的隐患。微臣资质鄙陋，加上痼病难愈，实在以居高位为羞，惟恐辱没宰辅的名器。而今天下太平，边境无警，这正是实行无为之治的理想盛世。文官职位尚可裁并，武官职位尤不应该多置。古人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自从大汉建国以来，宗室子弟从无担任公卿之职的。伏望陛下明鉴，遵承列祖列宗遗训，准许微臣将骠骑大将军印绶奉还，离开朝廷，返回东平王藩国。”

汉明帝接到刘苍请求辞职的奏章后，深为他的诚心所感动，不准其所请。但刘苍决心已定，又三番五次上表固辞，明帝终于接受了他的请求，但却让他继续担任骠骑大将军，并加赐钱五千万、布十万匹，以示褒奖。

刘苍能不以个人进退为念，时时为国家着想，事事为君主分忧，在功高位显之时，能不贪恋权势，激流勇退，这在皇族子孙中是很少见的，足见其至诚的忠君之心和极高的道德修养。

(4)身在江湖,不忘宫阙

刘苍在回到自己的封国(在今山东兖州境内)后，仍不忘朝廷诸事。皇兄有过，他知道后必上书劝诫。明帝病逝，章帝继位，刘苍对自己的这位侄儿也极尽可能地给以指点、帮助。章帝继位之初，发生了旱灾、地震，政局也有些动荡。刘苍及时地送来奏章，提出了重视农业、减轻刑罚、选举人才等一系列建议，帮助十九岁的章帝稳住了局面。章帝要为父亲和祖父大修陵寝，也被刘苍劝止。

在东汉初年政坛上，刘苍确实是一颗耀眼的亮星。这颗星殒灭于建初八年(83年)正月，享年五十四岁。章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2.蓄志谋远、复兴李唐的皇子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生长在后党专政的时代，自幼就有浓烈的复兴李唐帝国的意识。韦后专政，太子重俊发动政变未遂，自己反被杀害。李隆基及其父亲相王李旦是支持太子重俊的，因而受到牵连。重俊政变后一年，即景龙二年(708年)四月，李隆基被从京城外放，任潞州别驾。这事实上是一次惩罚与贬谪。但他目睹了重俊政变的失败，总结了教训，在潞州别驾任上就开始为以后发动复兴李唐的政变进行默默的准备工作。

(1)潞州千隅，积蓄力量

李隆基走马上任，首先结交了“豪富”张日韦。景龙初，张日韦曾为铜革是令，热情好客，喜欢游猎。“会临淄王为潞州别驾，日韦潜识英姿，倾身事之，日奉游处。”这种交谊是以气味相投为基础，不见得有什么政治目的。但是，在地方豪强的心目中，李隆基俨然是一位“英姿”人物，博得了拥护。不久，有个“乐人”名叫赵元礼，来自山东，身边带有女儿，俊秀美丽，擅长歌舞。二十四岁的隆基看上了歌女，就在张日韦宅第里相爱起来，还生了个儿子。唐代诸王溺于女色，临淄王李隆基也不例外。此前，隆基已纳王氏和刘氏两妃。王氏后来为皇后，但一直没有生过儿子。刘氏生了儿子，名叫嗣直，即玄宗长子。至于歌女赵氏，后来就是赵丽妃，其子取名嗣谦，即玄宗第二子。应当说，隆基既以共同喜欢歌舞而相爱，也就不会因赵氏出身低微而嫌弃。这一点还算是难得的。赵氏的父亲和哥哥后来也都“擢为京职，开元初皆至大官。”

除了结交地方豪富外，还十分注意收罗心腹。李隆基在长安时已有一个贴身侍从，名叫王毛仲，系高丽人，此人出身微贱，但性识明悟，办事干练。这时，又添了个李宜德。“李宜得(德)本贱人，背主逃匿。”此人出身虽贱，但很有本领，“新捷善骑射”，所以隆基不惜以5万钱把他赎了过来。后来,“玄宗还长安，以二人(毛仲和宜德)挟弓矢为翼。”毛仲和宜德，成为李隆基发动政变时的得力助手。从出身低微者中培养亲信，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手段。

在潞州一年半，作为别驾，自然谈不到什么政绩。但是，这一年半，恰恰是李隆基平生的重要时期之一。史称：“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尝出畋，有紫云在其上，后从者望而得之。前后符瑞凡一十九事。”所谓“符瑞”十九事，据说，是指日抱戴，月重轮，赤龙，逐鹿，嘉禾，黄龙，羊头山北童谣“羊头山北作朝堂”，仙洞，大王山三垒，疑山凿断，赤鲤，黄龙再现，紫云，李树连理，神蓍，金桥，紫气，大人迹，神人传庆。显然，这些是臆造、附会，有的则是别有用心的活动，李隆基当了皇帝以后，大肆鼓吹“祥瑞”，特地叫著名的文士领袖张说写了十九首“颂”。由此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隆基在潞州时已产生政治野心。

景龙三年(709年)九日，隆基接到回长安的通知，便请一个名叫韩凝礼的搞“蓍筮”活动，“卦未成，而一蓍翘立。”凝礼说：“此天人之瑞。”这种占卜固然是荒诞的，但也清楚地反映了李隆基的政治企图。后来，隆基坐上皇帝宝座，授韩凝礼游击将军长上折冲。他之所以给韩凝礼如此高职是由于非常感激韩借卜筮之术给他提供的巨大精神支持。

十月二十五日，隆基经由潞南二里的金桥，返回京师。据载，这里常有童谣说：“圣人执节度金桥。”童谣有无，不得而知。即使有，原本是跟李隆基无关的。但是，隆基此行，在他的一生中，乃至在唐朝历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旧史所说：玄宗“定天位，因此行也。”十几年后，即开元十一年(723年)春，唐玄宗巡幸潞洲，重游故地，“宴父老，曲赦大辟罪已下，给复五年，别改其旧宅为飞龙宫”。飞龙宫，又名为“启圣宫”。这就意味着：李隆基登上龙位是从潞州起飞的，唐玄宗的帝业是从这里开始的。潞州，乃是他的政治发祥地。

(2)中宗韦后，不识隆基

李隆基返回京城，是在景龙三年(709年)冬。因为这年十一月中宗将亲祀南郊，祭拜昊上帝，举行极其隆重的礼仪。届时，大赦天下，流人放还，在外诸王包括隆基都要回为参加典礼。当然也有个别人例外，如中宗第二子重福。中宗原有四个儿子：长子重润，系韦氏所生，早在武则天时期，为张易之兄弟迫害致死。次子重福，系后宫所生，因与重润案件有牵连，所以一直被幽禁于均州。第三子重俊，死于政变。第四子重茂，年幼无知。中宗实在是个愚昧之人。太子重俊起兵主要是反对后党；但他彼时尚未识破事后之阴险用心，重俊死后，他又将防范的重点置于自己的次子重福。事后亦如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险乃是来自李隆基等相王诸子。

隆基回到长安，也就罢去了潞州别驾职务。当时，他居住的兴庆坊已叫隆庆坊。此坊南有一龙池。据《长安志》载，“至景龙中，弥亘数顷，深至数丈，常有云龙之谓，后因谓之龙池。”关于龙池的传说颇多，有的望气者说：“常郁郁有帝王气，比日尤盛。”所谓“望气者言”，不过是替唐玄宗制造舆论而已。景龙四年(710年)四月，中宗游幸隆庆池，结彩为楼，欢宴侍臣，“泛舟戏象以厌之。”胡三省注云：“时人以为玄宗受命之祥。”中宗的到来，主要是寻欢作乐，并顺便拜访相王“五王宅”。是否有意窥测隆基诸兄弟的动态，那就很难肯定了。以象厌之，近于儿戏。如果确已发现隆基的图谋，完全可以下令追查。看来，没有把相王诸子视为最危险的力量，尚不了解“五王宅”里的秘密活动，这是中宗和韦后在政治上的失算。

(3)长安龙池，广交豪俊

李隆基在长安是暗中进行政变准备的。当时正值中宗末年，王室多有困难，玄宗常常暗中帮助他们。也就是说，继续收罗亲信，加紧集结党羽。他把重点放在北门禁军万骑上，这是老谋深算的表现。众所周知，远在唐太宗时，选拔官户及“蕃口”骁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鞯(马上被具)，跟从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武则天时，稍增为“千骑”，隶属于左右羽林禁军。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又改称“万骑”。如果不拉拢这支禁卫力量，要想宫廷政变成功，是很难的。太子重俊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千骑”王欢喜等倒戈。前车之覆，怎能不引以为戒呢?所以，李隆基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王(临淄王李隆基)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此中意图，心腹王毛仲一清二楚，故“亦布诚结纳，王嘉之。”结果是成功的，万骑帅长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都被拉了过来。

隆基还广泛地结交各种有识之士，以组织亲党。例如朝邑尉刘幽求，早年曾向桓彦范、敬晖建议，乘势杀武三思。桓、敬不听，后来反而被武氏诬构致死。对于这种博学多才、极有见识而又刚毅果敢的人隆基是很器重的，与之潜谋。又如尚衣奉御王崇晔，“倜傥任侠，轻财纵酒，长安少年皆从之游。”李隆基也慕名求见，并在聚会上碰到了禁苑总监钟绍京、利仁府折冲麻嗣宗等，彼此“言及家国，深相款结。”可见，共同的政治态度把他们连在一起了。尤其是钟绍京，以善书法著名，诸宫殿门榜皆其手笔。作为禁苑总监，对宫苑门廷了如指掌。隆基与之友朋，显然是另有图谋的。以上诸人，后来都是隆基发动政变的骨干。

“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李隆基回长安的半年多，在暗地里加紧策划政变，而这一切活动都是以隆庆坊“五王宅”为根据地的。社会上不时地流传着龙池“龙气”的说法，多少反映了李隆基跃跃欲试的状态。但是，在中宗去世以前，隆基仅仅是在窥测方向，决不贸然地举兵。这一点，正是吸取了重俊政变失败的教训，以免蒙受“上犯宸居”的恶名。

(4)母女联手，毒死中宗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初，中宗之死，使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二十六岁的李隆基及其谋士当机立断，果敢地发动宫廷政变，一夜之间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毒死中宗的凶手竟是皇后与安乐公主，这件事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自太子重俊起兵以后，虽然武三思死了，但韦后和安乐公主专权却愈演愈烈。景龙二年(708年)春，宫中传说皇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现，有人奏请：“则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妩媚娘》……顺天皇后(韦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条韦》，盖天意以为顺天皇后宜为国母，主蚕桑之事。”这完全是谄佞者的附会。硬将一首与韦后风马牛不相及的民歌与她的政治前途相联系，并将她与武则天相比，无非是为她专权广造舆论。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自欺欺人之举。

安乐公主也没有从丈夫武崇训之死中引出必要的教训来。这时，又有了新丈夫，那就是武承嗣次子武延秀。此人有姿色，会唱突厥歌，跳胡旋舞，早已勾搭上公主。“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当了驸马以后，他的恃恩放纵，比起武崇训，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公主府属官也看出“延秀有不臣之心”，妄图篡唐。

总之，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人沆瀣一气，极谋篡政专权，取李唐而代之。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她们凶残暴虐，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连相王也如此。但还是有些人冒死上书，怒斥群邪。例如，景龙四年(710年)四月，定州人郎岌奏陈韦后等“将为逆乱”，结果遭到杀害。五月，洛州偃师人燕钦融多次上奏，揭露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将图危宗社”，同样被害致死。这些事件表明，一股公开反对韦后和安乐公主的力量正在兴起。相王及隆基自然意识到这股力量的重要性，对郎岌与燕钦融寄予深切的同情。所以，睿宗即位后，追赠他俩为谏议大夫，特别赞扬燕钦融：“先陈忠谠，颇列章奏，虽干非其位，而进不顾身。永言奄亡，诚所伤悼。”

至于中宗，虽然昏庸愚暗，但他至少还是要维护“李家天下”。这一点，毕竟跟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稍有区别。韦氏之党极力唆使韦后效法武则天之故事，延秀党羽则扬言复兴“大周”。当中宗读到一系列揭发韦氏“将图危宗社”的上书；不能不有所触动。他曾面诘燕钦融，而看到钦融“顿首抗言，神色不挠”，不禁为之默然。钦融死后，中宗怏怏不悦。史称：“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韦氏之党开始“忧惧”什么呢?怕的是中宗一旦觉悟，不许篡唐，他们的易姓之事就难以实现。因此，韦后与安乐公主等合谋，干脆于六月二日毒死已经患病的中宗。

(5)韦后临朝，拟革唐命

中宗一死，秘不发丧，由韦后总理一切政务。为了应付非常局面，采取了几项措施。

第一，修改“遗制”内容。中宗既死于非命，也就不会留下什么“遗制”。怎么办呢?六月二日那天，上官昭容和太平公主谋草遗制，内容是：立中宗小儿子重茂为皇太子，韦后知政事，相王参谋政事。六月三日，韦后召集禁中会议，参加者有大臣韦安石、韦巨源、萧至忠、宗楚客、苏瑰等十九人。宗楚客说：“今须请皇太后临朝，宜停相王辅政。且皇太后于相王居嫂叔不通问之地，甚难为仪注，理全不可。”虽然有些人反对这种意见，但最后还是决定罢相王辅政。六月四日，发丧于太极殿，宣布遗制，改元“唐隆”。六月七日，皇太子重茂即位，时年十六，皇太后韦氏临朝称制，一手操纵朝政。

第二，安插亲党，掌握军权。韦后令从父兄韦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又引从子播、族弟璇、弟捷、濯等，分掌屯营及左右羽林军。”当时调集诸府折冲兵五万人，分屯京城，一概由诸韦子侄统率。为了使万骑听从命令，竟使用“榜棰”立威的办法。

第三，鼓吹“韦氏宜革唐命”。据《资治通鉴》卷209记载，六月十二日，宗楚客、武延秀、诸韦子弟以及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等“共劝韦后遵武后故事。”胡三省注曰“欲遵武后易姓事也。”尤其是宗楚客秘密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

第四，为了防止中宗次子重福在均州起兵，“遽令左屯卫大将军赵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卫重福。”同时，加强东都洛阳的留守力量。六月十二日，遣使臣到关内道、河北道和河南道等巡抚。

从上述部署看来，韦后决不会仅仅以太后身份为满足。任其发展下去，很有可能重演武则天篡唐的故伎。

(6)隆基举事，颇得拥戴

韦后临朝称制的日日夜夜，也是李隆基策划政变的紧张时刻。自中宗之死，到隆基举兵，只有十九天。隆基及其谋士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步骤，以保证政变的胜利。

首先，制造“受命”的舆论。中宗被害，韦后临朝，形势的变化已在舆论上有利于李隆基，因为再也不必担心蒙受“犯上作乱”的恶名了。“时京城恐惧，相传(韦后)将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语，人情不安。”韦氏之党鼓吹“宜革唐命”，闹得人心惶惶。而李隆基则以继承“唐命”相号召，于是关于“龙气”符瑞的说法广为流传。“上(玄宗)所居里名隆庆，时人语讹以‘隆’为‘龙’；韦庶人(韦后)称制，改元又为唐隆，皆符御名。”其实，韦后改元“唐隆”，寓意原是使唐朝兴隆起来，以此掩饰其“革唐命”的野心。谁知“唐隆”与“隆基”有一个字巧合，竟成了李隆基“受命”的征兆，这是韦后所始料不及的。以“隆”为“龙”的舆论，确实使隆基“益自负，坚定了及时举兵的决心。看起来，无论是要篡夺李唐者，抑或维护李唐者均借助于符瑞迷信之说。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权更迭时的一个特点。

其次，争取太平公主的支持。太平公主是中宗和相王的亲妹妹，也就是隆基的姑母。据说，公主丰硕，方额广颐，颇像母亲武则天。五王诛二张时，公主和丈夫武攸暨都有一定的功劳。中宗在位期间，太平公主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拥有一批党羽。由于“韦后、上宫昭容用事禁中，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可见，太平公主和韦后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中宗一死，太平公主参与谋草“遗制”，地位相当重要，但韦后之党“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竭力加以排挤。李隆基显然摸透了姑母的政治态度，“乃与太平公主谋之，公主喜，以子(薛)崇简从。”太平公主的合谋，是李隆基敢于发动政变的重要因素。

再次，进一步拉拢禁军万骑。隆基虽然早已着手收买万骑，但以前都是秘密地进行，也不轻易地吐露自己的意图。而当韦温接管禁军后，“榜棰以取威”，引起了万骑将士的不满；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相与见玄宗诉冤”。时机成熟了，隆基“令幽求讽之，皆愿决死从命。晓以举兵意图，万骑将领踊跃请以死自效，说明诛韦后之党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最后共同商定了政变的实施方案。据《册府元龟》卷20《帝王部·功业第二》记载，参与“建策”的有刘幽求、薛崇简、太平公主府典签王师虔、尚衣奉御王崇晔、利仁府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与李仙凫、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宝昌寺僧人普润、前商州司马崔谔之、山人刘承祖等等。从这张名单可以看到，除了李隆基及其主要谋士刘幽求外，有太平公主势力的代表薛崇简与王师虔，有禁军万骑将领，还有道士、僧人、山人之类。值得一提的，僧人普润实际上代表了官僚中拥护李隆基的一股势力。原来，有个人叫崔日用，曾投靠过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一下子升为兵部侍郎兼修士馆学士。中宗暴死，崔日用知道隆基将要举事推翻韦党，就同沙门普润等一起前往隆基住处五王宅，表示拥戴之意。崔某随风而倒，自出于政治投机，但此事说明朝廷官僚中有相当一部分逐渐倒向李隆基。

(7)夜战禁宫，大获全胜

举兵方案既经各方协商，周密策划，所以也就能顺利地执行。六月二十日，李隆基改穿平民衣服，在随从李宜德和道土冯处澄的陪同下，离开“五王宅”，外出与刘幽求、薛崇简、麻嗣宗等会面。近傍晚时分，隆基等约数十人自禁苑南潜入，聚集在苑总监钟绍京廨舍。据《资治通鉴》卷209载，“绍京悔，欲拒之。”这恐怕不是信史。很可能是，因为钟绍京没有参加“定策”会商，不了解举兵的具体时刻，所以看到隆基等数十人的出现，就感到有些突然。后经妻子许氏一说，又立即明白过来。“绍京乃趋出拜谒，隆基执其手与坐。”可见，彼此“以结其心”，心心相印。绍京对于举兵的态度，还是坚决的。《新唐书·钟绍京传》称“绍京之果”，就是赞扬其果敢的决心与行动。

及至夜晚，万骑将领葛福顺、李仙凫也来到苑中庙舍廨舍，请求下令行动。约二鼓时分，满天繁星如雪，刘幽求认为是动手的时候了。葛福顺奉命返回羽林将士屯守的玄武门，斩韦璇、韦播等于寝帐，“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接着，把韦璇等头首送到廨舍，隆基“取火视之”，加以验证。这样，玄武门羽林禁军基本上解决了。

据记载，“时轩辕星落于紫微中，王师虔及僧普润皆素晓玄象，遂启帝(玄宗)曰：大王今日应天顺人，诛锄凶慝，上象如此，亦何忧也。”于是，李隆基、刘幽求等数十人，以及钟绍京所率领的手执斧锯的丁匠二百余人，出禁苑南门，勒兵于玄武门外。同时，令葛福顺和李仙凫分别率领左、右万骑，攻打玄德门和白兽门。预先约定：斩关而人，一旦会合于凌烟阁前，就发出信号，“即大噪。”三鼓时辰，隆基等听到噪声，就率众突入玄武门。太极殿里守卫中宗灵柩的是南牙诸卫兵，他们虽被甲应战，但很快就溃散了。

在禁宫一片混乱之际，韦后惶恐地奔入太极殿飞骑营，结果被军士所杀。安乐公主“方览镜作眉，闻乱，走至右延明门，兵及，斩其首。”武延秀逃出肃章门，也被兵士所杀。禁宫夜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关闭宫门及长安城门，分遣万骑收捕诸韦亲党，斩死韦温、宗楚客等。诸韦向来门宗强盛，于京城南杜曲聚族而居。崔日用率兵包围杜曲，将韦氏家族中人尽行诛杀，连摇篮中的婴儿也掐死。看来，崔日用这个原来韦党的人，现在反戈一击，格外凶狠。针对这种滥杀现象，隆基和幽求等颁布赦天下令，强调：“逆贼魁首已诛，自余支党一无所问。”京城内外才逐渐地安定下来。滥杀总是不好，不能说隆基树立了除恶务尽的指导思想。

(8)拥立相王，无奈之举

李隆基虽以“隆”为“龙”而自负，但在发动政变的过程中，却是以拥戴父亲相王重新登位为目标。这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据引《旧唐书·玄宗本纪上》记载，相王似乎根本不了解儿子的密谋活动。夜战禁宫前，有人建议先告诉相王，隆基不同意，说：“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至六月二十一日，诛韦党后，内外皆定，隆基才飞速向父亲禀报，并请求父亲赦免他不经请示就举大事的罪过。父亲拥抱儿子，泣曰：“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祗万姓，赖汝之力也。”这里，把一切功劳都归于唐玄宗，显然是唐修实录时的曲笔。

其实，对于隆庆坊“五王宅”里的紧张策划，相王是知道的，而且是支持的。儿子既已“与太平公主谋之”，怎么不会跟父亲商讨呢?“时帝(隆基)侍相王在藩邸”，可见相王也是参与某些密谋活动的。当然，关于举兵的具体方案，考虑到相王的地位，考虑到以免“忧怖”父亲，所以没有“启请”。这丝毫不能，说明相王不晓得政变的情况。

相王在政变中的作用，主要是他的政治影响，这一点，恰恰是李隆基无法做到而又十分重要的事。相王早年当过皇帝(虽然无实权)；中宗复位初，他为皇太弟。中宗刚死时；“遗制”原先规定相王参谋政事；但韦后临朝称制，“深忌相王。”当时处境之险恶，正如睿宗后来所说：“韦温、延秀，朋党竞起；晋卿，楚客，交构其间。潜结回邪，排挤端善，潜贮兵甲，将害朕躬。”在这种情况下，相王成了各种反对韦后专权的社会势力的旗帜。例如，有个叫严善思的，曾对姚元之说：“韦氏祸旦涂地，相王所居有华盖紫气，必位九五。”而且，“善思此时，乃能先觉，因诣相(王)府，有所发明，讲论圣躬，必登宸极。”这是为相土登基大造舆论。又如，“及立温王(重茂为帝)，数日，天下之心归于相(王)府。”可见，相王是众望所归的人物。

李隆基在策划政变的过程中，是以“立相王”作为目标的。中宗死后，有人劝说立即举兵，隆基则说：“今谋此举，直为亲，不为身。”发难前夕，他又强调：“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这些表白，当然不能视为李隆基没有政治野心，只是说明他打着为国为父的旗号，利用相王的声望与影响进行活动。

六月二十日夜战禁宫时，十六岁的重茂即少帝，也在太极殿里。刘幽求建议：“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连忙阻止，叫他别多说。第二天，向相王汇报后，就迎接相王人宫辅佐少帝。

这样部署，是很得体的。过早地废少帝，拥立相王，在舆论上是不利的，可能被视为篡夺。而迎相王，辅少帝，这正是中宗“遗制”的原旨。同日，以临淄王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薛崇简为立节王，钟绍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这样，实权仍操在李隆基手里。

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相王故意推辞一番，后经隆基等人劝说，才答应下来。同日，以平王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六月二十四日，少帝坐在太极殿御座，相王立于中宗灵柩旁，太平公主故意发问：“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可乎?”刘幽求跪奏，表示拥护。太平公主接着说：“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于是，把少帝提了下来。二十六年前当过皇帝的相王，如今重新登上御座。睿宗即位这场戏，是李隆基政变的最后一幕。

应当说，李隆基是推翻韦党的六月政变的策划者与总指挥。他借此机会抢占大宝，并非没有可能。但他审时度势，暂时拥父即位，虽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但也表明青年时代的李隆基颇有政治远见。待到水到渠成之时，他也绝不客气。

3.以退为进、以奸制奸的皇子李豫

唐肃宗是在安史之乱空前严重之际，迫其父皇唐玄宗将皇位禅让给他的。当时国家形势险恶异常，宫廷内部的斗争也是波谲云诡。这一点，作为皇太子的李豫(肃宗即位后就立他为太子)早已耳濡目染，烂熟于心。一方面，他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将带兵与叛军在战场厮杀，另一面，他也着意与着力于宫廷内部斗争，并且终于白热化了。

唐肃宗宝应元年(1763年)，太上皇唐玄宗和皇帝唐肃宗相继病重，张皇后弄权，想借太子李豫的手，除去另一弄权的宦官李辅国，便找太子李豫商量，说李辅国和另一宦官程元振阴谋作乱，要李豫诛杀这两个宦官。

李豫和他的异母弟弟建宁王李关系亲密，两人都不是张皇后所生。张皇后一度和李辅国相勾结，在唐肃宗面前进谗言，害死了李，当时太子李豫就想为李报仇，只是因为听信谗言的是自己的父亲唐肃宗，投鼠忌器，被李泌力劝而止。他对张皇后和李辅国是同样痛恨的，怎么会参加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呢?他对张皇后哭着说：“陛下病危，这两人都是勋旧之臣，一旦不告诉陛下而诛之，陛下知道后必然震惊，恐怕陛下经受不住。即使要除去他们，也要慢慢来。”

张皇后见李豫不从，便叫他先回去。李豫走后，张皇后即召见唐肃宗次子越王李系，对他说道：

“太子仁弱，不能除奸贼，你能做到吗?”

越王李系也很痛恨李辅国的骄横，便回答说：“我能。”

说罢，李系即去命内谒者段恒俊，在太监中挑选精壮有勇力者二百人，令他们在长生殿内披胄带甲，手持武器，想挟持太子李豫一起诛杀李辅国等人。

准备就绪后，张皇后即假借唐肃宗的命令召太子李豫入宫。内射生使程元探振知她的举动，密告李辅国。李辅国伏兵于陵霄门，等待太子李豫的到来。李豫来到陵霄门，李辅国、程元振便将张皇后、越王李系的阴谋告诉他，李豫说：

“绝无此事。皇上病危急召我，我岂可怕死而不去呢?”

程元振阻拦他说：“这是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大事，太子万万不可入内。”

说罢不由分说，派兵送太子李豫到飞龙厩暂住，并派全副武装的兵士看住地。

这天晚上，李辅国、程元振带领禁兵搜捕越王李系和段恒俊等人，被捕的有一百多人，都被关押起来。他们借用太子李豫下令的名义将张皇后从长生殿关押到别殿里。当时唐肃宗正卧病在长生殿内，李辅国带领的兵士到殿堂上捉人时，太监们惊吓得四处奔逃，宫中乱成一团，唐肃宗听到声响，又惊又急，一命呜呼。李辅国当即将张皇后、越王李系等人杀死。然后去请太子李豫穿着素服与宰相相见，报告唐肃宗驾崩的消息，并继承皇位，是为唐代宗(762—779年在位)。

李辅国自以为唐代宗能当上皇帝，全靠他的支持，自此更加骄横跋扈。一天，他当面对唐代宗说道：

“大家(指代宗)但居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分。”

一语道破天机，他是想架空唐代宗，一手遮天。历经沧桑的唐代宗，当然不甘心大权旁落，加上原已对李辅国不满，便设法分散他的权力，首先是分散兵权。唐代宗便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来牵制他，于是将己任内飞龙厩使的程元振，提升为左监卫将军，掌握一部分军队。

程元振这一类太监，没什么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但对争权夺利却颇有心计，对皇帝主子的心思，也窥探得十分清楚。他窥测到唐代宗对李辅国的不满，觉得这正是取代李辅国的好时机，于是向唐代宗密告李辅国的劣迹，要求唐代宗对李辅国稍加制裁，这正合唐代宗的心意。宝应元年(1762年)六月，唐代宗下诏解除李辅国行军司马和兵部尚书的职务，让程元振代判行军司马之职，迁李辅国出居外第。李辅国被解除兵权的消息一传开，京城里的宫员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李辅国开始害怕了，他以退为进，上表请求辞职。唐代宗顺水推舟，没过几天又罢免他中书令的职务，晋爵博陵王。李辅国有爵无权，还得进宫称谢，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太监满怀委屈，悲愤哽咽着对唐代宗说道：

“老奴事郎君(指代宗皇帝)不了，请归地下侍候先帝去。”

唐代宗安慰他几句，让他出去。不久，李辅国在家里被刺客砍掉脑袋和一只手臂。据说刺客就是唐代宗和程元振派去的，唐代宗因李辅国拥立有功，不便当面公开地判他死罪，故而用刺客杀了他。李辅国死后，唐代宗还下令捉拿刺客，并派了使者去慰问他的家人(这个太监娶妻，有家室)，封他为太傅。一些封建帝王们很善于耍弄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把戏。不过，这一来，唐代宗当太子时最担心的两个人，一个张皇后，一个李辅国，总算全部除去了，弟弟李的仇也报了。

李辅国被杀之后，唐代宗开始依凭另一宦官程元振。这时，他感觉郭子仪、李光弼一伙战功赫赫的名将威胁自己的统治，又疏远了他们。最后导致吐蕃入侵之际，国家受损。程元振又成为天下共讨之的罪人。唐代宗于是又抛弃了他，将他流放到边远之地，客死异乡。事实上，这是他当太子时诛杀李辅国的余绪：有用时用之，无用时弃之。这确实亦是历代皇帝与皇子们的拿手好戏。

4.辅佑三朝，不图帝位的皇子宗干

历朝历代的皇子们有着各个不同的个性。为夺皇位，为一己之私利而策划了密室，杀戮于沙场者大有人在；但也有虽未亲皇位，而安邦定国做出重大贡献者。完颜宗干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完颜宗干，本名斡本，是金朝开国皇帝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庶长子。一生处在金朝立国和初步发展的时期，身经太祖、太宗、熙宗三朝。太祖时，他以副都统身份协助父亲统一各部，进行灭辽战争；太宗时，以国论勃极烈身份辅政，采用汉制，进行改革；熙宗时，以太师身份铲除异党，巩固王权，后来积劳成疾，重病缠身，仍随熙宗，以备顾问，真是鞠躬尽瘁，为金朝的建立和巩固贡献了一生。

(1)虽系庶尘，地位殊异

宗干出生于女真完颜部，父亲是后来当了金朝开国皇帝的完颜阿骨打。生于辽大安十年(1094年)左右。当他来到人世的时候，女真社会正从分散趋向统一，由部落制走向奴隶制；与此同时，毗邻的辽朝处于道宗、天祚时期；北宋处于哲宗、徽宗时期，两个王朝都走到了穷途末路。女真这时名义上虽受两朝节制，实则逐步独立起来。如此特殊的历史时代为他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宗干的父亲太祖有皇后四人，妃子二人，娘子一人。他是第二个皇后光懿皇后裴满氏所生。裴满部在唐朝已存在，金立国前就已依附于世祖，这一家族的人有的当皇后，有的授大将，地位较高。而这位裴满氏，在皇后中的地位也不低，因为她拥有一个庶长子，特别是后来嫡长子——太子早逝，她实际上与正宫皇后差不多。宗干有这样一位母亲，对他以后的成长和走上政治舞台是十分有利的。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皇子有嫡庶之分，皇帝正宫所生为嫡子，其他妻子所生为庶子。宗干非正宫所生属庶子。他的兄弟很多，仅《金史·宗室表》所列就多达十六人，其中他与异母兄太子宗峻，异母弟副元帅宗望、大将宗弼等较有名气。他位于表首，庶子中属最长，封建社会长兄如父，地位非同一般，特别是年轻的太子天会二年(1124年)过世后，他实际上就处在皇太子的地位上，地位更高。

(2)新朝初立，勋劳卓著

《金史》卷七十六的赞语称宗干“经始之功多矣”。此言不谬。如果把金朝的缔造者看成一个领袖集团的话，那么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女真政权的建立自然有他的一份功劳。

女真政权确立时，他风华正茂，年轻有为，跟随父亲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辽战争。辽朝末年，天祚帝内政不修，荒淫奢侈，暴虐掳掠，压迫外族。女真族与其他各族一样深受其害，表示强烈不满，至阿骨打时发起全面的反辽战争。史载宗干参加的最早一次战斗是宁江州(今吉林夫余县东石头城子)之战。那是在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准备反辽的消息被辽人闻悉，辽便在边城于江州增加了驻军。阿骨打遣人探知此事，即派宗干率先头部队，直指宁江州。他身先士卒，填平壕沟，为后续部队铺平道路。辽派渤海军来战，其势甚猛，斜也、哲垤仓促迎战。阿骨打现此，以为“战不可轻举”，派宗干前往制止。他冒着如蝗的箭矢，飞马至二将前传达命令，避免了一场恶战，减少了损失，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不幸在归途中，宗干却陷入辽军重围。阿骨打率军奋力抢救，免胄而战，士卒勇气倍增，辽军大奔，宗干脱险。随后战机成熟，女真发起进攻，大败辽兵，占领了宁江州。这次战斗，宗干以其执行父命，身先士卒，英勇奋战，不怕艰险，取得了胜利，赢得父亲的称赞。

宗干在此后的反辽战争中继续做出了不少贡献。收国元年(1115年)，阿骨打建立金国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是为金太祖。随即亲自率军进攻辽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至达鲁古城，辽守兵众多，多次攻坚，未能奏效。于是，宗干率疑兵诱走辽军主力。金军趁机而攻，辽军大溃，不久攻下了黄龙府。

宗干既善战能征，奋力厮杀，又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天辅元年(1117年)，金兵连年反辽，已感精力不足，宗干便劝说太祖在对辽用兵时要休息士卒，养精蓄锐，这就当时整个形势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他获悉辽春州(疑为长春州，今吉林农安北)泰州(今吉林洮安县东北城四家子)方面防务虚弱，感到机不可失，时不可待，便毫不犹豫，改变主意，亲自率军前往，一举攻取了春州的金山县，后来又占领了泰州。他在前线战场上还改变以前一味攻战的形式，招抚名士仁杰，使得女因、脾室四部及渤海人不战而来降。正是这样及时修正自己的想法，保证了战略和战术的正确，他的建议也自然容易被父皇接受。天辅四年五月，金兵虽已深入辽境，克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驻军浑河西，但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对金军不利，宗干等舶：“道路遥远，时值盛夏，军马疲乏，若得深入敌境，粮草不继，恐有后艰。”太祖欣然从之，乃班师。

天辅五年，父皇下诏“中外一统”，把过去的反辽战争发展为统一战争。宗干被授予内外诸军副都统，衔命进军辽境。不久又拜太傅与斜也、宗斡并领三省事，奉命与其他将领共同率军进攻幽燕等地。天辅六年正月，先后克高(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北)、恩(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南坤都河下游北岸)、回纥(今蒙古北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西岸哈剌巴尔哈孙)三城；取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下泽州(今山西晋城)。二月降北安州(今河北承德市西南)。三月追辽主于鸳鸯泺(今内蒙古集宁市东南黄旗海)，降西京(今山西大同)。各路先后奏捷。在这次战役中，他及时判断形势，协调诸将共同作战。十一月，辽主在鸳鸯泺畋猎，宗翰请求斜也同时进军，而斜也犹豫不决。在此关键时刻，宗干力劝斜也从宗翰策，两军按期出兵，结果大败辽军。宗干自己也率军追袭辽主于五院司，辽主西走，对辽朝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3)助叔治国，耿耿忠心

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太祖驾崩于西追天祚帝的军中。女真旧有“兄终弟及”之成命，于是宗干等率宗室群臣请太祖弟完颜晟正帝位，以赭袍被晟体，置玺于其怀。完颜晟就这样在宗干等人的直接支持下登上皇们，是为金太宗。

太宗即位后，宗干被授予国论勃极烈，在朝臣中位仅次于斜也，两人共同辅政。他劝太宗改革旧制，采用汉官制度。史称“议礼制，正官名，定服色，兴痒序设选举，治历明时，皆自宗干启。”又仿唐制，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及以下诸司府寺，并用汉宫韩企先、刘彦宗等经领要津。自从太祖人燕“始用辽南北官僚制度”到这时经宗干倡导，政治制度的改革更进一步全面展开了。

政治改革，必须任用得人，才能收到好的结果。宗干这时重用了一批有识之士，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汉族士大夫。他早年听说临潢有一个“以学行称”“博通经史”的张用直，便派人延至门下，待之如上宾，令其子从学。在官制改革的关键时刻，又重用世代贵显的韩企先，他是辽朝中书令韩知古的后代，“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尚书左仆射兼侍中。著名的儒士韩防也当上了皇族宗子的老师。当时高丽(今朝鲜)虽通好，奉表称藩，但不肯进誓表，累使要约，皆不得要领。韩防奉命出使高丽，问题获得完满解决。返回后，宗干对他大加赞赏：“非卿谁能办此!”并对执事官讲“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择人。”宗干爱护人才的事甚多，下面两事也值一提。毛子廉曾任上京副留守，后被无故降职，派作燕京(今北京市)麴院都监，宗干知道后便责问宰相：“子廉有功，为何下迁!”宰相应付说：“以前也有这样的事。”宗干紧迫不放说：“朝中有个叫卢彦伦的，以少府监身份当了节度使。子廉之功十倍于卢，他在临潢治理十多年，吏民视之如同太阳，哪个能比得上他。为什么他不能当节度使反而下迁!”宰相理屈，只好任子廉为宁昌军节度使。儒士张通古，读书过目不忘，善属文，初建尚书省时任工部侍郎，兼六部事，素以才行称。尚书左丞高庆裔利用磨勘法排除异己，仕宦者多去，通古也被免职。宗干为之惋惜，派人传达要他自己朝奏不平，而通古以为“多士皆去，而己何心独求用哉!”以明士人洁志。宗干乃亲自上朝评理，最后除为中京副留守，并出使江南。由上可见，宗干对有识之士、有功之臣是极力褒奖和重用的，这就使得朝堂之上，人才济济，谋士如云，猛将如雨，为金朝政治开创了新的局面。他自己也因功勋卓著于天会十年被授予国论左勃极烈。

(4)支持皇侄，安邦定国

如果说宗干在太宗时正值青壮年时期已充分显示了政治才能的话，那么至熙宗时到了中年时期，治理朝政到了纯熟自然的程度，宗干的作用更加重要。

熙宗是在宗干的积极扶持下登位的。太宗晚年龙身欠安，皇位继承人明争暗斗。当时，宗干认为自己是太祖庶长子，嫡长子又早亡，按兄终弟及，复归其子的成命，当立。可是宗磐认为自己是太宗长子应为储嗣。而宗翰是国相撒改长子，也认为自己年长功高当承帝位。争论十分激烈，太宗无法定夺。后经完颜调解，按照“成命”，立太祖嫡孙完颜亶为皇位继承人。宗干立即改变态度赞成其事，因为他不仅是亶的伯父，而且是亶的继父、养父。亶父太祖长子胜果早亡，宗干纳亶母，待亶如己子。宗磐、宗翰眼看大势已定也只好认可。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太宗卒于明德宫，完颜亶即位，是为熙宗。不久，宗干与宗磐、宗翰并领三省事。

熙宗即位时年方十五，无法亲自处理军政大事。宗干迎难而上，主持内外大政，进行改革。对内废除过时的勃极烈制度，以汉宫制度代之，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对外主张废除伪齐，与宋和议，在占领的汉族地区坚持以汉人治汉人的施政原则。这些改革引起了宗磐、宗隽等保守贵族的不满和不安。宗磐与他本来在皇位继承上存在着矛盾，熙宗即位后，常因政见分歧争论得面红耳赤，熙宗为之排解，关系稍有缓和。宗翰死后，他们的冲突表面化。宗磐专横跋扈，越法骄恣，甚至在熙宗面前提刀要杀死宗干，被都点检萧仲恭制止。宗磐还坚持以河南、陕西地弃于宋；为了扩大集团势力，还使用各种办法，结党营私，反对改革。

对外方面，宗干坚决主张废除伪齐，与宋和解。天会十五年(1137年)十一月，熙宗下诏废除伪齐，设立行台尚书省，以汉人治之。但是，宗磐、挞懒等因得到宋朝贿赂，倡议以齐地与宋。宗磐当时势力强大，宗干斗争失利，熙宗振张通古使宋弃地议和。张通古回朝后，宗干从他那儿得知金宋议和后宋遂命罢戍的情况，认为在宋朝未调整好部署之前应该收复河南，但也能成功。天眷二年(1139年)初金宋和议成，将河南、陕西地与宋，宗干又暂时失利。

宗磐集团在经过长期阴谋策划之后，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取得了某些优势，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铤而走险，在天眷二年七月，策划武装暴乱。宗干与其弟宗弼及时发觉，联兵诛杀了暴乱的组织者，巩固了王权。不久，宗干升为太师，领三省事如故，晋封为梁宋国王，并获得“入朝不拜，策杖上殿”的特权，他足有疾，熙宗特准坐着奏事。此时他与弟宗弼掌握了更多的军政大权，保证了内外政策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实施。

对于南宋政策，宗干团结上下官员，取得一致意见，“(赵)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妄自主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在宗干的支持下，天眷三年(1140年)五月，熙宗命元帅府收复河南、陕西地。

宗干因长期的辛勤工作，积劳成疾。皇统元年(1141年)随熙宗至燕时，发病，熙宗亲自问候。自燕还至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西北)，病情加剧，熙宗又去探望，在病榻上谈论军国大事，说及伤心处，悲泣不已。一天，熙宗和皇后一同去看望，亲自给他喂食，到晚上才回宫。过了数日，宗干病逝。熙宗哭之甚恸，辍朝七日。大臣死辍朝自宗干始。至祭奠日，熙宗痛哭流涕，后来逢生日也不举乐。回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又亲幸宗干故居，视殡事；灵柩抵京时，亲临哭之；及葬，亲临视之。熙宗如此痛心不已，说明宗干的死确实是金朝的一大损失。

如此连辅三朝而不阴图帝位之皇子，其忠心可鉴。这在中国历代皇子中，颇为鲜见。他给中国晦暗的宫廷政治，带来了一抹亮色。

5.宽厚仁和、为政一方的皇子朱椿

一龙九种，各不相同。朱元璋的诸多皇子，也是秉性各异。凶狠残暴者有之，如朱棣；温厚善良者亦有之，如朱椿。

(1)好学不倦，尊重儒士

蜀王朱椿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系明太祖之十一子。

洪武十一年，八岁的朱椿被封为蜀王，封国在今四川成都。

朱椿从小就聪明好学，秉有贤德。优越的皇家子弟生活为他的成长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读书为文，苦志不懈”。由于他的刻苦努力，学业进展很快，在诸位兄弟中崭露头角。洪武十八年，太祖命朱椿随诸位兄长居住中都凤阳(今属安徽)。这年他十五岁。十五岁的青年充满青春活力，正是喜爱玩耍的时候，但朱椿没有虚度韶光。他一到凤阳，就辟一书房，名曰“西堂”，作为自己读书的场所。他牢记前人的教导：“务学不如求师”。于是延揽当时的名士李叔荆、苏伯衡为自己的老师。朱椿虚心向他们求学问道，他们则答疑解惑。朱椿还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探讨经史，商榷异同，有时甚至废寝忘食。

朱椿不仅潜心儒学，而且还对佛教、道教颇有兴趣，认真加以钻研。他曾邀请当时名僧来复前来讲授佛经，听后颇有所得，撰有四箴：曰正心、曰观道、曰崇本、曰敬贤。

在名师的指教下，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在学业上朱椿已成为诸位兄弟中的佼佼者，太祖见到后十分高兴，亲切地呼他为“蜀秀才”。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椿前往封国，年方二十的朱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藩王生涯。如果说在京师或中都，父皇还常常加以管教的话，那么到了成都，真正是“天高皇帝远”了。但他在理政之余，并没有忘记学习。他时常延揽士大夫讲学论道，或至夜分，从不为声色游畋之事。他平时所读之书多是正心、修身之书。他要效法前人的嘉言懿行，做一个贤王。方孝孺曾说朱椿“于三才庶让之原无不究，六经群子之说无不通，闾巷陇庙之情无不察，可谓知足以周万物矣。”这是很高的评价。

好学之人皆爱才。朱椿也十分重视儒士，礼敬儒士。王府长史陈南宾年老行动不便，朱椿特造安车赐之，以示优待。当他知道浙江义乌王绅是位有贤名的饱学之士，就立即将其礼聘至蜀，待以客礼。王绅父亲王棉因公殉职云南，王绅欲往求父亲遗骸，朱椿不仅赞同，还给予资助。总之，众多享有文名的学者无不受到朱椿的礼遇，成为他的嘉宾，或成为他的密友。

在朱椿与儒士学者的交往中，他与方孝孺的深厚友谊堪称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方孝孺是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高足，道德文章，驰名遐迩。在政治思想上，由于方孝孺力主教化，而明太祖则倚重刑法，两人思想凿枘相违，故方孝孺在洪武朝未受到太祖的重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祖只任命他为汉中(今陕西汉中市)府学教授。

方孝孺虽受到太祖的轻视，却得到朱椿的垂青。朱椿素闻方孝孺“懿文清节，有东汉之风；尚志立言，为当代之重”，加上汉中与蜀地毗邻，于是隆重礼聘方孝孺为自己儿子的老师。而方孝孺也久仰蜀王贤名，欣然应允。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方孝孺赴蜀，朝见蜀王。两人真是相见恨晚。他们朝夕在一起谈经论道，切磋学问。朱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与方孝孺可谓心心相印。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成了牢固的友谊。从此以后两人时相往来，过从甚密，真所谓“书启往复无虚日”。方孝孺曾号自己的书斋为“逊志”，朱椿特赐号为“正学”，故人们也称方孝孺为正学先生。

在这段日子里，每逢讲艺之余，蜀王总要宴请群臣，方孝孺也一定是座上嘉宾，“牲醪山珍赐，果蔬随物产。”宾主一边开怀畅饮，一边谈文论道，气氛十分融洽。而每当这时，朱椿总是注意从众人的谈论中汲取营养。

尤令方孝孺感动的是，当自己在汉中生病时，朱椿亲自赐以珍贵药剂，赠以钱币，派人送至汉中加以慰问。

朱椿不仅对方孝孺十分礼敬，即使对郡学教官也很关心。当他到成都府学讲学时，了解到博士薪资微薄时，就拿出自己的禄米来补助他们，使每人每月达到一石米，并说：“后世子孙都要像我这样补助博士。”从此形成定制。

(2)宽和仁厚，天国安定

四川虽号称天府之国，但这里僻处西陲，山高水远，交通极其不便，文化也不发达。而且，这里少数民族丛居，民族关系复杂。朱椿刚到这里，就有西番蛮人作乱，烧毁黑崖关，寇掠不止。所以，这个地方治理得不好，就会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朱元璋把朱椿封在此地，显然希望朱椿能够力施教化，保证边境安宁。

朱椿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他很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刚到成都不久，他就命人将《蜀汉本末》和《蜀鉴》两书重刻颁行。《蜀汉本末》乃前人赵兴所编，专记三国时蜀汉之事，自刘备出生始，至西晋灭蜀止，“广其未备之文，参其至当之论”，以成此书。《蜀鉴》为宋郭元蹈所撰，其中有政治兴衰、战守成败的经验教训，凡国统之离合、地势之险易、贤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以及忠顺致福之效、逆乱取祸之源，莫不毕举而详之，确是治蜀的一面镜子，故曰《蜀鉴》。朱椿非常重视这两部书，不仅自己认真阅读，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而且重刻颁行，以教育大家。

历史的经验启发他、教育他，使他确立了行宽大仁厚之政的指导思想。他分析了川地经常动乱的原因，大多是汉族官吏恣意剥削、勒索当地少数民族所致。他们或与之进行不等价交易，或无端百般勒索，从而激起少数民族的反抗。朱椿来到后，断然取消种种弊政，他将当地向王府的常贡严格限制在锦香扇之类，除此之外的其他物品，一律禁止向当地百姓宣索。这就减轻了蜀民的负担。朱椿虽不是四川最高行政长官，但他以天璜贵胃的身份、一代藩王的崇高地位，无疑能对当地的政治产生巨大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级行政官吏也都能做到政尚宽和，从而使得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朱椿的宽大仁厚之政还表现在他的宽以待下方面。他常与属下讨论历史上的兴亡得失。每当论及历史上那些以苛察强断为能的人物时，他总是深以为非。而对那些宽大笃厚之士，则从内心给以赞扬。他每每以东汉刘宽事迹教育大家。刘宽任南阳(今属河南)太守时，为政宽厚，吏人有过，以蒲草代鞭行笞刑，受刑人并无痛苦，仅使之知耻而已。朱椿教育官吏应象刘宽那样，温仁多恕，宽以待民。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属下有过，从未有过愤激之容；有些事情做得不尽如人意，他也耻形于言，真可谓“叱咤不施，鞭扑不加”。他自己处于安乐富贵之中，但却能经常想到别人。方孝孺曾指出朱椿就是这样一个人：“服纤丽，则恐一夫之或寒；尝珍美，则思一夫之或饥；外崇明嵬大之宫室，则念或有苫阖不蔽之家；享康宁怡愉之福祉，则虞或有疾疚无告之民；縻粟以赈其饥，施药以安其躯，省兴作以养其力，给棺椟以厚其终，可谓道足以济天下矣。”堪与昭明太子相媲美。

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朱椿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在蜀几十年，他始终大力推崇文教。例如，他到蜀地不久，为了改变蜀地风俗，他曾重刻《孝经》在境内颁行，希望孝道能够深入人心。又刊印《仕学规范》加以推广。此书分虚学、行己、菹官、阴德、作文、作诗六类，皆采宋代名臣事状。朱椿印行此书的目的，就在于给境内为官(仕)和为学者树立一种规范，使世风变得淳朴向上。这样，蜀地就能大治了。

在朱椿的影响下，四川出现了空前的治平景象。方孝孺亲身感受到蜀王的德政，耳闻目睹蜀地的升平，曾欣然命笔，撰写一篇《蜀道易》长诗歌颂蜀王。《明史》也曾中肯地指出：“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

然而，像朱椿这样的贤王却未能君临整个中国，仅治一隅，仅使一地百姓得安。这使我们感到封建君主的世袭制不能选贤任能，实在是一种落后的制度。

6.军功盖世、死后封王的皇子阿巴泰

皇子们在皇父统领下，各显神威，有才能者(无论是文才抑或武才)，都会为安邦定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们的遭遇有时是与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不相称的。阿巴泰即是一例。

(1)青年骁将，征战英勇

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第七子，生母伊尔根觉罗氏为太祖侧妃。他历涉三朝，驰骋疆场40年，是清开国时期战功卓著者之一。

阿巴泰生于战时，长于马上，青年时期便为父汗帐下骁将，在庶妃所生诸子中最被器重。天命四年(1618年)从征抚顺后被授总兵官职，天命六年任一等都堂，协助父汗办理政务，在后金刚刚攻占的辽东地区安置民户，调集粮饷，对明军作战。天命八年又晋封贝勒，成为后金国十执政贝勒之一。《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九年元旦朝贺典礼，阿巴泰在诸贝勒中位居第八，初三日，在与定居辽阳的蒙古恩格德尔额驸盟誓这一重大涉外活动中，阿巴泰位居第五。一个月后，他又随代善、阿敏、皇太极三位大贝勒。代表后金国与蒙古科尔沁部来使举行结盟仪式，说明此时他在后金政权中已有较高地位。但阿巴泰毕竟为侧室之子，尽管骁勇善战建有功勋，其地位总是不能与嫡子相比。天命十一年(1625年)九月一日，皇太极继位为天聪汗，封赏诸贝勒并赐宴，阿巴泰对自己身为皇兄贝勒，宴会时坐于子弟之列很不满。散宴回府后，对属下扬古利、达尔汉二人抱怨说：“今后再不能参加这样的宴会了。过去父皇在日，恩格德尔额驸兄弟及土谢图额驸来时，我曾与四大贝勒一体与之相见，今天却让我坐于子弟之列，我感到羞耻，我的地位就这么低卑吗?”

阿巴泰领兵打仗一向身先士卒。早在后金建国前的辛亥年(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阿巴泰即奉命与大将费英东、安费扬古率兵千名往征东海窝集部的乌尔古宸、木伦二路，俘获千余人而还。天命三年(1618年)努力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时，阿巴泰随征，在攻克抚顺等战斗中做出贡献。天命八年四月，出征蒙古扎鲁特部，阿巴泰率军疾行8天，前锋兵50名率先到达额尔格勒，察知确为昂安所属之地后，遂掠杀进军，日未过竿时即达昂安住处。昂安毫无准备，慌忙携妻子儿女及手下侍卫20余人乘牛车而逃。阿巴泰领兵追杀，尽斩昂安等人。归来之日，努尔哈赤出城40里设宴迎劳，阿巴泰以功晋封贝勒。以后他又多次统兵出征，奋战立功，一心想进入和硕贝勒的行列。此次封赏未遂所愿，他不仅私下发牢骚，还令扬古利和达尔汉奏与皇太极知道。太宗听到二人报告后，很不高兴地斥责他们：“你们应当想办法劝止，告诉我做什么?”这种不予理睬的态度使阿巴泰更为不满。

天聪元年(1627年)十二月，蒙古察哈尔部昂坤杜棱来归，皇太极御八角殿设宴，召诸贝勒作陪。阿巴泰拒不参加，派副将回奏皇太极说：“我不能出面参加宴会，我无裘衣，以前皇上赐给的已改制给二子穿了。况且，我在宴会上与小贝勒们坐在一起，连蒙古贝勒都坐于我上位，让他们见了实在惭愧。”皇太极闻奏后恼怒地说：“阿巴泰埋怨我对他不够好，我可以姑息容忍，欺辱蔑视诸子弟怎么能行，我如果替他隐瞒，等于允许他胡乱行事。”于是，把阿巴泰所言如实传知诸贝勒，他们听后都很气愤，前往阿巴泰处责问。在众贝勒的指责下，阿巴泰承认自己确有罪过，愿意接受惩罚，结果被罚雕鞍马4匹、甲胄4套、素鞍马8匹。其属人因不能劝谏其过，也受牵连。阿巴泰自讨苦吃后向皇太极奏言：“臣无他能，谨识上谕，自今以往凡事誓从公断。”表现出受挫后的谨慎心态。

天聪二年(1628年)五日，皇太极探知明兵弃锦州撤向宁远，命阿巴泰、岳托及八固山额真等率兵3000，骚扰辽西明地。阿巴泰大获全胜，皇太极甚为喜悦，有感于阿巴泰尽职尽责，对其态度有所转变。阿巴泰的地位有所上升。

(2)新君帐下，屡建奇功

在皇太极时期阿巴泰多次统兵征战建有功勋。天聪三年在随皇太极大举征明时，他与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夜半攻克龙井关入边，击败明军，顺利到达汉儿庄城外，会同大贝勒莽古尔泰招降各处，使汉儿庄副将李丰率守军及城内居民剃发而降。十一月，他与岳托率两旗兵及蒙古两旗兵，击败大同和宣府明军，收降顺义县。然后又挥师趋北京，与明军大战于广渠门。十二月，他同济尔哈朗等率兵3000，往掠明通州一带，攻克张家湾，随后与大贝勒代善率兵500，携炮数门，逼向蓟州，击败明山海关援兵1000余人，连战连捷。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又攻克水平。

阿巴泰不仅勇猛善战，而且对军国大政也时有见地。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极诏问众贝勒大臣攻明、朝鲜、蒙古三者应以谁为先。阿巴泰积极主张首先征明。他分析：明人地利我等已熟识之，其边城之坚瑕，皇上亦悉之，宜选精兵袭其不备，打击和削弱明朝势力。在与明朝较量中，阿巴泰提出的当务之急是军事进攻，又与皇太极所见略同。此后后金几次破明边入内地均获胜利证明了军事决策的正确。天聪八年(1634年)七月，皇太极分兵四路，大举征明，阿巴泰随军由尚方堡入明边，至宣府会兵，然后攻略朔州屡败明军，又与阿济格兵取灵邱县、王家庄等城堡，斩杀知县、守备，获大量牲畜、银两、衣物等战利品，为实现皇太极的“残明”战略布置，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巴泰长于统兵作战，却缺少执掌政务的才干。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仿明制设置六部，阿巴泰奉命掌管工部。在管理部务中，他办事多有疏漏，使皇太极大为失望。

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定宗室世爵九等，并叙功对兄弟子侄晋封。年少的兄弟多尔衮、多铎及侄辈豪格、岳托都被封为亲王，可阿巴泰仍封贝勒爵，只是在爵位前加上了“饶余”(满语意为“富裕”)的美号，其实际地位由原来的二等降为三等。此后一段时间内，他心灰意冷，不思进取，又接连因过受罚。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阿巴泰与阿济格率兵征明，深入内地，直至燕京，经战58阵，屡破敌军，俘人畜18万，生擒明总兵巢丕昌，于十月凯旋而归。但在议往征明国诸将功罪时，阿巴泰又因“已克之城不令士卒坚守，致敌兵乘夜复入，又于出边时，亦不亲殿后，以致后队为敌所袭”，被罚银1000两，功为过所掩。另外，阿巴泰比较重私利，凡事斤斤计较，对部下也缺少笼络之术。崇德四年(1639年)十月，他为筹备出征军饷，遣家人到阿济拜牛录下的民户毛巴里家牵来一头乳牛充饷，但军中未用又被牵回，当毛巴里索要时，阿巴泰不但不还给，还令将牛宰杀宴客。毛巴里被迫携牛犊投诉于户部，遂以阿巴泰不赡养民户，反取贫民乳牛用于宴客，违例扰民治罪，所属牛群全部没收入官，准毛巴里离主往投博洛。六年(1641年)三月，阿巴泰因驻扎锦州时与多尔衮等私自允许士兵还家被罚银2000两。七年(1642)年九月，属下绰益达木告阿巴泰对下人不加养赡，索取其家兄一匹牧马及户部以30石粮折给的若干匹绸缎，皇太极令罚500两银，将索取之物尽行归还，准绰益达木离主。

(3)年老仍战，死后封王

阿巴泰多次获罪被罚，银子损失了不少，但却不曾被降级削爵，其原因在于他身经百战勇猛过人，肯赴艰辛功不可没。崇德元年(1636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朝鲜，阿巴奉率四旗护军驻守噶海城，以防明军乘机来攻，他除收集边民防敌外，还派人领兵进入明境，往探明朝动静，有力地配合了大军作战。崇德三年(1638年)二月，皇太极亲征蒙古喀尔喀时，阿巴泰又与代善、多尔衮一道留守盛京，监修都尔鼻至辽河大路。八月，清军两路征明，左路以多尔衮为统帅，阿巴泰与豪格为副率军以行。连下青山关、董家口、青山营三城，毁边入内地，然后过燕京，趋涿州，直抵山西，又东向临清，攻克济南，最后略天津出青山关，于四年(1639年)四月凯旋东归。阿巴泰因功获赏，得马两匹，银5000两。五年(1640年)七月，他同杜度设伏宁远，截杀自关内向锦州运米的明兵，获驼马近400匹。九月，又与多尔衮等驰兵至松山，先后三次战败来袭之敌。十一日，明总督洪承畴率总兵及关内外马步兵4万援杏山，于城外近壕处下营，派骑兵先出诱战。阿巴泰等会商决策，发护军官兵与敌马兵掩杀激战，将其追至城壕，获马70匹。十二月，阿巴泰与多尔衮再度率兵取代济尔哈朗往围锦州，并参加松锦大战。次年九月，皇太极因宸妃病危离开松山回沈，留阿巴泰等围锦州，豪格等围松山。七年(1642年)二月，豪格攻下松山，随后锦州守将祖大寿献城以降，阿巴泰又偕济尔哈朗往攻杏山，先攻取近城各台，于台前列红衣大炮，又击毁城垣，命兵登城，克服杏山城，计获人口3000，甲2700副，米谷144石，红衣炮、鸟枪共863具。七月，因功获赏蟒缎70匹。

崇德七年(1642)十月，皇太极再次大举征明，为清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统治做准备。53岁的阿巴泰被授予奉命大将军衔，统帅满、汉、蒙八旗二十四固山额真以及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蒙古部将，率10万兵马出征。临行前，皇太极召阿巴泰等人清宁宫面授方略，大军出发之日又亲自送行，并再三叮嘱阿巴泰务必敬慎，戒备以行，切记“骄敌者败”。表明对此次征战极端重视。此时的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阿巴泰兵分两翼，毁边墙从界岭口、黄崖口入明境，然后齐趋蓟州，迅速击败总兵白腾蛟、马兰峪总兵白广恩兵马6000余，攻克蓟州。不等明廷调兵往援，即经燕京南下，连克霸州、河间、永清、衡水，败明各路兵，生擒总兵5员。继而转山东，下武城、临清诸城镇，兵抵兖州府，其势锐不可挡。一路掳获黄金12000两，银220两，珍珠4000两，人口36万，驼马等55万有余。大军至临清，正值漕粮大批北运之时，遂截留万余石。攻克兖州后还令兵丁四处抢掳粮草以使军需充足，转战于明地，又渡黄河到达苔州、沂州，趁春草茂盛之季解鞍纵牧，从容休整。一个月后分兵两翼，一翼沿青州府、德州、沧州至燕京城南，过三河县而行，一翼沿辎府、广平、彰德、真定、保定，过燕京北以进。3个月后两翼军几乎同时到达密云，合兵攻墙子岭，然后斩关而出，安然东归。此次远征，来去8个月，克3府18州，67县，88座城镇，击败明军39阵，铁骑到处所过一空，官衙民舍尽被焚毁，明地受患极惨。阿巴泰班师北返之日，车驼绵延300余里，皇太极令济尔哈朗、多尔衮出盛京30里迎接。皇太极对阿巴泰历经艰辛获胜而归表示十分满意，奖赏他白银万两。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56岁的阿巴泰被晋封为郡王，册文中说：“往征山东时，命尔总统大军，尔遵旨奉行，且多克取城池，斩获甚众，兹以尔功封为多罗饶余郡王。”但在以后5个月中他又因越次与辅政王济尔哈朗并坐和袒护与夫家不睦的女儿，及迁都北京驾至山海关时“独以更衣”未行朝谒等事连连被议罚。含糊行事，不求末节的性格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清迁都北京后，明末起于北方直隶、山西、山东的农民大起义转变为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山东嘉祥满家洞农民起义军打着大顺军的旗号，于其地遍挖洞穴，出没其间同官兵作战。二年(1645年)正月，朝廷派阿巴泰往山东接替豪格对农民军进剿。阿巴泰联合当地乡兵加紧攻击，破多处穴点，随破随填洞穴将其逐个剿平，最后只剩两大洞穴，阿巴泰命清兵于洞口围守，又“绝彼汲道，听其自毙”，有从中突出则杀之，使农民军陷入绝境。不久洞内水绝，全部自缢而死。除此之外，在山东期间阿巴泰还遣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往徐州，重创当地南明部队，以解沛县之围。

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二十五日，阿巴泰死去，享年58岁。康熙元年(1662年)追封他为和硕饶余亲王，谥号“敏”，死后才得他曾梦寐以求的最高爵位。

阿巴泰虽为一勇将，但不谙君臣之道，有时过于放纵自己，故虽战功赫赫，却屡被处罚，致使生前未能得到应得之爵位。这也是他的性格缺欠所造成。这些性格缺欠未给他造成更大麻烦乃至生命之忧，在他已是幸事了。

7.战功卓著、病死疆场的皇子多铎

多铎与多尔衮用乃是一母兄弟，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同为努尔哈赤大妃乌拉纳拉氏所生。曾备受乃父钟爱，并屡立战功。但生母被皇太极逼死，此事对他的心理与性格产生了严重影响。

(1)辽西争战，频建奇功

天聪二年(1628年)多铎随皇太极远征，攻袭多次劫杀后金使臣的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这是他第一次披甲上阵，尽管当时只有14岁，但在两军对阵中他表现得异常勇敢。这次征战后金大获全胜，斩杀多罗特部孤鲁台吉，掳获大量人畜。皇太极在谕告留都诸贝勒时高兴地说：“吾与幼弟领偏师往征异国，有所收获，皆各平安。”言中流露出对多铎的褒奖。凯旋后因功又赐予他“额尔克楚虎尔”贝勒的美号(汉意“雄壮”)。次年，皇太极发兵三路大规模往掠明地，多铎受命同往，广渠门之役，大贝勒莽古尔泰令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等人入隘口迎击往援京师的袁崇焕部明军，将多铎留在后边与己同行。这时，明溃兵来犯，多铎随莽古尔泰奋力杀敌，势若猛虎，再次击败明军，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后金军围困明大凌河城，按皇太极的布署，城内守兵若出则与之搏战，外援明军若至即迎击痛歼。多铎令所属正白旗围城之东面北侧，自己于后策应。九月十六日，他受命随皇太极率部分官兵主动出击锦州，以断其对大凌河城的增援。当他带200亲兵护驾前行时，在小凌河岸突然与刚出城的锦州7000明兵相遇，多铎紧跟皇太极飞马渡河，径直冲向明军，战斗中他失足坠马，竟不顾伤痛夺军校所乘战马，继续作战，追杀敌军于锦州城下，“明军堕壕死者甚众”。第二年，多铎又随军远征察哈尔蒙古，林丹泽惧战西逃，他奉命与济尔哈朗等率右翼兵2万往收察哈尔部民。天聪八年(1634年)，再从皇太极远行数千里入塞袭击明宣府、大同，败明军于保安、朔州。残酷的战火锻炼，培养了他治军御众的才干，成为能独挡一面的青年将领。

天聪九年(1635年)，为配合多尔衮招抚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及往略山西明境，多铎奉旨率精兵强将人宁远、锦州，以牵制明军行动，使其不能往之救援。他率兵入明广宁界后，令固山额真阿山、石廷柱等领400兵先赴锦州，自率大军随后趋十三站立营，以吸引明军来战。锦州总兵祖大寿集中锦州、松山两处兵，在大凌河西岸列阵以对。多铎率所部迅速驰击，其势锐不可挡。祖大寿军战败溃逃，多铎率所部迅速驰击，其势锐不可挡。祖大寿军战败溃逃，多铎令分道追击，阵斩明将刘应选，歼敌500余，生擒游击曹得功及守备3员，获马匹、甲胄无数。锦州明军见势未敢再出。师还，皇太极亲出盛京怀远门5里外迎劳，称赞多铎：“幼弟初专阃外，能出奇取胜，是可嘉也”。公元1636年4月，皇太极改元“崇德”，建国号，“大清”，叙兄弟子侄功，晋封多铎为和硕豫亲王，命掌礼部事。五月，阿济格、阿巴泰率军攻明，一个月后抵达明边，皇太极即令多铎为将，进攻山海关，与明军周旋数月，配合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十二月，多铎又从皇太极进攻朝鲜，朝鲜国王逃遁南汉山城，多铎率部立围攻城，多次击败前来救驾的全罗、忠清二道援兵，迫使国王李棕出城投降，与清盟约。从此清王朝解除了后顾之忧，对明战争取得进展。

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决意进兵辽西，夺取明锦州、松山等城池，为攻取山海关、进军北京做准备。三月，多铎与济尔哈朗被命为右翼统帅，率军屯田义州，修筑城垣，建立围攻锦州的战略基地，同时出围锦州。多铎等到达后一个月，不仅完成修城筑室的任务，而且还开垦出义州东、西40里的田地，实现了向锦州进围的第一步。五月，皇太极亲临义州巡察，感到十分满意。正巧原附于明朝的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来乞降，皇太极即令多铎偕济尔哈朗共率护兵往迎携回。行至杏山时，明总兵刘同智等率军7000来追。多铎、济尔哈朗与之搏战还击得胜。还一鼓作气将明军追杀至城下，擒获副将杨伦、周延州等明将，斩之。皇太极喜闻捷讯，赐多铎等御用良马各一匹，召入行帐设宴款待。次年四月，多铎再度赴锦州指挥作战，展开凌厉的攻势，以火炮轰击城墙，再令八旗轮番发起进攻。守卫锦州外城的蒙古将领密约降清。多铎率正白旗兵援绳登城配合作战，明兵败退内城。外城遂被清军占领。五月，明朝派遣13万大军到达松山，与锦州明军相呼应，炮轰清军阵营。皇太极闻报亲赴前线，调度八旗军围困松山，他料定杏山明兵必奔宁远，令多铎于高桥截杀伏击。二十六日，从松山逃往杏山的吴三桂等再奔广宁，正中多铎部的埋伏，几乎全军覆灭。这次伏击战的胜利，扭转了松锦战役的局势，从而使清军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随后，多铎即与肃亲王豪格又挥师直趋松山，将洪承畴一万余人围困城内长达6个月。其间，皇太极因宸妃病重返回盛京，将围松锦军务，交给多泽、豪格等人。多铎恪尽职守，不敢少忽。洪承畴多次指挥突围，都被多铎、豪格等奋力击回，最终取得松锦战役的全面胜利。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等明朝百余员将官被擒，锦州、塔山、杏山也相继为清军所得。松锦战役过程中，多铎在锦州围城、高桥设伏、松山破袭诸次重大战斗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2)念母情绪，幽怨心态

多铎生母乌拉纳拉氏，是努尔哈赤大妃，她聪明机智，胸有大志，对多铎兄弟抱有厚望，这对当年一心要承继父位的四贝勒皇太极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努力哈赤病逝后，皇太极恐危及其夺取汗位，遂以先帝遗命为由，逼之殉葬，并答应对多铎兄弟善加抚养。生母含恨而死，多铎深受打击。事后，皇太极对多铎十分关照，将父亲所属的15个牛录全部分给他，并令他领一旗，地位不在诸兄弟之下。天聪七年(1633年)，多铎要娶科尔沁大妃之女，大贝勒代善恐多铎性情不稳，与大妃之女相处不好，有伤外戚之谊，所以奏请皇太极劝止。太宗听后，即刻板起脸说：“你这是什么话，不能因为外戚的缘故而不考虑幼弟的心愿。”遂令娶之。尽管对他这样娇宠，多铎对皇太极仍存怨恨。他不顾皇太极的反对，与亲兄阿济格非常亲近。蒙古扎鲁特部戴青归降后，阿济格要夺娶戴青之子善都的妻子，皇太极加以制止。可多铎却背着他与阿济格一同前去索要，并对科尔沁土谢图额附进行威吓。后来，额附将此事告皇太极才免出祸事。皇太极即位后，励精图治，对多铎这样的年轻将领大加扶植，任为股肱。多铎对此并不经意，他幼年丧母，无所约束，任情顽忽，成年后狂放不拘，对权势之争也十分淡漠。经常酗酒取乐，耽于女色，做事有些荒唐。起初，皇太极认为他年幼志骄可以宽容，只谕告属下，如发现豫亲王悖谬之举应谏诤劝说，力行规正。后来又不时召来“密加训谕”。可是，多铎不思悔改，反而怨皇太极多事。日久天长，两人矛盾日深。天聪六年(1632年)，大军征察哈尔蒙古，还师途经张家口时，皇太极令与明将和议、商讨互市之事。多铎急于还家，竟当众大发异论，攻击皇太极以如此微物而驻重兵是得不偿失，还轻狂地声称，即便分给他财物，也不去取，使皇太极大为难堪，指责他急欲还家，无非是迷恋妓女、贪图享乐。皇太极发现多铎对自己亲爱的人反而厌恶，对自己嫉恨的人十分同情，曾气愤地说：“乃若虽具才能，而心怀离异，亦复何益。”

崇德三年(1638年)九月，皇太极命多尔衮与岳托两路征明，并亲至演武场送行。多铎假托避痘，在家与妓女戏乐，还亲披戏子之衣，敷粉装扮，弦管欢歌，皇太极大为震怒，下令禁止多铎出府，以示惩戒。直到十一日，皇太极令郑亲王于宁锦地区骚扰明军，以配合多尔衮、岳托征明，他才被起用。多铎带罪出征，在攻克大兴堡后，奉旨与济尔哈朗会师，但由于麻痹大意，在中后所遭祖大寿部明军袭击，损伤士兵9人，失马30余匹，多铎领兵逃跑，所率500精锐护军未发一矢，便猝败于敌。这使他非但没有制胜自赎，反而罪加一等，被降为多罗贝勒，罚银万两，夺其奴仆、牲畜的三分之一。不久，受命代管兵部，但重大部务无权决断。以后，尽管他在修城、屯田、作战等方面立了不少功劳，但至太宗死时仅恢复到郡王爵位。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猝然去世，诸王会议选定嗣君。此时的多铎十分活跃，他先是提议胞兄多尔衮即帝位，遭到反对，又提出应当由自己继位，声称当初在太祖的遗诏里，提有他的名字。被多尔衮制止后，又转而主张立礼亲王代善，惟独不提最有资格当继大统的皇长子豪格，在多尔衮与豪格两派争立中，与多尔衮联成一气左右大局，最后议定皇九子福临即位，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辅政。不久，多尔衮排挤政敌，独揽大权，将积极支持自己为君的多铎视为羽翼，大加重用，或带同征战,或任为主帅。因而多铎获得了顺利发展的机会，他进一步施展自己的才能，成为明青两代兴亡交替过程中的风云人物。

(3)逐鹿中原，连奏凯歌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福临帝在盛京大政殿，授予多尔衮大将军印，令他率兵西取中原，以成皇太极未竟之业。途中遇明总兵吴三桂遣使来降，并请求援助镇压李自成农民军。多尔衮即令多铎与阿济格率军兼程赶赴山海关应援，于四月二十一日在距离山海关15里处驻营待命。此时李自成农民军已抵达山海关，从三面包围关城，与吴三桂部交战，多铎率万骑从南水门入关助战，李自成军兵败撤退。多铎与吴三桂等追击其后，在永平等地又败农民军。十月初一日，顺治帝福临入关并在北京紫禁城内举行登基大典，复封多铎为和硕豫亲王。不久又命他为定国大将军，统帅将士进兵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攻取东南之地。

在多铎率军南下之前，清廷已派阿济格统帅一路军先行，准备西攻陕北，南取西安，一举摧毁大顺农民军政权。就在两路军相继离京之时，李自成率大顺军东渡黄河进入江南，围攻怀庆，形成对京师的威胁。于是多尔衮决定改变战略，命多铎先往怀庆，再取潼关与阿济格会师西安，进而南下，多铎于十一月中旬到达山东济宁，十二月兵至河南孟津，然后率精兵渡过黄河，一路打击大顺军，抚绥降官，先于阿济格抵达潼关，调红衣大炮攻城。李自成率军从西安赶往潼关增援，双方交战，大顺军失利。翌年正月十一日，多铎指挥清兵发起总攻，先以红衣大炮轰击城垣，再以马步兵轮番冲击。大顺军被迫出击，派300骑兵杀人清军阵地，被多铎部下贝勒尼堪、贝子尚善击败，又分兵袭击清军阵后也未成功，李自成见败局已定，退守西安自保，多铎兵攻克潼关。此时，英亲王阿济格一路大军也从陕北南下，将抵西安，李自成腹背受敌，遂放弃西安向河南转移。多铎则回师东征，按原计划进攻南京，完成平定江南的任务。他分兵三路，出虎牢关攻克归德，横扫江南大半地区，然后又分兵两路，向南推进。一路向砀山、徐州，另一路直奔安徽亳州。又进入江苏，攻破盱眙，逼进淮安和泗州。南明将领烧毁淮河桥，企图阻止清军南进，多铎率军夜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南明大学士史可法拒绝多铎的招降，决心与扬州城共存亡。四月二十五日，多铎调红衣大炮轰城，炸毁扬州城西北角，清军如洪水般冲人城内，史可法率守军拼死相战，被擒不降，最后被杀身亡，其他文武官员有100多人殉难。

攻克扬州后，多铎率军继续南进，于五月五日到达长江北岸，与南京弘光政权隔江相望。多铎令士兵造船200艘准备渡江。八日夜，长江江南大雾弥漫，多铎抓住这一天赐良机，令士兵放草船点火，吸引南岸明军炮火，然后令拜君图、图赖等将率领舟师由运河悄悄南渡过江，在距瓜州15里处驻营，次日天明，又将左翼舟师留泊北岸，派遣梅勒额真李率泰领舰队渡江，守江的南明将领畏势东逃，长江防线尽撤，弘光帝与宦官40余人弃南京仓惶出走，投奔安徽太平府黄得功。大学士马土英也保太后逃往杭州，守城明军望风披靡，南京不战而克。南明朝臣忻诚伯赵之龙、王铎等率文武官员数百人跪迎清军入城。多铎则遍谕各处，抚辑官民，斥责南明朝廷主昏臣奸，宣称此次平定东南即是“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几天后，多铎又遣贝勒尼堪等领兵追击弘光帝。弘光帝复走芜湖，准备渡江西逃，被清军截住去路，南明靖国公黄得功护驾迎战，被清军击败。总兵田雄、马得功见大势已去，缚弘光帝及妃子、太子并率10总兵部众降清。南明弘光政权终被消灭。六月，多铎遣贝勒博洛，固山额真拜尹图、阿山率官兵直趋杭州招抚浙省，败南明大学士马士英。明潞王朱常涝势穷归顺，开城门投降，淮王朱常清也自绍兴来降，未及数日浙西湖州、嘉兴，浙东绍兴、宁波、严州各府皆为清军控制。多铎遂将南京改为江南省，凡紧要图籍收藏无失，又疏请授江宁、安庆巡抚以下官员300多人，建置了地方统治体系。在军事上，令已降马兵留本地驻守，归降之蒙古兵分隶旗下，同时，派驻八旗把守各重镇，以保证对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并随时准备南下扫荡各地抗清武装和残明势力。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廷以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固山额真叶臣往代多铎驻守江南，多铎才凯旋回京。

(4)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自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入山海关作战，破李自成兵20万后，多铎克潼关，下西安，又恢复河南，进拔扬州，攻取江宁，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150余阵，擒福王朱由松，招抚文武官2400员，骑兵30余万，频建奇勋，军功第一，朝廷上下无不称奇赞誉。顺治帝闻多铎破潼关，得西安，下谕鼓励说：“大丈夫为国建功，正在此时，汝其勉之”。多铎从西安进入河南之后，顺治帝又宣谕：“王方收复关陕，旋定中原，剿寇安民，勋庸茂著，朕甚嘉悦。”并以破流贼平陕西、安抚河南、复奉命征南京勤劳日久，赐给宝饰佩带镀金革呈等。多铎攻克南京后，朝廷特派使者持敕书赴江南军中慰问多铎。敕书中说：“贤王等奏捷，不胜喜悦，江南既定，福王就擒，此皆王与诸臣协力效忠所致。”对多铎所著战绩大为肯定。二年(1645年)十月，多铎凯旋之时，福临帝出正阳门到南苑附近亲迎慰劳，于其地设大纛10杆，鼓乐齐鸣，十分隆重。几天后，顺治帝以“功勋甚多”晋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赐黑貂皮朝褂、鞍马及金5000两，银5万两。

顺治三年(1646年)，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率部投奔投奔喀尔喀部车臣汗硕雷，又掠巴林部人畜，被清廷视为反叛。顺治帝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八旗士兵及克鲁伦河外藩蒙古兵等内外大军跃马大漠，前去征讨。多铎行至盈阿尔察克山，打听到腾机思在衮噶楼台，于是连夜行进，三日后在布尔哈图山击溃腾机思军，乘胜渡过土拉河，阵斩腾机特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及喀尔喀台吉13人，获大量家口辎重。听说清军来剿，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与硕雷汗至扎济布喇地方两路迎战，土谢图汗两子率兵2万，硕雷汗之子率兵3万与清军直接交锋。多铎指挥大军冲锋陷阵，先后击败两路敌军，斩级数千，获驼马、牛羊数以万计，硕雷汗败逃塞冷格地方避难。此时，清王朝初定天下，忙于镇压此起彼伏的反清势力，战事频繁，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多铎征讨苏尼特部获胜，迫使后来硕雷汗与士默图汗向清廷谢罪言好，使朝廷甚为安慰。多铎班师之日，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出边迎接，在塞外草原举行盛大的欢庆仪式，宰牛杀羊备宴令出征将士开怀畅饮，还将所获牲畜全部赐给出征将士。回到北京后，顺治帝亲出安定门迎劳，并赐给多铎鞍马1匹。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以多铎功劳甚大，向顺治帝提议册封其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得到允准，在太和殿举行册封仪式。顺治帝赐多铎金1000两，银万两，鞍马、空马各1匹。晋封册文中称多铎“定鼎中原以来，所建功勋卓越等伦”。不久，济尔哈朗罪被降为郡王停罢辅政，只剩多铎一人为辅政叔王，至此多铎权势仅次于摄政王多尔衮，在朝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当多铎英姿勃发，踌躇满志之时，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十八日，因患痘症不愈，英年早逝，年仅36岁。多尔衮此时正在大同作战，闻多铎病重，急令班师回朝，希图得见胞弟生颜。赶到居庸关得知噩耗，忙去红樱换素服入京奔丧，并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周年忌日又令为多铎立碑纪功，以传千秋。多铎受此殊荣，一方面由于他生前精明强干，功劳甚大；另外，他在多尔衮排斥异己，加强摄政王权势和地位的斗争中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多铎的突然去世，使多尔衮失去辅弼，深感悲痛和怀念。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病卒，福临亲政，久受排斥的济尔哈朗等人讦告多尔衮谋篡皇位，致多尔衮身后削爵。多铎受其牵累，追降为郡王。康熙十年(1671年)六月上谥号为“通”，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乾隆皇帝为多尔衮昭雪，同时也恢复了多铎的亲王爵位和封号，并由其子孙世袭罔替，成为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多尔衮与多铎兄弟二人大功告成，死后都均遭贬损，又均被昭雪。命运相似而性格不同：在多铎那里要比其兄更多一些善良温厚之情，他的狂放无羁，乃是他思念怨死的母亲的变态表现。在多铎身上，还有着常人所有的东西，所以至今人们对多尔衮的评价主要是从历史作用角度着眼；而在多铎这里更多了一层人性的标准。

8.定鼎中原、功高不赏的皇子豪格

清太宗皇太极颖悟过人，不独喜武，而且爱文，能“熟记典籍”；不独武功卓著，而且文治彰明。乾隆年间给他加上“文皇帝”谥号，当非虚辞。这位“文皇帝”却生下了一位武皇子，这就是豪格。

(1)初试锋芒，战功赫赫

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其母是皇太极的继妃乌喇纳喇氏。清朝一代皇位继承，基本上不分嫡庶长幼。豪格虽为太宗皇太极的长子，但并不享受为长之尊荣，更不要说立储为太子了。豪格后来脱颖而出，在清初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奋斗。

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后金汗时，尚是少年的豪格就随从太祖征伐蒙古栋夔、察哈尔、鄂尔多斯诸部，立下战功，被封为贝勒。天命十一年(1626年)，也就是豪格十七岁那一年，他又同大贝勒代善征伐扎鲁特部，亲斩其首领鄂斋图。豪格是伴着战火，在马鞍上长大的。血与火培养出他勇武刚毅的性格，同时也增长了才干。

后金天聪年间(1627—1635年)，正值豪格青年时期，又是其父皇太极在位。这样，豪格占居“天时”、“人和”之利，在军事和政治上有施展才能的许多机会。他也自知勤勉，凭藉血气方刚，连年搏击，表现得十分英勇。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清太宗皇太极首次发兵攻明，豪格同贝勒德格类等打败锦州明军。然后率偏师护卫塔山粮道，保障军需。时遇明军二万，众寡悬殊较大，豪格却毫不畏惧，指挥前军八十人冲击，竟将明军打退。天聪二年(1628年)五月，豪格同贝勒济尔哈朗征伐蒙古因特塔布囊。他身先士卒，奋力手刃因特塔布囊，收降了其部属。最值得一述的是，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再次攻明，豪格奉命会同三贝勒莽古尔泰等赴通州(今北京通州)，视察渡口，捕获明兵哨卒。之后，大军由通州直扑北京，在广渠门外与明宁、锦援军对峙。明重兵在阵营右侧埋伏，伺机出击。莽古尔泰观察到明兵的布阵形势，下令诸贝勒全力攻击明兵右侧，想一举击败明军主力。可是诸贝勒害怕明军人众，尽管有“避敌者罪”的命令，但却裹足不前。惟有豪格一人听命，率先冲锋陷阵，直杀到明兵阵壕。明军大溃。

天聪六年(1632年)六月，豪格晋封为和硕贝勒，爵位上了一个阶梯。以后的重要战役，他都亲自参与，屡立战功。天聪八年(1634年)七月，皇太极绕开明山海关防线，发动了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争。豪格偕额附扬古利拆毁明朝边墙，后金军遂由尚方堡分道长驱直入。八月豪格同贝勒多尔衮进略朔州(今山西朔县)，兵锋直抵五台山。还军后，豪格随皇太极视察大同城，与明援军遭遇，豪格纵马向前，击败明军。天聪九年二月，豪格同多尔衮、岳托、萨哈磷等统兵收降察哈尔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回师时渡黄河到归化(今内蒙古归绥县)城，岳托生病不能行走，他和多尔衮等人随机应变，干脆转而攻明。自平鲁卫至朔州，残毁明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县、代州(今山西代县)、忻州(今山西忻县)、崞县(今山西崞阳镇)等地，把明山西搅得天翻地覆，总计杀了六千余人，俘获的无法计算。经过这么一番屠掠，才满载而归，返回归化，接岳托回朝。

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定国号曰“清”，改元“崇德”。四月，豪格晋封为和硕肃亲王，获得清朝最高一级爵位，时年二十七岁。六月，又奉命执掌户部。豪格加封晋爵，并担当户部重任，一是由于他忠心耿耿，战绩卓著。豪格早在天聪五年(1631年)即曾表示：“愿竭忠为国，遇征伐不辞劳瘁，以图报称。”他基本上是努力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整个后金天聪时期，在皇太极的指挥下，他与其他贝勒密切合作，无论是西战蒙古，还是南征大明，都是遇险先上，逢战争先，为清帝国的建立做出卓越的贡献，在叔伯兄弟中也日益突出。二是由于他才智过人，有独到见解。天聪七年(1633年)，皇太极集思广益，下诏询问征伐明朝、察哈尔、朝鲜三者何先。豪格上疏说：“应先征明，但若直取锦州，其余坚壁不下，则战事旷日持久，会使我师疲惫。故应率我军全部和边外新旧蒙古军，从旧道开入明镜，并告之明各屯寨，说我欲和，而明君不作答，使明将自怨其主，再用更番法，待秋高马肥，携带汉兵大炮，一出宁远，一出旧道，二路夹攻山海关。得手则已，不得手便派人招降‘流贼’(对明末农民军的诬称)。不然，则驻军通州，侦探‘流贼’情况，逼明军分兵御我。俟明防御松懈之时，我军全力突袭之。至于朝鲜，可暂时进行抚慰，让它保持中立。对蒙古察哈尔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它若逼近我，便相机进击。若远遁，就暂时随它去”。豪格这里不仅提出攻明的理由和方案，还提出统一战线的策略，即联络农民起义军，在诸王的议论中显得棋高一着，表明他具有敏锐的分析能力和一定的战略眼光。从后来的军事行动看，除联络农民起义军这一条外，豪格的其他建议均为皇太极采纳。自从这个首先“残毁”明境的方针确定后，明朝便防不胜防，实力大耗。

环顾后金诸将，有勇力、能拼杀的不乏其人。然而，既有勇又有谋，既能征战又能理政的人才并不多。这样，豪格以自己的战功和谋略，又挟皇太极长子之威，在诸将中崭露头角，承担重任，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2)命途多蹇，大起大落

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豪格晋封和硕肃亲王，掌户部事，这是他一生政治上的顶峰期。春风得意，素有大志的豪格，恐怕无法预料他以后遇到的竟是连绵不断的挫折。从崇德元年(1636年)到顺治元年(1644年)短短的九年间，豪格经受了四落四起的政治风浪。

豪格封王、掌户部事不久，就因泄漏皇太极机密话语和对皇太极心存不满，被降为贝勒，解除掌户部的职任，罚银千两。崇德元年八月，豪格同睿亲王多尔衮攻打明锦州，迫降明将等。十月，皇太极命他仍摄户部，但爵位没有恢复。此是豪格第一次沉浮降升。

崇德二年(1637年)九月，都统鄂莫克图胁迫蒙古台吉博洛把女儿嫁给豪格，以图讨好。事情被揭发出来后，豪格袒护鄂莫克图，不治其罪。结果，豪格被解除部任，罚银千两。崇德三年(1638年)九月，豪格领军征明，自董家口毁边墙人明境，在丰润县(今属河北)打败明兵，遂下山东，降高唐州(今山东高唐县)，略曹州(今山东曹县)。明兵拆毁桥梁拒守。豪格军沿河岸布阵诱敌，暗派精兵潜渡过河，绕到明兵背后攻袭。明兵腹背受敌，大败而逃。豪格又派二千骑兵败明郭太监兵于滹沱河，攻破献县。崇德四年豪格凯旋而归，论功行赏，被赐马二匹，银万两。八月，命仍摄户部。九月，复原封。此是豪格第二次沉浮降升。

崇德五年(1640年)元月，豪格同多尔衮等领兵到义州屯田，意在长期围困锦州明兵。起初，豪格等较好地贯彻了皇太极的战略意图，攻克锦州城西九台，抢割锦州城外庄稼，多次击败出城的明兵，使明军坐困锦州。到十二月，豪格和多尔衮斗志松懈，移师去城三十里，并遣兵还家探视。结果，豪格以纵敌罪由亲王降至郡王。崇德六年至七年(1641—1642年)，豪格参加了著名的松锦之战。崇德六年元月，豪格、多尔衮、济尔哈朗获等围攻锦州、屡战屡捷，击败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兵十三万。十一月，豪格会同辅国公满达海围松山，布下天罗地网。松山明军多次突围不得，而城中粮尽，“人相食，将不能自保”。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明松山副将厦成德密约降清，于十八日夜，开门内应，引清兵入城。豪格一马当先，遣所部右翼精兵率先登城，一举攻克松山，俘获洪承畴及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等，斩明官兵三千余人。之后，豪格连续作战。三月，他移师围攻杏山，杀明兵出城砍柴者三十余人，又遣前锋努山击败想逃入宁远城的明兵五百余人。由于松山、杏山的明兵或歼或败，早已精疲力竭的锦州明军待援无望，三月八日，献城投降。四月，豪格同郑亲王济尔哈朗合力攻打塔山，用红衣大炮轰开城墙，歼城内明兵七千。四月二十一日，明杏山守将迫于大势已去，放弃抵抗，输城请降。从此，明关外四座重要城堡全部落人清军之手，清军一雪昔日攻城不下，反伤主帅的耻辱，取得空前的胜利。七月，清廷叙功豪格恢复原封，受赐一具鞍马，百匹蟒缎。此是豪格第三次沉浮降升。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逝世，清世祖福临即位，翌年改元顺治。福临尚不满六岁，不能理事，故由多尔衮摄政。豪格与多尔衮积怨甚深，背地散布多尔衮的坏话，被都统何洛会等人揭发出来。于是，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豪格被议罪削爵。十月，顺治帝大封诸王，念及豪格有功，仍复原封。此是豪格第四次沉浮降升。

豪格宦途坎坷不平，屡次遭贬。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本人错误所致。豪格未受封时，能够奋发效力，谨身自持。一旦受封，便萌生傲气，出现松懈之态。他抱怨皇太极，并泄漏皇太极的言语；不能严格执法，当罚不罚；擅自做主，违背军令等等，都是豪格放任自己的结果。同时，其父皇太极即位后，着力加强君权和中央集权，削弱八旗贝勒的势力，但遇到相当大的阻力。皇太极必须谨慎小心，尽量公正处事，以免授人以攻击的口实。这样，皇太极对自己的长子豪格自然要从严要求，有错必罚，毫不偏袒。不过，皇太极对豪格的确不尽满意，他最钟爱的是第九子福临。另外，睿亲王多尔衮蓄意谋取最大权力，豪格则是他的主要障碍，只要他能抓住豪格的错，是决不会轻易放过的。豪格屡次遭贬，却又屡次起用，原因何在?一是豪格栉风沐雨，身经百战，功绩卓著。同时，在清初诸王中，豪格不辞劳苦、敢赴艰辛的精神显得十分突出。崇德二年正月，豪格率军随皇太极征朝鲜，从长山口至昌州。昌州军民自知不敌，弃城上山立寨，想凭藉险要地势据守。豪格激励士兵猛攻，力克之。接着，豪格又击收朝鲜安州、黄州五百士兵于宁边城下，擒俘其总兵官。朝鲜宁边帅率兵来援，豪格遣蒙古都统苏纳等将其击败，并将宁边统帅活捉。当豪格行至宣屯村，村民告诉他说：“黄州兵帅听说其王被围，率兵一万五千前往增援，已走了三日。”豪格当即决定消灭朝鲜这支生力军，以协助多尔衮攻下江华岛，企图俘获朝鲜国王。于是，他率领连续征战数日之师，疾驰一昼夜，在陶山追及黄州兵，奋勇将其击败。正是因为豪格对于清王朝的开国，功不可没，精神可嘉，所以，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大封诸王时，摄政的多尔衮也不得不同意恢复他的原爵。二是与皇太极对豪格的信任有关。皇太极与豪格虽有嫌隙，关系不很融洽，但豪格毕竟是皇太极的亲生骨肉，不存在重大的思想分歧和利益冲突。所以总的说来，皇太极对豪格是用心栽培并放手使用的。皇太极即立初，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其中三贝勒莽古尔泰是他的主要政敌。天聪五年，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争执，曾拔刀露刃“欲犯亡”。天聪九年(1635年)，莽古尔泰又伙同他人阴谋推翻皇太极，夺取御座。皇太极严厉地镇压了莽古尔泰及其同伙。随后把豪格从黄旗分出，单立旗分，专主莽古尔泰原统领的正蓝旗。由此可见，皇太极对豪格是颇为信任的。同样，豪格对皇太极虽有怨气，但仍不失忠心耿耿。莽古尔泰的妹妹莽古济格格反皇太极，犯谋逆罪论死。其次女是豪格的妻子，豪格对此十分恼怒，说：“格格既想谋害我父，我岂可与格格之女同处?”于是杀了妻子。当然，豪格为了表示效忠父亲，竟杀害自己妻子，这未免太残酷了。

豪格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恢复原爵时，清廷已定鼎北京，顺治帝诏告天下，宣布君临全中国。然而，政治军事的局势仍很凶险，各地人民的反抗十分激烈。在此动荡之际，，豪格又被委以军事重任，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阶段的军事生涯。

(3)最后征伐，定鼎中原

清军入关初，在河北和北京地区圈占大量土地，掳掠大批人口充当奴仆，京东各地受害更甚。在李自成大顺军的影响和推动下，北方地区烧烧起熊熊的抗清烽火。这些农民军给清军以一定的威胁，使其不敢全力南下。为了解除后顾之忧，顺治元年冬，清廷派豪格领兵围剿。豪格使用诱惑和袭击的两手，先是平定济宁，再攻破满家洞等农民起义军，填堙二百五十一洞穴，稳定了山东。

顺治三年(1646年)李自成已牺牲，大顺军余部虽然仍在坚持斗争，但难以重复大业。这时，残明的弘光政权也遭覆灭。清朝取得入主中原的决定性胜利，开始将兵锋转向西南，努力统一全中国。三月，豪格被命为靖远大将军，率同衍禧郡王罗洛浑、贝勒尼堪等西征，准备先平定陕西，再南下剿灭四川的张献忠大西军，豪格抵达西安后，即将派遣尚书星讷等征讨分州(令山西彬县)的农民军，同时施用攻心战，招降了宋大杰、贺洪器、齐勋、张国栋等农民军首领。又遣派都统都类围剿庆阳(今属甘肃)农民军，杀死其首领石二。五月，刘文炳、康千总、郭天星等领导的农民军，迎击豪格清兵，被击败，康千总惨遭杀害。此时，陕西抗清的义军虽连遭失败，但仍具有一定势力。可惜的是他们各自为战，没能联合起来，这就给豪格以分别进击、各个击破的机会。豪格清军从西安出发，分兵围剿，迫降了蒋登雷、石国玺、王可成、周克德等，击溃了其他抗清义军，陕西遂平定。这样，豪格完成了入川征代张献忠大西军的第一步。

张献忠大西军是顺治元年(1644年)从湖南进入四川的。张献忠计划"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审时度势，认为与其羁留四川被动挨打，倒不如乘清军主力尚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北上陕西，夺取西安，威慑敌后，以重振雄风，揭开反对清朝统治、挽救农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便决定弃川北上。

十月，张献忠从成都出发，由孙可望等四将军各领大西军十万余北上。当时，部队共有五、六十万人之多，沿途旌旗蔽野，威武雄壮。十二月，大西军进抵西充(今属四川)的凤凰山。大西军的军事行动被张献忠的原部将刘进忠侦知，这个叛徒迅速向豪格告密。豪格得报立即引兵南下，一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在刘进忠的引导下进入四川。十一月二十七日，豪格清军闯进西充。而张献忠此时还蒙在鼓里，对清军的动向豪不知晓，一点戒备都没有。当巡哨发现清军到来向他报告，他根本不相信，主观地认为巡哨是误报。几经拖延，待他嘴里嚼着米饭，仓促出营亲自察看时，清军已开到近前，距他仅一溪之隔。急于邀功的叛徒刘进忠立即指认张献忠给清军看，豪格部将雅布兰张弓搭箭射向张献忠。张献忠哪里来得及躲闪，当即坠马身亡，年仅四十岁。豪格乘势挥军掩杀过去。大西军丧失主帅，又毫无战斗准备，被打得大败。牺牲战士数万名，损失骡马一万二千余匹。孙可望、李定国等将领收拾残部，急速南撤，经重庆、遵义、转入贵州。豪格分兵追击，招降纳叛，平定四川。捷报传至清廷，顺治帝下旨嘉奖。

豪格深谙兵贵神速，他及时把握战机，驱军疾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是他能轻易地打败大西军的主要原因。

(4)功成身败，含恨而死

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奉旨凯旋归京，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慰劳他，他心中自然很得意。可是，他万没想到回朝之日，便是大祸临头之时，三月，以摄政之名、君临天下的多尔衮，追究豪格徇隐随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和企图擢用罪人扬善之弟吉赛这两件事，将其议罪削爵，并幽禁牢中。按当时情理，豪格所犯的不过是区区小错，削爵已是轻罪重罚，哪里还该锒铛入狱。更何况豪格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且不说他早年的功绩，单入关后平定山东、陕西、四川等地的奇功殊勋，清初诸王中没有几人能比得上。就算以功抵过，也还绰绰有余。既然如此，难道是“功高招忌”吗?也有些说不通。清初功高者，如多铎、济尔哈朗等人都没遭此厄运。况且，清朝当时虽然统治中国的大局已定，胜券在握，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西南地区的反清斗争仍在继续，不存在“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历史背景。那么，豪格究竟为什么会遭此劫难呢?要弄清事情的缘由，还只能从豪格和多尔衮之间的利害冲突说起。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骤逝，诸王窥伺神器，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最后，豪格与多尔衮争夺帝位的斗争，表面上看两人都没结果，实际上多尔衮取得了胜利。多尔衮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分，但他以摄政王身份掌握了大权。稍后，他排挤打击济尔哈朗，“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多尔衮)专掌之”。诸王不得与他平起平坐，事实上享有皇帝的尊荣和权力。而豪格从此以后走上权力顶峰的希望彻底破灭不说，己身也完全在多尔衮控制之下。

多尔衮摄政掌权后，既要排除政治上的隐患，又要寻仇泄愤，便处心积虑地整治豪格。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一，原来支持豪格的何洛会，见豪格大势已去，转而投靠多尔衮，揭发豪格图谋不轨，告发豪格曾说过：“我岂不能手裂若辈(多尔衮等)之颈而杀之乎!”这下多尔衮抓住了豪格的把柄，毫不留情地进行迫害打击，把豪格的心腹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均加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豪格本人也差点被杀掉，只是由于他弟弟、皇帝福临涕泣不食，才得免死，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

豪格遭此打击，元气大伤，已不再对多尔衮构成威胁。但多尔衮并不放过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待他征战回期，便找借口将他投入监狱。豪格少年得意、性素高傲，如今壮志不酬，反受冤屈，身陷囹圄，精神极度悲伤苦闷，终于恹恹成病。一个生龙活虎的壮汉最后竟成为骨瘦形枯的病鬼，不久就在狱中含恨去世了。年仅三十九岁。

豪格死后，多尔衮娶了他的妻子，论辈分，多尔衮是豪格的叔叔。叔叔强娶侄媳，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笔。对豪格说来，这不啻为雪上加霜，冤枉添耻辱。

顺治七年冬，多尔衮死。顺治帝福临亲政，念及豪格与他是骨肉兄弟，且死得委屈，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顺治十三年(1656年)九月，追谥“武”再立碑以纪其功。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乾隆帝追念肃亲王豪格忠勋，命配享太庙，其现袭之显亲王，复封号曰“肃”。八月，入祀盛京贤王祠，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却并没有享受多少父皇的恩荫，主要是凭藉自己的文韬武略，逐渐跃居为清初的主要诸王之列。在开创清朝一代基业方面，他是一个出色的成功者，但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的最后结局，反映出封建社会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豪格与多尔衮的皇位之争，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只是涉及到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豪格之死是有失公平的。好在后来的清帝们为他申冤昭雪了，他的功绩刻上石碑，他的牌位也享受祭祀。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功过是非最终还是能够得到较为公正的评价的。

观豪格一生，虽有失误，但忠诚耿介，战功累累，虽系皇长子，却与帝位失之交臂，但不因此而消极，始终如一为定国安邦而效命，实属难能可贵。然而屈死囹圄。虽说后来平反昭雪，但其实际人生实是悲剧性的。封建专制制度不独给黎民百姓制造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悲剧，并且把各类各样的悲剧也施之于皇朝统治者内部。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豪格从武功、谋略、才干、品性诸方面看，都是“有价值的”，然而他被他所效忠的那个制度毁灭了，任何一个人读完他的生平事迹，总会留下这种悲叹!

9.少年亲政、缔造盛世的皇子玄烨

康熙(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公元1654年5月4日)。其父顺治帝死时他才八岁。当时顺治帝在世诸子计有六人，除皇二子福全九岁长于玄烨外，余皆更小。帝位传给谁成了一大难题：福全虽然年龄最长，母家出身满州，但却是一个独眼龙：玄烨虽只比福全小一岁，但母家出身汉军。其余孩子更小，更不适合承袭帝位。后来生命垂危的顺治帝及其母后等人竟然找来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商量，汤若望认为应传给玄烨，理由是他出过天花，再不必担心被天花夺去生命(顺治帝正是死于天花)，而福全还未出过天花。这样，玄烨就被定承接帝位。年龄太小，决定由四位大臣辅政，他们是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鳌拜虽名居最后，但却是最专权的一个。索尼死得较早，苏克萨哈后被鳌拜害死，遏必隆则惟鳌拜马首是瞻。但他们有共同特点：保守、僵化、试图保持满州旧制。小康熙就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1)鳌拜专权，难以亲政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少年康熙开始亲政，但仍由辅政大臣佐理，皇权时时被架空。

几年来，四大辅臣把持朝政，几乎取代了皇帝的权力，使顺治皇帝入关以来建立的尚显稚弱的封建皇权变得更加衰微；取而代之的，是满州上层贵族集团，尤其地位特殊的上三旗各派势力益发严重的倾轧、争斗和对权力的毫无遏制的追求。朝廷中，皇帝形同虚设，辅臣间刀斧相加，各派势力分门立户，朋党萌生。对中原地区，辅臣们始终以维护满族旧制为宗旨，实行了一系列压迫人民、反对汉化、坚持异族统治的强硬政策。以至到康熙六七年(1667—1668年)间，全国各地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刑狱繁兴，怨声载道。西南边隅，分庭抗礼的野心日益彰明；台湾诸岛，郑氏大军已公然占据，自成政权，劝民力农、修武办学，开口通商。西北部则有蒙古准噶尔上层分子指挥下的叛乱大军的威胁。

万绪千头之中，康熙皇帝首先要考虑的只能是亲理朝纲，然而他已经明确地感受到，这并不那么容易做到，辅臣们仍在对抗。这一切都预示着紫禁城要发生一场始料未及的大事情。

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初，身为四大辅臣中最具有协调作用的索尼，已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提出请皇帝亲政，康熙皇帝对这个始终忠实于皇室的四朝老臣倍加褒扬。索尼因而被晋一等公，与前所授一等伯并世袭，并一再得旨嘉奖。三月后索尼病逝。

七月位，居索尼之次的苏克萨哈被鳌拜及其朋党借康熙皇帝之手处以绞刑。在皇帝左右，如今只站着鳌拜和遏必隆两位辅佐大臣，遏必隆依然唯唯诺诺，尽管他知自己往日助纣为虐，为自己今后的出路感到担忧，但是他见鳌拜不肯归政于皇帝，自己也不敢将已写就的辞呈奏本奉上。只有鳌拜，依然恃权任气，骄横跋扈。对已经亲政的康熙皇帝争执顶撞，甚至高声质问，多次越权矫旨。康熙初年，孝庄文皇后为皇帝择妃立后，鳌拜曾与苏克萨哈一同前往太后面前阻拦启奏，反对将噶布喇(索尼长子)之女立为皇后。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为换地之争中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等拂逆己意，恼怒之至，坚持对三大臣施以重刑。康熙皇帝知鳌拜因苏纳海始终不阿而欲泄私恨，不准其请。鳌拜根本不听，出门便矫旨，将三大臣处绞。索尼死后，他更加事事凌驾于各辅臣之上。“有时甚至将旧日奏稿呈上皇帝，强迫康熙皇帝顺从己意。当着皇帝的面，他常常高声呵叱部院大臣，施威震众，甚至拦截奏章，从来无视君臣之礼。为杀掉苏克萨哈，他气势汹汹，又争又吵，对康熙皇帝要挟，甚至举手欲打，迫使皇帝改变自己的决定，满足他的凶险报复之心。甚至在康熙八年的新年朝贺典礼上，他竟然身着黄袍，仅顶戴与皇帝有所不同罢了。

数年来，他依仗自己的权势培植亲信，打击异己，以部臣对自己阿谀奉承与否来决定亲疏去取，他虽位居四辅臣之末，但非常谙于争权夺势，终于将朝廷大权操于他一人之手；他网罗亲信，广植党羽，专用奸佞之徒，在朝中纠集成一股欺藐皇帝、操纵六部的势力。例如，正白旗副都统玛尔赛曾经跟随鳌拜弟穆里玛平定李自成农民军余部李来亨，在宫中一向谄媚鳌拜，深得赏识，被擢为工部尚书。又请皇帝予以封谥，康熙皇帝没有同意，鳌拜竟将他擅自谥为“忠敏”。

鳌拜一门更是显赫于世，他的弟弟穆里玛为满洲都统，康熙二年被授靖西将军，因镇压李来亨农民军有功，威重一时，巴哈也是鳌拜的弟弟，顺治帝时便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其子讷尔都娶顺治女儿为妻，被封和硕额附。他的儿子那摩佛官居领侍内大臣，班列大学士之上。其后并受袭二等公爵，加太子少师。他的侄子、姑母、亲家都依仗他的职位得到高官厚禄，甚至跻身于议政王大臣会议。

鳌拜将自己的心腹纷纷安插在内三院和政府各部，一时间“文武各部，尽出其门下”，朝廷中形成了以鳌拜为中心，与皇帝分庭抗礼的集团。凡事在家与亲信定议后，方才施行，甚至将各大臣、衙门各官奏上，经皇帝批准的奏稿，也要带回家去另议，并商量对策。

对部臣，鳌拜向来以其对自己的追随与否决定亲疏去取，“相好者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凡是拂逆己意的，定要加害报复。大臣费古一直与鳌拜不合，他的儿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四人一同在御前值勤，对鳌拜也不表示敬畏之意。鳌拜为此深深恼恨，伺机加害。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倭赫与其他三人在景山、瀛台值勤，曾私骑御马，又用御弓射鹿。鳌拜听到，立即以此降罪四人，倭赫、西住、折克图、塞尔弼因此小事惹来杀身之祸。鳌拜仍不罢休，又诬费扬古“守陵怨望”将他连同儿子尼侃、萨哈连一同处以绞刑，只有幼子色黑以“不知情”免死，被流放至宁古塔。折克图之父、西住之兄、塞尔弼之同祖兄都以子弟所犯重大，不即请旨治罪，分别革职鞭责。鳌拜并下令，籍没费扬古家产给予他的兄弟都统穆里玛家。一次鳌拜的马被窃，他不仅捕杀了窃马贼，连御马群牧长也一并杀掉。为独揽朝政，鏊拜甚至控制议政大臣会议。康熙七年议苏克萨哈罪时，鳌拜担心学士巴泰会提出相反见解，于是根本不让他知道此事。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在议政时与鳌拜意见常有相左，鳌拜气愤已极，便下令不许他们再参与开会议政。

(2)熊氏上书，指陈政局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内宏文院侍读熊赐履应诏上万言书，亟陈康熙初年以来朝政得失，国计民生。熊赐履首先分析了康熙皇帝登基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形势，指出全国百姓已经相当贫困，以致逃难不止。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吏治的腐败。地方推举人才，仅以催科为政，视表面乖巧而定优劣，甚至以送礼薄厚确定人选。朝中大臣对此不加鉴别，知情也不举发，以致使无耻之徒久窃威权。并认为必须首先甄别督抚，“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敢不贪”，因而必须坚决清除地方的“贪污不肖者”。

对整顿朝纲，熊赐履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要求康熙皇帝亲自“立振颓风”，申饬朝中大臣“是则曰是，非则曰非，汉宫勿以阿附满官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为计”以使朝纲得以整肃。对尊教兴学、提倡礼制等，熊赐履也提出一整套见解和措施，同时恳请皇帝躬行节俭，熏陶德性，崇儒重道，举行经筵，学习传统治国理论。

熊赐履的奏疏，清晰地分析了辅臣擅政以来国家政治的利弊与前途，立即受到朝野的注意和高度称许，康熙皇帝对此也十分重视。然而鳌拜等却以熊赐履的奏疏语皆有所指，心中十分厌恶，因而在朝见皇帝时，提出要治熊氏妄言之罪。康熙皇帝不准其请，批评鳌拜道：这是朝臣在讲国家政事，于你并没有伤害。不久将熊赐履擢升为内秘书院侍读学士。其后熊赐履又数次上疏，直言讲谏，以为：“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设施措置，犹未足以大厌服斯人之望”。并建议康熙皇帝召见儒臣，讲求治道。鳌拜对熊赐履益发不满，即下令传旨，责令熊氏说明“积习稳忧”，“未厌人望”之事实所在。又传旨严饬熊赐履“不能实在指陈，妄行冒奏，以博虚名”，并以“所陈无据”为由，下部议处，降二级调用。同时鳌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皇帝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然而，这时的康熙皇帝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他一面驳斥了鳌拜废禁言官的奏请，一面将被鳌拜擅降二级的熊赐履官复原位。一年以后，熊赐履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朝野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皇帝亲政以后，他仍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于康熙皇帝，同时仍旧恣意妄为，下至侍卫，上至辅臣，凡不合己意，便设法谋害打击，乃至论诛籍家，子孙连坐，使部臣们敢怒而不敢言。亲政的康熙皇帝对此更是厌恶之至。熊赐履对朝政直言不讳的批评和要求皇帝崇尚汉族礼仪的建议，对鳌拜等人提出公开的指责，使年轻的皇帝决意摆脱辅臣的纠缠与控制，开始对朝廷政治进行冷静的考察与反思。熊赐履奏疏案标志着康熙皇帝的亲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3)智擒鳌拜，安邦定国

年仅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此时已深感鳌拜处处“欺朕专权”，另有所图了。为真正走向全面亲政，他必须从辅臣政治的阴影下彻底走出来。

一方面，他认真地总结八年辅臣当朝时期满清统治路线的利弊得失，另一方面，开始有计划地作好彻底清除鳌拜集团的准备。

康熙皇帝采取一系列汉化政策，加强其皇权统治的地位。他首先恢复了八股文取士的传统科举制度。康熙二年(1663年)，为抵制汉制，清朝政府停止了以八股文会试，并减试一场，以三场考试改为两场，改用策论表判。七年(1668年)七月，重新恢复旧制，以宠络人才，招揽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八年(1669年)三月，康熙皇帝亲自至太学释奠儒学先师孔子，讲解《周礼》、《尚书》，此为清朝皇帝之创举。为整顿吏治，他重新恢复京察大计，严格审查各地督抚、要员，诏谕各省督抚不论满汉，挑贤能者推用，革去不称职者，并重新限定各省督抚举荐属员额数。为纠正各地官吏扰民之弊，康熙皇帝甚至停振巡仓御史，并下诏清理各地刑狱，释轻囚，减重罪。在经济上，康熙皇帝施行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他下令查处前明废藩房屋田产，变价出售给原来的佃户，同时加强了对矿山、关榷、山林的管理。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一面宠络三藩头目(即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精忠)，对他们分别晋爵加封，一面认真地等筹划对策。在宫中，三藩问题与河务、漕务被并列为朝政三件大事。

在此同时，有鉴鳌拜作恶多年，树敌过多，使各种反对势力开始集结到康熙皇帝一边，康熙皇帝也开始了清除鳌拜的准备工作。考虑到顺治皇帝的顾命大臣名重一时，而且多年以来鳌拜一直致力于网罗亲信，纠集势力，宫廷内外多置耳目，公开缉拿恐不免激起事端。因而寻找有利的时机和选择适当的方式，是这场决斗的关键。早在六年(1667年)七月，为了对其加以迷惑，康熙皇帝对遏必隆“于所有一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鳌拜于所有二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遏必隆原所有一等公，命其子法喀袭替”“鳌拜所有二等公，命其子那摩佛袭替”。七年(1668年)，加鳌拜太师，其子那摩佛加太子少师。八年(1669年)春，鳌拜称病，要康熙皇帝前往探视慰问。康熙皇帝带着随从和托走进鳌拜府中，来到他的床前。和托看到鳌拜面色略带惊慌，忙一步上前，揭开卧席，见席下藏着锋利的腰刀。康熙皇帝见状笑着说：“刀不离身，这是满州的习惯，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罢，回到宫中，便立即将皇后的叔父索额图召进宫内。索额图，满州正黄旗人，索尼第三子，初为侍卫，康熙七年授吏部右侍郎。从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起，康熙皇帝多次以下棋之名召与其商讨对策。索额图召集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在宫中练习布库游戏，这是一种男孩子们比角斗气力的游戏，每次练习，康熙皇帝都在一旁观看，即使鳌拜入奏进宫，也不作回避。鳌拜以为康熙年少贪玩，每与众少年相嬉欢，心里十分坦然，并不在意。即将采取行动之前，康熙皇帝不露声色地以各种名义将鳌拜亲信派往外地。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因事入奏，康熙皇帝对这些少年们说，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和心腹卫士，那么你们是敬畏我呢?还是敬畏鳌拜呢?大家齐声道：我们只敬畏皇上!康熙皇帝便将鳌拜罪恶一桩一桩讲给这些卫士，命令这群小将立刻上前将鳌拜捉住。一个欺上凌下，作恶多端的权臣，最后竟被一群少年卫士抓获归案。

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帝王，不顾凶险的形势，凭着他过人的聪敏、沉着、果敢和才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干净利落地清除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完成了清王朝历史上这惊人之举。据今人推测，这一重大决策，康熙皇帝很可能由自己做出，而未向孝庄文太后或其他大臣透露，他以坚定的意志，在两年的时间里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以一个真正的皇帝身份去统治这个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直到很久以后，康熙皇帝这场漂亮的决斗仍被人们作为传奇故事来颂扬。在满族中，人们将青年康熙皇帝描绘成具有超人智慧和组织能力的神奇人物。每年宫中都要演出这部智擒鳌拜的短戏，以纪念这次皇权战胜贵族权臣的胜利。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康熙皇帝亲自列举鳌拜集团种种罪恶，并下令刑部勘捕鳌拜及其同党。他严厉地斥责鳌拜“通同结党，以欺朕躬”，“恐身干物议，闭塞言路”，“凡用人行政，欺朕专权，恣意妄为”，“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戕害民生，种种恶迹，难以枚举。”并指出：“遏必隆知而缄口，将伊等过恶未尝露奏一言，是何意见?阿南达负朕隆宠，每进奏时，称赞鳌拜为圣人。著一并严拿勘审!”

康亲王杰书等奉旨勘问鳌拜，凡列罪三十款，其中包括欺君擅权，引用奸党，结党议政，聚贷养奸，巧饰供词，擅起先帝不用之人，杀苏克萨哈，擅杀苏纳海，更换旗地，奏阻立后，谬用济世，禁止科道陈言，违旨擅谥，旧疏呈览，呵叱大臣，逼令他人迁坟等，皆属罪行严重。康熙皇帝亲自参加了审讯，所列俱为事实。诸大臣以其所犯重大，拟将鳌拜革职立斩，并连诸子兄弟，发妻子为奴，籍没家产。在事实面前鳌拜已无话可说，只求皇帝开恩免死，他脱下衣服，露出他为清朝政权多年血战所留下的处处伤痕，恳求康熙皇帝从轻发落。康熙皇帝对这个身历三朝的老臣不忍加诛，只准了革职籍没、拘禁。其子巴哈、赵布太、那摩佛都一并免死，革职拘禁。鳌拜之弟穆里玛，侄塞本得则被削职处斩。

另一个辅政大臣遏必隆，虽然身居辅臣，但却处处顺服鳌拜，经康亲王杰书等勘问，也以“不行纠核”，“藐视皇上”获罪，其中有妒忌册立皇后，对鳌拜不行劝阻，不予争执，致苏克萨哈被杀等，凡二十一款。遏必隆自知罪责难逃，即表示“今皇上如杀则死，如留则生”。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其“欺君误国”“审问时不以实供”提出应拟“革职”，“立绞”，妻子为奴。康熙皇帝则以其“并无结党之处”免死，仅革去太师及公爵。

与此同时，对鳌拜党羽，康熙皇帝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处理。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恩哈、噶褚哈、泰必图、济世等；都以“倚附权势”，“结党行私”“表里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而被处死，其他多数党羽，如苏尔马、阿南达等人，皆从轻处置，或“免死，宽其籍没”或“从宽免死，照旧留任”。康熙皇帝发布诏谕，告诫这些党羽随从和依权附势的内外文武官员：“自后务必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职业。”康熙皇帝以惩重宽轻，区别对待的方法加以处置，既惩戒了奸党，也分化瓦解了鳌拜集团的势力，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中央政局的稳定。

康熙皇帝这个青年君主，在亲政两年后，彻底翦除了鳌拜集团这股保守反动的贵族势力，成功地向世间展现了政治上早熟的帝王特有的气质和胆魄，为清朝政府强化和发展皇权赢得了时机，扫清了道路。一场发生在满州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惊心动魄的夺权之战就这样以皇权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

擒拿鳌拜，掌握全部中央政权之后，康熙皇帝又采取各种措施，清除鳌拜多年擅权所造成的各种严重后果。

首先是平反了苏克萨哈、苏纳海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其次，对于四大臣辅政时期的错误路线和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恢复内阁制，严厉整顿吏治，惩治贪污腐败之徒；第三，一反四大臣辅政时的保守政策，开始考虑照顾广大汉族人民和士绅的利益，明令禁止圈地。这一政策为安抚汉族人民起的作用殊大，而惟有广大汉族人民生活安定、心理安定，才能有邦国的安定。

康熙终于由一个被权臣欺凌的、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皇子的小皇帝，开始成为一个真正安邦定国的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