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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_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

时间:2020-03-07 百科知识 联系我们
国内研究_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

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和外文数据库EBSCOSH对“美国语言教育”、“美国外语教育”、“关键语言”题名主题词的搜索显示,到2013年8月,我国学者对美国语言教育战略与规划、美国外语教育、美国“关键语言”教育的研究论文54篇、硕士论文9篇、博士论文6篇,这些研究多为对过去美国外语政策的梳理及对教育部国防部和国务院的与关键语言教育相关的政策文本的解读。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在21世纪初的10多年来日益强化了其“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另一方面也说明,为探求我国新世纪外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方略,我国学者在世纪之交及新世纪初不断加强对美国语言教育战略,尤其是“关键语言”教育的研究。

不少学者开展了对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研究。沈骑选择了东亚这一后发型地区,全面解读了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外语政策发展状况,[71]王辉阐述了19世纪中后期以来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从语言资源、语言与认同、语言与政治、语言与经济等视角深刻分析了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制定和变化的动因。[72]

美国教育战略对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影响研究

美国教育战略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关系密切。迈克尔·阿普尔在《文化政治与教育》中运用社会理论分析了美国教育政策如何与社会进程相关联,从而表现出现行教育的复杂而又相互矛盾的特征。约翰·F·沃克(John F.Walker)和哈罗德·G·瓦特(Harold G.Vatter)在《美国大政府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美国政府的成长,包括不干涉主义的衰落、战后经济与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与政府的扩张、国际影响与美国地位的提升等。[73]罗伯特·阿特在《美国大战略[74]中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考察了美国大战略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趋势。该著作不仅通俗易懂,还具有较强的前沿性与学术性。史蒂文·麦茨(Steven Metz)博士对美国的军事战略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有三种关系类型:亲善战略关系、必要战略关系和人道主义战略关系。通过亲善战略关系,美国使其他国家组织与其在法制、人权、市场制度以及创建地区安全体系等方面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在这种战略框架下,美国跟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跟以色列、德国和日本建立了中期合作关系;跟一些其他国家也建立了新的战略关系。在与其他国家建立必要战略关系时,美国要考虑的因素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还包括地理位置、关键资源以及防范“侵略”等。而在人道战略关系框架里,值得思考的是人道的武力干预问题[75]。此外,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中对美国在全世界的战略布局进行了深入分析;约翰·伊肯伯里在《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中对美国单极权力的持续性以及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胡国成、韦伟、王荣军在《21世纪的美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结合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对21世纪的美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未来发展走势作出了预测。[76]学者们的这些分析,为研究者在各种关系中把握美国教育战略的核心议题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研究“关键语言”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打开了视角。

美国“关键语言”的霸权维度分析研究

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彰显着美国的霸权思维。于泓珊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基础,从文化霸权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语言政策,批判了美国语言政策比较强势的霸权倾向。[77]孙大廷在《美国教育战略的霸权向度》一书中运用历史法、文献法等对美国实施国家教育战略目标的条件、路径选择以及美国教育战略的具体目标及其核心价值先后进行了阐释,认为“美国教育战略的霸权性向是显然的。每当遇到危机时美国首先检讨教育的得与失,把教育战略视为国家战略的基础”。在“几乎所有研究美国教育战略的学者都在关注美国教育战略与教育平等、人权、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时,孙大廷提出,美国教育战略“在培养坚强个体的同时,强化国家的霸权地位”。[78]这不论是对进一步研究美国教育战略,还是对我国实施教育战略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9·11”事件和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关系的研究

有研究认为“9·11”事件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及其取向。“9·11”事件之后,为了全面实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美国教育部于2006年1月发布了《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提出了具体战略目标,这被认为是美国语言教育战略调整的重要标志,也预示着美国语言教育战略的未来走向。[79]陈赟认为“9·11”事件“对美国的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它促使美国国家战略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美国教育部终止了《2001—2005年战略规划》,重新编制并发布了《2002—2007战略规划》”,它对美国教育新战略框架进行了更为精细的构建,向世人传递了“9·11”后美国教育战略新走向更为清晰、更为完整的画面。[80]

2002年美国问责委员会(GAO)发布的“外语:纠正办事人员语言能力的人力资源方法”显示在GAO调查的机构中大都存在着严重的语言短缺问题。参议院萨德·克启兰(Thad Cochran)举行了两次听证会,关注“在国家安全和联邦政府中的外语能力状况”。在第一次听证会上,来自国防部、情报局和联邦政府机构以及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证实了联邦政府“语言危机”的事实,很多官员和一些项目的负责人高呼加强语言教育的必要性。尽管美国展开了关于语言不足的广泛调查和讨论,但没有严格的政策实施,也缺乏立刻的行动。因此,虽然“关键语言”很快成了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词,这不仅仅包括一些一直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很关键的一些有限的语言,而且它也是语言跟数学科学和技术等一样,成了美国在21世纪加强竞争力、确保其一超地位的重要法宝。在2007年通过的《美国创造机会来有意义地在技术、教育和科学行动方面提升卓越》法案中,美国政府领导又一次意识到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除了纯粹的学术荣誉以外,各种会议、首创计划、政策出台都为美国语言职业领域开辟了新的路线。美国的《国内安全条例》《国家语言旗舰计划》《K-12旗舰和高等教育语言教学合作》等都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产生的,国防部越来越成为一个在语言和国际教育方面考虑得更多,也是发布关于语言教育信息最多的、最活跃的部门。国家语言联合委员会和其组织成员一起协作,与国会成员一起制定和完善一些法案,和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SEP)负责人、国防部负责人、情报委员会负责人、国内安全部门负责人一起制定、执行、改进这些与语言教育相关的项目。(www.guayunfan.com)

提升语言能力的国防立法和相关的政策计划也不是在“9·11”后立即热起来的、暂时的焦点词语,而是坚持在不同领域里的立法和教育目标中插进去的,如:2003年高等教育法案中的国际教育及国家安全语言法案、2004年的财政年度计划、2004年的《国际和外语研究法案》等。2004年财政年度拨款中也包含了一个《亚伯拉罕·林肯海外研究助学法案》给有机会到国外学习的学生提供资助,这就是后来参议员保尔·西蒙的《国外研究基金法》。2004年,国家语言会议在马里兰召开,各界人士共聚一堂,共同探讨外交安全、经济发展和教育对语言的诉求。因此,2005年国防部也就顺理成章地推出了《语言改革路线图》。

美国的语言教育及“关键教育”战略研究

中国研究美国语言教育战略,尤其与“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相关的学者往往通晓英语,基本都有留美经历,这些学者的研究通常涉及多个领域。中国在美国语言教育,尤其是“关键语言”教育战略问题上有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有蔡永良、王建勤、孙大廷、文秋芳、鲁子问、赵蓉晖、孙渝红、李英姿和张治国等。

孙渝红博士的《语言教育与国家战略——多维视角下的美国语言教育政策》以语言教育为明线、语言政策为暗线,从语言权利、民族主义的观照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分别研究和分析了美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移民语言教育和外语教育,从整体上对美国语言教育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归纳,透视了美国现行的语言教育及其政策的价值取向和特点。[81]李英姿对美国从殖民时期到现在的语言政策的历史发展变化进行大体的梳理,同时对移民、土著居民、外语、英语的境内境外推广展开了剖析。[82]张治国借助于全球化理论,着重从中美两国的强势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外语教育政策三个维度展开比较,剖析了各自的语言教育政策特点。[83]蔡永良在《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最本质的东西是同化,语言政策的宗旨是维护英语的支配地位,其实质是以盎格鲁-萨克森为核心的文化侵略和征服。他还指出,研究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尤其是语言教育,不能就事论事,语言教育及语言政策背后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甚至政治内涵。[84]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也正印证了其深刻的政治内涵。陈东东运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MLA)过去五十年所发布的大学外语选修人数统计数据,影响美国高校学生学习中文的主要因素,从而分析美国的中文教学发展状况和趋势,他指出:中文学生注册人数持续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国力的强大。[85]肖舜良在《美国外语政策与美国汉语传播》中回顾了国际重大历史事件对美国外语教育改革和外语政策的影响,揭示了美国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和政府主导的语言政治,从中透视出美国实用主义的外语政策本质和特性。文章还详细分析21世纪以来美国汉语政策的重大改变给汉语传播创造的有利条件,以及当前金融危机给汉语传播带来的良机,提出应加强政府主导,推动汉语在美国的传播。[86]王建勤提出2006年的“关键语言”战略实际上是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他在《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美国教育部、国防部、国务院以及情报部的“关键语言”的具体战略目标和实施方案。他指出,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有着潜在的威胁和挑战。[87]同时他在汉语国际推广问题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要尽快研制面向全球的汉语教学与评估标准以加快向世界推广汉语的步伐。[88]围绕语言安全化的话题,王建勤还指出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的实施是语言问题安全化的必然结果,对我国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都存在着威胁,我国需考虑“语言问题安全化”背景下的对内和对外战略调整,主要体现在如何加强外语语种规划、在国际事务和突发事件中如何制定关键语言政策、如何加强我国对外的语言战略。[89]安琪在分析美国星谈语言教师培训模式的内容、标准与特点后,提出了一些国外汉语师资培训的方法和建议,以使我国的汉语教师培训更符合汉语国际推广发展形势的需求。[90]贾爱武梳理并考察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外语教育政策的重大事件决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外语教育政策是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本质特征,是美国对当前国家局势的战略性回应。[91]陈倩在《美国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启示》中结合美国学校、政府、民间组织在汉语学习的政策和措施,分析华文教育在美国的现状及其对全球化背景下教育与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指出美国的华文教育发展空间还相当大。[92]张治国可谓是国内首位提出如何遴选中国“关键语言”的学者,他结合政治、经济、综合国力与教育、信息安全、地理位置和语言本身的强弱等多种因素来分析哪些是中国的“关键语言”,并运用统计分析法遴选出了三个层级的中国关键外语。[93]王华丹在介绍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后,分析了我国跨界民族的具体情况,各省市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历史传统、地缘安全特点等方面的差别等,又解析了中国的战略资源通道,指出我国国家安全对外语的需求很大,并对我国的“关键语言”战略提出了建设性建议。[94]闫秋菊在阐述、分析中国国家语言战略及外语政策的实际情况后,对俄语教育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和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把俄语当作“关键语言”来建设的几点看法。[95]鲁子问在全面分析外语对国家安全影响后,指出中国应该重视外语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对外主要是加强对世界主要媒体的舆情研究与介入,对内主要是要加强基于外语的国家软实力建设和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96]孙大廷在《美国教育战略重塑与维护霸权的国家意向》中对美国国家战略的文本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美国教育战略的演进及其实施的条件和因素,研究了美国教育战略的多维向度,并重点分析了其霸权向度。[97]周明朗以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两个概念为理论框架,对美中两国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秩序及语言战略的历史和现实作出初步分析,美国的语言政策是深受美国语言意识形态影响的,他还指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美中两国的语言意识正在发生改变。[98]在反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语教育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佟晓梅从国家安全的视角指出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应以提升母语意识为主线,同时拓宽外语语种、推进英语教育的通识化和精英化。[99]群懿等在《外语教育战略发展研究》中论述了外语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与地位、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开放十年的回顾、外语教育发展的战略对策等。[100]

“关键语言”与美国教育国际化研究

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对美国K-12和高等教育中“关键语言”教育的实施展开了研究。美国的国际教育主要从两个维度来关注国家安全:一是着眼于经济方面,二是从军方的视角来看。以加强经济建设的方式来保证国家安全就是要保持或提升经济竞争力;从军方来看,就是要加强国家的军队力量,特别是情报系统的力量。这两个方面都存在时间的紧迫性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的安全需要在经济建设和军队行动两方面采取即刻的行动,国际教育已经深陷国家安全之中。[101]

李联明在其博士论文中梳理并分析了“9·11”后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状况。他认为,在经历了“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的各级安全部门对于外语人才,特别是关键外语人才的需求大增,反对恐怖活动、加强国土安全成了美国高等教育中压倒一切的现实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关键语言”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呈现出“超常规”的发展态势,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美国控制世界的目的”。[102]语言战略的制定和调整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保证,陈卫东在其硕士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联邦高等教育战略分析》中,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不断增强的全球化趋势为大背景,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专章分析了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的战略重组,并进而探讨了我国高等教育战略重组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如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信息化、大众化、国际化、产业化以及高等教育功能的拓展等,突出了语言教育,特别是“关键语言”教育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作用。[103]

随着“关键语言”战略的深入开展和实施,美国的教育国际化出现了移位现象,国际留学的流向也从原先的集中往欧洲、澳洲、亚洲等发达地区改为流向中东、东亚等地区;同样,美国也通过各种手段,如项目资助、互相获益等办法吸引关键地区的学生、学者来美国交换学习、访问或教学,一方面解决教师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加大与这些地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些年来,语言教育战略研究虽然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但是,现实情况是对中观和微观的政策、课程、教学等探讨和分析较多,宏观的战略研究较少,研究的视角也相对比较单一,至今还没有专门对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作系统研究。本书通过文献分析、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特别是借助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为丰富我国的语言教育战略的研究作一点小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