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书法为后世推重
韩愈的书法为后世推重
韩愈南来作潮州刺史，不及一年，而潮人“信之深，思之至”，由潮安向东南流的一道河流，也称之为“韩江”；附近江边的一座大山，也称之为“韩山”；甚而至于山下的一株大树，也称之为“韩木”。
韩愈不独政绩受到潮人的推崇，而他的文章，更为后世所称许。明人茅鹿门，选定了唐宋古文辞八大家，便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以及眉山苏氏三父子（苏洵、苏轼、苏辙）。所以，说到文章方面，人们都知道有所谓韩、柳、欧、苏。当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王涤任潮州太守，和地方人士，在州城南面，创建韩文公庙，当时还请苏轼作了一篇碑记，开首便说：“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又云：“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综上以观，大家对于韩氏的文章，都可说是众口一辞，千古传诵的。但对于他的书法，则罕有人道及。当然好文章的人，不一定是好书法的。后人谈到书法方面，在唐宋各家，多会举出颜、柳、欧、苏。颜是颜真卿；柳是柳公权，而不是柳宗元；欧是欧阳询，而不是欧阳修。只有苏则仍是大文豪的苏轼，他是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而在唐初的画家，还有虞世南、褚遂良；宋代的书家，还有苏轼的老友黄山谷（庭坚）等。那是人所共知，毋庸赘述的了。
但话得说回来，在潮州韩文公庙里，往时有一块石刻的《白鹦鹉赋》，文是盛唐诗人王维作的，而字呢，却是大文豪韩愈写的，字体是行草。文云：“若夫名依西域，族处南海。同朱啄之清音，变绿衣之素采。惟兹鸟之可贵，谅其微之斯在。尔其入玩于人，见珍奇质。狎闺房之妖女，去桂林之云日。易乔枝以罗袖，代危巢以琼室。慕侣方远，依人永毕。托言语而虽通，顾形影而非匹。经过珠钿，出入金铺。单鸣无应，只影长孤。偶白鹤于池侧，对皓鹤于庭隅。愁混色而难辨，愿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识，怀忌无极。芳树绝想，雕梁抚翼。时兼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寒，雅容非饰。合火德之明辉，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燕呈瑞，有玉箧之可依；山鸡学舞，向宝镜而知归。皆羽毛之美丽，奉日月之光辉。岂怜兹鸟，地远形微。色凌纨质，彩夺缯衣。深笼久闭，乔木长违。傥见惜其羽翼，与迁莺其共飞。”文末只署“退之”二字。复有跋语数行，这样刻着：“予来潮，每访求韩公遗迹不可得，岂公治潮仅八月，忽忽未暇及此耶？然俯仰山川，未尝不随在见公也！岁仲春，有事羊城，偶于故家，得睹公手书《白鹦鹉赋》，遒健茂密，浩气溢于毫端。米颠盖祖之，而未尽其妙，诚希世至宝也。购归摹诸石，勒于祠之东壁，使观者知公之所为绝人者，不徒道德文章。而予之刻此，亦非第为潮郡增故实也。雍正甲寅秋八月，渝州龙为霖记。”那是说明立那刻石的经过，是在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由广州展转得来，特地存诸韩庙中，永留纪念的。而对于韩文公的书法，尤深致推许，认为不独道德文章，冠绝一时，就算后来名书家米襄阳（芾），也从他学得方法不少，这可以说是前人所未尝道及的。究竟韩愈是否真的对于书道有着深刻的研究，抑或字以人重，那就所谓“见仁见智”了。在那碑石的末端，又有字一行附刻着，是这样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秋七月五日，广东督学使者日讲起居注官翰林侍读学士北平翁方纲敬书释文，附勒于石。”翁方纲覃溪，正是有清一代有名的书家，那末，这一块碑石，无论在地方掌故上，抑或在广东文献上，也应该受到人们重视的。世变侵寻，现在还保存无恙否，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香港屯门的青山寺，走到山顶上，也有四个石刻的大字，署名“退之”的，人们也说是韩文公手笔。韩氏贬官南来，留下了多少墨迹，并不出奇，或者等如韩庙的《鹦鹉赋》，从别处拓来，供人瞻仰，也有可能的。(www.guayunf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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