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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三:乌台诗案_冷历史

时间:2022-04-2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因此称之“乌台诗案”。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经历了非人的待遇以及九死一生的磨难,身心受到巨大冲击,又因其后生活环境之变故,不可能不对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深刻影响,目前学界多认为这成为苏轼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链接三:乌台诗案_冷历史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几起几落,其中最惊险的一次几乎命丧囹圄,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时御史台官署外种植很多柏树,常有乌鸦过来栖息,所以御史台又称为“乌台”,同时御史们负责监察文武百官,有着奏议、弹劾的大权,颇受一般大臣“乌鸦嘴”的责称。

宋神宗亲政后,熙宁年间(1068—1077年)重用王安石变法,初行的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年)从事改制。元丰二年(1079年),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文,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有讥刺时政内容,但只限于对变法失误以致造成民间怨声载道的同情与不满。此事后在某些心怀不轨之人的兴风作浪下演变为文字狱,成为对立派别间的政治迫害。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因此称之“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自己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委以重任,但他在其中夹杂了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指的就是当时推行变法的一派,苏轼不赞同变法早为人知,此表落入监察御史这些敏感的“新进”眼中,出于当时文人本能的臆测推断,竟认为苏轼说自己“老不生事”是反语,意在讥讽“新进”人物“生事”。按当时的惯例,朝廷公报是固定日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于是将《湖州谢上表》作为苏轼攻击变法的口实,更给他扣了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苏轼当时是文坛魁首,声望极著,任由他的诗词在社会流传对新政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四个月,每天被逼迫交代以前诗作中“可疑”之处的由来,以及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宋】苏轼《寒食帖》

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原属圆明园收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书法帖,长卷,纸本,纵34厘米,横119.5厘米。

苏轼不知道自己会判何罪,是否将牵连家人好友,在被押送京师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一度想跳河自尽。可他深思后觉得自己死了反倒成了畏罪,不但事态难以平息,亲友一样难逃干系,尤其对在朝从政的弟弟苏辙更加不利,于是作罢。如果当时苏轼真的自溺,后世将无法看到《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这些旷世文章了。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狱中的苏轼毫无尊严可言,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苏轼的《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可知其境况无比凄惨。一次苏轼之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他们父子之间有约定——平日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苏轼见到大惊,在巨大精神压力下,给弟弟苏辙写下两首诀别诗,其中有“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语句,其时心境可见一斑。

在多番寻字逐句、牵强附会苏轼的罪名后,李定、舒亶等人一心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屡次向宋神宗施加压力。但有宋一朝,太祖赵匡胤立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宋神宗并非昏庸之辈,对此举棋不定。同时,部分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均上书替苏轼求情,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为苏轼开脱,这是苏轼面对新派疯狂攻击而未判重罪的原因。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团练使在宋朝是没有职权的虚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这实际上是将苏轼软禁监视起来。苏轼经此大难,对仕途变得心灰意懒,便于公事闲暇带领家人开垦城东一块坡地,种田以补微薄的薪俸,“东坡居士”之号也因此得来。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经历了非人的待遇以及九死一生的磨难,身心受到巨大冲击,又因其后生活环境之变故,不可能不对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深刻影响,目前学界多认为这成为苏轼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文风格之转变,诗案之前苏轼是“豪放派”之代表人物,诗词曲赋无不气势磅礴、才气奔放,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等句便是此中代表,同时其着眼的题材也多与时政民生相关,体现了他豪情万丈、欲以天下兴亡为担当的入世情怀;反观苏轼后期作品则返璞归真,风格多轻灵隽永、洗尽铅华,选取的题材再难见到对时政的褒贬,而多发体味自然、事理感悟之慨,进入了一层更加高远而出世的人生领域。二是在为学上,苏轼初期尊崇“学而优则仕”“经世济民”等儒家文化,强调儒家所倡导的所谓“士人”的社会责任,关心民间疾苦,其政论文章中也多有对儒家典籍《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阐释;诗案之后,苏轼看透了浮世宦海的世态炎凉,一变而趋于黄老道学、释门佛教等出世哲学。其实这也难怪,苏轼早期对国家政事投入了太多的精力与思考,对人生作为有着明确而执著的目标,一旦这些因不公正的待遇化作乌有,任谁也难免生出幻灭之感。不过苏轼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其思想早已深植根底,在他于风雨中穿梭密林之时,吟诵着“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多少也透露出孔门知识分子所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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