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_冷历史

高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_冷历史

在《水浒传》中，施耐庵将高俅刻画成了一个奸诈无比的典型奸臣形象，可以说是全书的“反角男一号”。索查《宋史》，当时的确有几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分别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称为“六贼”，六贼之外还有杨戬，这七个人《宋史》皆有专传，蔡京入《奸臣传》，王黼、朱勔入《佞幸传》，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入《宦者传》，而唯独在民间“臭名远播”的高俅未独设本传，仅有几处散落交代。《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七年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宋史·李纲传》载：“（靖康）元年，陈东上书乞诛蔡攸……高俅等人。”《宋史·忠义一·李若水传》载：“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至于高俅的其他事略，散见于《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宣和遗事》《挥麈录》《鸡肋编》等书中。统观这些史料，可大略描绘出高俅的一生：他原为庶民，因善蹴鞠而受到徽宗赏识，其后竟官路亨通位极人臣。金兵第一次进攻东京时他随徽宗逃难，最后老病而死，死后被追削其官。正史中，高俅一生政绩平平，劣迹亦不甚昭著，有载的只是“败坏军政”，以及见于《宣和遗事》的为阿谀徽宗而构陷良民。而从《宋史》不列高俅本传可以推断，高俅其实并非同“六贼”与杨戬一样系大奸大恶之徒，更可能只是皇帝身边一个不学无术的弄臣而已。对于高俅事迹记载最详尽的《挥麈后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弟弟曾布之子。王明清也可谓是世家旧族，见闻十分广博，因此《挥麈后录》虽非正史，而后世学人认为该书不仅内容丰富，说它可以“补册府之遗”，同时亦承认它所记的资料翔实可靠，非一般坊间穿凿附会的笔记野史。

【宋】赵佶《红蓼白鹅图轴》

高132.9厘米，宽86.3厘米，设色画，无名款，收传印记有“宣和殿宝”“乾隆鉴藏”等十余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挥麈后录》还提到，高俅始终对苏轼的提携之情念念不忘。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周济他们的生活。北宋末年，元祐党人的子弟境遇非常悲惨，他们不能做官，连进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居于流放安置之处，也时常受到当地官员的排挤和凌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反观高俅此举，可以理解为对苏轼的知恩图报，当然也有可能是为“求名”刻意为之。若是后者，却正是他比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高明之处。我们亦可推测，苏轼虽“君子坦荡荡”，却并非愚蒙之徒，他能够收高俅为小史，在仕途不利时又将其举荐给知交好友，想来高俅其人并非如《水浒传》中写的那样不堪。知恩图报也好，求名求誉也好，结果是苏轼的子孙在如此逆境尚能得到朝廷高官庇护，求得一条生路，而高俅也并未如蔡京、杨戬等人一般被诛杀，而是老死于病榻，可知与人为善，善莫大焉。至于高俅如何成为《水浒传》中的众恶之首，有学者认为：一是出于小说的艺术形式考虑，需要一个脸谱式的奸臣以衬托忠良，相较之下高俅的发迹史更富传奇色彩；二是高俅从政期间以弄臣专权，也确有劣迹可查；第三点，也是较重要的一点，高俅只因会踢几脚好球就青云直上，在当时“十年寒窗”才能晋身仕途的年代，委实让人难以接受，尤其对那些废寝苦读却终究无法出仕的知识分子而言，更是莫大的刺激。不要忘了，古时最受老百姓欢迎的传奇、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多由此类人写成，高俅自然也就成了不平衡心理的发泄对象，并随着《水浒传》这本伟大的文学杰作而不幸骂名不朽。

【宋】赵佶草书《千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