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修养的结构特征(差异性)

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修养的结构特征(差异性)

在大体了解了苻坚与姚兴汉文化修养的共同特征(表现)之后，很有必要对此二人汉文化修养的结构组成做以比较，寻求其异同，以进一步挖掘其根源，探究其形成、发展的规律。现以简表形式比较考论于下。

由表1可知:第一，从时间范围考察，苻坚与姚兴汉文化修养的结构特征延续的时间大体相当。

就苻坚而言，自小即粗具汉文化素养(尤指史、德素养)；即位后，其汉文化素养更得以全面发挥，主要体现于为政方面；从时间范围考察，357—375年间，其汉文化特征的为政体现尤为显著，连同其继位前及375年后至385年死时的时间算在内，总计跨时达30年以上。

就姚兴而言，其汉文化特征的时间范围以称帝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时间跨度整整30年(386—416年)，且其阶段性特征较为明确。具体来说，在第一阶段，即386—393年，身为太子的姚兴，主要是与其身边的梁喜、范勖等儒臣利用政务之余，就儒家经典本身展开“讲论”，“以经会友”，彼此互相砥砺，共同探求儒家经学的微言大义及其要旨；在第二阶段，即394—416年，作为统治者的姚兴已将其汉文化特征集中落实于后秦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项政策之中。若将姚兴386年为太子前的时间算在内，则其汉文化修养延续的时间长达30年以上，正与苻坚相同。(www.guayunfan.com)表1 苻坚与姚兴汉文化修养的结构组成简表

第二，从兴学范围考察，苻坚与姚兴崇儒兴学的共同特征(表现)就是他二人均拓展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兴学范围。

苻坚对中国传统儒学办学范围的拓展具体有二:一是创设教武堂，令习儒之太学生还须熟通阴阳、兵法之术，以教化将士，尤其是直接诏立儒学于禁卫诸军，即诏令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就学受业，二十人给一经生(儒士)，教读儒经之音句；二是后宫立学，即诏令于后宫置典学(传承儒家经典之学校)，以教化掖庭之人，具体做法是选拔阉人、女隶中之天资聪慧、才思敏捷者，赴太学博士处以接受儒家经典的教化(培训)，学成之后，再返回于宫中以自相传授。

姚兴对中国传统儒学办学范围的拓展主要是增设律学，即诏令立律学于长安，具体做法是先招收一部分郡县散吏赴长安以接受律学专家学者的法学理论培训，学成之后再让他们返回原郡县所在地参与当地的司法实践，以论决刑狱。

第三，从地域范围考察，前秦苻坚所崇之儒的地域范围明显地广于后秦姚兴。

就苻坚而论，受到其尊崇的儒士的地域范围(来源)从今东北(辽宁一带)、华北(河北一带)、华东(山东一带)、中南(湖北一带)一直延伸到西北(甘肃一带)，几乎覆盖了当时的前秦全境。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苻坚所崇之儒的地域来源十分广泛，凭借来自不同地域的众多儒士的竭诚奉献，才出现了“前秦经学之盛，在十六国屈指可数”[1]的喜人局面；更重要的还在于，正是依靠众多儒士贤才的鼎力相助，遂使前秦的政治日趋清明，国力日渐强大，从而为其统一北方臻于事业之鼎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就姚兴而论，主要受姚兴个人尤其是后秦疆域范围较前秦明显狭小等主客观因素制约，遂使姚兴所崇之儒的地域范围明显地狭窄于前秦苻坚，即受到姚兴尊崇的主要是关陇一带(后秦统治中心地区)的儒士，此乃其汉文化修养之地域局限也。

就姚兴主要尊崇关陇儒士，赵向群之论较为明确:“继前秦之后，后秦继续在关陇推行文治。……姚兴继位后，更积极地招纳‘三秦俊异’。是时，天水人尹纬、陇西人牛寿、凉州名士胡辩、天水学者姜龛等一大批饱学宿儒云集长安。”[2]

第四，从职能范围(尤指参政范围)考察，受到姚兴尊崇的儒士的职能范围明显地较苻坚广泛，其职能(职权)程度也明显地较苻坚时期为重。

归纳起来，受到姚兴尊崇的儒士的职能范围大体有三种类型，即“教授长安”(治学从教)、“讲论经籍”和“讲论道艺”(参政议政)及“参管机密”(参与决策)。此三种类型也表明了姚兴尊崇儒士的三个不断上升的层次，即“从教”——“参政”——“决策”，而由“从教”到“从政”及“决策”的演变，充分说明姚兴汉文化修养的内涵已由“治学论道”阶段发展到“治国理政”阶段，也就是说由“为学”阶段发展到“为政”阶段，实现了其汉文化修养自身价值的质的飞跃[3]，从而对后秦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相对而言，苻坚所崇之儒的参政比例则显然较为狭小，且其参政的职能范围亦较为狭窄，尤其是受崇之儒的参政程度(层次)明显地较姚兴低下。由表1可知:除王猛、王欢、徐嵩等极少数儒士之外，真正能够参与前秦政治管理的儒士微乎其微；即使像苏通、刘祥这样分别被授予“礼记祭酒”、“仪礼祭酒”名号的大儒士，实际上，他们也未能真正进入后秦国家的政治管理层面(仅在文教层面发挥作用)。也就是说，除王猛、王欢、徐嵩等极少数汉族儒士能掌控前秦国家的中央、地方行政、军政等大权外，其余大部分为苻坚所尊崇的儒士仅能涉入文化领域，他们对“苻秦”政权的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明言之，尽管苻坚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修养，然而其时真正操纵前秦国家大政的绝大多数却是各胡族首领及其贵族(尤指“苻氐”)。[4]当然追根溯源，苻坚此举主要与此前之前赵刘氏、后赵石氏诸十六国前期胡族统治者一贯奉行的“胡汉分治”的根本政治体制的直接影响关系甚密，亦即民族性乃是其决定性因素。

【注释】

[1]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8页。

[2]《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2页。

[3]戴晓刚:《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主要来源和历史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4]前秦苻坚实行氐族本位政治。蒋福亚曾对出仕苻坚政权者的民族成分做了精详的统计，其结果是:氐人任州牧刺史所占比重为59%，汉人则为26%，其他少数民族和族属不明者仅为14%；具体从淝水战前苻坚朝中拥有使持节、持节、大都督、都督、大将军等之类名号的将领考察，共计25人次，其中宗室和氐族亲贵占72%，汉人仅占12%，少数民族占12%，族属不明者占4%。详参《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1页。赵向群也明确指出:“前秦是氐族贵族建立的政权，在它强大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在前秦政权中，氐族贵族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军队统帅和重镇长官几乎都由氐族贵族充任。苻坚改革后，官员的民族结构和比例略有改变，但能参与机要的汉人仍是凤毛麟角，唯有王猛、薛赞、权翼几人而已，而且汉族官员常遭排挤，如王猛就常有如坐针毡之感。……这代表了非氐族官吏的恐惧心境。……苻坚时，宗室成员各据公侯之位。苻坚认为惟如此才能江山永固。对于宗室成员，苻坚是只论功不论罚，即使对于谋反者，也常姑息。……”详见《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0—191页。既然连深受重用的王猛都“常有如坐针毡之感”，其他汉族儒素贤达于苻坚一朝的政治命运之艰辛、坎坷，就可想而知了!此乃苻坚汉文化修养之严重局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