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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苻坚崇儒的历史及社会大背景

时间:2022-04-1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苻坚崇儒的历史及社会大背景儒学正式形成于春秋中晚期,开创者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孔子。而从汉景帝开始,因博士董仲舒的着力改造和大力提倡,至汉武帝时正式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始定儒学为正尊的统治思想,从此掀开了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统治者“崇儒”的序幕,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一)苻坚崇儒的历史社会大背景

儒学正式形成于春秋中晚期,开创者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孔子。然儒学之起源却是在周初,学术界一般认为周公姬旦为儒学之先驱人物,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周初思想家的“敬德保民”思想及其制定的《周礼》对鲁国以后的政治、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正是在汲取周公等人思想的“基本内核”和“合理内核”的基础之上,春秋中晚期鲁国的大思想家孔子正式创立了儒学。

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礼”和“仁”。孔子特别强调“仁”。何谓“仁”?在孔子看来,“克己复礼为仁”;能做到“恭、宽、信、敏、惠”所谓“五德”者即为“仁”。值得珍视的是,孔子曾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儒学思想,被后世称为“亚圣”,与孔子合称为“孔孟”;至宋代时,以《孟子》配《论语》,更将“孔孟”并称(“孔孟之道”),即“孔孟”连称已约定俗成了。“孔孟之道”既是先秦儒学(原始儒学)的主要部分,更奠定了后世历代儒学的基本框架。概言之,孟子的儒学贡献主要是:深化了孔子的基本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政治学说,由此建立起了系统的儒学体系,遂使儒学始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之一。

然自秦朝兴起至汉文帝时,因统治者大力奉行法家和黄老之学的治国思想,遂致儒学思想遭遇了灭顶之灾,此一时期,有人胆敢拿或看儒家之书,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从汉景帝开始,因博士董仲舒的着力改造和大力提倡,至汉武帝时正式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始定儒学为正尊的统治思想,从此掀开了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统治者“崇儒”的序幕,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www.guayunfan.com)1.汉武帝、董仲舒之崇儒

先秦儒学经汉中叶著名儒学家董仲舒的秉承、创新,于汉武帝时期始成为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指导思想,从此掀开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崇儒的序幕。董仲舒自幼即开始学习儒家学说,专攻春秋和公羊之学,汉景帝时被立为博士,从此开始聚徒授学。归纳起来,董仲舒“崇儒”(对先秦儒学的尊崇和改造)的主张,主要体现于其名作《天人三策》之中,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春秋大一统思想。从根本上说,董仲舒创立新儒学旨在维护和巩固汉王朝的封建统治,诚如李玉洁所论:“董仲舒的汉代新儒学主要是要加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把皇帝神化,并且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提出了讖纬学说。”[2]为巩固君权,董仲舒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君权神授思想、三纲五常思想,将孔孟的“仁义之道”上升到“天”的高度,其言曰:“……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概言之,所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

第二,“德主刑辅”思想。在继承、改造周公“明德慎罚”、孔子“为政以德”、孟子“仁政”思想等先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以“德主刑辅”为本质特征的德治思想,其言曰:“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春秋繁露·保位权》)意即作为国君,必须以其德才确保使民众团结在其周围,必须以其权力去匡正天下。又:“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同上之《尧舜汤武》篇)

为了崇儒,董仲舒还指出了法家和黄老思想法治立场的错误之处:“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而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言,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勿乃任刑之意欤!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3]要之,董仲舒认为,德与刑皆不可或缺,但治理国家须以德为主,因为德是生养万物之本,刑则是铲除邪恶的手段;国君治理国家只有实行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治国之道,方可将国家治理得繁荣昌盛、长治久安。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其个人的儒学修养亦较高,尤其是汉武帝与中国诗学、儒家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当然儒家诗教本身也是儒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孙明君指出:“儒家诗教从幕后走向前台、从理论走向现实是以雄才大略的武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与以旷世大儒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士之间合力的结果。”[4]又:“武帝对儒家诗教的弘扬,不仅体现在理论上、制度上,也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这里的文学创作不仅指像汉大赋那种宫廷文学,同时也包括宫廷之外的文学作品。而且在武帝自己的创作中身体力行,写作出了把个人与国家、民族结合起来的诗歌,这样的作品在本质上更加接近原始儒学的真精神。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推《觚子歌》。”[5]

正由于汉武帝具有较高的儒学修养,所以自即位后,即开始以儒学治国,其所重用者大多由儒生出身,如卫绾、王臧、赵绾等,亦即重用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之属“明儒学”。就此,《汉书·武帝纪》概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缺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坛,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崩,这就为汉武帝崇儒扫除了障碍;次年,汉武帝再次诏举贤良,儒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被荐举入朝,这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至此可以说汉武帝崇儒的局面已经形成,正如方家所言:“齐地儒生公孙弘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是标志儒学地位开始上升的重要的标志。”又:“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6]

为了培养儒学之士,汉武帝诏立“五经博士”,又通过举贤良方正、举贤良文学等各种名目和途径笼络了大批儒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从此以后,汉王朝的公卿、大夫、士吏几乎皆为儒学之士,而“五经博士”之设,直接促成了“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论及汉武帝崇儒,李玉洁在其《儒学与中国政治》一书第107页有一段评语至为精详:“汉武帝时期,以征诏贤良文学对策的方式,吸收擢取大批儒生到西汉政权集团中,参与西汉王朝的治理,如当时的公孙弘、董仲舒、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东方朔等人。汉武帝大倡儒学,大批儒生在西汉王朝的政权中担任从丞相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儒学是最适合封建王朝统治的学说,成为封建国家治国的正统理论。儒学至汉武帝时期进入了繁荣时期;儒学从此走出低谷,开始与政权相结合,进入辉煌时期。”

兴办太学亦为汉武帝崇儒的有力举措,孙培青明确指出:“实际上,兴办太学,政府直接掌握教育大权,决定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是整齐学术、促进儒学独尊的重要手段之一。”[7]

当然,汉武帝最后诏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乃是在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之后而确定的。针对当时思想文化多元的现实,董仲舒批评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鉴于此,董仲舒明确建议朝廷:“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又:“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位相而隆儒矣。有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礼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

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汉武帝崇儒乃是整个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此举不仅开了后世诸封建王朝崇儒之政的先河,且于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意义十分巨大!

2.汉光武帝等东汉统治者之崇儒

东汉一代承继并发展了汉中叶以来的崇儒故例,遂致儒学之风大盛,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崇儒较为兴盛的朝代。汉光武帝乃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文武兼备的皇帝,他本人曾为太学生,“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8]。他深知儒学乃治国安邦之大学问,即位后大力崇儒,遂使儒学与政权进一步结合。而且,助光武帝登基立业的东汉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中近一半具有儒家经学的文化背景(儒学资质),诚如清代考史大家赵翼《廿二史札记》卷4“东汉功臣多近儒”条所称:“帝本好学问”,“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初之军事首领“皆有儒者气象”;并列举邓禹、冯异、贾复、寇恂、李忠、朱佑、祭遵等14位功臣,由此得出结论:“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当代儒学史专家亦称:“因此,东汉政治可以说是自觉与儒学匹合的政治,儒生们也当然乐意在这样的政权中一展身手。”[9]

《后汉书·儒林列传》盛赞汉光武帝崇儒及其社会效应:“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遗。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当东汉迁都洛阳时,据载仅运输“经牒秘书”的车辆即多达二千余乘,可见还在战乱频仍、战事尚未定局的时期,光武帝即特别推重儒学,特别重视文化事业的传承和发展。也还是在建武元年(25年),当汉军到达曲阜时,光武帝即遣使拜谒孔子,后封孔子之后志为褒成侯。建武五年,光武帝诏立太学,开始出现了“内外讲堂、诸生横巷”的喜人的文化盛况。光武帝尤其在其所下的一系列安辑流民、释放奴婢、释放囚徒(省刑罚)的诏书中,其言必称“孔子”及儒家经典,能以儒家的“仁政”等思想施政。概言之,汉光武帝勤政尚俭、尊礼崇义、爱护民力,且于其诏令中多次提到儒家思想对治国理政的指导作用,此即表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已与东汉政权完全结合,此举对东汉初期政治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受汉光武帝崇儒之风影响,东汉一代的统治者始终比较重视以儒学治国,始终比较重视儒学的文化软实力的发挥。汉明帝本人十岁即能通《春秋》和《尚书》,即位后奉行崇儒之道,曾于永平二年(59年)亲自至太学讲儒经。《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载汉明帝崇儒之盛况云:“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围观者多达10万计;永平十五年(72年),汉明帝又一次亲御讲堂,令皇太子及诸王解说儒经。此外,汉明帝还为功臣贵族的后代诏立校舍,择有儒学素养及才能者以授其业,并旨令期门、羽林之军士皆须通《孝经》章句。

汉章帝本人因深受许多经学名儒之指点而具有极好的儒家经学素养(“少宽容,好儒术”),因此即位之后更加大力推行崇儒之道,其主要表现就是建初四年(79年)亲自主持了(亲临称制,“顾命史臣,著为通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白虎观会议”,通过召集名儒班固贾逵等进行“白虎观辩经”,通过对儒经经义的斟酌、鉴别、比较等一系列工作,从而对儒家思想做出了统一的规范性的阐释,并使之成为一个制度化的条文,即《白虎通义》,以为后世遵行,其内容包括天人关系、名号制度、性情理论、教化纲常、制度总结诸多方面,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据此可知:汉章帝崇儒乃是继汉武帝之后又一次高起点、高质量、高规格的崇儒;汉章帝崇儒不仅具有莫大的实践意义,而且更具有莫大的理论意义,于中国崇儒史上的地位异常重要,其作用异常显著!

此后的汉和帝、汉顺帝、汉质帝、汉灵帝等东汉最高统治者亦皆有崇儒之政,如汉和帝曾“数幸东观,览阅书林”;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重修太学,扩建房舍,“使公卿子弟为诸生”(后汉书·儒林列传上);汉质帝时,令秩级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均“遣子入学”,此时太学生增至三万人;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之上,此即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如此等等,此不备述。

3.魏武帝、魏文帝等曹魏统治者之崇儒

汉末大政治家曹操较为注重以儒学作为其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他曾为儒学因受战乱的影响遂致困顿、衰微的情形而大加伤感,其言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今郡国修文学,置教官,选其乡之俊者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10]在此,曹操承认儒家所谓“仁义礼让”和“先王之道”“有以益于天下”,认为治天下需要礼义和文德,承认儒学对巩固政权的作用。具体体现其儒学心志和精神的典型史料是《求贤令》《让贤自明本志令》《整齐风俗令》《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军谯令》等,李中华对此之论较为精详:“曹操统一北方政权,当然主要靠的是名法之治,但对儒学也不是一概排斥。上述《修学令》绝非如一些史学家所说,乃曹操的自我粉饰之言,而是出于安定既得政权的需要。这一点在曹操的许多表令中都可反映出来。如《军谯令》《整齐风俗令》《求贤令》《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让贤自明本志令》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儒学的心态和精神。另一方面,从曹操所任用的人才来看,也并非如其《求贤令》中所说的那种不仁不孝之徒,而多是具有儒学精神的人,如王郎、华歆、王肃、乐祥、杜畿、刘劭、高堂隆、蒋济、袁涣、卫觊、王粲、王象、隗喜、邯郸淳、贾洪、苏林等,都是曹操当时所提拔的人物,他们当中有的累世儒学,有的雅好经术,有的以儒学名世。他们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曹魏政权的核心和主张以经术治国的儒林之士。”又:“曹操早期,不仅以名法为治,而且参酌今古,采纳儒学,任用儒吏,故能较快地统一北方,建立起曹魏政权。”[11]

魏文帝曹丕的崇儒之政亦较为明显,早在黄初三年(222年)即诏令:“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三国志·文帝纪》)黄初五年(224年),魏文帝又诏“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诏立太学、置博士以授经、“制五经课试之法”乃是魏文帝崇儒的重要举措,此举无疑是对汉武帝崇儒雄风的继承和发展,是曹魏统治者企图恢复儒学、振兴儒学的有力表现。此外,魏文帝还将孔子之后孔羡封为宗圣侯,给百户之邑,专以祀拜孔子,且诏令鲁郡官府缮修旧孔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此地修筑房屋让学者去居住,以就近习染儒圣之风,此乃曹魏政权儒学化之显著表征也。

魏明帝即位之后更加尊崇儒学,太和二年(228年)即诏令郡国以儒家经学贡士,其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倾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太和四年,魏明帝又诏令课试郎吏,欲以儒学之风抑黜业已出现的浮华不实之风,其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取,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12]李中华明确指出:“在曹魏诸帝中,魏明帝崇奖儒学是最突出的,他唯恐儒学不彰、六经绝读,故在他驾崩的前一年,还下诏科郎吏从当时硕儒受经。”[13]

总之,曹魏诸统治者以崇儒为方针,重用高堂隆、高柔等一批儒臣来助其治国理政,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曹魏前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崇儒史上功不可没!

4.晋武帝等西晋统治者之崇儒

建立西晋的河内司马氏本以儒学起家,还在晋武帝开国之前,其政令措施业已彰显出儒家倾向;即位之初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倡导儒学。[14]如他曾令各州郡中正(官)以六条举人,即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义信可复、学以为己。此六条显然是由儒学的立场(“忠、孝、礼、义、信”等德目)出发而制定出来的。西晋开国伊始,晋武帝就采取隆礼作乐、敦喻五教等一系列措施尊崇儒学,其典型举措如下:

泰始三年(267年)11月,晋武帝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且诏令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即以传统之“太牢”祭祀方式)以祀孔子。[15]敦喻五教实乃晋武帝崇儒之政的突出体现。所谓“五教”,即“五伦”之教;“五伦”乃儒家倡言的五类伦理道德,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泰始四年(268年),晋武帝颁诏敦喻五教,其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16]该诏业已表明晋武帝以儒学治国的态度,就是说晋武帝已将以弘扬儒学为主要表征的“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提高到“垂拱总纲”(总揽朝政)的战略高度来对待。

泰始六年(270年),晋武帝亲临太学,主持行汉乡饮酒之礼。泰始八年,晋武帝整顿太学,诏选3000余名有一定儒学基础的学生以补充之,遂使太学的规模有所扩大。仿汉武帝故例,晋武帝诏举贤良对策,擢拔儒学名臣,在其《举贤良方正直言诏》中,晋武帝谆谆告诫诸臣:“省诸贤良对策,虽所言殊途,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士大夫用心。”泰始九年(273年),晋武帝诏举贤良方正,将挚虞、夏侯湛等答策及第者17人策为下第,拜为郎中;又诏拜陆机、文立、皇甫谧等名士,以为所用。据考证,这些被征之士皆硕儒出身,才学俱佳。

在教育制度上,晋廷始建,即承曹魏旧制,置五经博士19人。据《三国志·王肃传》:“肃善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作《易传》,皆列于学官。”这就是说,晋武帝外公王肃及其父王朗所注儒经皆各立专门博士,而经学中又以礼学最受重视。

咸宁二年(276年),晋武帝诏立国子学。此举不仅为晋武帝崇儒之突出体现,且于中国古代教育管理史上意义十分巨大;晋武帝诏立国子学的目的是在贵族地主阶层即士族豪强子弟中培养一批具有儒学素养的高级统治人才,以为晋廷的稳固做人才储备;所以国子学之设,乃是晋武帝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体制和教育管理制度的一大贡献。

受晋武帝崇儒之风影响,晋代诸帝多习儒学,有“皇太子既讲”之制以为证。所谓“皇太子既讲”,《晋书》之《礼志上》载云:“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除太学、国子学等中央官办儒学外,晋时诸郡县亦立官办儒学,如晋武帝咸宁年间虞溥除鄱阳内史期间曾广招生徒,大办儒学。

当然从整个魏晋时代考察,尽管有上举诸统治者的崇儒之举,然整个社会却因玄学之风大起,遂致儒学的发展处于困顿和衰微时期。但也正是在玄学兴盛的时期,以晋武帝为主的晋初统治者的崇儒之政就更显得意义重大了,对此,李中华之论至为精当:“西晋时期,因玄学大盛,儒学暂时处于低谷状态。但在政权建设及朝廷用人方面,儒学仍很活跃,前期有杜预、荀、裴秀、羊祜、荀勖、刘毅、傅玄,后期有挚虞、刘寔、束晳、张华、裴頠等,这些人都是西晋政权的重臣名儒或礼法之士,并多以儒术、儒行、儒论、儒业或事功闻于当世,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治礼专家。杜预、傅玄是西晋大儒;刘毅、刘寔提出一些儒学议论;裴頠则在理论上对儒学有新的发展。因此,西晋时期的儒学,一方面表现为朝廷的制礼做乐及具体朝仪制度;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朝廷的政治、伦理及各项政策,同时还有一批保守的腐儒,拘守儒家学说的繁文末节,引经据典,歌功颂德,以取媚于当权者。总之,西晋儒学在玄学冲击下有许多复杂的表现,因此不能一概而论,那种笼统地否定这一时期儒学的存在和崇玄贬儒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7]

尤其是身处晋武帝之时的著名思想家傅玄的崇儒之论尤为精深:“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凌迟而不觉也。”[18]对此,李中华已明确指出:“傅玄崇儒尚学,尊礼重道,极其推重儒家思想,以为治国之务莫过于复儒兴学、崇化贵业……认为为政者必以儒学为先……极力反对魏晋时期由于重道家之言所掀起的虚无放荡的风气”;又:“傅玄所以成为典型的儒家学者,就在于他把儒家的仁义、礼乐、德化作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企图以此改变魏晋时代浇薄的世风。他的《傅子》一书,专有《仁论》、《义信》、《礼乐》、《贵教》等篇,阐发儒家的礼乐仁义教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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