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苻坚之崇儒

(二)苻坚之崇儒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尤其对于华夏文明的承启和发展显示出其十分突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位处此一历史时段第二阶段的十六国时期正值华夏文明承启和发展的关键期，正如罗宏曾先生所言: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族统治者建立地方政权以后，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很需要得到儒家思想的帮助。这样，当儒学在晋王朝中业已显露衰象的时候，中原地区和其它北方地区的儒学，却在新的条件下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又:“如上所述，十六国中，除汉人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三国不计外，其它各国的少数族统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儒学的教育和熏陶，并且积极地引用儒士、优待儒生。”再:“十六国时期的各少数族统治者重视儒士，对于恢复和发展学校教育事业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20]蒋福亚先生亦概称:“汉魏以来，内迁各少数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在其汉化的道路上都采用汉族的语言、文字。随着其封建化的加深，均依儒家经典及汉族的传统培育其子弟及统治人才。”[21]

时处十六国前期后段的前秦苻坚(统治时期)，在承继汉魏晋以降统治者崇儒之政经验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尊崇儒学，从而将中国传统的崇儒之政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苻坚崇儒，远承汉魏晋统治者之崇儒，近承十六国前期前凉、前赵、后赵等统治者之崇儒，下启十六国后期(如后秦等国)至整个北朝时期的崇儒高峰，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崇儒发展史上明显地处于承先启后的中介地位，对传承中国传统儒学显然发挥了较大的历史作用。所以，对苻坚崇儒问题的探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十六国崇儒之政本身的进一步了解和体认，且对此一时期文化史的进一步把握和研究将会产生较大的启迪，即使对当今我们积极开展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亦当具有一定的启迪。以下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阐论。

1.苻坚崇儒的主要表现

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年)6月，苻坚弑杀暴君苻生之后自己登上了“大秦天王”的宝座。称王伊始，于重用汉族士人王猛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苻坚及时诏定了以“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为主旨的崇儒方针(文教政策)，且付诸于政治实践之中，对此，元代大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1之《学校考》赞云:“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蒋福亚《前秦史》一书亦明确指出:“苻坚一登位，更对振兴儒学、兴办学校倾注了巨大热情。”兹据《晋书》之《苻坚载记》、《十六国春秋辑补》及《资治通鉴》等相关史籍，依时间先后，列举并简要阐论苻坚崇儒的主要史实于下:(www.guayunfan.com)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年)12月，即苻坚登位仅半年之后，“秦王坚行至尚书，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坚举异才，修废职，课农桑，恤困穷，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继绝世，秦民大悦”[22]。据此可知:苻坚一登位，就重用儒学修养较为深厚的汉族士人王猛治国，让其担任主管前秦国家行政的重要官职尚书左丞，进入朝中。受王猛治国思想影响，苻坚随即颁布了颇具儒家治国之风(以“礼义”治国)的“举异才，修废职，课农桑，恤困穷，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继绝世”等一系列政策，由此换取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拥戴和鼎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中国传统儒学重视“富民”“惠民”，讲究“隆礼崇义”，所以说，苻坚行“课农桑，恤困穷，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之举正是此方面的集中体现)。

升平五年(361年)，“秦王坚命牧伯守宰各举孝悌、廉直、文学、直事，察其所举，得人者赏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莫敢妄举，而请托不行，士皆自励，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不用。当是之时，内外之官，率皆称职；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盗贼屏息”[23]。又:同年，“(苻坚)广修学宫，诏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六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24]

上举第一条史料说明:苻坚仿效汉武帝以来诸“儒学明君”之举，以儒家的道德要求诏举人才，由此产生了较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效益；第二条史料则主要说明了苻坚兴办儒家官学及奖励儒生的基本情形，当然也是其对汉武帝以来崇儒之政的拓展和深化。

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年)，“秦王坚亲临太学，考第诸生经义，与博士讲论，自是每月一至焉”[25]。

此史料颇具典型的说明意义:其一，由“秦王坚亲临太学”可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前秦王苻坚能“亲临太学”以劝督儒学，此举十分难得(遍考自汉以降诸统治者的崇儒之政发现，能“亲临太学”以劝督儒学的君主实属罕见)!其二，由“考第诸生经义，与博士讲论”可知，苻坚本人具有较高的儒学修养，能对儒经做出明确的辨析，且能依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与儒学的高级代表博士们一起谈论治国理政之道(详见前揭“苻坚的汉文化修养”部分的相关阐论)。其三，由“自是每月一至焉”可知，苻坚劝督儒学的“频率”极高——每月一劝督(尽管作为君主这实际上很难真正做到)，由此举足见苻坚崇儒热情之高涨!

同年，苻坚又诏拜孝廉中之通经者十余人为令长，事载《晋书》本载记。苻坚此举显然也是对汉武帝以来诸统治者崇儒之政的拓展和深化。案:自汉武帝以来，封建统治者往往将通经达识者冠以“秀才”“孝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等较为崇虚的名号，让他们享受崇高的社会威望，但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则甚少(仅极少数通经者以“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等名号有幸进入中央机构，得到皇帝延用)。苻坚在吸纳此前统治者崇儒经验的基础之上，直接将通经者中之佼佼者吸纳进了地方基层政府的决策层，让他们从事真正的行政管理，这就扩大了通经者的参政范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做到了“以儒理政”、“依儒治国”。

晋海西公太和五年(370年)，苻坚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且诏令将每月率百官亲临太学以讲经论道；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苻坚又一次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此举说明:苻坚已将中国传统的大祭祀礼与祀孔之礼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诏令继续坚持实行此前制定的“每月一临太学”的以“讲经论道”为核心内容的崇儒之政。由于苻坚的亲自倡行，从而引发了良好的社会轰动效应，即前秦统治上层均积极参与尊儒祀孔——“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

晋海西公咸安二年(372年)，苻坚又一次巡幸太学，考核太学生的经义优劣，因成绩优异得官者一次竟多达83人!同年，在巡幸太学时，又因问难五经而博士多不能对，苻坚即颁诏“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竟劝焉”。同年，苻坚又诏令:“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者，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26]

上举咸安二年的两条史载均具有典型的说明意义:其中之第一条史料是讲苻坚大规模地封授通经之太学生为官，此举极大地刺激了太学生们的习儒热情，有利于儒学的广泛传承和进一步发展，也进一步夯实了苻坚以儒治国的统治基础，所以具有较大的政治、文化意义；上举之第二条史料则是讲苻坚对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的选官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对“在官百石以上者”儒学修养的基本规定，充分说明了苻坚对培养官员良好的儒学素养的期盼之情(反之当受严厉处罚)，这自然会对普及官员的儒学修养产生较大的激励作用。

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年)，在其宰辅王猛卒后，苻坚痛心疾首，特下一诏对崇儒一事做了补充规定(“增崇儒教”)，此诏乃苻坚崇儒之典型史证也，其诏曰:

新丧贤辅，百司或未称朕心，可置听讼观于未央南，朕五日一临，以求民隐。今天下虽未大定，权可偃武修文，以称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妙简学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学受业；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后宫置典学，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敏惠者诣博士授经。[27]

此诏对研究苻坚崇儒更具有典型的说明性意义。探究此诏，可得出以下体认:在王猛卒后，苻坚自己更加体察到崇儒的重要性，于是继续诏定“偃武修文”，继续贯彻以崇儒为主旨的“文治”方针。为了继续贯彻执行“偃武修文”的既定方针，苻坚在该诏中对崇儒之事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其“增崇儒教”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更彻底地崇儒，仿汉武帝故例，苻坚做出了“其增崇儒教，禁老庄、图讖之学，犯者弃市”的重大决策，而且此举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规定更为严格，即对非儒学的打击力度更大。

其二，为“增崇儒教”，苻坚特诏令选择中央军里的有关将士接受儒学的系统教育，按班授课，即“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此言之“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为前秦中央军将士的名称，具体来说，此“四禁”是指前禁将军、后禁将军、左禁将军、右禁将军；此“二卫”是指左卫将军、右卫将军；此“四军”是指卫军将军、抚军将军、镇军将军、冠军将军；此“长上将士”是指长上宿卫将士。遍考中国历代王朝的崇儒之政，于军人行列置学以教者极为罕见，只是在东汉初期才突破了此一禁令，于军中置学:范晔《后汉书》之《儒林传》载汉明帝“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指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显然，作为中央军重要兵种的期门军、羽林军的将士，此时已荣幸地得到了“悉令通《孝经》章句”，即接受儒经《孝经》教育的文化优待，非常难得!前秦苻坚在继承东汉初期于期门军、羽林军将士中立儒学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央军将士的较大的范围内设立儒学，此举毋庸置疑进一步拓展了传统儒学的授学范围，更加有利于传统儒学在更广泛领域内的传承和发展。

其三，为“增崇儒教”，苻坚特诏令选择后宫里的有关人员接受儒学的系统教育，即“后宫置典学，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敏惠者诣博士授经”。自古以来，阉宦、宫人对帝王而言其政治地位十分低下，更谈不上接受儒学教育以提高其文化地位。也只是在东汉一代，因政治争斗的需要，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实力，提高自身与异己势力政治争斗中的竞争力，外戚、宦官两派才纷纷“解禁”，创办了一些专门培养宫人和阉宦党羽的宫廷学校。如据《后汉书》之《邓皇后纪》载，邓太后在其早年入宫之后曾随从曹大家接受经学、天文学、算学等学科的教育，这说明东汉后宫之中早有请师施教的事实；至邓太后临朝之后，乃“诏中宫近臣于东观(洛阳宫之一宫殿名称)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承此先例(非常罕见之先例)，在东汉于宫中置学经验的基础之上，前秦苻坚扩大了宫人受学的范围，此举不仅是苻坚“增崇儒教”的突出体现，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崇儒史上意义十分巨大。

以上我们主要依时间先后阐论了苻坚崇儒的基本情形，以下我们再从“人物个案”(苻坚隆遇儒士)方面举几例予以阐论。

例证一是隆遇郭瑀。

依《晋书》卷94之《郭瑀列传》:“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据此可知郭瑀青少年时代即因受名师郭荷指点而颇具儒学修养。今查《晋书》卷94之《郭荷列传》:“郭荷字承休，略阳人也。六世祖整，汉安、顺之世，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经学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不应州郡之命。张祚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致还，祚许之，遣诣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年八十四卒，谥曰玄德先生。”据此可见郭荷乃经学世家出身，其本人儒学修养极高，且深受前凉张氏尊崇。

由于受到了良好的儒学“家学”传承，郭瑀的儒学修养与日俱增，在河西一带名望极高，《晋书》本列传:“荷卒，瑀以为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由“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之记载可知郭瑀的儒学修养极为深重，实为河西一带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由“荷卒，瑀以为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之记载可知:郭瑀认真履行了中国传统儒士“尊师”的优良品格，乃一品位极高的汉族士人。

有鉴于此，及前秦灭前凉，苻坚特备安车蒲轮礼聘郭瑀进京，助其参定礼乐、文物诸重大事宜，“会父丧而止，太守辛章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28]。

例证二是隆遇王欢。

依《晋书》本列传:“王欢字君厚，乐陵人也。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闻朱买臣妻邪？’时闻者多晒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至幕容袭伪号，署为国子博士，亲就授经。迁祭酒。”

据此可知:乐陵人王欢志趣高远、专精好学，“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且能“守志弥固，遂为通儒”；正因如此，“至幕容袭伪号，署为国子博士，亲就授经。迁祭酒”，受到前燕统治者的礼遇。“国子博士”“国子祭酒”均为国子学之教官，当然亦为中央官学之高级教官，主掌国家的文教、礼仪等大事；国子学始设于晋武帝咸宁初年，它是一所专门培养高级显贵子弟的中央官学，其地位居于太学之上。所以，王欢能得到鲜卑慕容氏“署为国子博士，亲就授经。迁祭酒”的高级待遇，确实证明了其极受前燕统治者隆遇的基本情形。

闻知于此，当前秦后来灭前燕之后，苻坚即特遣使者以安车蒲轮征王欢为国子祭酒，同样让其主掌前秦国家的文教、礼仪等大事，极其礼遇。[29]

例证三是隆遇苏通、刘祥。

高平人苏通、长乐人刘祥二人均为硕学名儒，尤其分别精通“二礼”即《礼记》和《仪礼》。鉴于此，苻坚即以苏通为《礼记》祭酒，居于东庠；以刘祥为《仪礼》祭酒，居于西亭，事载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4·苻坚上》。苻坚在此专门为苏、刘二人分别创设“《礼记》祭酒”和“《仪礼》祭酒”二职，此举既彰显了苻坚对二位硕学名儒的仰慕和尊崇之情，也是苻坚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儒学学官制度的有力证明。[30]

例证四是隆遇韦逞之母宋氏。

此例证尤为典型。《晋书》卷96之《韦逞母宋氏》载宋氏“家世以儒学称。宋氏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乃父谓宋氏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又周公所制，经纪典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吾今无男可传，汝可受之，勿令绝世。”遵乃父嘱托，虽“属天下丧乱，(而)宋氏讽诵不辍”。据此可知:宋氏本以儒学世家出身，具有发展儒学素养的家世背景方面的有利条件，加之“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的特殊人生经历，遂使其初具《周官》学养，尤其是虽时当“属天下丧乱”之际，然其“讽诵不辍”。正由于宋氏谨遵乃父教诲而勤勉努力、坚持不懈地攻读、“讽诵”《周官》，所以其《周官》修养不断加深，渐次发展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周官》经义专家。

与不断发展自身儒学修养的同时，宋氏又从提高文化知识修养方面辛勤培养其子韦逞，难得的还在于即使身处危难之际，仍未中断对其子韦逞的教诲和培养，同传载“其后为石季龙徙之于山东，宋氏与夫在徙中，推鹿车，背负父所授书，到冀州，依胶东富人程安寿，寿养护之。逞时年小，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然纺绩无废”。即其明证也。宋氏勤苦治学、辛勤教养(其子)的感人事迹极大地感召了其“养护者”胶东程安寿，安寿经常仰天长叹:“学家多士大夫，得无是乎!”

正由于宋氏的不断教诲、栽培，韦逞的儒学修养与日俱增，遂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太常，主掌前秦国家的文教、礼仪等大政，得以重用。而后来正是通过太常韦逞和博士卢壶的“中介”，苻坚得以赏识而隆遇宋氏，史载:

坚尝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遗阙。时博士卢壶对曰:“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比年缀撰，正经粗集，唯《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以传授后生。”闻知此一情况后，苻坚诏令:“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缦而授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氏宋母焉。”[31]

据此又可得出四点体认:因宋氏之子韦逞时任前秦太常此一要职，由于公务之便与博士卢壶相交以至熟识，然后经韦逞之口，卢壶逐渐闻知和了解了韦逞之母宋氏，随即由卢壶出面直接向苻坚举荐了宋氏；而正是凭借博士卢壶的大力举荐，苻坚得以了解宋氏的情况，并及时采纳了卢壶的建议，此乃苻坚隆遇宋氏之由来。此其一。因宋氏年事已高，为了避免宋氏赴京“履职”时的艰难，防止路途上的意外发生，以确保《周官》礼制文化的正常传承，苻坚隆遇宋氏时十分明智地采取了因人而异式的较为优惠的政策，即“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且依照东汉大经学家马融授课的方式——“隔绛纱缦而授业”，即师生之间不经常近距离地接触，实行“宽松疏远”式教学，此乃苻坚隆遇宋氏之方式。此其二。苻坚不仅于宋氏之家立讲堂以传授《周官》文化，弘扬儒学，而且赐给宋氏“宣文君”此一十分尊崇之名号(依照中国传统的名号制度，“宣文”此一名号一般仅赐予极具文化修养者，而“君”之名号一般也仅限于授予修养高之男子)，此举真切地反映了苻坚极度仰慕儒学、极度尊崇儒士之热情，此乃苻坚隆遇宋氏之程度。此其三。正由于前秦王苻坚的鼎力相助和极度隆遇，经韦逞之母宋氏之竭忠尽智、竭诚奉献，遂使“《周官》学复行于世”，此乃苻坚隆遇宋氏之功效。此其四。

以上阐论的是苻坚崇儒的基本情形。最后还需指出，除了上举四条典型“人物个案”之外，苻坚对儒士出身的索泮、徐嵩、公孙永等人亦能给予一定的尊崇。据《晋书》卷115之《苻登传》附“索泮”条载:“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为冠族。泮少时游侠，及长，变节好学，有佐世才器。”苻坚闻知，叹曰:“凉州信多君子!”鉴于此认识，“(苻坚)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别驾”，予以尊崇。

徐嵩字元高，少以清白著称。苻坚举贤良，以为郎中，稍迁长安令。任长安令期间，贵戚子弟犯法者，徐嵩“一皆考竟，请托路绝”。坚甚奇之，谓其叔父成曰:“人为长吏，故当应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贰之才。”基于此，苻坚迁其为守始平郡。

公孙永字子阳，《晋书》卷94之《隐逸列传》载其“少儿好学恬虚，隐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垦植，则不衣食之，吟咏岩间，欣然自得，年余九十，操尚不亏”。可见其为一“儒素”(纯粹的儒士)。有鉴于此，“后苻坚又将备礼征之，难其年耆路远，乃遣使者致问”。公孙永亡后，苻坚深加悼念，且谥其号为“崇虚先生”，以示敬仰之情。另外，对襄阳名儒习凿齿苻坚亦能遣使致意。

总括以上所论，概言之，苻坚崇儒主要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隆遇儒士、优待儒生、劝督儒学、禁非儒学。

2.苻坚崇儒的有利条件

(1)苻坚崇儒，追根溯源，乃是受氐族本身之汉化使然，此乃苻坚崇儒之民族条件

氐族是历史较为悠久的一个少数民族，其种类繁多，或因居地而名之，如白马氐、武都氐、巴氐等；或因服饰而名之，如白氐、青氐等。至两汉时期，广汉郡和蜀郡的北部、汶山郡的东南部以及武都郡、陇西郡、天水郡、酒泉郡等地都成为氐人生活的地区，而其中的陇西郡、天水郡一带正是后来略阳苻氐诞生之地。

古今史家一般认为氐族的汉化较早，亦较深，《魏略·西戎传》载氐人的进化情况:“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其俗，语不与中国同，与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蒋福亚明确指出:“氐人是一个善于进取并吸收其他各族优秀文明的民族”；“总之，氐族是此时内迁各族中受汉族影响最深的一个，其发展变化都与汉文化密不可分”[32]。马建春亦言:“氐人是一个早已与汉人错居，知汉语、善田种的民族。”[33]

从经济生活方面考察，氐人主要集中居住于今西汉水、白龙江以及涪江上游的河谷地带，此一地带的自然形胜极有利于农耕生活。所以经过长期的定居生活之后，氐人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据《南史·西戎传》载，氐人“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绸绢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可见其经济生活已基本等同于汉人。

尤其是自汉武帝开武都郡、开通西南夷以来，氐人多次被迫迁入汉人集中居住区，被迫与汉族杂居；至汉、魏之际，氐人更集中居住于京兆、扶风、始平三郡，此三郡正是当时关中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所以说，随着氐人与汉人杂居范围的扩大，氐人汉化的进程亦不断加快，其汉化程度不断加深。也就是说，通过长期地与汉族的杂居交往，氐人早就掌握了汉族语言，而与汉族大体相似的经济生活又决定了氐族容易接受先进的汉文化；既然氐族是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少数民族，这当然也就决定了作为氐族一分子的苻坚具有崇儒的根基，此乃苻坚崇儒之根由(所在)。

(2)苻坚崇儒，与整个前秦苻氏家族较为深厚的汉文化水准的影响密不可分，此乃苻坚崇儒之家族条件

前秦苻氏亦名“略阳苻氏”，是指氐人中居住于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东南)的一支，其奠基者是苻洪。依《晋书·苻洪载记》，“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苻洪生于晋武帝太康六年(285年)，在“八王之乱”中长大，生逢乱世的人生经历促使其早立大志，较早地注意发展自己家族的势力。苻氏的发迹之路渊于苻洪枋头(今河南浚县)起兵，对此，《晋书》本载记载云:

属永嘉之乱，乃散千金，召英俊之士访安危变通之术。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为盟主。刘曜僭号长安，光等逼洪归曜，拜率义侯。曜败，洪西保陇山。石季龙将攻上邽，洪又请降。季龙大悦，拜冠军将军，委以四方之事。季龙灭石生，洪说季龙宜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季龙从之，以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处于枋头。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以洪为关内领侯将。

可见苻氏发迹于前赵，至后赵石虎统治时，苻氏已发展成为后赵政权中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随后，苻洪便独树一帜，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直到临终前，苻洪还在为苻氏的发展积极筹谋，告诫其子健曰:“所以未入关者，言中州可指时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胜，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晋书·苻洪载记》)

至苻健时，前秦正式建国，苻氏得以大发展，依《晋书·苻健载记》，“苻健字建业，洪第三子也。初，母姜氏梦大罴而孕之，及长，勇果便弓马，好施，善事人，甚为石季龙父子所亲爱”。其父洪死后，苻健击杀了仇敌麻秋，遵乃父遗言，积极筹措入关。然因当时关中形势的复杂变化，苻健顺时而变，先遣使献捷于东晋，且修好于晋将桓温，以等待时机成熟，伺机发展。晋穆帝永和五年(351年)，苻健称天王、大单于，年号皇始，国号“大秦”，且修缮宗庙社稷，置百官于长安，立其妻强氏为天王皇后，其子苌为皇太子，苌之弟雄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雍州刺史，其余封授各有差，由此宣告前秦政权已基本建立。

苻健建前秦后励精图治、积极治秦，“于是置来宾馆于平朔门以怀远人；起灵台于杜门；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而关右称来苏焉”[34]。苻健还令苻雄遣苻菁掠上洛郡，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徕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而当前秦政权初步稳固、“国用充足”之后，苻健便与东晋桓温决裂，双方大战于白鹿原，迫使桓温后撤，退回荆州。随后苻健又在子午谷大败前凉。由此，关中的形势大有好转，前秦的事业更加发展起来。惜不久苻健即因病而卒，年仅39!

接替苻健之位的是苻生。苻生是一个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臭名昭著的暴君，依《晋书》本载记，“生字长生，健第三子也。幼而无赖，祖洪甚恶之”。关于苻生暴秦的史实极多，其中许多行径已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如“生虽在谅暗，游饮自若，荒耽淫虐，杀戮无道，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锥钳锯凿备置左右。……”又:“……生剥牛羊驴马，活焰鸡豚鹅，三五十为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观之，以为嬉乐。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略尽，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情危骇，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支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计，至于截胫、刳胎、拉协、锯颈者动有千数。”

苻生的残暴行径大大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尤指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东海王苻坚在其兄法等人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终于推翻了苻生的统治，随即登位称王，从此掀开了前秦事业大发展的序幕。

由此可知:前秦苻氏在苻坚以前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苻洪奠秦、苻健建秦和苻生暴秦三个阶段。而苻氏的发展路径大体是:苻洪出生时(苻氏)已由武都郡一带迁至略阳临渭，至苻洪统治时始于枋头(今河南浚县)发迹；苻健时向西发展至关中一带，逐渐建立起前秦政权，而至苻坚时达于鼎盛，以至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由苻坚前苻氏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路径我们可以得出其与苻氏汉文化的逻辑关系于下——

苻氏祖居的略阳临渭一带历史上就是中原汉文化与西北羌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荟萃之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已使略阳苻氏较早地接受了中原汉文化的熏陶，马建春明确指出:“氐人中蒲氏一支，还在略阳时就已接受汉文化影响。蒲氏氐人较多地受到汉文化熏陶，是在其徙居中原以后。”[35]苻洪所发迹的枋头一带自远古以来就是汉文化(华夏文明)的极为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而由苻健开始正式建国并得以大力发展的关中地区，在周秦两汉时期正是汉文化的重心地区，更是周、秦、汉三朝之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中心之地。正由于如此，整个苻氏(家族)很早即接受了汉文化(此言之“文化”，乃是指广义的文化，内含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层次)的影响而具有程度不一的汉文化水平，诚如张先昌所言:略阳苻氏“该支氐族与汉族接触的较早，汉化程度很高。”[36]譬如苻洪时即立家学以抚育其子弟；苻健时修尚儒学；苻雄善兵书、懂政事，有“姬旦”之誉，这些都自然而然地直接影响到了苻坚崇儒。

(3)苻坚崇儒，与其本人的汉文化水平关系甚密，换言之，苻坚本身所具备的较为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为其崇儒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利的内部(主观)条件。

蒋福亚明确指出:“苻坚是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富有才气和谋略的一个人物。”[37]探究发现苻坚的汉文化修养具体表现为文学、史学、道德三个方面，而以史学为主。从逻辑等关系上考察，正由于苻坚自身具有较为丰厚的汉文化修养，遂使其继位之后能够大力实行崇儒之政。然因上述之“苻坚的汉文化修养”部分已有阐论，故此不述。

(4)苻坚崇儒，当与汉族士人王猛的治国方略的深刻影响和王猛本人的鼎力赞襄密不可分，此乃苻坚崇儒最重要、最有利、最直接的外部(客观)条件。

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也，家于魏郡，乃出身于今山东昌乐一带著名的汉族士人。就其文化及政治素养(尤指儒学修养及治国才干)，《晋书》本附传有一典型而概括的载评:

猛环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怀。少游于邺都，时人罕能识也。惟徐统见而奇之，召为功曹，遁而不应，遂隐于华阴山。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

考究此典型史载可得出以下几点体认:其一，由“环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之载论，可知王猛的文化修养极高(“博学好兵书”)，有政治理想(“气度雄远”)，且颇具儒家道德涵养(“谨重严毅”)；其二，由“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之载论，可知王猛的政治修养(才干)极高，即身怀经天纬地之才；其三，由“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怀。少游于邺都，时人罕能识也。惟徐统见而奇之，召为功曹。遁而不应，遂隐于华阴山”之载论，可知“出山”辅佐苻坚前之王猛实乃一准隐士，待机伺主，以实现其远大的政治抱负。

既然如此，闻知此情况后，凭吕婆楼的引见，王猛得以拜见苻坚，随即为苻坚所重用:“苻坚将有大志，闻猛名，遣吕婆楼招之，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晋书》卷114之《王猛附传》)

王猛既得重用，当然也就竭尽全力地为前秦苻坚献智献策，大兴改革，鼎力帮助苻坚治国理政，其中文教方面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尊崇儒学、广立学校，以精通儒学者为教官强化教学管理制度等，由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同附传概称:“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又:“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

实际上，前述诸多关于苻坚的崇儒之政中其中有许多都是由于直接接受了王猛的建议之后才颁诏的，在具体实行中又得到了王猛的大力支持，这方面典型的例证就是苻坚纳王猛之议禁老庄、图讖之学，行“独尊儒学”之举，此举的缘由和基本情况是:自汉、魏以来，讖纬之学大盛，进入十六国以后更是泛滥成灾，前秦苻氏对此也深信不疑。苻坚即位后，更有新平人王雕为邀功求赏，进呈图讖一套，其主要内容是恭维“苻氏应王”的说教，并针对当时民族观念强烈的情况，提出了逼迁汉族的建议，其言曰:

谨案讖云:“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圣讳也。又曰:“当有草付臣又土，灭东燕，破白虏，氐在中，华在表。”案图讖之文，陛下当灭燕，平六州。愿徙汧、陇诸氐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之于边地，以应图讖之言。

王雕此议进呈后，苻坚十分高兴，即拜其为太史令，予以延用。王猛闻知后则坚决反对此事，认为王雕此议乃是“为左道惑众，劝坚诛之”。由于王猛的据理力争，苻坚终于听信了王猛之言而杀了王雕。而且，为了表示禁断图讖之学的勇气和决心，在王猛的强烈建议之下，苻坚随即颁布了禁老庄、图讖之学的著名诏书。此外，前已述及，王猛卒后，因感念王猛“外修兵革，内崇儒学”之“遗风”，苻坚又即刻颁行了著名的于“四禁、二卫、长上将士”以及“阉宦女隶”之中置办儒学的诏令，明显地拓展了其崇儒之政的范围和领域，意义巨大。

(5)苻坚崇儒，还与此前之前凉、前赵、后赵等十六国前期政权统治者的崇儒之政的影响有关，此乃苻坚崇儒较为有利的历史(前朝)条件

前凉是由安定张氏建立的十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政权，从张轨到张天锡，共享国76年(301—376年)。前凉张氏于晋末中原大乱、儒学衰微之际，竟然多有崇儒之举，至为难得，司马光赞云:“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38]；陈寅恪有赞:“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39]《十六国春秋·前凉录1·张轨》载轨“……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征九郡胃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春秋行乡射之礼……”即为其崇儒之典型例证。同书之《前凉录3·张骏》载骏曾于咸康五年(339年)“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礼”；同书之《前凉录4·张重华》载重华曾于永和六年(350年)“宴群僚于闲豫堂讲论经义”；同书之《前凉录6·祁嘉》载嘉乃酒泉人也，“西至敦煌依学宫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厮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重华征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即使如张祚这样暴虐无道的前凉君主，也不怠慢儒学名士。

要之，晋末中原大乱，凉州因受战争影响最小(“唯凉州独安”)，还能保持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遂成为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重要文化区，儒学的发展、传播中心由洛阳迁至河西，程舜英赞其时“前凉儒学最盛”[40]；而在河西地区尤以敦煌的儒学最盛；“五凉”史专家赵向群更高度称赞前凉张氏的崇儒之举:“五凉，特别是前凉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可谓空前和不遗余力。”[41]

前赵也是乘晋末中原形势大乱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奠基者为匈奴刘渊。刘渊少好读书，师事上党一流儒士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且《史记》、《汉书》及先秦诸子之典籍无不综览。其子聪亦究通经史，兼通百家之言。周伟洲先生在论及汉、赵国统治者的汉文化时精湛地指出:“刘渊父子两代人大都在西晋的政治中心洛阳生活过一段时期，广泛与汉族名士、官僚往来，洞悉西晋王朝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这样，当他们即位后，才能轻而易举地承继汉、魏以来的文化制度，大力提倡和推行汉族文化。”又:“总之，从上述的情况看，汉国的文化基本上是承袭了汉、魏以来传统的汉族文化，在语言、文字、文学、史学、艺术、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无不渗透了汉族文化思想，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42]

刘渊之侄刘曜的崇儒之政尤为明显。依《晋书》卷103之《刘曜载记》，建前赵伊始，刘曜即“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曜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同载记亦载:“刘曜命其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司空刘均举参军台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东堂，访以政事。……拜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

此载之董景道《晋书》之《儒林传》有其传，且载其“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读诵，略不与人交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可知乃为其时之著名儒士，其儒学修养极为深重；刘曜擢其为崇文祭酒(此职前所未有，似为刘曜专为董景道所设)，足见其对儒学名士的高度尊崇!

建立后赵的石勒非常尊崇儒学，称赵王后即立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学官予以管理；后来亲自去太学和诸小学考查学生经义，并按经学程度的不同分别给予赏赐；直到临崩之际，他还令各郡国立学官，每郡令置博士、祭酒各一人，学生一百五十。然因其详情已于上述“石勒与汉族士人”部分做过阐论，故此不赘述。

石勒族侄石虎虽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君，“但也懂得要利用儒学去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一方面承袭周、秦以来对官吏实行的三载考绩制度……另一方面‘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学宫’。据此，可知羯族石氏一家也是推崇儒学并沿用汉、魏旧制去治国安邦的”。[43]

综上，我们从两大方面阐论了苻坚崇儒此一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谈古论今，探究此一历史问题，对当今我们大力开展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壮举也必将产生较大的启迪，正如李中华所论:“在21世纪初，我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将对人类发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并对人类社会健康合理生存产生深远影响。我们知道，‘和谐’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的大量有意义的思想资源。”[44]

最后还需对苻坚崇儒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做以简论。概言之，一方面，苻坚崇儒于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异常重要，它远承汉魏晋统治者的崇儒之政，近承十六国前期前凉、前赵、后赵诸政权统治者的崇儒经验，下启十六国后期后秦以至整个北朝时期统治者之崇儒；因苻坚崇儒，遂使前秦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项事业均有了长足的发展，由此奠定了前秦强盛而统一北方的坚实根基，当然因苻坚之崇儒，由此直接推进了前秦教育的颇为可观的良性发展态势，所以其在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史上的意义尤为巨大。然另一方面亦须指明:苻坚崇儒，从时间段考究，主要是在其统治的全盛期之所为(上引史实的时间段是从357年到375年即为明证)，也就是说，苻坚崇儒，主要是在其376年统一北方之前之所为，此后此举便甚少了(尤其淝水惨败后更少)，事实上此后的苻坚除崇儒外(此后的崇儒仅为继承旧例而无创新之处，所以史载甚少)，又倾心于崇佛(沙门释道安深受礼遇即其明证。关于苻坚崇佛，可参阅丁宏武、靳婷婷《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一文中的相关阐论，载自《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故而呈现出儒、佛并重的局面。此乃苻坚崇儒的严重局限。

【注释】

[1]《儒学与中国政治》，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2]《儒学与中国政治》，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7页。

[3]《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56年，第2505页。

[4]《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6页。

[5]同上，第73页。

[6]张岂之总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7]《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8]《后汉书·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831页。

[9]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0页。

[10]《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

[11]《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20页。

[12]《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

[13]《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14]王子今、方光华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另外，李中华亦认为，西晋政权建立伊始，即使用儒学隆礼作乐，以为新朝楷模，并使之成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详参《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8—61页。

[15]《晋书·礼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

[16]严可均辑:《全晋文》卷3之《责成二千石诏》，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页。

[17]《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4—65页。

[18]《晋书·傅玄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9—1320页。

[19]《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5、77页。

[20]《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对儒学和学校事业的重视》，《历史教学》1983年第9期。

[21]《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2页。

[22]《资治通鉴·卷100·晋纪22》，中华书局，1956年，第3167页。

[23]《资治通鉴·卷101·晋纪23》，中华书局，1956年，第3188页。

[24]《晋书·苻坚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888页。

[25]《资治通鉴》“晋哀帝隆和元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3191页。

[2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3，中华书局，1956年。

[27]严可均辑:《全晋文》(下)，商务印书馆，1999年。

[28]《晋书·卷94·郭瑀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

[29]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4·苻坚中》对此载云:“(苻坚)以安车蒲轮征隐士乐陵王欢为国子祭酒。坚雅好文学，英儒毕集，纯博之精，莫如欢也，终于太子少傅。”可见正是由于苻坚对王欢极其礼遇(先任“国子祭酒”，后迁至“太子少傅”)，因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轰动效应，即“英儒毕集”。

[30]自汉武帝创设太学以来，太学之学官一般定为“五经博士”“五经助教”“太学博士”“博士祭酒”等名号，其名号的“宽泛性”较强，执掌广泛；自晋武帝设国子学以来，国子学之学官一般定为“国子博士”“国子祭酒”“国子助教”等名号，其名号的“宽泛性”亦较强，执掌亦较广泛；后赵石勒曾增设“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经学祭酒”等学官，从而初步拓展了传统儒学学官的名目，意义较大；而正是在后赵石勒时期学官制度的基础上，前秦苻坚又进一步拓展了传统儒学学官的名目，即于“经学祭酒”之外增设“《礼记》祭酒”和“《仪礼》祭酒”，此举无疑更加助推了中国传统儒学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古代教育管理史、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史上意义巨大。

[31]《晋书·卷96韦逞母宋氏》，中华书局，1974年，第2522页。

[32]《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4页。

[33]《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两晋十六国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34]《晋书·苻健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871页。

[35]《中国少数民族通史·西晋十六国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36]《试析苻坚实行汉化和戎民族政策的主客观因素》，《许昌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

[37]《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38]《资治通鉴》卷123，中华书局，1956年。

[3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19页。

[40]《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4页。

[41]《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2页。

[42]《汉赵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186页。

[43]罗宏曾:《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对儒学和学校教育事业的重视》，《历史教学》1983年第9期。

[44]《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