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姚兴用人的主要失误

(二)姚兴用人的主要失误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用人之道(为后世所称道)外，从另一方面考察发现:姚兴用人明显地存在三大失误，从而对后秦政局产生了十分重大的不利影响，现逐一述论之。

1.从后秦朝廷内部的统治形势考察，因姚兴过于宠信姚弼，又屡次拒纳诸皇子及直臣之谏，遂致皇室大乱

史载姚兴有子十三，即姚泓、姚懿、姚弼、姚洸、姚宣、姚谌、姚愔、姚璞、姚质、姚逵、姚裕、姚国儿、姚耕儿(亦名国儿)。弼虽为兴之第三子，却最受父皇宠爱，曾官居尚书令、侍中、大将军三大要职，实掌后秦国家的行政决策和对外征战等大政，权位显赫一时。

自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年)姚泓被立为皇太子之后，姚兴诸子之间围绕着皇太子的权位问题即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其中最先争夺储君之位的正是姚弼。姚弼图谋夺嫡争位，大致起于其任雍州刺史之时。弘始十三年(411年)，姚兴析岭北五郡(安定、平凉、平原、陇东、新平)之地而置雍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以姚弼出任雍州刺史。安定既是后秦肇基之地，又是后秦统治中心长安连接关陇的要冲，战略地位极其显著，所以说，使姚弼出任雍州刺史镇守此地，充分说明姚兴对姚弼的十分信任。然姚弼受任不久，却常谋划返回长安之事，且开始广树党羽，谋乱皇室，其典型史载是:(www.guayunfan.com)初，天水人姜纪，吕氏(指后凉吕氏)之叛臣，阿谄奸诈，好间人之亲戚。兴子弼有宠于兴，纪遂倾心附之。弼时为雍州刺史，镇安定，与密谋还朝，令倾心事常山公显，树党左右。至是，兴以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既居将相，虚襟引纳，收结朝士，势倾东宫，遂有夺嫡之谋矣。[16]

据此可知姚弼谋乱夺嫡之心早已有之。为了准备夺嫡，姚弼排挤、陷害太子宠臣姚文宗:“姚文宗有宠于姚泓，姚弼深疾之，诬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为证。兴怒，赐文宗死。是后群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17]

除掉政敌姚文宗后，加之父皇姚兴当时已年老多病，神志有些恍惚；而且姚弼的最大政敌皇太子姚泓“孝友宽和而无经世之用，又多疾病”。在此情形下，姚弼谋反夺位之野心更形膨胀，已开始准备直接发动武装政变了:“弼宠爱方隆，所欲施行，无不信纳。乃以璧人尹冲为给事黄门侍郎，唐盛为治书侍御史，左右机要，皆其党人，渐欲广树爪牙，弥缝其阙。”[18]

危难之际，后秦统治集团内部有见识者率多建言，极谏姚兴稍夺姚弼威势，以绝后患，甚或不惜以死相求——

当时姚兴的宠臣尚书右仆射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三人首先伺机问难于姚弼，建议姚兴说:“父子之际，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犹父子，臣等理不容默。并后匹嫡，未始不倾国乱家。广平公弼奸凶无状，潜有陵夺之志，陛下宠之不道，假其威权，倾险无赖之徒，莫不鳞凑其侧。市巷讽议，皆言陛下欲有废立之志。诚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诏。”然而梁喜等三人的慷慨陈词并未引起姚兴的重视:史载姚兴闻知此议后质问道:“安有此乎？”对此，尹昭等继续劝谏，其言曰:“若无废立之事，陛下爱弼，适所以祸之，愿取其左右，灭其威权。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庙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对此姚兴的态度仍未改变:“兴默然”[19]之史载说明姚兴其实拒纳梁喜、尹昭等三人之谏!

尹昭初次劝谏失败后并不气馁，不久便继续谏言姚兴:“广平公弼恃宠不虔，阻兵怀貮，自宜置之刑书，以明典宪。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夺威权，使散居藩国，以纾窥愈之祸，全天性之恩。”[20]尹昭此次切谏，注意改变了上次劝谏的方式(上次劝谏，尹昭等人还将发难目标指向了姚兴，所谓“市巷讽议，皆言陛下欲有废立之志”，可以说惊动了皇帝龙驾，所以说从个人情感方面透析，姚兴拒纳此谏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可言)，将进攻矛头直接对准当事人姚弼，一方面严厉指出了姚弼“恃宠不虔，阻兵怀貮”的谋乱事实，故而建议姚兴对此应该“置之刑书，以明典宪”，即绳之以法，严厉处置，但另一方面，尹昭也注意到了姚兴与姚弼的父子情深关系，所以建议姚兴“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夺威权，使散居藩国，以纾窥愈之祸，全天性之恩”，即若有碍于父子纲常伦理之道，不便深咎，也可采取缓和(温和)的处置方式，即“且可削夺威权，使散居藩国”，以保全父子天性之恩。

尹昭的此次劝谏，因事先注意到了讽谏方式，矛头专指谋乱者姚弼，又给姚兴留足了皇帝龙颜(在尹昭看来，若实在“若含忍未便加法”，可实行第二种较为温和的处置方式)，所以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史载本次疏谏上呈姚兴御览之后，姚兴一时没法定夺，便问宠臣之一的梁喜说:“卿以为何如？”喜曰:“臣之愚见，如昭所陈。”显然，梁喜也坚决支持尹昭的提议。正是在此情形之下，姚兴基本上纳取了尹昭的第二种“谏议”，即“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实则其一确实是‘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其二也是为了‘全(父子)天性之恩’而“含忍未便加法”)，免其尚书令，以将军、公就第。”实则姚兴此举乃迫不得已之所为，即仅仅表示了一下政治姿态而已，并未对姚弼予以真正的处罚!

而且，事实是后来姚兴更明显地拒纳尹昭之谏:因姚兴听信姚弼谄言，收捕皇子姚宣，且派遣姚弼率三万大军镇守秦州重地，“尹昭言于兴曰:‘广平公与皇太子不平，握强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讳，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乱者，陛下之谓也。’兴弗纳”[21]。

其实，除尹昭、梁喜等姚兴身边的宠臣外，后秦朝廷内的一些正直之臣也都纷纷直言上疏，劝谏姚兴惩治姚弼，譬如，“先是，大司农窦温、司徒左长史王弼皆有密奏，劝兴废立。兴虽不从，亦不以为责。抚军东曹属姜虬上疏曰:‘广平公弼怀奸积年，谋祸有岁，倾谄群竖为之画足，衅成逆著，取嗤戎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圣朝之乱，起自爱子。今虽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党犹繁，扇惑不已，弼之乱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绝祸始。’兴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儿为口实，将何以处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决。’兴默然。”[22]

在此，姜虬引“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之典故，认为“圣朝之乱，起自爱子”，有鉴于此，“宜斥散凶徒，以绝祸始”，清除姚弼谋乱势力。对于姜虬之谏，姚兴问及宠臣梁喜后仍然做出了默然不语的诏报，显然对于姜虬之谏，姚兴如同对待窦温、王弼之谏那样，并未纳取。

正是在父皇“全天性之恩”的宽厚态度的怂恿之下，加之父皇又重病缠身，所以，皇三子姚弼党羽的谋乱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兴疾笃，其太子泓屯兵于东华门，侍疾于谘议堂。姚弼潜谋为乱，招集数千人，被甲伏于其第。”[23]显然，姚弼之乱形将爆发，后秦的内廷形势已十分严峻!

对于姚弼谋乱，姚兴诸皇子的意见不一，十一子姚裕、二子姚懿、四子洸、六子谌等态度明确，坚决反对姚弼(谋乱)，拥立太子姚泓:“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诸藩，论弼逆状。懿流涕以告将士曰:‘上今寝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广平公弼拥兵私第，不以忠于储宫，正是孤循义亡身之日。诸君皆忠烈之士，亦当同孤循斯举也。’将士无不奋怒禳袂曰:‘惟殿下所为，死生不敢贰。于是尽赦囚徒，散布帛数万匹以赐其将士，建牙誓众，将赴长安。镇东(将军)、豫州牧姚洸起兵于洛阳，平西(将军)姚谌起兵于雍，将以赴泓之难。’后来，“懿等闻兴疾瘳，各罢兵还镇。懿、恢(兴从子)及弟谌等皆抗表罪弼，请致之刑法，兴弗许”[24]。

鉴于父皇拒纳谏言的现实，姚懿、姚洸、姚宣(五子)、姚谌、姚裕诸皇子联合起来，共同极谏乃父姚兴，以处置姚弼谋乱，《晋书》之《姚兴载记下》载云:“时姚懿、姚洸、姚宣、姚谌来朝，使姚裕言于兴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陈。’兴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论，陛下所宜垂听。若懿等言违大义，便当肆之刑辟，奈何拒之!’于是引见(于)谘议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圣起基，陛下以神武定业，方隆七百之祚，为万世之美，安可使弼谋倾社稷。宜委之有司，肃明刑宪。臣等敢以死请。’兴曰:‘吾自处之，非汝等所忧。’”[25]很清楚，姚兴又一次拒绝了诸皇子的正确建议。

也正是凭借父皇的不断迁就，姚弼的政治野心愈益膨胀，他竟然陷害并唆使姚兴处置了姚宣等兄弟，而姚兴对姚弼则愈益信任，更加加重了其威权:“弼恨姚宣之毁己，遂谮宣于兴。会宣司马权丕至长安，兴责丕以无匡辅之益，将戮之。丕性倾巧，因诬宣罪状。兴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狱，而使弼将三万人镇秦州。”[26]不仅如此，此后姚兴还在后秦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时继续委任于姚弼，如，当赫连勃勃率大军进攻杏城之时，姚兴当即派遣姚弼率师救之；姚兴至北地，姚弼即驻军于三树，以行守卫之责；而当姚兴返回京师长安时，又事先令姚弼及敛曼嵬率军向新平进发，以相呼应。以上这些举动无疑均体现了姚兴对姚弼的继续赏识和信任。

仰仗姚兴的皇威翼护，姚弼羽翼丰满之后，公然“称疾不朝，集兵于第”，且指使其亲信尹冲等“欲随兴入殿中作乱”，计划正式发动宫廷政变，夺取皇太子之位。直到此时，姚兴始有警悟，加之出现灾异及太子姚泓的恳求“逊位”等异常情况，这才促使姚兴终于下令捕收姚弼，《晋书》本载记对此载云:“时白虹贯日，有术人言于兴曰:‘将有不祥之事，终当自消。’时兴药动，姚弼称疾不朝，集兵于第。兴闻之怒甚，收其党殿中侍御史唐盛、孙玄等杀之。泓言于兴曰:‘臣诚不肖，不能训谐于弟，致弼构造是非，仰惭天日。陛下若以臣为社稷之忧，除臣而国宁，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于)刑戮者，乞听臣守藩。’兴惨然改容，召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于谘议堂，密谋收弼。时姚绍屯兵雍城，驰遣告之，数日不决。弼党凶惧。兴虑其为变，乃收弼，囚之中曹，穷责党与，将杀之。泓流涕固请之，乃止。兴谓梁喜曰:‘泓天性平和，性少猜忌，必能容养群贤，保全吾子。’于是皆赦弼党。”

尽管姚兴对姚弼谋乱的处理长期地持颇为犹豫、迁就默认的态度，但事已至此，姚兴再也不阻止臣僚继续揭发姚弼的罪行，并明智地于弘始十八年(416年)临崩之际颁诏将姚弼赐死，以绝后患。尽管姚兴最后是收捕并赐死了叛臣逆子姚弼，但对其党羽却大行赦免；而且尽管姚弼已被赐死，但其长期以来的谋乱行为业已给后秦政局(尤指皇室内部)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所以说，过于宠信姚弼、屡次拒纳直臣、皇子之谏而不及早罢黜姚弼威势，遂致皇室内乱，此乃姚兴用人之一大失误也!

2.从后秦的北部统治形势考察，因姚兴过于信用赫连勃勃，又数次拒纳姚邕之谏，于是给后秦国家酿成了十分严重的北部边患

赫连勃勃(？—425年)字屈孑，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裔，前赵刘渊之族也。据《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载:“(其)父卫辰入居塞内，苻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于代来城(今内蒙古东胜西)。及坚国乱，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391年赫连卫辰被北魏将士攻杀之后，其第三子赫连勃勃于是投奔叱干部；不久便被送于姚兴高平公没奕于处，没奕于以其女妻之，加以礼遇。

正是由于高平公没奕于的引见，赫连勃勃始得以拜见姚兴。姚兴初次接见，竟以“美风仪”(仪表堂堂)为由特别重用了赫连勃勃:“勃勃身长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辨慧，美风仪。兴见而奇之，深加礼敬，拜骁骑将军，加奉车都尉，常参军国大议，宠遇逾于勋旧。”[27]可知姚兴对赫连勃勃的确是因貌取才而赏识器重，一下子将其拜为高级军官，且参议朝政，极其礼遇!针对姚兴如此的贸然之举，姚兴之弟姚邕即进言劝谏:“勃勃天性不仁，难以亲近。陛下宠遇太甚，臣窃惑之。”对此，姚兴辩解说:“勃勃有济世之才，吾方收其艺用，与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遗憾的是，姚兴不仅未能纳取姚邕之谏，反而加重了赫连勃勃的威权，以其为安远将军，封阳川侯，“使助没奕于镇高平，以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之，使为伐魏侦候”[28]。即盲目地让赫连勃勃统大军协助高平公没奕于镇守高平(今宁夏固原)要地，以伐北魏。

有鉴于此，姚邕再行劝谏，同载记载“姚邕固谏以为不可。兴曰:‘卿何以知其性气？’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众残，贪暴无亲，轻为去就，宠之逾分，终为边害。’兴乃止。顷之，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今陕西榆林西)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可知令人痛心的是，姚邕此次苦谏仍未得到姚兴的重视和采纳，不仅如此，姚兴更加加重了赫连勃勃的威权，除了原任之“将军”名号未变之外，又加上了“持节”和“五原公”的崇高军职以及爵位，且使其“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①，即让其兼领二万余落杂虏，独立地镇守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黄河南岸)此一战略要地，此即说明姚兴对赫连勃勃的信任度又提高了。

既然匈奴后裔赫连勃勃不断得到姚兴的赏识和器重，那么，他对后秦国家及姚兴本人的政治回报又是如何呢？还在刚被委任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之初，“时河西鲜卑社仑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于而并其众，众至数万”。据此可见:赫连勃勃刚被又一次重用，就露出了恩将仇报的丑恶嘴脸，“袭杀没奕于(为当初赫连勃勃的救命恩人)而并其众，众至数万”。其具体情况是，还在后秦弘始九年(407年)，赫连勃勃即于朔方一带扩张自己的兵力，准备与后秦开战；还是于当年，赫连勃勃率部截取了鲜卑社仑部原本献于后秦的战马八千匹，又以围猎为名，袭杀没奕于于高平川，并其部众。

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年)，在“袭杀没奕于而并其众”从而扩展了自己的军事势力之后，赫连勃勃觉得自己的羽翼已经完全丰满，于是公然建立“大夏”国家，自号“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署置百官，以此正式宣告与后秦姚兴决裂，并且马上派兵直接进攻后秦:“其年(即义熙三年建‘大夏’那年)，讨鲜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众万数千。进讨姚兴三城以北诸戍，斩其将杨丕、姚石生等。”不仅如此，赫连勃勃还十分狂妄地制定出了打败后秦、侵占其岭北、河东广大地区以致最后攻占长安的长远发展计划:“……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今陕西礼泉县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儿，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赫连勃勃不仅是这样大肆宣扬的，而且旋即采取军事攻势，开始将其狂妄计划落到实处:“于是侵略岭北，岭北诸城门不书启。”①显然，后秦的岭北(地区)形势更加严峻了!

直到此时，姚兴始有警觉，仰天长叹曰:“吾不用黄儿(姚邕小字黄儿)之言，以至于此。”但为时太晚，此后，赫连勃勃对后秦的军事进攻与日俱增，后秦国家的政治、军事危机日益加深，譬如弘始十一年(409年)，贰城(今陕西黄陵县东南)之战，赫连勃勃大败由姚兴亲率的后秦军队；从弘始十三年开始，赫连勃勃对后秦关陇地区的进攻态势步步加紧，赫连勃勃先与姚兴将领张佛生战于青石原，大败之，俘斩将士五千七百人，继之俘斩姚兴将领齐难部属七千余人，接着于木城擒获齐难，俘斩其将士一万三千人及戎马万匹；又亲率二万骑兵至五井，掠平凉杂胡七千余户以配后军，进据依力川；继攻姚兴将领姚寿都于清水城，败之，寿都逃奔上邽，徙其一万六千余家于大城；尤其是本年，赫连勃勃亲率骑兵三万攻安定，与姚兴将领杨佛嵩大战于青石北原，大败之，降其众四万五千，并获戎马二万匹；又攻姚兴将领姚逵于杏城(今陕西黄陵县)，历经二旬，克之，擒拿姚逵及其部将姚大用、姚安和、姚利仆、尹敌等，坑没士卒二万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因姚兴错用赫连勃勃，遂致后秦国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北疆军事危机，而且，后秦中、北部及东部广大地区逐渐也为赫连勃勃的大夏国家所占有②，这一切加速了后秦的衰亡，此乃姚兴用人方面最大的失误也!

3.从后秦国家的西北统治形势考察，因姚兴轻信鲜卑人秃发傉檀，又拒纳韦宗、胡威等人之谏，遂致秃发傉檀与胡人沮渠蒙逊等势力在河西一带长期争战，终启后秦的西北边患

秃发傉檀(365—415年)为南凉主秃发乌孤之幼弟，《晋书》卷126之《秃发傉檀载记》载其“少机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谓诸子曰:‘傉檀明识干艺，非汝等辈也。’是以诸兄不以授子，欲传之于傉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军国大事皆以委之”。可见其少有才器，深受诸兄重用。傉檀即位后，即改元弘昌，称“凉王”，又修乐都城，巩固政权。

傉檀即位不久，姚兴即遣使拜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实则是以此行笼络和督摄之举，而傉檀则大筑乐都城以相颉，双方呈现对峙状态，具体来说，姚兴当时派遣将领齐难率部众迎吕隆于姑臧，傉檀则摄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但因关中地区当时后秦姚兴的势力大盛，不久，傉檀即改变方略，主动“聘于兴”，密谋以姚兴为依托图取河西，待机而发；也就是说，面对当时河西地区错综复杂的形势，南凉主傉檀采取了进一步结好后秦的对外策略，以与邻近之强敌北凉沮渠氏相抗衡，对此史载:

傉檀以姚兴之盛，又密图姑臧，乃去其年号，罢尚书丞、郎官，遣参军关尚聘于兴。兴谓尚曰:“车骑投诚献款，为国藩屏，擅兴兵众，辄造大城，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设险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卫众，预备不虞。车骑僻在遐藩，密迩劲寇，南则逆羌未宾，西则蒙逊跋扈，盖为国家重门之防，不图陛下忽以为嫌。”兴笑曰:“卿言是也。”[29]

考究此史载可知:傉檀一心想通过后秦谋取河西重镇姑臧，便遣其参军关尚向姚兴致聘，姚兴开始还表示怀疑，但通过一番征问得到关尚“诚心”表白之后，姚兴很快便打消了怀疑的念头，而这就导致姚兴随即重用了傉檀，从而揭开了后秦西北统治形势日趋严重的序幕，史载:

傉檀遣其将文支讨南羌、西虏，大破之。上表姚兴，求凉州，不许，加傉檀散骑常侍，增邑二千户。傉檀于是率师伐沮渠蒙逊，次于氐池。蒙逊婴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还。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兴乃署傉檀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镇姑臧。[30]

考究此史载可知:在初步打消了姚兴的顾虑之后，傉檀便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迅速击败了周围势力弱小的少数民族部众，随即向姚兴提出了“求凉州”(欲任凉州刺史)的狂妄要求(第二次索求)。对傉檀的此一想法，姚兴起初头脑较为冷静，当即予以拒绝，仅“加傉檀散骑常侍，增邑二千户”而已(“加傉檀散骑常侍”说明此处之“散骑常侍”仅为加官名号，实权不大)。然不久因“(傉檀)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第三次索求)，姚兴即被其愿意投归之“诚心”所感动，乃署傉檀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镇姑臧。姚兴此举说明他已完全信任傉檀了，所以才给予其“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等一系列位高权重之职，当然，傉檀也就如愿以偿了!

傉檀虽深受姚兴重用，然其内心仍贰于姚兴，实则为一地方独立势力；他虽受制于后秦姚兴，“然车服礼章一如王者”。对傉檀此举，姚兴也曾有所发现，并派遣使者“观衅”，但姚兴最后还是小瞧了傉檀的实际势力，这就错过了戒备、限制傉檀政治、军事势力发展的最后一线机会，给后秦在西北的统治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此，史载较为精详:

姚兴以傉檀外有阳武之败，内有边、梁之乱，遣其尚书郎韦宗来观衅。傉檀与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当指傉檀)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岂足为多也!”宗还长安，言于兴曰:“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傉檀权诈多方，凭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兴曰:“勃勃以乌合之众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宗曰:“形移势变，终始殊途，陵人者易败，自守者难攻。阳武之役，傉檀以轻勃勃致败。今已大军临之，必自固求全，臣窃料群臣无傉檀匹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其利。”兴不从，乃遣其将姚弼及敛成等率步骑三万来伐，又使其将姚显为弼等后继，遣傉檀书云:“遣尚书左仆射齐难讨勃勃，惧

考究此段典型史载，可得出如下体认:从“傉檀与(韦)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之史载来看，傉檀此时的真正独树一帜(即摆脱后秦姚兴控御)、自行发展的态势已相当明显，而通过一番谈论，韦宗当然也已体察出了此点，故而认为傉檀实非由余、日所比之人(历史上的由余、日后来为中原王朝统治者所统属，而傉檀实则不然，他不愿为后秦姚兴所统属)。有鉴于此，返回长安之后，韦宗即向姚兴建议，应对河西的傉檀实行羁縻之策，即实行笼络、利用的政策，这是因为河西“凭山河之固”，加之“傉檀权诈多方”，所以“未可图也”。对韦宗的真知灼见姚兴并不以为然，认为“勃勃以乌合之众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这就是说，在姚兴看来，连赫连勃勃那样的军事势力都能打败傉檀，那么，我后秦以“天下之兵”败傉檀绝无任何问题!此其一。

在此情形之下，韦宗并未灰心丧气，他继续向姚兴申论自己对傉檀的见解，他引“形移势变，终始殊途，陵人者易败，自守者难攻”之典故，以为“阳武之役，傉檀以轻勃勃致败”，所以，即使“虽以天威临之，未见其利”，因为“臣窃料群臣无傉檀匹也”。但最后姚兴还是未纳取韦宗的正确建议，而是“乃遣其将姚弼及敛成等率步骑三万来伐，又使其将姚显为弼等后继”，即对羽翼丰满了的傉檀实行强硬的进攻政策，从而导致河西的政治、军事局势更加复杂和严峻起来，遂使后秦的西北边患更加严重。此其二。

其实，早在姚兴署傉檀为凉州刺史而令原凉州刺史王尚返回长安之初，凉州申屠英等二百余人共推凉州主簿胡威到长安拜见姚兴，请求挽留王尚，见姚兴并不纳取此议，胡威便痛哭流涕地向姚兴申述说:

“臣州奉国五年，王威不接衔胆栖冰孤城独守者，仰恃陛下威灵，俯仗良牧惠化，忽违天人之心，以华土资狄；若傉檀才望应代，臣岂敢言?窃闻乃以臣等贸马三千匹、羊三万口，如所传实者，是为弃人贵畜。苟以马供军国，直烦尚书一符，三千余家，户输一匹，朝下夕办，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昔汉武倾天下之资开建河西，隔绝诸戎，断匈奴右臂，所以终能屠大宛王毋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门、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资之狁，忠诚华族弃之虐虏!非但臣州里涂炭，惧方为圣朝旰食之忧。”[31]

胡威之言可谓慷慨陈词，一语中的，明确地指出了若以傉檀为凉州刺史而令原凉州刺史王尚返回长安，则会出现“非但臣州里涂炭，惧方为圣朝旰食之忧”的极其严重的后果。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姚兴并未纳取胡威之谏(当然亦须指出，姚兴在胡威哭诉后不久也曾表示反悔之情，欲重诏挽留王尚，然为时已晚，当时傉檀与其镇南将军文支已率三万部众在五涧即今甘肃武威市南与王尚进行了交接)，结果果然不出胡威所料，傉檀等一行一进入姑臧，马上就与北凉沮渠氏连年交战，遂使整个河西的形势大乱。后人以傉檀“至拱手而得姑臧，为计得矣”[32]一语而仰天长叹!此亦为姚兴用人之一大失误也，历史的教训很值得后人汲取!

【注释】

[1]《晋书·尹纬附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004页。

[2]同上，第3004—3005页。

[3]《晋书·苻登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953—2954页。

[4]《晋书·尹纬附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005页。

[5]《晋书·姚兴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79页。

[6]《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5页。

[7]《资治通鉴·卷112·晋纪34》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3527—3528页。

[8]《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8—219页。

[9]后秦乃陇右羌人所建，所以，羌族豪右尤其是“姚羌”始终在后秦政权中居于显贵的地位，势高权重，譬如，早在皇初二年即395年，姚兴即颁诏以姚崇为齐公、姚显为常山公、姚靖为征南将军，参与军国大政，参见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51《后秦录》，商务印书馆，388页，1937年《国学基本丛书本》。

[10]戴晓刚:《晋武帝用人初探》，《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1]《晋书·姚兴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80页。

[12]《晋书·姚兴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84—2985页。

[13]严可均辑:《全晋文》(下)，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70页。

[14]严可均辑:《全晋文》(下)，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71页。

[15]同上。

[16]《晋书·姚兴载记》(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2995页。

[17]同上，第2997页。

[18]《晋书·姚兴载记》(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2998页。

[19]同上。

[20]同上，第2999页。

[21]《晋书·姚兴载记》(下)，中华书局，1974，3001页。

[22]同上，第2999—3000页。

[23]《晋书·姚兴载记》(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2998页。

[24]同上，第2998—2999页。

[25]同上，第2999页。

[26]《晋书·姚兴载记》(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3001页。

[27]《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2页。

[28]同上。

[29]《晋书》卷126之《秃发傉檀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3148—3149页。

[30]同上，第3149页。

[31]《晋书·姚兴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86页。

[32]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本:《读史方舆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三》，中华书局，2005年，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