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沙盘

西汉私藏考述

一、西汉私藏考述

两汉前后四百余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教育发达，文化普及[12]，学术研究相对自由，凡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才艺的人，均可著书立说、写诗作赋，两汉除经解著作成就卓著[13]外，其它如史籍、诸子、文学、字书、科技、艺术、宗教等名著也层出不穷，如《史记》、《别录》、《七略》、《列女传》、《汉书》、《风俗通义》、《东观汉记》、《新语》、《新书》、《春秋繁露》、《淮南子》、《太玄经》、《论衡》、《申鉴》、《潜夫论》、汉赋、乐府诗、《古诗十九首》、《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胜之书》、《周髀算经》、《伤寒杂病论》、《太平经》等等，真乃百花齐放，争妍斗奇。学校林立，读书人增多，需要书籍者也日益增加，因而催生了众多的藏书家，其中有姓名可考者达二、三十人，而不知姓名者则更多，因为他们的事迹，由于不符合封建史家记述的标准，所以名不见经传，但是他们在传承中华典籍与文化的过程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西汉私家藏书，在汉前期因齐鲁之地儒学有深厚基础，所以传播《六经》较为普遍。楚汉相争进入尾声，刘邦率兵围鲁，鲁中诸儒，依旧讲诵着礼乐，传播着儒家文化。《汉书·儒林传序》云：“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兴)，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上述记载说明，此时在今天山东一带私家藏书甚为普遍，所藏书籍大抵为《六经》之属。

当时，作为个人真正能够大规模的藏书，还应属汉朝贵族、政府高官以及特殊士人，这些贵族大员凭藉其特殊的地位和殷实的财力，加上他们喜书好学，从而成为藏书大家。其中藏书丰富、事迹可考者有：

阳庆(约前250—约前180)，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做过普通官吏，家境殷实，精通医药之学，家藏医书颇多。《史记·仓公列传》记载：仓公述同郡阳庆家藏医书，道：“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阳庆自谓)家给富，心爱公(指仓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秦焚书灭学，医药之书不去，故这些治病救人之珍贵医籍被保存下来。因阳庆无嗣，故其将所藏皆赠予仓公，仓公继承其医技药典，继续保藏传播。(www.guayunfan.com)仓公(约前209—?)，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文帝时名医，本名淳于意，曾任齐太仓令，故名仓公。其藏书事迹，《史记》本传载称：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受其(指阳庆)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尝已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由是而知，仓公所藏医书，皆来源于阳庆所赠，仓公刻苦力学，反复实践，最终成为当时的名医，他不仅继承了医技，而且继续保藏、传播这些医籍药典。

伏生(约前268—约前178)即伏胜，西汉济南(今山东章丘南)人，名胜，字子贱。曾经做过秦朝的博士官，其藏书事迹，《史记》本传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汉书》本传所载与《史记》同。又《汉志·书序》云：“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遭秦焚书灭学，伏生冒杀头之虞，壁藏书籍，为保存先秦典籍，贡献巨大。他是西汉传播《尚书》之第一人。

刘德(?－前130)，即河间献王，汉景帝之子。他研学好古，多方搜求先秦古籍，传承文化。据《汉书》本传记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所藏与官藏相埒，可见其藏书之富。同书《礼乐志》又载：由于古礼乐失传，“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由此可知，他还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所获之书，不时奏献朝廷，以助教化。《隋志》亦云：“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刘德身为藩王，而能究学守正，班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刘安(前179－前122)，即淮南王，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好读书，善于属文，才思敏捷。《汉书》本传记道：“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同书《刘德传》又载：“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刘安承继战国遗风，养士数千，仿效吕不韦编纂《吕览》一事，编撰了《内书》二十一篇，即今所传的《淮南子》。从“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每为报书及赐”和组织学者撰写《淮南子》一书来看，他应当有不少藏书。

孔安国(生卒年不详)，孔子后裔，鲁(今山东曲阜)人。武帝时为谏大夫。据《汉志·书序》记载：“武帝末(按：当为景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同书本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后孔安国将这些藏书全部捐献给政府。

另外，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考古发掘汉墓时，出土了一批汉代书籍。例如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中，出土了《孙膑兵法》、《孙子兵法》、《六韬》、《尉缭子》等书；同地2号墓，又出土了汉武帝时期的《元光元年历谱》[14]。墓主情况虽不详，但从随葬书籍推断，当是一位武官，或许是喜爱兵书的藏书家。

再如1973年至1974年，对湖南长沙马王堆2号和3号汉墓的发掘，不仅出土了竹简书四种，而且在考古发掘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出土了帛书，帛书大都是失传两千年的佚书，内容涉及思想、历史、医学等方面，总共十二万多字，有《老子》甲乙本、《黄帝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周易》、《五十二病方》、《杂疗方》等近五十种古籍。此前在1942年，出土过楚帛书，然而仅有一件较完整，还流落到美国。这次大量帛书重见天日，使人们终于见到了它的本来面目[15]。墓主是长沙相车大侯利苍(?—前187)，他是西汉初年人，《史记》、《汉书》表中略载其事迹。利苍早年随刘邦征天下，西汉建立后，官拜长沙相。惠帝二年(前193)封车大侯，八年(前187)卒[16]，死后葬于今天湖南长沙马王堆。通过这些陪葬书籍，证明利苍生前是一位博学的藏书家，其藏书特点是以帛书为主[17]，当时帛书昂贵，它标示了藏者富贵的身份。

西汉早期的藏书大家多属于贵族阶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书籍载体的革命，到了西汉后期至东汉全期，社会上不仅出现了各阶层人数众多的藏书家，而且藏书数量也在增加，藏书文化趋于纷繁。西汉后期，文献有载、可考知的主要藏书家有：

张敞(?—前47)字子高，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后徙关中(今陕西)地区。历仕昭、宣、元三朝，官太仆丞、豫州刺史、函谷关都尉、山阳太守等，政绩显著。张敞博学文雅，家富藏书，后部分流落至杜氏家族中。《汉书·杜邺传》载：“邺少孤，其母张敞女。邺壮，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以孝廉为郎。”这些书籍，一直在杜家保藏传承。《后汉书·杜林传》载：“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杜林还不断搜聚图书，扩大所藏，他曾“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杜林终成藏书家、古文经学家和文字学家[18]。

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楚元王之后。楚元王是刘邦同父异母之少弟，好书多才艺，其家学代代传承。刘向历官谏大夫、散骑宗正给事、光禄大夫等，终中垒校尉，故亦称“刘中垒”。刘向通达经术，学问渊深，班固说他“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19]。成帝时，刘向奉命整理国家藏书，编成我国最早的群书目录《别录》。他著述等身，今传《列女传》、《说苑》、《新序》等，有辑本《刘中垒集》。家有大量藏书，他卒后，其藏书尽归其子刘歆承继。《汉书·楚元王传》附向、歆传记载：“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向少子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时)，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

向、歆父子高才博洽，其家中所藏坟籍，充分发挥了功用，不仅用于潜修著述，而且奉献社会。他们校理官藏时，将自家藏书拿出来比勘，从今仅存的向、歆父子校书后所撰的数篇书录中，多次能见到此类信息。如《晏子书录》云：“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又《说苑书录》云：“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又《列子书录》云：“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又《邓析书录》云：“中《邓析》书四篇，臣歆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20]另外，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中说：“歆虽不遘过庭，亦克识先君雅训。三代之书，蕴藏于家，直不计耳。”[21]证之现存书录，斯言不妄。

楼护(生卒年不详)字君卿，齐(今属山东)人。成帝时，为京兆吏。后历任谏大夫，天水、广汉二郡太守。《汉书》本传道：“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楼护家庭世代为医，这种特殊行业，想要达到高妙境地，既需要熟诵医籍药典，更需要临床实践，才能治病救人，而楼护读医经、本草等书数十万言，可见其家藏有大量医药书籍。

驷先生(生卒年不详)，佚名，宣、元时齐(今属山东)人。善为《司马兵法》，有将才。据《汉书·刘钦传》记载：“驷先生蓄积道术，书无不有。”颜师古注曰：“言凡是书籍皆有之。”驷先生可谓藏书大家。

文不识(生卒年不详)，东海(治今山东郯城北)人。家境富庶，多购书籍。据《西京杂记》卷二《闻＜诗＞解颐》记载：“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匡衡“凿壁借光”勤奋苦读和文不识“资给以书”助人成才的事迹，成为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

扬雄(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扬雄好学深思，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才学可与刘向比肩[22]。成帝时为侍郎，给事黄门。新莽时校书天禄阁。《汉书》本传赞曰：扬雄“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班固在《答宾戏》中讲陆贾、董仲舒、刘向、扬雄等人，“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23]。可见其藏书较富。

陈咸(生卒年不详)，沛国(今安徽固镇东)人。《后汉书·陈宠传》载：成、哀间，陈咸因通晓律令，担任尚书官。平帝时，王莽辅政，他不愿与王莽合作，辞职返乡。王莽秉政后召之，他托病不肯应，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这些法律书籍，后皆传其曾孙陈宠，使陈宠“明习家业”，成为东汉熟悉法律的藏书家。

此外，在成、哀时期，参加刘向整理官藏的官员，如太中大夫卜圭、长社尉杜参、射声校尉立等人，他们皆有藏书，刘向校书时，对他们的藏书进行了征用，因为史书缺载，故其生平事迹不可考。

实际上，还有许多人虽算不上藏书家，但家中确有藏书，在记录两汉的史籍中，频见“负笈追师”、“负书从师”、“负书来学”的记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经取仕以后，儒学研究十分繁荣，从中央到地方，学校广建，生徒众多。人们为了利禄，纷纷尊儒习经。《汉书·儒林传赞》称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蜪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那些以经书修身、育人为务的经学大师，因为研学讲授，需要书籍，如传古文《尚书》的欧阳歙，其家族中有八代人做过博士官，家中定有不少经书；同样，那些刻苦力学、追逐功名的芸芸经生，因为受业习经，也需要书籍，他们均有一定的藏书。证之史籍，《汉书·儿宽传》记载：“儿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当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时如儿宽怀携书籍、边耕边诵者大有人在。另外，《汉书》中常云某人“博览群书”、某士“博极坟典”，当时官藏秘而不宣，他们所读之书，非自家所藏，即是从他人处借阅，此可间接反映西汉的私藏情况。

为了世人识字速成，以便读经解经，汉武帝及以后的几个皇帝，先后组织编辑了几部识字课本。据《汉志·小学序》记载：“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这四种蒙学字书，加上东汉和帝时贾鲂所编的《滂喜篇》[24]，对普及文化知识、抄录、传播经书起了很好的作用。识字—抄书—读书—藏书，成为普通士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获取书籍的另一个途径，是到集市上购买。此时，社会上已出现了买卖图书的场所。据《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八引《三辅黄图》记载：“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这是集市上买卖图书的情况。另外，在一些大的城市，还有书铺出售书籍。扬雄《法言·吾子》中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书肆”即书铺。有钱人家可以到市场上购书，贫穷者只得辛勤自行抄录。《太平御览》卷六百一十九《学部十三》“写书”条引桓谭《新论》记载：“余同时佐郎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常有所不晓，百许寄余，余观其事，皆略可见。”抄书是一项很辛苦乏味的工作，梁子初、杨子林这两位藏书家能够抄录万卷书，实在了不起，正是这些嗜学好书之人，才使许多珍贵文献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