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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藏书过万卷堪比小型图书馆

时间:2022-04-1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私藏文化的演进第二节 私藏文化的演进随着私家藏书的普及和藏书量的增多,私藏活动内容也愈加丰富。《七志》开私藏目录之端,这也是私藏量增多的必然结果。当时,许多人是靠阅读私家藏书而成为文彦俊才的,比如上面提过的李彪、裴诹之、刘昼等人。另有藏书家以己所藏,帮助他人完成学术著作,受到时人赞许,展示了文人宽广的胸怀。

私藏文化的演进

第二节 私藏文化的演进

随着私家藏书的普及和藏书量的增多,私藏活动内容也愈加丰富。首先,藏书家们不仅藏书,而且随时进行整理,以除去谬误。写本书籍,一经抄录,极易出现鲁鱼虚虎之误,这就需要不断雠校。藏书家们不畏辛劳,乐此不疲地躬行其事。《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记载: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不仅藏书,而且非常慷慨地为后进提供所藏,还经常刊误纠谬,实在有功于书籍文化事业。《魏书·李谧传》亦载:李谧体羸多病,犹“鸠集诸经,广校同异,”最终英年早逝。又《宋书·刘穆之传》记载: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还有刘宋的傅隆、萧梁的孔休源、萧静、元魏的张兖等人都曾整理过自己的藏书,他们只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做过此项工作却未被记录下来者,当为多数。通过他们的整理,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优质书籍,而且也提供了宝贵的校书经验,发展了校勘学。为便于寻检,一些藏书家还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目录,其中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最具代表,一再被后世推崇。

王俭(452-489)字仲宝,琅琊临沂(今山东)人,是宋、齐间政治家和学者。宋明帝时官太子舍人、秘书丞。入齐,迁尚书右仆射,领吏部。撰有《古今丧服集记》,主编了国家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编撰了私藏目录《七志》。《七志》将其藏书分为七大类,有《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和《图谱志》,附录了佛、道书籍和晋《中经新簿》以前各目录书的阙书目,“它的私人编目,著录今书,创立传录都是前人所无。而收录前此缺书及佛、道书,扩大了收录范围成为一部收录较全的私家目录”[25]。《七志》开私藏目录之端,这也是私藏量增多的必然结果。

阮孝绪(479-536)字士宗,陈留尉氏(今河南)人,梁朝处士,博学多识,贫困自守,坚不出仕。著有《正史削繁》等七种书和收一代藏书的《七录》。《七录》分为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隋书·经籍志总序》称“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目录学家来新夏先生说:“《七录》是继承和总括了前人的目录成果,是比较完备的一个综合目录。开启了研究前人目录之端,摆脱了单纯登录藏书的局限。”[26]《七录》在分类、解题、增补私藏、序后胪列历代目录等方面多有创见,诚宜在私家藏书史上大书一笔。

其次,他们利用所藏进行讲学和著述,将藏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藏书的社会文化功能。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私学极其发达,许多士人开门纳徒,传学授业。如《晋书·刘兆传》记载: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魏书·高允传》亦载:高允“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又《北齐书·张买奴传》记载:买奴“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诸儒咸推重之。”此类记述在魏晋南北朝的史传中屡见不鲜,这些私学大师用自己的知识和藏书,培育了大批的贫穷学子。此外,藏书家们还耕耘书圃,潜心著述,硕果累累,这些成果或阐述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或总结、发展某一学科,如王弼的《周易注》、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葛洪的《抱朴子》和《金匮药方》、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萧子良的《四部要略》、陆澄的《地理书》、崔慰祖的《海岱志》、王俭的《百家集谱》、萧秀的《寿光类苑》、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任窻的《地记》、王僧孺的《百家谱》、萧统的《文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徐勉的《流别起居注》、阮孝绪的《七录》和《高隐传》、明山宾的《吉礼仪注》、元晖的《科录》、元延明的《器准》、阳尼的《字释》、李谧的《春秋丛林》等等,这些新著在当时和后世都极具影响。他们还自编或为他人编辑了许多文集(见《隋志·集部》别集类),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藏书质量,方便了检索与利用,而且还推动了学术发展,提高了民族素质,传播了典籍文化。(www.guayunfan.com)更值得称道的是,许多藏书家颇具人文精神,他们未将自己的藏书秘而不宣,而是对外借阅,愿为人用。在史书中,此期私藏外借的例子不胜枚举,前面提过的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又《北史·元晏传》载称:晏好集图籍,“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见称。”《魏书·李彪传》记载:“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李彪后来成为藏书家,也将自己藏书借与他人阅览。《南史·张率传》记载:“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北齐书·裴诹之传》记载:“尝从常景借书百卷,十许日便返。”更有藏书家十分关爱读者,不仅热情出借,而且还为贫者提供住宿,筹办衣食,以助其学。《晋书·范平传》附《范蔚传》记载:范蔚家藏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北史·刘昼传》载:刘昼“知邺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又《南齐书·崔慰祖传》载: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向朗、范蔚、元晏、宋世良、崔慰祖等人以己所藏润泽世人的义举,实在可钦可赞。当时,许多人是靠阅读私家藏书而成为文彦俊才的,比如上面提过的李彪、裴诹之、刘昼等人。另有藏书家以己所藏,帮助他人完成学术著作,受到时人赞许,展示了文人宽广的胸怀。如阮孝绪在编著《七录》之际,告知另一藏书家刘杳,“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阮孝绪“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与相与”[27],使得阮孝绪著成学术精品《七录》,阮孝绪也未隐没刘杳的功劳,在《七录序》中特将此事公诸于世。刘杳的成人之美和阮孝绪的扬人之善,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魏晋南北朝大量的私修史籍和著名的《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水经注》、《文心雕龙》的问世,都不同程度地参考了私家藏书。私藏对外开借,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助推了学术研究,促进了文献利用、传播、复制的提高,而且也促进了私藏家数量的增加和藏书规模的扩大;与此同时,对典籍的散佚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弥补了官藏开放有限的不足,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更有藏书家没有把自己的藏书当作私有财产,狭隘地传与子孙,而是遇到可传之人,便毫不犹豫,将自己多年辛勤积蓄相赠,使书逢其人,免遭散佚,充分发挥作用,前面提过的徐勉赠书蔡大保和萧纶赠书马枢便是例证,这样的事例当时多有,如沈约也曾赠书王筠[28]、刘显赠书孔奂[29]。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他们的慷慨相赠,常人难以做到,这也充分体现了他们重视书籍文化的崇高思想境界。

纸质卷轴时代,书籍反复开闭,极易损坏,这就引发了人们对爱护图书的思考。于是,有的藏书家率先提出要爱护书籍,并身体力行。《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引王隐《晋书》记载:司马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时以还之。”“治护”就是制作书套。又《魏书·刘日丙传》记载:“(李)詗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日丙时侍侧,前请代詗。詗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同书《李业兴传》亦载:“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南史·刘苞传》还载:“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他们对残籍的“补治”和“编辑”,被史传记录下来,史家的目的一是彰显这些藏书家的优秀品行,二是为世人垂范,号召人人皆要爱护书籍。此外,还有以它种形式护书者,如《南史·虞騄传》记载:虞騄“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其爱惜坟典之情景,实在令人赞叹。前面述过的沈駘士,其藏书遇火焚后,他年逾八旬,仍然孜孜筞筞地抄录,努力恢复其原先所藏,实为爱书好学之楷模。当然,整理所藏也是爱护书籍的一种形式。当时,人们已把爱护坟典看作是一种美德。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中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可以肯定地说,很多古籍皆赖这些藏书家整理、保护而得以传承,他们对书籍的珍爱,体现了仁人爱物的美德。

从文献记载看,此期的藏书家主要有三类人士,即贵族、官僚、学者,尽管他们的家世、经历、职业、性格等不同,藏书志趣各异,或为著述,以垂名后世;或为治学,以探研学术;或为做官,以博取功名;或为办学,以润泽世人……但他们皆钟情于书,这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不同的藏书目地,结果皆成为推动私藏发展的动力。他们除了实现藏书、读书基本目的外,还注意在藏书的过程中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慰藉。如《晋书·陶潜传》记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这是陶渊明的藏书情怀。《宋书·王微传》记载:“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这是王微的藏书情愫。《魏书·李谧传》记载:“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这是李谧的藏书情志;同书《常景传》记载:常景“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这是常景的藏书情结……由此可见藏书家怡情于书之一斑。他们藏书目的的多样性,从不同方面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涵,繁荣了私藏事业。

最有意义的是私藏与官藏的互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政权迭更,兵燹屡现,每及于此,官藏首遭厄运。如西晋末期,五胡乱华,“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30];东晋苏峻作乱,“文籍无遗”[31];齐末兵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32];梁朝侯景之乱,梁室藏书,多从兵火;北周攻破江陵,梁元帝尽焚其书;元魏尔朱氏作乱,秘阁所藏,“并皆散亡”[33]。官藏的散出,有些被毁,有些则流入私藏家手中。官藏流入藏书家之手的另一种方式,是皇帝赐书,每次赏赐或达数千卷,不仅成为私家藏书的来源之一,而且分流了官藏,使之于动乱中免遭覆灭之灾。另外,官藏目录在社会上广为流行[34],这为私家聚书、编目提供了参考信息,大有裨益,这是官藏对私藏的补充。而私藏回补官藏,则往往是在新旧朝代更替、新朝甫立之时。一般规律,新政权建立之后,往往要搜求遗书,借鉴资治。如曹魏代汉,“采掇遗亡”[35];梁武践祚,诏求亡佚[36];陈文好史,“又更鸠集”[37];北魏道武,“大索书籍”[38]等等。由于封建官府“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39],藏书家们不得不向政府献书。如《魏书·江式传》记载:江式祖父江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有时政府还派人到私藏家中或借用,或强取,以补充官藏。如《晋书·张华传》记载:张华“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檀道鸾《续晋阳秋》又载:“王谧为秘书丞,乃表前尚书殷允、中书郎张敞、太子后率郗检之、故太常桓石秀是多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采借。”[40]《梁书·任窻传》亦载:窻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窻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窻家取之。”《陈书·张讥传》再述:讥撰《周易义》等书合182卷,“后主尝敕就其家写入秘阁。”另外,政府组织人员整理官藏时,也常向藏书家借书,以作参考。《北齐书·樊逊传》记载:樊逊整理官藏时,曾建议秘书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结果,“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遣阙。”官、私藏书的互动互补,是中华典籍绵延不绝、流传至今的因素之一,正是它们的互补,才保存了众多古籍,传承了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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