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藏书的地方的名称

私藏来源

一、私藏来源

隋唐五代时期，是写本书籍最成熟的时期，也是雕版印刷发明、改进和推广的时期，由于纸、墨、笔、板材等这些制书必需品的极大丰富，由于雕印、复制书籍的便捷，这就使得图书数量急剧增加，私家藏书也随之迅速发展，加之官、私教育体系的逐渐完善，科举选官的诱惑，极大地刺激了民间人士读书应试的积极性，使稍有文化的家庭，想尽一切办法，努力聚书、藏书，以备苦读应试，求取功名，上述因素，使得此期藏书家急剧增加。

是时，藏书家的藏书第一个来源是购买。隋唐以来，贩书业较以前更为发达，不仅大城市如长安、洛阳、成都、扬州、敦煌、越州等地有专门鬻书者[124]，而且乡村也有，极为普遍。《旧唐书·李博传》记载：高祖对其侄儿博说：“先王坟典，不闻习学。今赐绢二百匹，可各买经史习读，务为善事。”同书《白居易传》亦载：穆宗长庆四年(824)，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道：白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苩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一《李秀才》条记载：李秀才“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李播应试诗卷。又《新唐书·吕向传》记载：吕向“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柳氏家训序》亦云：唐僖宗“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125]《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又载，时任东川节度使的冯宿奏道：“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唐代诗人抒写过许多买卖书籍的诗句，如吕温诗“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126]，王建诗“金埒减添栽药地，玉鞭平与卖书人”[127]，张籍诗“得钱只了还书铺，借宅常时事药栏”[128]，卢纶诗“买书行几市，带雨别何人”[129]，许浑诗“宅从栽竹贵，家为买书贫”[130]，齐己诗“四座共推操檄健，一家谁信买书贫”[131]，等等，这说明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过买卖书籍的经历。当时的售书方式，既有流动的书商，又有开肆的书贾[132]，还有随地摆摊的书贩，随时随意变换地点，风雨不出，自由灵活，可见当时书业之发达景况。

因此，购书就成了藏书家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是最普遍、最便捷的方式。如隋朝的姚察，其父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唐代的王涯，“家书数万卷，侔于秘府。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杜暹“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杜兼“清俸买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李廓“买书添架上，断酒过花时”；朱庆馀“黄金都散尽，收得邺侯书”；杜荀鹤“卖却屋边三亩地，添成窗下一床书”；徐寅“托客买书重得卷，爱山移宅近为邻”；五代的王都，“好聚图书，自常山始破，梁国初平，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责贵贱，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王惠范也是“以金帛购古书、图画，日披玩为志焉”；五代末、宋初的孙降衷，“及太祖平蜀，召见，授眉州别驾，赐田遣归于眉，市书万卷而还”；还有王景绝，“时时购四方书钞之，晚年集书数千卷”。许多私藏家，文献虽未记其藏书来源，但可以讲，他们主要是靠持续地购买、日积月累而拥有大量藏书的。

第二是抄录，这里包括自抄和花钱雇人抄写，这是当时另一种较为普遍、便捷的蓄聚图书方式。此一时期，手抄笔录仍然是生产和复制图书的主要方法。魏晋南北朝形成的佣书业，此时还在书籍市场上活跃着、发展着，书佣、书手们依然依靠抄书赚钱，来维持生计。官府里有书手，为官抄书，《旧唐书·崔行功传》载：“太宗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社会上有书佣，为有钱人家抄书。《隋书·沈光传》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同书《虞世基传》载：“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又《旧唐书·萧铣传》中：萧铣祖父萧岩，隋开皇初叛隋降陈，陈亡，为文帝所诛，“铣少孤贫，佣书自给，事母以孝闻。炀帝时，以外戚擢授罗川令。”同书《王绍宗传》载：则天时，“(绍宗)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同书《王琚传》亦载：王琚“神龙初，年二十余，尝谒驸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欢洽。言及刺武三思事，琚义而许之，与周璟、张仲之为忘年之友。及同皎败，琚恐为吏所捕，变姓名诣于江都，佣书于富商家。”唐诗中，也时时提及佣书之事，如窦群的《初入谏司喜家室至》诗道：“不知笔砚缘封事，犹问佣书日几行。”还有杜牧的《宣城赠萧兵曹》诗云：“赊酒不辞病，佣书非为贫。”宋人沈括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初期使用雕版所印的书籍，只是一些历书、相书、占卜书和佛经之类的读物，质量较差，士大夫们不愿接受这种新的生产图书方法，认为写本比刻本精美漂亮，所以，唐人依然使用传统方法生产和复制图籍。(www.guayunfan.com)文献上见于记载因抄录而成为藏书家的，有唐代的李延寿。据《北史·序传》记载：延寿“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缉之暇，昼夜抄录之”。李延寿父李大师是一位藏书家，其家本来就拥有藏书，但延寿感觉不够用，依然继续“昼夜抄录”；还有李袭誉，据《旧唐书》本传载称：其所得俸禄，除散与宗亲外，“其余资多写书而已。”这里的写书，就是花钱雇人抄书；再有柳仲郢，同书本传载：仲郢“《九经》、《三史》一钞，魏、晋已来南北史再钞，手钞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又精释典，《瑜伽》、《智度大论》皆再钞，自余佛书，多手记要义。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陆龟蒙的藏书，其中有部分也是亲手抄录的，《新唐书》本传记载：龟蒙“得书熟诵乃录，雠比勤勤。”还有刘应道，“所受官俸，悉缮写经书”[133]。而萧思亮、崔程、赵皀、林披等人的所藏，全是他们本人挥汗呵寒、逐字逐句手抄而成的。

五代时期，坟籍虽已开始雕印，但仍有人靠手抄而成为藏书家。据陆游《南唐书·查文徽传》记载：文徽“能自刻苦，手写经史数百卷”；又《十国春秋·孙光宪传》记载：光宪“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同书《钱昭序传》也载：昭序“喜聚书，书多亲写”；同书《王景绝传》又载：景绝“时时购四方书钞之，晚年集书数千卷”。抄书是一件十分枯燥的劳作，抄写数百卷甚至上千卷很不容易，这些人躬亲抄录而成为藏书家也难能可贵。

第三是继承。有些藏书家是从祖、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如《全隋文补遗》卷一《李敬族墓志》中记道：敬族“家有旧书，学又精博。”又《隋书·刘焯传》记载：刘智海“家素多坟籍。”同书《张文诩传》又载：文诩父琚，“有书数千卷，教训子侄，皆以明经自达。”李巨仁《登名山篇》自谓：“藏书凡几代，看博已经年”[134]；《北史·序传》记载：杨恭仁“家富于书籍”；李延寿“既家有旧本”。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上册)中吕才所撰《王无功文集序》道：王绩“家富坟籍。”《旧唐书·王方庆传》记载：方庆“家多书籍。”同书《韦述传》又载：韦述“家聚书二万卷。”《新唐书·张弘靖传》记载：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同书《柳仲郢传》又载：仲郢“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增订注释＜全唐诗＞》卷六○三《皮日休＜二游诗并序＞》载称：徐修矩“守世书万卷，优游自适。”还有五代的鲁崇范，宋马令《南唐书》本传记载：崇范“九经子史，世藏于家。”在我国古代的家族中，继承书籍是一笔非常厚重的财产，它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四是皇帝赏赐。自汉代以来，臣民因建立功勋、著出佳作美文，或有善行美誉，或技艺超群等等，而得到皇帝赏识，皇帝常常赐予这些人一些书籍，以褒奖他们的功绩、才艺，这在当时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有些人得到这样的鼓励，逐渐孳乳而成为藏书家。如隋朝的张盈，《全隋文补遗》卷四《隋故朝散大夫张府君墓志铭并序》中记载：张盈“通石渠经史，侍金华讲诵，家有赐书，世传儒业。”又《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的《隋故仓部侍郎辛君墓志铭并序》中记载：辛衡卿“家有赐书，门传旧业。”还有唐代的薛璿，据《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的《大唐故领军卫将军上柱国新城县开国伯薛府君墓志铭并序》中记载：薛璿“家有赐书，门为艺府。”柳宗元也属于这类藏书家，据《新唐书》本传记载：宗元“家有赐书三千卷。”

此外，还有个别藏书家，其藏书来源于友人馈赠，也有自刻自印的，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我们只是从藏书家其藏书主要来源讲的，实际上有些人的藏书，是由多条渠道汇聚的，购、抄兼获者有之，承继、获赐者有之，受赠、自抄者有之，购买、自刻者有之，更有继承、购买、获赐等综合获得者，只不过有主次之分罢了，这说明当时积聚、获取书籍，只不过有主次之分罢了。

隋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唐代，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各级学校的建立和教育的普及，比较宽松的社会与思想环境，包容开放的文化政策，科举取仕的用人制度，促使当时的藏书群体，较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所扩大，几乎涵盖了当时各个阶层的各类人士，通过阅读流传下来的这一时期的文献，给我们的感觉是，当时世人只要拥有文化，家中就有一些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