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藏文化亦富弘私乐

私藏文化繁富

二、私藏文化繁富

此期，藏书家们所藏已不仅局限于书籍，而大大扩充了内容。随着书籍文化的发展和私人藏书活动的深化，人们对于书籍以外的文字载体，尤其是一些具有收藏价值的文物，譬如书法、绘画、碑帖、器物、药方、尺牍、格式、印谱等等，也更加留意和重视，把它们也都列入收藏范围。如唐朝的魏徵，《旧唐书·薛稷传》记载：魏徵“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就是说，魏徵不仅家富藏书，而且还藏有许多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真迹；还有李元嘉，同书本传记他：“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此外，在两《唐书》及其它材料中，记录藏书兼藏其它文物的藏书家，还有颜师古、薛稷、王方庆、李范、王涯、张弘靖、杨凭、柳宗元、李约、钟绍京、韦述等人。《新唐书·颜师古传》记载：师古“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同书《惠文太子范传》记道：“又聚书画，皆世所珍者。初，隋亡，禁内图书湮放，唐兴募访，稍稍复出，藏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窃其真藏于家。既诛，悉为薛稷取去。”同书《张弘靖传》又记：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旧唐书·王方庆传》记载：方庆聚书甚多，“至于图画，亦多异本。”同书《王涯传》又载：王涯有家书数万卷，“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同书《钱徽传》亦载：“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在《书断》、《画品》者，兼而有之。”同书《钟绍京传》还载：“雅好书画古迹，聚二王及褚遂良书至数十百卷。”另外，《全唐文》卷五七四柳宗元《与吕恭论墓中石书》记道：“仆蚤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唐才子传》卷六《李约》条又记：李约博古探奇，“所居轩屏几案，必置古铜怪石，法书名画，皆历代所宝。”而韦述更是博藏广鰃的藏书家，据《旧唐书》本传记载：韦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韦述把具有收藏价值的文物，几乎都收藏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收藏大家。

五代的王都、郑玄素、钱文奉、王惠范等人，也承袭了这种藏风。《旧五代史·王都传》记载：王都“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同书《郑玄素传》亦载：玄素“好收书，而所收钟、王法帖，墨迹如新。”《十国春秋·王惠范传》记载：惠范“以金帛购古书、图画，日披玩为志焉。”同书《钱文奉传》又载：文奉“所聚图籍、古器无算，雅有鉴裁。”藏书家扩大收藏范围，反映出了他们的视野越来越宽阔，同时，使私藏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不仅如此，此期的私藏家在储藏书籍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景象，即将藏书处与卧室分离，或建书楼，或造书库，或构草堂，或筑书阁，专藏书籍等文物。此前，这种现象是罕有的，史籍中仅见于北魏藏书家平恒所建的“精庐”[135]，这是比较正式的私藏建筑，是与卧室分离的。进入隋唐五代，这种景况就比较普遍了。据《旧唐书·李传》记载：“自在台省，聚书至多，手不释卷，时人号曰‘李书楼’。”李氏书楼历经唐、五代、宋、元四个朝代而传承。同书《田弘正传》亦载：“弘正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视事之隙，与宾佐讲论古今言行可否。”同书《白居易传》又载：“……乃作池北书库。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还有上官婉儿，“……玉楼宝架中天居，缄奇秘异万卷馀”[136]。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四十一《眉山孙氏书楼记》记载：“孙氏居眉以姓著，自唐迄今，人物之懿，史不绝书，而为楼以储书则由长孺始。楼建于唐之开成，至光启元年(885)，僖宗御武德殿书‘书楼’二字赐之，今石本尚存。”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三《张建章泛海遇仙》条又道：唐末“张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后历郡守。尤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经涉之地，无不理焉。”宋徐锴《陈氏书堂记》亦载：唐末陈崇“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补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137]明彭大翼编《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四《邺架》再云：“唐李邺侯起书楼，积书三万余卷。”

五代藏书家承袭这种藏鰃方式，继续建楼筑室，专蓄书籍。《旧五代史·罗绍威传》记载：绍威“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又，陆游《南唐书·陈褒传》记载：陈褒“唐元和中，给事中京之后。十世同居，长幼七百人……筑书楼，延四方学者。”此外，还有张昭远、鲁崇范、徐寅、陈褒、暨齐物、丁凯等人，也皆因藏书众多，构建专门藏书处所，而闻名于时。据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五《张昭远疑＜太玄经＞》条载：“张昭远特好学，积书数万卷，以楼载之，时谓之‘书楼’。”又《十国春秋·鲁崇范传》记载：崇范“九经子史，广贮一室，皆手自校定。”同书《暨齐物传》亦载：齐物“后随入大涤山中，依岩洞为室。又构垂象楼，贮道书几千卷，朝夕讨论，贯穿精微，听者莫不忘倦。”又《福建通志》卷六十二《古迹》记载，徐寅仕途受阻，归隐家乡后，建万卷书楼，藏书教化。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丁度》条再载：丁度“祖凯，尽其家资聚书至八千卷，为大室以贮之。”这种藏书文化景观的出现绝非偶然，它说明隋唐五代时期，私家藏书的管理与保护，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构建书楼专贮图书，不仅便于保护书籍，同时为藏书文化又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景观。(www.guayunfan.com)另外，这一时期新演进的私藏文化还有，一些大藏书家，因其经济实力雄厚，模仿国家藏书建制，多制副本，供不同人员使用。宋人钱易《南部新书》丁部《柳公绰》条记载：“柳公绰家藏书万卷，经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尤华丽者镇库，又一本次者长行披览，又一本又次者后生子弟为业。皆有厨格部分，不相参错。”公绰将所藏，不仅根据不同需要，每种预备三本，而且为了便于索取，不相参错，还把它们按照种类进行“厨格部分”。又《新唐书·柳仲郢传》载：仲郢“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柳氏世代藏书，备置副本，保存、传承了许多珍贵的书籍。诗人陆龟蒙曾自谓“癖好藏书，本皆有副”[138]。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保护善本书籍，二是为了充分发挥图书的功用，但在客观上既增加了书籍的数量，也传播了文化。另外，这些藏书大家，在图书装帧上，也花费了很多精力，投入了许多钱财，使其所藏非常考究，体现了仁人爱物的精神。如前面我们提过的藏书家李泌，《山堂肆考》中记道：“唐李邺侯起书楼，积书三万余卷，经用红牙签，史用绿牙签，子用青牙签，集用白牙签。”以牙签颜色区分图书种类，说明私人藏书在管理上又有所改进和突破。唐五代图书形态正处于由卷轴装向册页装过渡时期，私藏家对藏书在分类上、装帧上的创制和进步，肯定不只这几家，只不过这几家比较典型，因此被记录于史册上。

随着人们对图书诸多功能认识的深化，随着其社会价值的提升，于是出现了藏书家在其所藏钤印的现象，这一文化活动所起作用一来表示所属，二来播名垂远，三来有珍藏欣赏之意。诗人皮日休在《鲁望戏题书印囊奉和次韵》诗中云：“金篆方圆一寸余，可怜银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将心印，印破人间万卷书。”[139]这是一首涉及藏书印的和韵诗，反映出当时藏书家对自己的藏书钤印已较为普遍。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中，收录了许多书画藏家的印鉴，其中藏书家印有四十八枚，除两枚为六朝人的外，其它皆为唐人的，如：剑州司马刘知章印，印文是“刘氏书印”；光禄大夫中书令上柱国赵国公钟绍京印，印文是“书印”；张彦远高祖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印，印文是“河东张氏”；曾祖相国魏国公张延赏印，印文是“鸟石侯瑞”；祖相国高平公张弘靖二字小印，印文分别是“鹊”和“瑞”，又有“鹊瑞”二字同为一印；御史大夫黎干印，印文是“黎氏”；相国邺侯李泌印，印文是“邺侯图书刻章”；宰相王涯印，印文是“永存珍秘”等等，他们“皆是识鉴宝玩之家印记，并可为验证……自古及近代御府、购求之家，藏蓄、传授、阅玩，其人至多，是以要明跋尾印记，乃是书画之本业耳”[140]。另外，1984年春，在河南偃师，还出土了一枚刻有“渤海图书”字样的藏书印，它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图书印章，墓主为唐代庐州参军李存[141]。私家藏书印鉴“印破人间万卷书”的广泛使用，再为私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验证”实例一：钟绍京(生卒年不详)，字可大，唐朝虔州赣(今江西赣州)人，或称南康(今属江西)人。书法家钟繇后裔。绍京初为司农录事，因为工书直凤阁。武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其所题。玄宗时，官中书令，封越国公。《旧唐书》本传载：“绍京雅好书画古迹，聚二王及褚遂良书至数十百卷。”其所藏书画多钤有“书印”印文。

“验证”实例二：李承休(生卒年不详)，玄宗时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承休曾任吴房县令，因为仰慕南朝沈约、任窻藏书雅事，于是遇有书籍，或抄或购，渐成多书之家。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考史》道：承休“藏书二万余卷，诫子孙不许出门，有求读者，别院供馔。邺侯家多书，有自来矣。”书籍得来不易，所以不予外借，畏惧损失。然其有求者可来读，且供馔餐，此一行为，亦颇具嘉惠士林情怀。其子李泌承其藏书家风。

李泌(722—789)，字长源。年少聪颖，博涉经史，善属文，尤工诗，以王佐自负。尝漫游华、嵩、终南山，慕神仙不死术。玄宗天宝间，待诏翰林，供奉东宫，为杨国忠所嫉，潜遁隐逸。肃宗时，入议国事，甚见重用，中书令崔圆等害其能，逃隐衡山。代宗立，召为翰林学士，出为楚州、杭州刺史。德宗时，拜中书侍郎，被封邺侯。李泌事四君，佐三朝，有谠直之风。他承其父业，终为藏书大家，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道：“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明彭大翼在其《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四《邺架》中云：“唐李邺侯起书楼，积书三万余卷，经用红牙签，史用绿牙签，子用青牙签，集用白牙签。”李泌藏书，全仿唐集贤院藏书形式，分经、史、子、集四部，书之标签与集贤院亦同，每部书钤有“邺侯图书刻章”印，由此可见其藏书规模之大、之精致。后来，李氏藏书部分流至朱庆馀手中。

“邺侯李氏”藏书第三代传人为李繁(生卒年不详)。李繁少聪警，有才名，师事翰林学士梁肃。为弘文馆学士，后出为随州、亳州刺史。韩愈诗《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即到李繁处读书。李繁恐其先人功业不传，尝著《相国邺侯家传》一书。

“验证”实例三：张嘉贞(666—729)，祖籍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本为范阳(今属河北)旧姓，张氏家族藏书滥觞于他。嘉贞弱冠应五经科举，官拜平乡尉。后武后召见，奇其才，擢监察御史。玄宗开元中，擢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嘉贞为官有政绩，喜好奖掖后进。他能赋诗，善属文，生前好聚图书，于所藏钤有“河东张氏”藏书印。

张延赏(727—787)，张氏藏书第二代传人。玄宗开元末，为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代宗时，剑南西川节度使，加吏部尚书。德宗贞元元年(785)，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旧唐书》本传载其“博涉经史，达于政事”。在其父藏书基础上，继续搜求，扩充家藏，他的藏书印为“鸟石侯瑞”。他卒后，全部藏书由其子张弘靖继承。

张弘靖(760—824)，字符理。他以门荫入仕。德宗时，擢授监察御史。宪宗元和初，拜中书侍郎平章事。穆宗长庆初，充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据《新唐书》本传记载：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先第在东都思顺里，盛丽甲当时，历五世无所增葺，时号‘三相张家’云。”宪宗在《答张弘靖进书画表》中说：“卿庆传台铉，业嗣弓裘，雄词冠于一时，奥学穷乎千古，图、书兼蓄，精博两全。”[142]其藏书印有“鹊”、“瑞”和“鹊瑞”。

张氏藏书第五代传人是张彦远(生卒年不详)，字爱宾。宣宗大中初，彦远由左补阙为尚书祠部员外郎。僖宗乾符初，官至大理寺卿。他博学工文辞，能书会画，长于收藏鉴识，“家世藏法书名画”，在这样家庭文化氛围中，他著出颇受后世重视的《历代名画记》。自高祖张嘉贞始聚书画，后历五世绵延，其藏书传承时间之久，史上罕有可比者。

“验证”实例四：黎干(715－779)，唐朝寿春(今属安徽)人，字贞固。他始以善星纬术，待诏翰林，累官至谏议大夫，迁京兆尹，除兵部侍郎。性贪暴，徇财色。后被德宗赐死。据其墓志记载：“天宝中，隐于岷山，垂廿年，笥书万卷，靡不习复。”其所藏书籍每部钤有“黎氏”印文。

“验证”实例五：王涯(?－835)，字广津，唐朝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人。德宗贞元进士，官右拾遣、起居舍人等。宪宗朝，官知制诰，加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穆宗即位，由剑南东川节度使，入为御史大夫。敬宗时，充盐铁转运使，入为太常卿。文宗时，封代国公，拜司空，加开府仪同三司，仍兼领江南榷茶使。《旧唐书》本传载：“涯博学好古，能为文，以辞艺登科，践扬清峻，而贪权固宠，不远邪佞之流，以至赤族。涯家书数万卷，侔于秘府。”其藏书每部钤有“永存珍秘”印文。

私藏文化演进至此期，私藏观念逐渐由单一演变为多元。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之前，私人藏书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和传业授徒，之后，私藏功能有所增加。进入隋唐五代，私藏观就多元化了，除了为学术研究和传业授徒外，又增加了广布文教、应对科举、诗文创作、陶冶情致、经营谋生等等的功能。

广布文教与传业授徒二者尽管都具有教育性质，但前者更具普及教育之意义。且看唐代的陆端，“有书满屋，与人共读；有粟如云，与人共分”。再有五代的窦禹钧，据《范文正公别集》卷四《窦谏议录》记载：禹钧“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贫无供须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窦禹钧建置场地，聚集书籍，聘请名师，传经授业，天下之士，无论贵贱，只要好学，咸可来此接受教育，并提供食宿，他可以称得上是广布文教的典范，他的藏书观比以往的藏书家高出许多，其所追求的藏书价值取向，是那些秘不外宣的私藏家难以理解的。同时代的石昂，也践行着同样的事情，据《新五代史》本传记载：昂“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还有五代初期的王师范，也以藏书丰富、推行教化而著称。据《新五代史》本传记载：“师范颇好儒学，聚书至万卷，为政有威爱。”《旧五代史·杨彦询传》又载：“彦询年十三，事青帅王师范，有书万卷，以彦询聪悟，使掌之。”《宋史·张昭传》亦载：“青州王师范开学馆，延置儒士，再以书币招直，署宾职。”显然，王师范藏书除自用外，还为学馆生徒阅览提供便利，以嘉惠士林。为了加强对藏书的管理，王师范还特意聘请专人掌管藏书。私藏广布文教的这项功能，于社会之裨益大矣!

科举取仕是隋唐以来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建立，是为了打破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垄断社会政治资源的局面，使世人入仕机会均等，其诱惑力是巨大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念深入人心，尤其在唐代初行科举时期，因为政治上还比较清明，所以取仕也比较公平，加上各级各类科举考试较多，所以世人积极备书，以应对科考选拔。唐代诗文中有大量关于科举考试的描述，可以肯定地讲，备考的举子皆有一些藏书。这里，我们举白居易为例，用以证明之。《旧唐书》本传载：

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购书藏书，不分昼夜地苦读，练习写作，以预科举考试的经历，是唐代所有举子的典型代表。可以想象，那些莘莘学子定会有着与白氏同样的经历，官禄诱惑就成了私藏增多的无形推手，藏书家李袭誉的藏书观，是对读书做官最好的诠释。《旧唐书·李袭誉传》载：“袭誉性严整，所在以威肃闻。凡获俸禄，必散之宗亲，其余资多写书而已。及从扬州罢职，经史遂盈数车。尝谓子孙曰：‘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再如林披，林蕴《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记他为了科举登第，“年十有五，自写六经、百家子史千余卷”，其艰辛奋进可想而知。

唐朝是一个诗文勃发的王国，在这样的国度里，诗人骚客倍受敬重。《全唐诗》共收录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加上后来补辑的，已逾五万，诗人近三千；《全唐文》及其系列“补编”收文章四万余篇，作者五千余人，如此庞大的作者群体，大多为文人墨客，在当时的政策导向和文化氛围中，他们为了高官厚禄，为了成为名家，必然要购书藏书，以赋诗属文，立言传世，而当时社会又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于是因为创作诗文，进而促成了一批藏书家，如诗人陈子昂、王维、贾至、韦应物、刘言史、卢仝、刘禹锡、李廓、杜牧、许浑、莫宣卿、陆龟蒙、皮日休等，文豪韩愈、柳宗元等，有诗文为证。陈子昂《秋园卧病呈晖上人》诗道：“图书纷满床，山水蔼盈室”；王维《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诗道：“松菊荒三径，图书共五车”；另有《故人张醔工诗，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隶，顷以诗见赠，聊获酬之》诗云：“自想蔡邕今已老，更将书籍与何人?”贾至《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赞府、封丘高少府》诗道：“闭门对群书，几案在我旁”；韦应物《燕居即事》诗道：“几阁积群书，时来北窗阅”；刘言史《放萤怨》诗道：“架中科斗万馀卷，一字千回重照见”；《唐才子传》卷五载：卢仝“家甚贫，惟图书堆积”，作诗《冬行三首》，其中之一云：“此宅贮书籍，地湿忧蠹朽”；刘禹锡《偶作二首》诗道：“万卷堆床书，学者识其真”；李廓《上令狐舍人》诗道：“买书添架上，断酒过花时”；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云：“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许浑《寄殷尧藩》诗道：“宅从栽竹贵，家为买书贫”，又其《南停偶题》诗云：“白首书千卷，朱颜酒一杯”；莫宣卿《答问读书居》诗“床头万卷书，溪上五龙渡”；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载：陆龟蒙“居于姑苏，藏书万余卷”；皮日休《读书》诗道：“家资是何物，积帙列梁木吕”[143]；《旧唐书·韩愈传》载：愈自谓“沉浸頬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新唐书·柳宗元传》载：宗元“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后又蓄大量魏晋人尺牍。由此可见，唐代为诗文创作，催生了一批藏书家。

书籍最能提高人的品位、陶冶人的情致，得志时它会告诫你戒骄戒躁，失意时它会劝慰你宁静致远。有些士人厌恶官场政争，寄情山水，闲云野鹤，通过藏书读书，已达到净化心灵、修身养性之目的。譬如隋朝的李巨仁，“藏书凡几代，看博已经年。逝将追羽客，千载一来旋”[144]。唐朝的王无功，“乃结庐河渚，以琴酒自乐……床头素书数帙，《庄》、《老》及《易》而已”[145]；司空图隐居中条山，日与名僧、高士游咏其中，“前后所蓄图书七千四百卷”[146]；张颜“遂下帷闭关，藻思，缉坟籍，穷《彖》象，端风雅，亘以年岁，研精儒林”[147]；姚存古“晏居缮性，默壮冲用，聚蓄百家书，讲浮屠理，造达精微，与时消长”[148]；还有穆君弘超然世外，“至于聚彼群书，该乎百氏，忘其贫而乐其道，经其口而综于心”[149]；张德操“既无取于荣进，自得性于琴樽。有蔡氏之书籍，迈韦门之邹鲁”[150]；王宽“志好山水，尤爱典坟，叠雅思于书帷，浪遥情于琴室”[151]；张达“晚节好学，招请名流，特玩班《书》，泛涉诸史，缮缃编而满箧，集青汗而盈架”[152]；李明远隐居洛阳，“家有素书数千卷，渴曰不足，下帷而勤。”[153]；李敬晚年，“锐于坟典，博于经史，家藏万卷，君览八千”[154]；乘著“素薄名利，式罕知音……门叶清风，藏书万卷。怀珠吐玉，流芳溢吴”[155]；赵皀名利贫窭两忘，犹自“手抄古今书数千卷，为文章二十通”[156]；段成式“家多书史，用以自娱，尤深于佛书”[157]；徐修矩“守世书万卷，优游自适”[158]；卢仝无意仕进，“家甚贫，惟图书堆积”[159]。五代的陈贶也是如此，他秉性恬淡，“孤贫力学，积书至数千卷。隐庐山几四十年，庆吊人事，都未暂往，衣食乏绝，不以动心”[160]；暨齐物也在大涤山中，“依岩洞为室，又构垂象楼，贮道书几千卷，朝夕讨论”[161]；还有何鲁寄情琴书，“蓄书数千卷，以探讨自娱”[162]；郑玄素为躲战乱，“避地鹤鸣峰下，萃古书千卷，采薇蕨而弦诵自若”[163]。上述之人，皆特立独行，他们虽身处科举环境，却勇弃功名，他们对人生有自己的解读，将自由、快乐作为追求的目标，所以他们把藏书、读书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

关于私人藏书作为经营谋生的手段，这在当时商品经济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史例虽然不多，但也有一些。据后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三《束修羊》条记述：唐人倪若水，“藏书甚多，列架不足，叠窗安置，不见天日。子弟直日，看书借书者，先投束修羊。”明人彭大翼于《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四《文学》“子弟看书”条亦云：“唐倪若水字子泉，藏书甚多，子弟直日看书，有借书者，先束修投贽，然后与之。”倪若水家富藏书，他颇善经营，委派子弟轮流值守，凡来看书借书者，皆要交纳一定费用，他的书斋俨然成为一座书屋，既提供阅览场地，也可将书籍借走，唐代官学要行束修之礼，倪若水可能模拟官学所为。无论如何，作为私人藏书家，他的“有借书者，先束修投贽”的做法，是很典型的以藏书谋生，因此被文献记录下来。近四百年的隋唐五代时期，肯定不止他一人如此行事，我们从唐代发达的书业推断，应当还有其他人为此。

此期的藏书家，继承了前代校雠所藏的传统，不断整理自己的藏书，以及时纠谬勘误，为当时及后人能够读通这些书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陈书·姚察传》记载：姚察“尤好研核古今，是正文字，精采流赡，虽老不衰。”又《旧唐书·韦述传》记载：韦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同书《苏弁传》亦载：苏弁“聚书至三万卷，皆手自刊校。”同书《韦处厚传》还载：处厚“聚书逾万卷，多手自刊校。”《全唐文》卷八百零一《甫里先生传》记载：陆龟蒙“值本即校，不以再三为限。朱、黄二毫，未尝一日去于手。”又《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记载：杜暹“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五代的孙鯫，《旧五代史》本传记其雅好聚书，“凡数千卷，皆简翰精至，披勘详定”；同书《张宪传》又载：张宪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事之余，手自刊校”；同书《贾馥传》亦载：贾馥“家聚书三千卷，手自刊校”；又《十国春秋·孙光宪传》记载：光宪“聚书凡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同书《鲁崇范传》又载：崇范“九经子史，广贮一室，皆手自校定”；同书《王锴传》亦载：王锴“家藏异书数千本，多手自丹黄”。他们的校书实践活动，不仅除去了书中的谬误，而且丰富了校勘学的内容，为校勘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现存古籍，我们之所以能够读通，全仗一代又一代的藏书家、校勘家对其不断进行整理校雠，他们的精心呵护和厘正之功是不可没的。

另外，有的藏书家在整理所藏的基础上，还编制了藏书目录。大家知道，我们古典目录书共分三大类别，即国家目录、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私家目录出现最晚，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是随着私人藏书的不断增多而产生的。根据文献明确记载，私藏家最早对自己藏书进行编目的是南朝梁朝的任窻，后又有阮孝绪的《七录》，当时，“自宋、齐以来，王公绅之馆，苟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就是说，南朝的高官贵族藏书之家，凡“蓄聚坟籍”者，皆欲编制较好的藏书目录，私藏目录已相继诞生。

到了唐代，由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藏书家众多，藏书量巨大，私藏目录亦层出不穷，《新唐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和《通志·艺文略》等书就著录了唐代各种私藏目录多种，有吴兢的《吴氏西斋书目》、蒋緒的《新集书目》、杜信的《东斋集籍》、李肇的《经史释题》(一曰《经史目录》)、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孙玉汝的《唐列圣实录目》、无名氏的《河南东斋史目》、常宝鼎的《文选著作人名目》、尹直的《文枢秘要目》和《唐书叙例目录》等，这些目录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私人藏书繁荣兴旺的产物。其中吴兢私藏目录最具代表。《旧唐书·吴兢传》记载：“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新唐志》著录此书道：“《吴氏西斋书目》一卷，吴兢。”《郡斋读书志》卷九也著录了此书，并作解题云：“右唐吴兢录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因之，使我们知晓吴兢藏书的确切数量，可惜这部私藏目录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无法知悉其体例。隋唐五代如前朝一样，其官藏只对少数人开放，能够阅览官藏的人是极其有限的，绝大部分有文化的人还是要靠自购、自抄、借阅私藏等方式，来实现自己增加学识、探研学术、参加科举等的梦想，自购、自抄完全可以自主，当时社会也提供了这样的条件，这一点前已述过，此不赘言。

我们说，私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将其藏书对外开放，为传播文化、普及教育和进行学术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一时期，有更多的私藏家开放自己的藏书，其开放形式多种多样。如《隋书·刘焯传》记载：“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刘智海作为一名普通的藏书家，肯愿长期将自己的藏书借与刘焯、刘炫阅读(实际肯定不止这二人)，成就了这两位学者，刘智海不愧为嘉惠士人的典范。又《北史·序传》记载：洛州都督杨恭仁，“家富于书籍，(李大师)得恣意披览。”据《旧唐书·杨恭仁传》记载，杨恭仁不仅是能吏、良吏，同时还是喜好藏书、爱惜人才的官吏，他将自己的所藏，主动提供给李大师阅览，因此助成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的史学成就。再有，《旧唐书·韦述传》记载：州刺史元行冲，“为时大儒，常载书数车自随。述入其书斋，忘寝与食。”元行冲与韦述有亲戚关系，这或许是元行冲允许韦述入其书斋、废寝忘食阅读其藏书的理由，由此可以推断，元行冲恐也会容许其他亲朋挚友阅读究学。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藏书家苏廷页、陆龟蒙、杨守业的身上。苏廷页是唐玄宗时人，开元年间，担任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官，有“大手笔”之称，他见王易从学问博洽，故而借书给他，令其抄录，事见苏廷页所撰《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王公神道碑》中，道：易从“博闻好古，精义入神，有夫子之文章，得吾家之书籍，或写或缮，海富山藏。”陆龟蒙是唐朝后期的隐士，其自云所藏“咸精实正定，可传借人”[164]。杨守业是五代时期人，担任石州刺史，他获悉青年张宪好学深思、积极进取后，便将藏书让张宪阅读。《旧五代史·张宪传》记载：张宪“喜儒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石州刺史杨守业喜聚书，以家书示之，闻见日博。”由于受杨守业的影响，最终张宪不仅成为名臣，而且也成为一名藏书家。又，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考史》中记道：唐李承休“藏书二万余卷，诫子孙不许出门，有求读者，别院供馔。”李承休虽然不许其子孙将家藏携出户外，但是并不拒绝前来求读者，只要好学，只要愿意读书，均可来家阅览，并且愿意提供餐饭。上述藏书家，尽管将自己所藏有限开放，但比起那些秘而不宣者，他们的开明开放还是值得赞扬的。

更有仁者，在自家办起了学馆，陈列所藏，延请塾师，招纳生徒，提供食宿，为普及教育起了很好的作用。《旧五代史·罗绍威传》记载：绍威“攻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罗绍威藏书目的极其明确，一方面为歌酒赋诗，陶冶情致，另一方面为培育人才，利群淑世。同时代的石昂、王师范、陈褒、窦禹钧等人，也有类似的举措。《新五代史·石昂传》记载：石昂“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又《宋史·张昭传》记载：王师范官居平卢节度使，他“开学馆，延置儒士，再以书币招直，署宾职。”宋陆游《南唐书·陈褒传》又载：陈褒“唐元和中，给事中京之后……筑书楼，延四方学者。乡邻化其德，狱讼为之衰息。”另外，在《范文正公别集》卷四《窦谏议录》中记到：窦禹钧“家惟素俭，器无金玉之饰，室无衣帛之妾。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万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贫无供须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是以由公门而贵者，前后接武……义风家法，实一时标准。”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下)卷二十九《窦禹钧》条记载：“谏议大夫窦禹钧子五人，俱进士及第。冯道诗云：‘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时号窦氏五龙。”这便是蒙书《三字经》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出典。

如果说，罗绍威、窦禹钧等人开放自己藏书，兴办教育，直接传播了文明，那么，此时还有依靠个人之力、出资雕印书籍、向社会散发者，他们这种高尚情怀和举动，也是直接传播文明的一种形式，这类仁人义士同样值得敬佩和赞扬。《旧五代史·和凝传》记载：和凝“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另外，后蜀宰相毋昭裔更为传奇，据宋人所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引《纪异录》道：“毋公者，蒲津人也，仕蜀为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尝从人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公浩叹曰：‘余恨家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习学之者。’后公果于蜀显达，乃曰：‘今日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匠日夜雕版，印成二部之书。公览之，欣然曰：‘适我愿矣!’复雕九经诸书。两蜀文字，由是大兴。洎蜀归国，豪贵之族以财贿祸其家者十八九。上好书，命使尽取蜀文籍及诸印板归阙，忽见板后有毋氏姓名，乃问欧阳炯，炯曰：‘此是毋氏家钱自造。’上甚悦，即命以板还毋氏，至今印书者遍于海内。”和凝刻书散播，或许是为宣扬自己的著述，以扩大影响，流传后世，而毋昭裔则没有任何个人功利蕴含其间，只是为了偿还夙愿，为了使天下寒士“习学”，其嘉惠士林之厚德可谓大矣!

在社会动乱的局面下，陈褒、毋昭裔等人都具有利群淑世的情怀，他们的义举，不仅弥补了官藏不开放的缺憾，而且为社会培养了许多文彦俊杰，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繁荣了学术，增加了典籍文献，从服务社会角度讲，他们比官藏发挥的作用更大，譬如陈褒利用所藏兴办教育，致“乡邻化其德，狱讼为之衰息”；又如毋昭裔刻书以济广大寒士，等等，这一和谐乡里、溉泽士林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而如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我们还在诉说和颂扬着他们，因为他们的行为，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唐摭言》卷十有这样一条记载：陈岳(生卒年不详)，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晚年退居南郭，以坟典自娱，因之博览群籍，尝著书商较前史得失。尤长于班、史之业，评三传是非，著《春秋折中论》三十卷；约大唐《实录》，撰《圣纪》一百二十卷。以所为述作，号《陈子正言》十五卷。其辞、赋、歌、诗，别有编帙。”陈岳是否为藏书家，史无记载，而其晚年，“以坟典自娱”，并著述颇丰，他能有如此成就，必须要参考大量书籍，这些书籍，或购置，或求借，总之，当时学者互借书籍进行交流的现象十分普遍。唐末诗人皮日休在其《二游诗并序》中记道：“吴之士有恩王府参军徐修矩者，守世书万卷，优游自适。余假其书数千卷，未一年，悉偿夙志，酣饫经史，或日晏忘饮食。”另外，诗人张籍和韩愈也有借书究学的交往，韩愈《题张十八(籍)所居》诗中说：“端来问奇字，为我讲声形。”张籍《酬韩庶子(愈)》诗云：“寻寺独行远，借书常送迟。”又，张籍《经王处士原居》诗道：“来客半留宿，借书多寄还。”藏书家姚合《山居寄友人》诗云：“因客始沽酒，借书方到城。”隋唐五代时期，特别是在文化社会的唐朝，可以肯定地讲，文人之间相互借阅藏书，探讨学术，交流所悟，共撰书籍，已形成一股文化潮流，私藏在这股潮流中，充分发挥了传承典籍与文化的作用。

隋唐五代时期的藏书家，大多是学者，其中有部分官员学者，这一时期，由于科举制的实施，许多学者经过科举取仕，从而转变身份，成为政府官员，如马怀素、元行冲、韩愈、和凝等人，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学者的本色。他们皆嗜学苦研，有渊博的学问，充分利用家藏和社会藏书，笔耕不辍，藏用结合，在各自研究领域著书立说，扬名后世，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现举典型事例，用以说明。

隋代藏书家姚察，《陈书》本传载：“(察)六岁，诵书万余言。弱不好弄，博弈杂戏，初不经心。勤苦厉精，以夜继日。年十二，便能属文。父上开府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且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手自抄撰，无时暂辍。尤好研核古今，醘正文字，精采流赡，虽老不衰。兼谙识内典，所撰寺塔及众僧文章，特为绮密……所著《汉书训纂》三十卷，《说林》十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一卷，悉穷该博，并《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

唐代藏书家李大师父子，《北史·序传》记载：大师“家本多书，因编缉前所修书……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下删削。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缉之暇，昼夜抄录之。”又《新唐书》本传载：“延寿父大师，多识前世旧事，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参隔，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其史于本国详，它国略，往往訾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拟《春秋》编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寿既数与论撰，所见益广，乃追终先志。本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作本纪十二、列传八十八，谓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作本纪十、列传七十，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二书百八十篇。”

唐代藏书家李袭誉，《旧唐书》本传载：“袭誉性严整，所在以威肃闻。凡获俸禄，必散之宗亲，其余资多写书而已。及从扬州罢职，经史遂盈数车……撰《五经妙言》四十卷、《江东记》三十卷、《忠孝图》二十卷。”

唐代藏书家颜师古，《新唐书》本传载：师古“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亦性所笃爱。”又《旧唐书》本传载：师古“搜求古迹及古器，耽好不已……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汉书》及《急就章》，大行于世。永徽三年，师古子扬庭为符玺郎，又表上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卷。高宗下诏付秘书阁。”

唐代藏书家吴兢，《旧唐书》本传载：“兢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疏略。兢虽衰耗，犹希史职，而行步伛偻，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宝八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余。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

唐代藏书家韦述，《旧唐书》本传载：“述在书府四十年，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所撰《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三十卷、《御史台记》十卷、《两京新记》五卷，凡著书二百余卷。皆行于代。”

唐代藏书家黎干，其墓志铭记道：干“天宝中，隐于岷山，垂廿年，笥书万卷，靡不习复。酌三□之统制，穷六经之微旨，究极天人，贯穿古今；咸摭菁华，尤摭理术，尝所著书，殆千余卷。”[165]

唐代藏书家刘绮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第十四《＜集类＞一百卷》解题云：“右唐刘绮庄撰。绮庄，毗陵人，尝为苏州昆山县令。家多异书，采摭事类，分二十余门，凡五十余万言，上之于朝。”又《中吴纪闻》卷一载：“唐人刘绮庄为昆山尉，研穷今古，缃秩所积甚富，尝分类应用事，注释于下，如《六帖》之状，号《昆山编》。今其书尚存。”

五代藏书家孙光宪，《十国春秋》本传载：“家世农业，至光宪独读书好学……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自号葆光子。所著有《荆台集》、《橘斋集》、《玩笔佣集》、《巩湖编玩》、《北梦琐言》、《蚕书》若干卷。”

隋唐五代时期的私人藏书文化，丰富多彩，其在图籍的聚集、鰃藏、保管、雠校、流通、利用、刻印等方面，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为宋朝私人藏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用李万健先生在《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一书的“前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结尾，他说：“藏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保存流传下来了大量的珍贵典籍。为了搜集图书，藏书家们不辞辛苦，许多人为聚书而节衣缩食，甚至于倾家荡产，极尽经营网罗之事，才达到书富一时的程度。大部分藏书家所搜聚之书，经过一代代藏书家辗转递藏，才流传至今……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大部分古籍，都是由历代藏书家保存流传下来的。北京图书馆保存着许多著名藏书家的藏书，南京图书馆还较完整地保存着清末钱塘丁氏八千卷楼的大部分藏书，全国各图书馆所藏的各种善本或普通古籍，几乎无不钤有各代藏书家的印章，这些就是藏书家为保存民族文化立下汗马功劳的明证。除此而外，藏书家们还在传播文化、雕印出版古籍、校雠整理古籍，以及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历史和今存不语的十余万种古籍，对藏书家们这些贡献，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褒扬。

【注释】

[1]韩理洲辑校：《全隋文补遗》卷一《李敬族墓志》，第16页，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2]《全隋文补遗》卷四《张盈墓志》，第296页。

[3]《全隋文补遗》卷四《张业暨妻路氏墓志》，第294页。

[4]《唐代墓志汇编》(上)，仪凤○二九《唐故尚书吏部郎中张府君墓志铭并序》，第644页。

[5]陈贻蔲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二二○《杜甫＜柏学士茅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6]《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第4347页。

[7]旧文献指传世文献，新文献主要指新发现的墓志文献。

[8](明)彭大翼撰：《山堂肆考》(三)，第4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三三一《韩愈＜送诸葛觉往隋州读书＞》，第1414页。

[9]《全唐文》(肆)卷五八八《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第3512页。

[10]《旧唐书》卷一六九《王涯传》，第4405页。

[11](唐)刘肃撰：《大唐新语》卷之三《清廉第六》，第4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12]《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卷六一一《陆龟蒙＜奉和袭美二游诗＞》，第506页。又见同书卷六○三皮日休《二游诗(并序)》，第435～436页。

[13](宋)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卷一四《考史》，第16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4]《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第3184页。

[15](唐)佚名撰：《大唐传载》，第19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16]《旧唐书》卷一四九《蒋传》，第4028页。

[17](宋)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一二《书籍之厄》，第21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288页。

[19]《旧唐书》卷六四《李元嘉传》，第2427页。

[20]《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三六○《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第1741页。

[21]《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二一○《杜甫＜郑典设自施州归＞》，第97页。

[22]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上册)，第425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23]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532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陆续出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24]《唐代墓志汇编》(上)神龙○○三《大唐朝议郎行澧州司户参军事上柱国卜君之墓志铭》，第1044页。

[25]《唐会要》卷五○《观·元都观》，第876页。

[26]《唐代墓志汇编》(上)开元一一○《大唐故朝议郎行郑州管城县令上柱国杨君墓志铭并序》，第1230页。

[27]《唐代墓志汇编》(下)开元二一○《唐故庄州都督李府君志铭并序》，第1303页。

[28]《唐代墓志汇编》(下)贞元○五二《大唐故朝散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南阳樊府君墓志铭并序》，第1874页。

[29]《唐代墓志汇编》(下)贞元○三四《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寿春郡开国公黎公墓志铭并序》，第1861页。

[30]《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传》，第5205页。

[31]《郡斋读书志》卷一八《别集类中》，第893页。

[32]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二)卷四《窦群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3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33]《唐代墓志汇编》(下)元和一四二《唐故朝散郎守珍王府录事参军飞骑尉乘府君墓志铭并序》，第2050页。

[34]《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二二○《杜甫＜柏学士茅屋＞》，第305页。

[35]《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四五七《刘言史＜放萤怨＞》，第731页。

[36]《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第3850页。

[37]《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第4187页。

[38]《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三四三《刘禹锡＜偶作二首＞》，第1545页。

[39]《全唐文》(叁)卷三九五《刘太真＜送萧颖士赴东府序＞》，第2379页。

[40]《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五○○《张祜＜题朱兵曹山居＞》，第1130页。

[41]《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卷五五九《莫宣卿＜答问读书居＞》，第64页。

[42]《全唐文》(伍)卷七五二《杜牧＜上知己文章启＞》，第4597页。

[43]《新唐书》卷一六三《柳仲郢传》，第5025页。

[44](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一○《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陆龟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页。

[45]《旧唐书》卷一五七《李传》，第4150页。

[46](宋)孙光宪撰：《北梦琐言》卷一三《张建章泛海遇仙》条，第276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47]《全唐文》(伍)卷七四二《刘轲＜与马植书＞》，第4524页。

[48]《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卷七一一《曹松＜拜访陆处士＞》，第1442页。

[49]《唐代墓志汇编》(上)开元○七四《故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侍读上柱国常山县开国公赠润州刺史马公墓志铭并序》，第1206页。《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279页。

[50]《唐代墓志汇编》(上)开元一○四《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并序》，第1225页。

[51]《唐代墓志汇编》(下)大中○一一《唐故进士赵君墓志铭》，第2260页。

[52]《全唐文》(陆)卷八八八《徐锴＜陈氏书堂记＞》，第5469页。

[53]《全唐文》(叁)卷三九三《独孤及＜祭寿州张使君文＞》，第2369页。

[54]《全唐文补编》(中册)卷一○四《贾纬＜大晋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曾秘书监博平郡马公神道碑铭并序＞》，第1306页。《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92页。

[55]《全唐文补编》(下册)又再补卷六《司空图＜荥阳族系图记＞》，第2336页。

[56]《全唐文补遗》(第三辑)《大唐故秘书少监刘府君墓志铭并序》，第21页。

[57]《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374页。《全唐文》(陆)卷七九四《孙樵＜自序＞》，第4903页。

[58]《唐代墓志汇编》(下)天宝○九五《嵩山□□□故大德净藏禅师身塔铭并序》，第1598页。

[59]《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三七七《卢仝＜冬行三首＞》，第1934页。

[60]《新唐书》卷一六八《柳宗元传》，第5135页。

[61]《全唐文》卷五七四《柳宗元＜与吕恭论墓中石书＞》，第3426页。

[62]《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七一五《李洞＜讄郊山舍题赵处士林亭＞》，第1460页。

[63]《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第3183页。

[64]《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第4300页。

[65]《全唐文》(伍)卷七二○《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并序＞》，第4367页。

[66]《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五二三《许浑＜题倪处士旧居＞》，第1342页。

[67](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上)，第37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68]《大唐新语》卷七《识量第十四》亦有同样记载，第101页。

[69]《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第5页。

[70]《宋史》卷二九二《孙传》，第9776页。

[71]《唐代墓志汇编》(上)显庆一三一《唐故讃州直罗县丞张府君墓志铭并序》，第313页。

[72]《唐代墓志汇编》(上)永淳○一八《大唐故凉国公府长史上骑都尉张君墓志铭并序》，第697页。

[73]《唐代墓志汇编》(上)贞观一二二《李君墓志铭》，第85页；同书贞观一五七《隋故仓部侍郎辛君墓志铭并序》，第108页。

[74]《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三○《唐故洋州录事参军段君墓志铭并序》，第1056页。

[75]《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景云○○三《大唐故朝散大夫上护军行魏州武圣县令蒋府君墓志铭并序》，第443页。

[76]《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268页。

[77]《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276页。

[78]《全唐文》卷五四四《崔备＜壁书飞白“萧”字记＞》，第3266页。

[79]《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大唐故右领军卫将军上柱国新城县开国伯薛府君墓志文并序》，第127页。

[80]《全唐文补遗》(第九辑)《张俅＜南阳张延绶别传＞》，第340页。

[81](唐)赵瞞撰：《因话录》卷三《商部下》，第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

[82]《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一八二《韦应物＜燕居即事＞》，第1561页。

[83]《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四五六《牟融＜题朱庆馀闲居四首＞》，第728页。

[84]《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卷六○二《皮日休＜读书＞》，第429页。

[85]《唐才子传校笺》(五)卷五《卢仝传》，第268页。

[86]《全唐文》(肆)卷五一○《戴叔伦＜意林序＞》，第3072页。

[87]《全唐文》(肆)卷五一七《梁肃＜述初赋并序＞》，第3108页。

[88]《全唐文》(肆)卷五三○《顾况＜祭陆端公文＞》，第3185页。

[89]《全唐文》(贰)卷二五八《苏廷页〈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王公神道碑〉》，第1556页。

[90]《全唐文》(肆)卷五五六《韩愈＜送石处士序＞》，第3325页。

[91]《全唐文》(贰)卷二五八《苏廷页〈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王公神道碑〉》，第1556页。

[92]《全唐文》卷三二六《王维＜故右豹韬卫长史赐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第1963页。

[93]《全唐文补编》卷一五五《唐太原故郭公墓志铭并序》，第1897页。

[94]《全唐文补编》卷一五二《唐故宁州录事参军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第1861页。

[95]《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唐故吏部常选中山张府君墓志铭并序》，第202～203页。

[96]《全唐文补遗》(第六辑)《大梁洛州河南郡穆徵君改葬合纎墓志铭并序》，第205～206页。

[97]《全唐文补遗》(第三辑)《唐故东都功德等使朝议大夫内侍省内常侍员外置同正员知东都内侍省事上柱国长城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姚公墓志铭并序》，第201页。

[98]《旧唐书》卷九二《韦陟传》，第2959页。

[99]《旧唐书》卷一六四《王龟传》，第4281页。

[100]《旧唐书》卷一八五上《李素立传》，第4786页。

[101]《新唐书》卷一七七《冯宿传》，第5278页。

[102]《新唐书》卷二○○《仲子陵传》，第5707页。

[103]《唐代墓志汇编》(上)景云○○八《唐故朝议郎行雍州长安县丞上柱国萧府君墓志铭并序》，第1122页。

[104]《唐代墓志汇编》(下)贞元○九六《唐故河南府河南县主簿崔公墓志铭并序》，第1906页。

[105]《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一一五《王维〈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第902页。

[106]《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二二四《贾至＜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赞府、封丘高少府＞》，第356页。

[107]《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七二《陈子昂〈秋园卧病呈晖上人〉》，第591页。

[108]《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四八《李峤〈宅〉》，第411页。

[109]《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二六六《卢纶＜同柳侍郎题侯钊侍郎新昌里＞》，第826页。

[110]《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四八七《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第988页。

[111]《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卷五七六《温庭筠＜赠卢长史＞》，第222页。

[112]《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卷六二九《周繇＜经故宅有感＞》，第667页。

[113]《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卷六八六《杜荀鹤＜书斋即事＞》，第1239页。

[114]《郡斋读书志》卷一四《刘绮庄＜集类＞一百卷》，第651页。

[115]《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第4页。

[116]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自序》云：“据徐松＜登科记考＞逐年标注的登科数字统计，唐、五代进士的总数当在7182人以上，诸科当在3125人以上，因有些年份失考而不注人数，所以这只是最为保守的统计数字。明经科的人数，史无专门载记，其人数倍于进士或更多，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加之秀才、制科、上书拜官、上封拜官、赐及第等，总数当在三万人以上。这大约就是唐、五代科举的基本阵容了。”载(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上)，第12页。

[117]三万余卷书籍是将《新唐志》著录的唐人著作和张固也所辑《新唐书艺文志补》所补唐人著作相加而得。

[118]“四万余篇文章”是将(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今人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和2001年版)、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九辑，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陆续出版)、《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和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所收唐文相加而得。

[119]请参见“附录”表三：唐代藏书家一览表

[120](宋)陶岳撰：《五代史补》卷五《张昭远疑太玄经》，载于《五代史书汇编》(伍)，第2532页。

[121](宋)郑文宝撰：《江表志》卷中，载于《五代史书汇编》(玖)，第5086页。

[122]请参见“附录”表四：五代十国藏书家一览表

[123]《中国藏书通史》，第227页。

[124]石宗源、柳斌杰总顾问：《中国出版通史》(3)曹之撰《隋唐五代卷》，第337页，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

[125]《旧五代史》卷四三《唐书·明宗纪九》注，第589页。

[126]《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三六○《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第1741页。

[127]《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三二二《王建＜赠崔驸马＞》，第1315页。

[128]《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三七四《张籍＜送杨少尹赴凤翔＞》，第1897页。

[129]《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二六九《卢纶＜送袁＞》，第860页。

[130]《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卷五二四《许浑＜寄殷尧藩＞》，第1348页。

[131]《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五册)卷八三九《齐己＜寄荆幕孙郎中＞》，第697页。

[132]《全唐文》卷二六《玄宗皇帝＜禁坊市铸佛写经诏＞》，第177页。

[133]《全唐文补遗》(第三辑)《大唐故秘书少监刘府君墓志铭并序》，第21页。

[134]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七《李巨仁〈登名山篇〉》，第2725～272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135]《魏书·平恒传》云：“乃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一奴自给，妻子莫得而往。”

[136]《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卷三六○《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第1741页。

[137]《全唐文》(陆)卷八八八《徐锴＜陈氏书堂记＞》，第5469页。

[138](明)钱编辑：《吴都文粹续集》卷一四《胡宿＜甫里先生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9]《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卷六○九《皮日休＜鲁望戏题书印囊奉和次韵＞》，第489页。按：陆龟蒙原诗《戏题袭美书印囊》：“鹊衔龟顾妙无余，不爱封侯爱石渠。应笑休文过万卷，至今谁道沈家书。”

[140]《历代名画记》卷三《叙古今公私印记》，第27～30页。

[141]李致忠撰：《古书版本学概论》，第20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142]《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第5页。

[143]以上诗句，均录自《全唐诗》。

[14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七《李巨仁＜登名山＞》，第2725～2726页。

[145]《全唐文》(贰)卷一三一《王无功＜答冯子华处士书＞》，第795页。

[146]《全唐文补编》(下册)又再补卷六《司空图＜荥阳族系图记＞》，第2336页。

[147]《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唐故吏部常选中山张府君墓志铭并序》，第202～203页。

[148]《全唐文补遗》(第三辑)《唐故东都功德等使朝议大夫内侍省内常侍员外置同正员知东都内侍省事上柱国长城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姚公墓志铭并序》，第201页。

[149]《全唐文补遗》(第六辑)《大梁洛州河南郡穆徵君改葬合纎墓志铭并序》，第205～206页。

[150]《唐代墓志汇编》(上)显庆一三一《唐故讃州直罗县丞张府君墓志铭并序》，第313页。

[151]《唐代墓志汇编》(上)龙朔○○二《洛州河南县录事王君墓志》，第338页。

[152]《唐代墓志汇编》(上)永淳○一八《大唐故凉国公府长史上骑都尉张君墓志铭并序》，第697页。

[153]《唐代墓志汇编》(上)开元一○四《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并序》，第1225页。

[154]《唐代墓志汇编》(下)开元二一○《唐故庄州都督李府君墓志铭并序》，第1303页。

[155]《唐代墓志汇编》(下)元和一四二《唐故朝散郎守珍王府录事参军飞骑尉乘府君墓志铭并序》，第2050页。

[156]《唐代墓志汇编》(下)大中○一一《唐故进士赵君墓志铭》，第2260页。

[157]《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成式传》，第4369页。

[158]《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卷六○三《皮日休＜二游诗并序＞》，第435～436页。

[159]《唐才子传校笺》(五)卷五《卢仝传》，第268页。

[160]《十国春秋》卷二九《陈贶传》，第419页。

[161]《十国春秋》卷八九《暨齐物传》，第1295页。

[162](明)杜思修，冯维讷纂：《(嘉靖)青州府志》卷五《隐逸》，嘉靖刻本。

[163]《旧五代史》卷九六《晋书·郑玄素传》，第1280页。

[164]《全唐文》(陆)卷八○一《陆龟蒙〈甫里先生传〉》，第4958～4959页。

[165]《唐代墓志汇编》(下)贞元○三四《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寿春郡开国公黎公墓志铭并序》，第1861页。